五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

和《张鸿渐》一篇主题有近似之处的，有《小二》一篇，在原书第六卷中，写赵姓女小二自幼与丁生紫陌同学，后赵夫妇同依白莲教，教主徐鸿儒起义，一家俱从。小二师事徐，尽得其术，父母及女皆大得委任。丁以女故，潜亡投徐麾下，女主军务，丁每与宵见，丁谓小生此来，卿知区区之意乎？我非妄意攀龙，实为卿耳。左道无济，止取灭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从我亡，则寸心诚不负矣。女以谏父母，不同，乃与丁背父母及徐私跨纸鸢，比翼飞至莱芜界，托为避乱者，僦屋而居，过起小家庭的幸福生活。表现了反对农民起义及政治斗争的思想的，还有《九山王》及《采薇翁》等篇，不过是侧面的流露，其对白莲教亦有同情之意。《聊斋志异》中从无着意描写反对农民起义之主题。而在农民起义或人民力量在与官府相对立矛盾时，则总是流露反对官府、嘲笑官府之意味，如《白莲教》。因此暴露与抨击官府，成为《聊斋志异》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如《席方平》《梦狼》《促织》《续黄粱》《罗刹海市》《考敝司》《石清虚》《局诈》《潞令》《王者》《天宫》《公孙夏》等篇，以罪恶贪暴的官府构成一个线索与情节者，则所在多有：《红玉》《神女》《辛十四娘》《小翠》《伍秋月》《梅女》等，皆是描写爱情主题者。

其攻击科举制度者，我们选了《贾奉雉》一篇。这篇的主旨，在写贾这一有信念、有才学、狷介不苟、具有良好品质的书生如何经历种种矛盾斗争，而走上否定功名科举、否定现实社会、终于弃世以登仙籍的过程。此篇可注意的，不是作者所表露的，用以否定现实的道家思想，而在他提出了许多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问题。①取得功名和良好品质的矛盾（攻击了科举，但主观上非其制度，而只是帘官无眼识）。②要否定现实，但现实情缘或人伦关系则难以舍弃，作者持佛道思想都是表面的，无可奈何的一种苦闷之征象。其实质，他是热爱人生，热爱现实世界的。但现实世界又有其不堪，不可容忍之点，作者说不出，实是社会制度之腐败的本质。③人要保持其好品质，则无法获得功名富贵。然现实的人，在贫贱之中，其人伦骨肉关系亦殊不美妙，要合乎生活要求，仍只有取得功名富贵。④然而功名富贵又与人的好品格德行相悖，一不能容于权要，二不能容于世俗（累于子孙戚属依势作恶）。如此，只好无可奈何地于神仙中求解脱。作者这种思想上的苦闷是有代表意义的，它特征地反映了一个当时的具有敏锐感觉，而又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心。他深刻地感到和看到现实社会的病灶，感到那深刻的无可解决的矛盾，并且有力地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提了出来。关于攻击科举制艺者，尚有《司文郎》《仙人岛》《三生》《于去恶》《冷生》《郭生》《何仙》《杨大洪》《王子安》等。

现世中，他所全心爱护，而不倦地赞美表扬之者，是当时的一些人的好的精神和品质：①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新生的思想因素，此其中寄托了他的理想，表露了他的进步的站在时代尖端所认识感觉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封建的特征。②是封建社会的一些好的人伦关系：兄弟之爱、朋友之义、父母之亲、夫妇之情等等。忠，他从不宣扬；孝，只有流露，亦少以宣扬孝道为主题者；所着重描写的是兄弟朋友之义和男女爱情的两性关系。而后者，更为突出地表露了作者的属于民主主义反封建范畴的思想和新的伦理观与美学观。从思想上说，《儒林外史》及《红楼梦》皆在此书之后约四十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皆较《聊斋志异》反封建思想更为发展了一步，但《儒林外史》写人伦关系问题未及两性爱情问题，而《红楼梦》则未及人伦关系问题，《聊斋志异》则两者兼包有之：它着重地写了两性爱情问题，又着重地写了人伦关系问题。

无论人伦关系，或两性爱情问题的主题，当然不是指其作品的思想概念而言，而是看其所塑造之人物形象之内容及特征。我们在对《张鸿渐》一篇的人物形象之分析上，已经可以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之基调。我们所选用此篇做具体分析者以此。

作者塑造了许多男性人物形象。他所宣扬赞美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反世俗的、良好品质的人物。他们都聪明正直、勤劳朴实、诚笃耿介、孤□不苟、风流洒脱、慷慨好义、纯厚深挚。

《水莽草》一篇塑造了一个反对世俗损人利己、坚持仁爱、勇于斗争的祝生的性格。开篇介绍水莽这种毒草，误食水莽草的鬼，俗传不得轮回，必得找了替代，始可超生。祝生往访其同年某（此同年与当时一般的含义有别，故解释说明之：“同岁生为同年”，习俗如此，不是同榜录取者），先写老媪施茶，未受其惑，于是女子出，“年约十四五，姿容艳绝，指环臂钏，晶莹鉴影。生受盏神驰，嗅其茶，芳烈无伦，吸尽复索。觑媪出，戏捉纤腕，脱指环一枚。女赪颊微笑，生益惑。略诘门户，女云：‘郎暮来，妾犹在此也。’生求茶叶一撮，并藏指环而去。至同年家，觉心头作恶，疑茶为患，以情告某。某骇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于是。是不可救，且为奈何？’生大惧，出茶叶验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环，兼述女子情状。某悬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确符，问：‘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艳名，数年前误食水莽而死，必此为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之姓氏，求其故裆，煮服可痊。某急诣寇所，实告以情，长跪哀恳。寇以其将代女死故，靳不与。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齿恨之。”恨什么？恨体现了损人利己之习俗观念的富室之见死不救、冷酷自私、铁石心肠。作者于此，体验得极深，写得极有力量。（艺术的力量，总由感情的强烈深厚而生。）“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脱生！’某舁之归，将至家门而卒。母号啼葬之。遗一子，甫周岁。妻不能守柏舟节，半年改醮去。”（祝生见寇三娘美色而惑之，致得惨死，作者并不着力批判，但所描述的情节发展中，自透露此点，对于男子之对女子的轻薄行为，并无深挚之爱，只是见色起意，存心玩弄，作者是反对的，而加抨击与批判者，另有许多篇，但此篇主题不在此。祝生性格，亦非完全儇薄，他确爱三娘，所以这里于其已有妻子，前面并不特意提出，只于此处写其死后惨状时顺手表出之。）“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儿哭室中，生悄然忽入。”（鬼是在这样情境与气氛中出现的，亲生骨肉，热辣辣忽死去，何以为情，情何以堪？此种幻想，是出于普遍共有之心，在古代社会中有悠久历史，这种神话传说、鬼故事所以动人，所以富有人民性，亦以此。）这种损人利己的冷酷自私观念所给人家的后果如何？那是极悲惨的，篇中虽只轻描淡写，但真切动人，有千钧之力，这段描写□□有力批判了富室的自私与利己。

篇中极力写祝生对于损人利己的富家之仇恨及寇氏父母之冷酷自私，娇爱己女，无微不至，而决不稍稍顾念别人家的儿子。上面已经说祝生未死时切齿恨之，此鬼又说：“寇氏坐听儿死，儿甚恨之。死后欲寻三娘，而不知其处。近遇庚伯，始相指示。儿往，则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儿驰去，强捉之来。今为儿妇，亦相得，颇无苦。”具见祝生所恨之切，所爱之深，一个情节，深刻描写出祝生的性格特征。下面从具体叙述与描写中，写母、三娘、寇氏父母及祝生，写其错综的关系及言语形态，都互相衬托映照，使各方面的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鲜明，毫不模糊地显示出来。这些叙述式的描写，都随时随手抓住发展中的一点情节，而作各方面的叙写，无不头头是道，内容丰富。“女请母告诸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媪翁，闻而大骇，命车疾至。”都抓得紧，写得熨帖深入。祝生对寇父母之恨，直到寇三娘劝说，始勉强投拜，但只是顺从三娘之意，其恨未消。虽然寇家“代生起夏屋，营备臻至。然生终未尝至翁家。”以下再展开另一情节，以突出祝生反世俗的思想品德，“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死而复苏，竞传为异。生曰：‘是我活之也。彼为李九所害，我为之驱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儿深恨此等辈，方将尽驱除之，何屑此为？且儿事母最乐，不愿生也。’”作者极力宣扬了祝生的思想品德，以反对与批判世俗社会。祝生自然得到好报。

篇中自然也描写了寇三娘的性格，寇三娘惑死了祝生，又是富家娇爱之女，却为有好公德的祝生所钟情，作者的处理，见其分析问题之明，观点之清。毒死祝生，茶媪是主凶，而女是从者，受唆使者，她所以从之，不过循行了世俗之见，实际上是个善良婉顺之女子。其次，她虽是富家之娇女，且亦孝敬其父母，怀念其父母，但于婆家和丈夫则忠心实意，决不似其父母之嫌贫爱富。她在婆家秉顺婆、夫之意，努力操作，虽不习惯，然勉力为之，毫无怨言。她见父母有嫌贫爱富之意，即劝道：“人已鬼，又何厌贫？祝郎母子，情意拳拳，儿固已安之矣。”又劝丈夫拜父母，便入厨下代母执炊，供翁媪。亦常归宁省父母，但“居数日，辄曰：‘家中无人，宜早送儿还。’或故稽之，则飘然自归。”直到仙去之时，三娘还去拜别父母，“母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门遂不复见。”她是一贯对父母尽礼，而一心倾向于贫苦的婆家和品德高尚的丈夫的。篇中一贯批判了寇父母。对祝母，写得亦是世俗中人，但未强调。其听从三娘之意，告寇氏，有势利眼之意，后特写寇之送两婢、金百斤、布帛数十匹、酒肉，则讽刺意味地说“小阜祝母矣”。

《水莽草》是《聊斋志异》中一篇著名的作品，短短的不过一千二百字，写出了具有鲜明性格的许多人物，尤其主人公祝生的强烈的反世俗品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全篇处理人物的态度、描写的技法和结构之严整、组织之缜密，都是产生良好艺术效果的因素。

和《水莽草》主题思想相类的，有一篇《王六郎》。王六郎是个水鬼，与渔人许姓者建立了真挚、深刻友谊，王与许一人一鬼之间的那种友谊关系是很感人的，也是具有很好的针砭世俗的现实意义的。水鬼转生也要替代，到了知道期限已满，替代即来之前一日，他很凄楚地告诉渔人许姓——他的情逾骨肉的好朋友，说明自己是鬼，相聚只有今夕，心里很难过。到次日，渔人见妇人抱婴儿过河，掉到水里，抱的儿子抛在岸上，扬手掷足而啼，那妇女浮沉了一回，出乎意外，却没有淹死，满身湿淋淋地爬上了岸，抱婴儿走了。一会儿，水鬼又来了。问是何故，“曰：‘女子已相代矣，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两人之缘未尽耶？’许感叹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不久这水鬼因此善念感动天帝，放他去一个县的小镇上做土地。于是渔人还应了邀约，去那镇上受到一番殷勤的招待。作者发议论说：“置身青云，无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

这种传说，是民间盛行、为人所熟知的，作者采用之，创造这样两个义重如山的人物形象，在当时人欲横流、只讲势利、不讲情义的黑暗时代的窳败社会里，用这样一些活生生、富有感染力的正面艺术形象来批判世俗社会，作者的热情和用心，都是叫我们肃然起敬的。

《雷曹》一篇写乐云鹤才学甚高，而功名潦倒，就淡了念头，去而为贾。乐为人慷慨好义，对其友夏平子以义，与雷曹相邂逅，救其急难。所有义举皆推己及人，出于至诚与自然流露，他并不贪图什么好名与报答。这样颂扬一个慷慨好义、去读为贾的人，写其性格非常生动与真实。写雷曹一如一个现实社会中人，令读者似曾相识：“见一人颀然而长，筋骨隆起，彷徨坐侧，色黯淡，有戚容。乐问：‘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语。乐推食食之，则以手掏啗，顷刻已尽。乐又益以兼人之馔，食复尽。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饼。又尽数人之餐，始果腹而谢曰：‘三年以来，未尝如此饫饱。’”并无感激涕零、花言巧语的道谢语，而其感激之情吐露甚有力，而其人之木讷淳朴则跃然纸上。后来雷曹救乐于难，救了人，救了货，竭尽了全力，却没有一句话。乐十分高兴，而且感动地说：“‘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复寻之。乐方劝止，已投水中而没。”一日“昼晦欲雨，闻雷声。乐曰：‘云间不知何状？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视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云中游耶？’”于是他就带乐到天上看打雷落雨。所写天上亦平淡如现实，并无什么神秘感，宛如我们今日乘飞机所经历者：“开目则在云气中，周身如絮。惊而起，晕如舟上，踏之软无地。仰视星斗，在眉目间。遂疑是梦。细视星嵌天上，如莲实之在蓬也……摘其一藏袖中。拨云下视，则银河苍茫，见城郭如豆。”又写二龙驾车，数十人以器掬水，遍洒云间。此篇写了两个人物，虽包着神话传说的外衣，但这雷曹的性格，真像我们每天见面的朋友一样，亲切极了，也可爱极了。

《聊斋志异》还以很高的热情、很高的赞美来描写痴情男子。痴，就是对于一个人或一种东西的极其强烈专一的、深挚的爱，这种爱的狂热，是不计利害、刻骨铭心、忘去自我、不顾性命的。这当然是过分的、偏激的感情，但在只有个人利害关系，只有互相利用的虚伪的关系中，尤其一些男子都是利欲熏心的庸俗腐败的社会里，这种偏激感情，无疑是可爱的，应该推崇的。具有这种感情、这种感情的产生和对于这种感情的提倡和宣扬，都有反对世俗的意义。

像《石清虚》中的邢云飞，爱石成痴，遭受种种官府迫害，甚至欲以身殉石。《书痴》中的郎玉柱，爱书成痴，家苦贫，无物不鬻，惟藏书爱不忍置，“非为干禄，实信书中真有金粟。”“年二十，不求婚配，冀卷中丽人自至。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作者一面虽有讽嘲之意，但其爱护、欣赏之情是显然的。又如《黄英》中的马子才的爱菊成痴，《葛巾》中常大用之痴好牡丹，都是写人之痴。作者跋《葛巾》之后曰：“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写得最多的是对于爱情之痴——深挚与专一。像《阿宝》中的孙子楚，生有枝指，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见了女子则遥望却走。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赪颜彻颈，汗珠下滴，因名之孙痴。但对于他钟情的女子，则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的性命。富家女阿宝择婿，有戏之者，劝其通媒，生殊不自揣，遣媒媪去。“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生即“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死。”及见到阿宝一面，女去人散，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问之亦不答，推挽以归，“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强拍问之，则朦胧应云：‘我在阿宝家。’”看那细致的对于痴于情的描写，略如《红楼梦》中“情辞试莽玉”的宝玉。唯其写得真实，所以十分动人。《聊斋志异》中这类痴情与多情的男性，是不胜枚举的。

与多情痴情相反的，是那种利欲熏心的世俗男子。他们多是轻薄寡情、玩弄与作践女性，甚至忘恩负义、冷酷自私。这是封建社会中体现了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男子。作者塑造了无数这样的反面形象，予以严厉的批判和嘲笑。这种人物，总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富家或世家。《窦氏》中的南三复，是晋阳世家子，一时高兴，爱上了途所遇小村农家女窦氏，骗说“倘蒙怜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可是转念农家岂堪匹偶。后媒来谈大家女，闻貌美财丰，就决计不再理窦。写这种婚姻关系、南之冷酷残忍的性格特征及其内心变化，都非常真实，令人切齿。《武孝廉》中的石某，是忘恩负义的男子，贫困绝望时，十分可怜，一到做了官，有了地位，就成了最凶残、最无耻的人。还有韦公子的荒淫。《阿霞》中的景星，为喜新厌旧，竟将原妻逐走。凡此所写，其性格皆有发展，在某种情境下，其本质特性即暴露出来，并不是没有条件地就干坏事。其现实主义艺术在此，动人亦在此。

可注意的是有一种情形：一个男子，他不简单地是个好人，或坏人。他的性格不单纯，很复杂。这在封建社会，这种人是极多的，而且不能说他是坏人，有些好处，或在某一方面有好处，即应肯定其主要的一面。作者在处理和创造这种人物典型时，显出了他的认识能力与爱憎感情，是一个很高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我们在此举一篇《王桂庵》来读一读，在这篇里，对于主人公大名世家子王桂庵这个人物，自始至终抓住了其性格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家子弟的纨绔、轻薄的习性；一方面是他的多情的性格。因为他是世家子弟，轻薄是他的阶级属性，他生长的那家庭里，习染于那社会里，他是会有这种阶级烙印的；另一面，毕竟他是个青年，又多情、深于情，对于所钟爱的女子，能够严肃地、深挚地去爱她。作者对此有敏锐感觉，有很高的认识能力，因此他处理得极为恰当而深刻。全篇通过种种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情节描写，抓紧不放松地表露了王性格的这两面，而带着温婉的同情，批判其恶劣的一面，肯定其多情的一面。开篇即介绍其姓氏及身份，“大名世家子”，“适南游，泊舟江岸。”来说明何地，大名府在北方，只说南游，后文始说明至镇江，是作者曾游之地。邻舟有榜人女，在船上绣鞋子，风度甚美。实非榜人女，王以世家子弟、富贵子弟的自我意识甚强，看见女在舟中，即主观主义地认为是船家女。作者完全从王桂庵这边角度写，也就姑以王心目中所以为者言之。北方富贵子弟来到江南这种地方，满腔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看到一个江南贫家女，即觉得非常可爱。可是看了很久，那女子好像不在意。于是就吟了一句唐诗，有意叫女子听见。吟王维的这句诗，表露了他的风雅与多情，所以得到女子的好感，“女似解其为己者”，抬头看了他一眼，仍低头绣鞋子。这时王得意之下，就显出富贵子弟对于贫家女的惯用手段：拿出一枚金锭远远扔给了她，这是很恶劣的，使此女子大起反感的：“女拾弃之，若不知为金也者。”王拾回了金锭，回头又以金钏首饰扔给他，金钏当然与金锭不同，金锭只是赤裸裸的钱，把人不当人，以富自炫，以金买欢，芸娘自尊自重，当然不接受。但金钏则女子用的东西，亦为定情之物，其中寄托有爱情，而且于掷还金锭、碰了钉子之后，还不罢手，又改了较好的东西投来，现其对自己相爱之心，所以女感激其对己之多情相爱，匆促中不予峻拒。等到榜人自他归，王恐怕看出来查问，心里甚急，而女子却从容用脚遮住。从这些无言的动作中，表白了两方——尤其女子内心许多要说的意思：她感激他的钟情于己，拒绝他的纨绔子弟的以金自炫的恶劣习性。在短时间内，在一句话没有的中间，王这个青年公子，从女子处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尤其为这个江南水乡女子的美丽性格（自尊，大胆地接受其爱情）所鼓舞，而堕入情网中，大大发展了他的浪漫主义的热情。以下写他船开走后，痴情相思和追求，废寝忘食，行思坐想，不能少置。于是自然而然发展而形之于梦寐。此篇并无神鬼妖魔，所有的人物皆是现实的人，只有这个梦是个春梦，由梦而得结合，可入《聊斋志异》。所写梦中的江村、景物至美，实是江南水乡风光，写得很细致，很典型。由村外一步步写到村里和屋里。这种自然景物和地方色彩中，都寄托了那女子的美丽的性格。一个北方青年，到了江南，见到江南自然风物，见到江南女子，他便可能敏感地觉得人和自然有其共同的特征。因思念那女子，就梦见这样的村庄和景物，在心理意识活动中，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也是真实深刻的。作者若未到过江南，如镇江一带，他不能写得如此真切动人。王梦中见景物，“夜合一株，红丝满树。隐念：诗中‘门前一树马缨花’，此其是矣。”此句是江南民歌《盘塘神》诗：“盘塘江上是侬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为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王心理意识中充满了对江南风土人物无限美好的意象，看到了景物，即想到这样民歌中的女子。所以这种梦的描写，不只写气氛甚浓厚，写精神内心亦至深微，写心情意绪非常丰富。写了王，亦写了王之印象中、意念中的女子的性格特征。直到那奇异情节，过了一年多，由梦境而至真境，与女子见了面，作者都以笔歌墨舞的描写，在赞美王之多情和女子性格之美。女子见到王找到自己的家门来，她的戒备与警惕是很高的，待之是很严峻的：因为这个曾经投金掷钏的公子，竟到自己门上来，他把我看成什么下贱的女子呢？这多麻烦，多可恶！怎么得了！因此，“遥见王，惊起，以扉自幛，叱问：‘何处男子？’”话未完，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非常慌乱与着急。“女见步趋甚近，閛然扃户”，王说，“不忆掷钏者耶？备述相思之苦，且言梦征。”这样一说，女子便改变了态度：“女隔窗审其家世（态度虽有改变，但警戒未除），王具道之。女曰：‘既属宦裔，中馈必有佳人，焉用妾？’”贫家女对于富家男子的警戒与不信任，自是必然的。王说：“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子此时才感动地说：“果如所云，足知君心。妾此情难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绝数家。金钏犹在，料钟情者必有耗闻耳。”这完全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可为初见面的场面作注解。跟着进一步说明：“父母偶适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冰委禽，计无不遂；若望以非礼成耦，则用心左矣。”女最提防这个公子不把自己当人，只是一时的游戏与玩弄，提防他走上门来，是要胡闹，要以非礼成偶，这提防得极有道理。不止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规则是如此，而且这个公子初见时的行为，就有这种恶劣的倾向和因素。所以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必须正式请媒人，下聘礼，正式求婚。要想非礼是不成的！王听了这番话，心里明白了对方的要求和内心症结问题，并且受到了教育，所以匆匆的就要走，赶快照对方的意思去办事。女见王如此文雅顺从，他确是个好人，并无起心不良之处，自己刚才的提防警戒，都是多心，委屈了好人，甚觉歉然，而爱之感激之的情意益深，所以远远的喊他回来，并且呼“王郎”，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姓氏和父亲的名字。话甚简短，并且语气未完。她实在激动得很，心绪乱得很，那场合也匆促得很。写得神情逼真，场面极洽，气氛极浓。王到其世交徐太仆处吃酒，自然不可把此事告诉他。他只身一人，自亦无人可托，无媒可请，故只有自己去找芸娘的父亲。而且他经过和芸娘见面，了解了芸娘的心意，却并不了解老人。在芸娘处□□□□受到了教育，但在家人处，他并未领教。他实在年青，没有历练，心里又急于求成，于是那本性又和盘托出来：“自道家阀（以此自负），即致来意，兼纳百金为聘。”（一般父亲，都是爱钱，要聘金的，何况他是贫家？）于是又碰了大钉子。看翁、王两人的一番对话，翁是很生气，很反感，王是很着急，没有阅历经验，说话办事非常的嫩直，非常的主观。王于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若告诉徐太仆，则恐娶榜人女，为先生笑。这是一个富贵公子必有的思想意识，生在那个现实社会环境中，他不可能没有这种阶级门第的观念与意识。但可喜的是，这种意识对于浪漫情绪达到白热程度的多情的青年，究敌不过他对这个芸娘的爱。因此，斗争了一番，第二天，还是去求太仆，不顾忌面子的事。哪知并没有什么丢面子失体统的问题，原来此翁是祖母嫡孙，是徐太仆的远亲，问何不早言，昨天吃酒时为何不说？王是个老实青年公子，把自己的顾忌说了出来。这里才点破一直以来王所以为的他是船家的错误，也就揭明了作者以前所照着王心目中主观以为地写的底。孟家并非操船的，都是王这个青年公子没有阅历，自高自大，主观地以为而生的误会。这种手法透露人物心理意识极深微，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显得非常真实而有趣。（若无此误会，则人物心理意识难于透得出来，其投金锭，致聘礼，以及对女，尤其对孟父的言谈态度，都不会那样，许多误会也不会产生。总之，对女对父，自始至此，都是把女家看成下等社会的人，门第很低的人。这是贵家公子的思想性格的要紧处，是不容易如此深厚地、真实地描写出来的。就故事言，则如此写法，则情节愈见曲折，传奇性愈强，益增兴味，更引人入胜。）徐太仆即遣大郎去找孟问明情由。孟父说：“仆虽空匮，非卖婚者。曩公子以金自媒，谅仆必为利动，故不敢附为婚姻。既承先生命，必无错谬。但顽女颇恃娇爱，好门户辄便拗却，不得不与商榷，免他日怨婚也。”这几句不止应照了前面芸娘所告王者（亦方命而绝数家），亦不止深一步地写出了孟父的开明与达人情、讲道理、有见识，而且写出了他们家的父女关系，写出了有其父必有其女：女之自尊，乃由父之有骨气，爱女儿，作风开明。这里孟家的家风，而且是个江南贫家的正派家庭，若父不是如此娇爱女儿，如此作风，如此尊重女儿意志，则女儿未必有那样的性格，更未必能够“方命而绝数家”，女子的性格——自尊自爱及行为，都落了空，没有了现实根据。没有这样的家庭，就没有这样性格的女儿。那以后情节的发展，也会成为形式的，缺乏内在性格的内容的。所以简单的描写，简单的对话，实在写得深极了，妙极了。这是中国文言文语言及文体的传统妙处，但《聊斋志异》实发扬到最高度。孟父进去问了芸娘，“少入而返，拱手一如尊命”，了当之至。自此一帆风顺，亲迎成礼，没有问题。接着辞岳北归，一番对话，写得非常出色。两人都高兴极了，美满极了，但公子得意忘形，又开玩笑，他实在还不了解此玩笑的严重性，这地方正是王贵家子弟另一种表现的轻薄（即不严肃）的根性。于是正如但明伦的批语所云：“平江恬静之际，复起惊涛；远山迤逦而来，突成绝壁。积数载之相思，成三日之好合，一句戏言犹未了，满江星点共含悲。”把读者的感情从极高的高处，忽然下堕入深渊，使我们情绪大起而大落。这种艺术手法，似乎玩魔术，从何而来？是性格，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文章的形式和技巧。这一戏言的情节，不只深微而又真实，也极有社会意义地透出了王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更为深入一层至于底里地透出了贫家女子受父母娇爱，出身正派家庭，自尊自爱，强坚执拗，不甘受到屈辱的芸娘的性格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爱憎之强烈，处理态度之正确：以千钧力量，满腔热情，重重地鞭打了富家公子的轻薄儿戏之不严肃的习性，颂扬了小家小户贫家女子的高洁可贵的品质。

但作者也是老百姓，究竟对王和芸娘抱着善意与同情，王之错误及恶劣，亦罪不至此，这又是传奇体的故事，因此又有团圆的结局。读者受到了惊骇，也获得不可多得的艺术欣赏和思想教育。

但明伦批此篇，就笔法上发了一段议论，那番议论是很高明的，却是唯心论形式主义文艺观的。但也不是没有接触到问题，因为他实有所见，不是向壁虚构，空发议论。他说的是此篇笔法，是一个蓄字讲一缩一伸，这是就形式看问题，所指此形式上的要点，实有其内在的东西，即是两方性格之矛盾与统一：统一，唯其两人皆多情；矛盾，一贫一富，一门第低，一门第高。这是矛盾的一面，斗争着，发展着。在文章的形式上，就成为所谓一伸一缩，一缩一伸。直至克服了矛盾：王在与芸娘的接触、相爱、追求中几次三番地受到教育，克服了自身恶劣根性，才能完全统一，以至于团圆。他在事变中，自食其果，见到一个贫家女子对于富家公子强烈的、执着的、决不苟且的严肃要求，他在此中受到了痛苦的、深刻的教育。若不然，他们还是要以悲剧告终的，不能白头偕老的。这就无比深刻真实地揭出了那个社会制度的本质之处。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一贯采取这样的观点：即在官府与百姓之间，一贯同情百姓，而抨击官府；在富豪与贫苦的人之间，则一贯暴露富豪的暴行和恶德，而同情贫苦无告的人的痛苦处境。在对这种人物和事件的处理态度上，作者的爱憎之情是很强烈的，这一点极可注意。而且所有暴露与同情，抨击与表扬，绝不是出于空洞的、主观的、没有事实根据的好恶之情，绝不是如此，而是具体对其暴行与恶德、善行与美德进行刻画描写，通过具体的刻画描写，很有分寸地表露其褒贬与爱憎：这种实事求是，根据客观事物的性质及程度有分析地来拿定处理态度，这正是使自己的褒贬爱憎，符合于客观真实的性质。这是说，处理的态度，乃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来，这正是现实主义的要义。当然，此所谓爱憎之感情与褒贬之态度，与其所识别之是非相一致，其识别能力是有其限度的。人和人的认识能力，都受世界观之指导，或说认识实即世界观之具体表现。作者在三百年前封建社会的黑暗时代，其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体系的，但在许多问题方面，他已经突破封建主义体系，而显出很新的民主主义的范畴。此在对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尤为显著。

曾特别介绍，请注意阅读的有《褚遂良》《蕙芳》《房文淑》《薛慰娘》《锦瑟》等篇。这些都是对境况惨苦的不幸者表示强烈同情的作品。正如张鸿渐在受迫害的绝路上遇到舜华，这些不幸者也是如此。上次讲《张鸿渐》时，我们曾发挥说，不幸者在绝处逢生，依赖超自然、超现实力量，此即表现了不幸者的幻想，亦即出于苦悲无告的境况中的人民百姓的善良的要求生活幸福的强烈的愿望。像《褚遂良》这篇，是民间传说中最富代表性的一篇。“长山赵某，税屋大姓。病症结以，又孤贫，奄然就毙。”即在这样毫无生望的处境之下，可以说，完全没有可生活下去的一种惨苦之境中，在当时社会中，这样的处境的人，在劳动人民中可以说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一日，力疾就凉，移卧檐下。及醒，见绝代丽人坐其傍。”女说我特来为汝作妇。赵某对妇，完全表露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善良、诚朴的品质，一则说，“无论贫人不敢有妄想；且奄奄一息，有妇何为！”又说，“我病非仓猝可除：纵有良方，其如无资买药何！”等病好了，他首先感激：“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女说，她是唐朝褚遂良，此来是报恩。而赵仍然“自惭形秽，又虑茅屋灶煤，玷染华裳”，“土莝无席，灶冷无烟”。赵说：“无论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请视瓮底空空，又何以养妻子？”这所写的是一个劳动人民在不幸的处境中，在绝处逢生，并且解脱苦难，获得幸福中所表现的内心精神。他的苦难，他在距离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幸福生活中的苦难与障碍，是一重一重的：先是病，次是贫，贫到那个样子。在一重一重接触苦难的过程中，赵总是为对方设想，没有一句话、一个念头是想到自己的。这正是一个劳动人民的高贵之处。到后来造请者宴饮，值端阳，一白兔跃入。女起曰，“舂药翁来见召矣！”女命赵取梯，倚树上，女先登，赵随之。女回首曰：“亲宾有愿从者，当即移步。”众相视不敢登。惟主人一僮，踊跃从其后。《蕙芳》一篇中，写青州东门内一个以货面为业的马二混，“家贫无妇，与母共作苦”。马除家贫苦作，为人亦朴讷诚笃。这样的男子，自然想有一个好媳妇；这样的老母，亦自然想有一个好儿媳，但在当时社会中，这是非常难达到愿望的。董蕙芳终于自动地来了，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黏着，一再被拒后，□不惜假托西巷中吕媪以自媒。但这也不能是现实中的女子，而是一个和天上之女和西王母女侍董双成为同伴的女仙。篇中着重写的是马母，她再三拒绝蕙芳自请作妇所表露的思想意识和顾虑，也是很朴实、很本分的，完全是下层贫苦人家的本色。但已与《褚遂良》中的赵某心性不同。《房文淑》一篇中，则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游学先生，弄到住在异乡败寺中，被雇佣为造齿籍的缮写员，独□庙中。这样一个为贫穷所驱迫，离乡别井，久别妻子，孤身一人，又未找着职业，穷愁不堪的读书人，（更重要的是，家虽有妻，但不育乏嗣。）赖房文淑之力，有了学馆，赖此为阶梯，而与东家之子去做生意，同时孤苦无告的流离生活中，有了温暖幸福的配偶，而家中的妻子又赖以有了儿子，又赖其救济，而使家庭生活可以维持温饱。但像邓德成这样的穷书生，要达到此幸福自足之境，在当时现实中，亦是不可能的，看房文淑还是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仙人。可注意的是书生邓德成所表露的思想性格，房文淑的具体性格，都有其特点，和上述二篇中之赵某、马母及二混不同；而房文淑与狐仙、蕙芳心性亦自有异。比如书生邓德成在破庙中见女一人来烧香，就要和她搭腔：“来何早也？”女说，天明则人杂，太早又恐扰君清睡。刚看见你的灯光，知道已起，故来了。邓就戏曰：“寺中无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子笑道：“寺中无人，君是鬼耶？”后来一步步得寸进尺，都表露的是一个书生的心性。这样的书生的面目，虽然亦处于穷困绝望之中，但与劳苦贫病的赵某和货面为业的马二混母子的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当然，马二混母子，又与赵某不同。这种不同，不只是各人个性的不同，同时亦包含了有职业地位或社会存在的本质的不同。几篇都写得很简单，但几笔勾勒，其人物性格的特征与内含，是非常丰富，非常有社会内容的。研究这种不同的性格描写，对《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可以得到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还可以举出《绩女》《锦瑟》《翩翩》等篇及《竹青》《冯木匠》《金陵女子》等篇，作一点比较研究。这些都与我们现在地方戏流行的神话传说如《天仙配》《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张生煮海》及《螺蛳精》故事，属于同一类的。

但在《聊斋志异》中，亦不是一味同情那些身居下层的贫贱者和不幸者。《云翠仙》中的梁有才，是作小贩的，原是晋人，流寓于济，无妻子田产。这样一个人，娶得云翠仙为妻，有了温饱自足的日子，而且有了丫头□□。可是他的思想性格却十分恶劣。作者处理这个人物时，用了最为严峻的贬斥与惩罚。篇中一开始，就提出梁有才的心性的卑劣与不老实：跪香，则“诈为香客，近女郎跪；又伪为膝困无力状，故以手据女郎足”。女恼怒了，“膝行而远之。才又膝行近之，少间，又据之”。女起，“不跪，出门去。才亦起，亦出，履其迹”。从这细节的描写中，梁有才卑鄙无耻的根性已和盘托出。像这样的人，卑鄙无耻，大胆妄为。跟着看他在听母女的对话时，乘虚而入，甜言蜜语，十分乖巧；后来又假赌咒，以明自己的朴诚，后来又对老婆婆献殷勤：“手于橐，觅山兜二，舁媪及女。己步从，若为仆。过隘，辄呵兜夫不得颠摇动，良殷。”写得真是深入了梁有才这种人的内心灵魂。他内心中轻视此母女，存心□用□□□的手腕来欺骗她们。这个小贩的流氓市侩气，是写得十分突出、十分真实具体的，而其性质亦是十分严重与恶劣的。因此，后面对他的谴责与惩罚，亦是大快人心的。在当时社会中，一个流落城市的小贩，生活中接近市侩与流氓，他的性格特征，正表露了他所在的社会的特征。通过对这样思想性质的抨击与批判，亦正批判了当时这样腐败堕落的社会。梁有才这样的人，不会是在农村的，而是在济南这样的商业城市里。这篇的描写，尤其对话，都写得极好；而情节的发展，故事的布局与结构，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这些数以百计的女子，一般都是正面的，她们一般都有情有义，可敬可爱，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和思想来处理她们，塑造她们。那一个一个各不相同的性格，不只生动突出，也不只五彩缤纷，色□鲜明，而且往往光辉耀人眼目，震人心胸，富有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使我们读过之后，可以把故事忘了，把情节忘了，但那印象总是深入脑中，久久地感染着我们，吸引着我们，使我们深思，使我们得到情绪起落，从而与那个所在的人物环境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就会获得很好的启发与教育，获得很多的感想和知识。其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其内容特征还不能越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范围，只能说是封建社会秩序内的正面人物，如《珊瑚》中的珊瑚，《邵女》中的邵女，《湘裙》中的湘裙，《仇大娘》中的仇大娘，《青梅》中的青梅等等，都是安于社会秩序所给予自己的安排或命运，在这安分守命，在封建礼教所允许的范围内，作最大的努力，尽其所能有的智慧，来作出最好的榜样，表现最好的性格来。但尽管如此，那种坚定的、忍耐的努力，有所作为的精神与品质，总是使我们感动的。虽然那思想的性质，我们并不首肯，有时会觉得难过，挺遗憾，因为其中流露着作者庸俗的思想。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巾帼英雄式的女性，像《张鸿渐》中的张妻方氏也可属此类，但各不相同。像仇大娘、庚娘、小翠、辛十四娘、侠女、商三官、颜氏等，或者见义勇为，表现了坚毅不拔的精神；或者聪敏多能，在危急关头凛然不屈；或者具有卓识高才，勇于担当；或者深谋远虑，出奇制胜；或者报仇雪恨，又勇敢，又坚忍，又机智，又壮烈；或者才学过于男子，虽在封建秩序的桎梏之下，也不能淹没她的才能。这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封建社会中顶天立地的女性人物。小翠和辛十四娘都是狐的女儿，他们性格有属人的形象，但同时也都具有狐的特点。小翠为秉母亲的意旨，向王家报恩。王家的儿子王元丰绝痴，乡党无与为婚者。小翠美丽、善谑，她在王家做媳妇，日常做种种顽皮，开种种玩笑，一片活泼天真，但就在这些天真的玩笑中，隐藏了她的种种机智与谋划，与势豪家的谋害相斗争，以保全夫家。作者对王家与势豪家的矛盾，是当作上层统治阶级间的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作者并不是以为王家就是正义的，因为王家也是势豪，他们斗争，不过是势豪与势豪的互相倾轧。王家公婆的封建嘴脸、庸俗势利、心胸眼光，作者不但描写了，而且也着意批判之。这是尖锐地揭出了官僚阶级的利欲熏心的内心，有力地对上层统治阶级社会作了批判。但小翠也并不把丈夫元丰和公婆混为一团。因为丈夫元丰，原是个痴子，后来被她医治好的，元丰并不是像父母那样的庸俗，他对小翠十分钟爱。所以终于和小翠邂逅重圆，但小翠不肯回王家，公婆虽然对小翠认了错，要求回家住，小翠峻辞不可。小翠为王家考虑得无微不至：为王家宗嗣着想，为翁姑须有媳妇伺候着想，尤其为公子爱自己，使自己走后，公子可免痛苦着想，她预先有了谋划，使自己所化的形貌，即与要娶的钟太史之女相同，娶了钟家小姐过来，言貌举止与小翠无毫发之异。小翠从此一去不返，而公子对新人如觌故好，就没有痛苦。文后异史氏曰：“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作者采用了一个奇异故事创造小翠这一女性形象，来批判上层世俗社会的卑鄙与庸俗，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辛十四娘》一篇与《小翠》一篇的主题有相类之处。这篇也暴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社会势豪间的相互倾轧的真相，那是通过楚银台之公子的阴险凶狠的内心来揭露的，但冯生也并不是好东西，他非常狂妄、轻佻，辛十四娘鄙视并不喜欢他，她是迫于郡君之命而与之成婚的。十四娘指出银台之公子是豺狼，同时亦责丈夫冯生是乡曲儇薄轻佻之人。但十四娘很感激冯生对他的钟情与相爱。她要离开她厌恶的这个上层统治阶级的社会，说：“今视尘俗益厌苦。我已为君蓄良偶，可从此别。”生闻，泣伏不起，女乃止。十四娘于是使自己容光顿减，渐次衰老，黯黑如村妪，而冯生敬之不变，于是她由暴疾以至巫医无灵，淹然死去的办法脱了身。她的离去，是坚决的，但对冯生的情分，则为之设想得无微不至。到冯家的仆人在太华山遇见十四娘，十四娘还是惦念着冯生。这两篇值得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因为作者所处理的主题是有社会意义的。商三官为父报仇的壮烈性格，作者给予了极高的赞美。这篇所揭露和批判的是多方面的：两兄的碌碌无能，政治吏治的腐朽，地方势豪的暴恣与荒淫，以婿家与母家为代表的世俗社会的冥顽无心肝。短短不到一千字的篇幅，其内容之丰富与所提问题之警策与尖锐，实是令人吃惊的。商三官突出的光辉形象，正是通过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而创造出来的，其所歌颂的与所暴露与抨击的在描写上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要强好胜的女性，还有凤仙一种典型。在旧时代世俗观念中，爱富嫌贫、势利眼、目光短浅、趋炎附势是上层社会的风气。富贵者捧得高高在上，受世俗社会的尊重与逢迎，贫贱者则受冷遇，受轻视，被世俗社会踩在脚下。所谓世态炎凉者，正是上层社会的这种观念所形成的腐朽败坏的人情与风气。不肯屈服于此种风气与观念，而图予以反抗，就表现为好胜要强，要求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性格与思想。只有在此种封建时代世俗观念与风气统治的历史环境或背景之下，这种个人的好胜要强，要出人头地的性格与思想，才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才值得我们肯定。尤其此种思想表现在处于被压迫、被轻视的、不被认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女子身上，那进步意义就更为明显。凤仙是个狐女，在姊妹中为老三，她聪明、美丽、心眼多、自尊、自重、倔强、好胜。她被大姊强迫（一手包办）与书生刘赤水成配。刘赤水父母早亡，以游荡自废，不求上进。但是大姊八仙的丈夫胡郎为岳家的经纪，更要紧的是二姊水仙适富川丁官人，是富川大贾之子。三个女婿同到岳家，丈人老翁也是势利眼，把自真腊来的田婆罗这种珍贵果子“掬数枚送丁前”，而不给自己的丈夫刘赤水，凤仙在此场合的相形之下，本不高兴，此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受了冷淡，觉得父亲爱富嫌贫，立刻不能忍受，她发脾气，一肚子不快，勉强唱了一折《破窑》，声泪俱下，唱完，拂袖迳去。她觉得丈夫不争气，她受不了这种冷遇，这种世俗的趋炎附势。刘赤水追了出来，凤仙坐在路旁生气，于是赠他一面镜子，嘱咐他努力读书求上进，不然相见无期矣。终以镜影出笑来督促、鞭策刘郎用功，考上了功名，又重到岳家，出了一口气。篇中三姊妹各有鲜明的性格，写凤仙的性格尤为突出，她虽是狐，有狐女的一些特色，但其富有个性的性格极富现实意义与典型意义。与此相类的有一篇《胡四娘》，这是一篇完全现实的故事，其中并无狐鬼妖魅，而且更着力于世俗社会的刻画。原来在娘家受了种种轻视与侮辱，到丈夫贵了，四娘到娘家，则“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这篇以白描刻画见长，以生动细致的笔，写出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到处可见的极其庸俗恶劣的人情世态。作者对这种世情作了非常辛辣、非常猛烈的讽刺与攻击，其中显然含有他自己的许多深切的体会与感受，在他的诗集中，有一首题为“贫女”的诗，五古，系晚年之作。叙二姊妹，长者适贫儒，少者适富商。姊妹回娘家，如何冷热待遇不同，姊姊如何生气，拂袖而去。这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民间故事的采用与创作，必须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之融合，否则格格不入，是不能动人的。

比这种更有意义的，是那些自由活泼的女性。在黑暗的封建时代，这种女性性格的出现，会使读者如在三九严冬中看见了新鲜美丽的花朵，如在一片死寂荒凉的沙漠中见到淙淙鸣唱着跳跃着的泉水，心胸会为之大快，精神会为之一爽。《聊斋志异》故事中，许多狐鬼尤其是狐所化的女子，具有这种自由活泼、不受拘检的性格。作者非常喜欢描写这样的女性形象和这种女性所构成的活泼有风趣的场面。《狐谐》中与书生万福同居的狐女，对来访者出口成章，诙谐百出，妙趣横生，本来那些书生存心来戏弄她的，结果被她大大嘲弄了一番。《小谢》中的两个鬼魂乔秋容和阮小谢与性格倜傥不羁、不拘形迹，但实则正派、对男女关系毫不苟且的鳏居的贫苦书生陶望三的自由纯洁的关系和生活活动，作者描写得很有趣味，为当时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有的。二女对之做种种顽皮与捣乱。二女总是长者秋容带头捣乱，以足踹生腹，以手捋髭，轻批颐颊，作小响，少者小谢掩口笑。后来以细物穿其鼻，奇痒大嚏；暗处隐隐作笑声；又穿其耳，终夜不堪其扰。后来长者曲肱几上，观生读，既而掩生卷；少者潜于脑后，交两手掩生目，瞥而去，远立以哂。后来看到陶不怕，也无邪念，便代为劈柴淘米，为生煮饭，粥熟了，争着为之摆碗和筷子、瓢。陶生也完全信赖她们，慢慢地相熟起来，感情也好起来了，二女跟陶生学读书写字，如此一步步发展，二女全力救陶生出狱，又一一还魂。其中也夹有政治吏治的问题，也表露了作者一些很庸俗的思想，但所写二女的（二女完全有不同性格）天真活泼的性格和跟陶生的自由纯洁的关系，特别予人以深刻的、很好的印象。这些狐鬼因为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因之也不受现实社会礼教的束缚，她们的性格是非常天真自由、活泼可喜的。这样自由纯洁的男女关系，在当时社会中不可能有，却是为人们所向往的，大约一些穷苦的在寂寞枯燥生活中的书生，最喜欢作此种的幻想。就此种幻想的本身说，和当时生活在严酷的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人民的心，自然也是相通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婴宁》一篇。婴宁是个狐的女儿，而在鬼的坟墓中抚养长大。她就没有受过封建社会中一般女子所受的礼教的生活教育，根本不懂得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与规矩。对这样的人物性格的形成，见出作者是以非常可惊的现实主义精神来理解的，以非常可惊的现实主义方法来处理的。作者把这个一片天真无瑕的女子的生长居住之地，特意安排在一个离现实村镇三十余里之遥的南山中。这个超现实的南山，即女子的生长居住之地，被描写得出色的幽雅与美丽，只有这样的地方或生活环境，才有可能产生与形成婴宁那样的女子的性格。婴宁的自由天真的形象在篇中一出场，作者就以两点具体的特征的东西介绍给读者：一是花，一是笑。在开篇，上元节游玩的途中，青年王子服初次遇见她，她就“撚梅一枝”，“笑容可掬”，“遗花地上”，“笑语自去”。是这样以花与笑为特征的那女子的美丽可爱的形象，给王生以突然的强烈的印象。因为这样的女子，在现实社会中他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生活经验中的女子，都是礼教中教育与生活起来的，而现在这个女子，则完全属于另一种范畴，这一下就深深吸引住了他。王子服第二次看见她，是在生了一次严重的相思病后，他独自去访南山中那世外桃源，坐在门口滑洁的巨石上休息，正在没有主意，忽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出了面，还是花和笑，但情致完全不同。以后那姨母的鬼所化的聋婆婆，邀了王生到屋里去。作者以细微动人的笔，描写女子所住的庭院房舍，用细微的环境描写来表现人物。这样的自然风物的描写，不只艺术性高，思想性也是高而强的。作者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致，不同的姿容和神态来写她的笑，写她的爱花。篇中一再指明：“但少教训，喜不知愁。”女后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所谓教训与教诲，当然就是封建主义对于女子的教育，女未受此，所以能够成为如此性格。她的以爱笑与爱花为特征现象的性格，是和她的生活环境血肉相连，分割不开的。她已经十六岁，但还是像一块白绸似的洁白，像一个小鸟似的无知。王向她表示自己对她的爱情，出袖中花以示之，“女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因诉相思成疾之苦。“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蒹葭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回头老婆婆问他们在园中谈些什么，不回来吃饭？“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悟之。”这样天真纯洁的女性性格，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作者的道德标准与美学原则，显然于此突破了封建主义范畴。这篇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其实，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远不止达到《婴宁》等篇所达到的（高度）。我在此举出《霍女》《乔女》和《细侯》三篇，请大家注意研究。《霍女》中写一富而吝的朱大兴，平日一毛不拔，吝啬无比，但性喜渔色，色所在，冗费不惜。霍女来找他，和他同居了二年，□求无厌，要吃最珍贵的东西，要穿要用最贵重的东西，还常常嫌日子无味，要请戏子来唱戏。如此数年，朱供应不支，渐趋破产。此时霍女便不辞而别。她跑到邻村一个世胄何氏家，何是个大少爷，爱其美，十分宠爱她。朱知道了，与何氏打官司。最后霍女又到贫士黄生家，黄贫苦无偶，女救之，黄最初拒绝。霍女为之苦做苦干，操作家务，帮助他成家立业，以最大的真诚与心力贡献给他，与之过共苦共难的夫妇生活。她告诉黄说：‘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与邪者则诳之。’霍女是一种侠义式的人物，她完全突破了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最初像个荡妇，实际却如此地疾恶富贵，而倾心钟情于一个贫贱的书生。作者不因三易其夫而使其光彩动人的性格丝毫减色，这在当时社会中可谓大胆与难能可贵的创作。《乔女》写一个面貌很丑陋的乔姓女子（壑一鼻，跛一足），一嫁穆生续弦，穆死遗一子，生计为难，有孟生丧偶，有一子，急求配，见女大悦，要娶她，女说“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怎么设法，也不肯。不久孟死，女往哭尽哀。孟生的田业家产携取一空，女大不平，挺身而出，为之奔走告诉，并抚其孤，严教之使成立。这不但塑造与赞美了这样一个见义勇为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歌颂了这样的朋友知己的两性关系，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无此一伦，亦不能承认与表扬这样的女子与男女关系的。相类的还有《娇娜》。《细侯》写昌化满生在浙江余姚教学馆，“经临街阁下，忽有荔壳坠肩头。仰视，一雏姬凭阁上，妖姿要妙，不觉注目发狂。姬俯晒而入。”以这个很好的情节展开了全篇的故事。满生假了钱去与细侯见面，赋诗，细侯提出婚姻，对生活有算计、有理想：“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这种夫妇同居的生活理想在当时是反世俗的，也是清洁高尚的。但是满生拿不出赎金（只半数，百金），到湖南去找做县令的朋友，至则友已免官，满落魄难返，就邑中受徒，三年莫能归。偶笞弟子，又犯了刑事官司。细侯则杜门不交一客。有富贾坚决要娶她，一面以金赂当事吏，使久锢满生；一面对细侯造谣，说满生已瘐死，并“假作满生绝命书寄细侯”，细侯朝夕哀哭。但处境与遭遇如此，不得已，遂嫁贾，过着非常富太的生活，并又生了个儿子。后来满生出狱，知道是富贾对自己下了毒手，但不知何故。回到余杭，“闻细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托市媪卖浆者达细侯。”细侯知道了全部情由，“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作者叹曰：“呜呼！寿亭侯之归汉，亦复何殊？顾杀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所写细侯的爱情是少有地强烈的，而其爱情所以强烈，乃因植根于生活理想。她不爱富有的没有精神的生活，而执着地要那样的生活理想之上的爱情。作者对此，给予了不平常的赞美。凡此，都见出作者世界观中最先进的一面。

《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许多温柔善良而受着残酷的迫害与压迫的女子。作者把这样类型的女子拿来与黑暗罪恶的环境现实对比着，置于矛盾的两面，在当时是有最广泛、最尖锐的现实意义的。林四娘和公孙九娘，作者以浓厚的诗的笔墨描写了她们内心的哀怨、处境的阴惨和悲伤的身世遭遇，在那诗意的抒情笔调中，含着对矛盾的对方的极大的愤怒和忿懑。其中有无民族意识的流露，是值得研究的。连琐、阿端和梅女、任秋月都是鬼魂，她们有的遭受到贪暴官吏的谋害而致□□，有的被冷酷残忍的社会的迫害而致死，有的在阴间只身孤影，孤凄飘零，心怀幽怨，而仍遭受欺凌与侮辱。但是她们都是非常的美丽与贤惠，非常的善良与纯洁，她们身处极端悲惨的境遇中，还是不屈不挠地挣扎着，努力争取着幸福的生活。绿衣女和阿英是动物的化形，她们都是柔弱的，却是聪慧可爱的。作者描写这样的女性形象，也总是用了全心灌注的同情与爱惜，因此那形象本身出现在我们心目中，就有强烈的诗的感染力打动我们的心坎。

《聊斋志异》中除写狐鬼而外，还描写了许多由各种动物及植物所化的女子。黄英、葛巾、香玉都是花，花姑子是麋，白秋练是鱼，竹青是鸦，阿纤是鼠，素秋是蠹鱼。可注意的是她们都富有人情，那性格究是一个现实的人，并且各有其个性。不但可爱，而且可敬。而同时在其个性中，又仍含有其本性的特点，而且那本性的特点写得非常鲜明、丰富。花姑子满身有异香，并且吃的菜饭，用以医治性命的药草，都是麋。白秋练则必须得到洞庭湖的水来饮，否则致病。阿纤则拥有□□□，而且工作勤快。这种艺术上的出色之处，是民间故事的特点。人民的生活知识和观察体验都是深刻的、丰富的。而作者能够抓住这些，突出这些，必须有足够的生活知识才能有此成就。花姑子的仁爱多情，阿纤的倔强与独立的性格，也与其本性相吻合，而化成人，有了人的性格，就显得□□□□，十分动人。

《聊斋志异》中除了传奇文体而外，还有二种：一是□□特写，一是寓言杂文。前一种是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所无，可以说是作者自己根据古文而创出的一种文体，略如今日的散文特写。这一类中，如《跳神》，写一个场面，绘声绘影，有香有味，极短的篇章，写得读者如身临其境。《金和尚》讽刺暴露得极深，攻击面极广，也是绘声绘影，使人如目睹耳闻。这都是非常杰出的特写。如《偷桃》《口技》，也是描写一个场面，写的是实事。今日看来，也是非常值得□□□□的散文。又如《局诈》《种梨》《劳山道士》《瞳人语》《王者》《姬生》等，都有深刻的批判现实、针砭世俗的意义，读后发人深思，而□□□□。我所说的寓言杂文一类，实际即六朝记事体或志怪体的正宗，但到了《聊斋志异》，保留了文体的形式，而实质精神则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六朝志怪，只记下那事实，事实而外，并无意义。但《聊斋志异》中许多的志怪，是有言外之意，亦是或□针砭世俗，如《沂水秀才》《骂鸭》《张贡士》等，或者攻击官府，如《放蝶》《三朝元老》《厍将军》《一员官》等，或者说出一个□理，非常警策、精彩，如《狂生》《农妇》《狼》《钱流》等。关于折狱的，有约十篇，都精彩，有深意。这类因为多是□□□□□□□□□□□□杂文，□□□□□□，抨击弊政，□中要害，亦无比辛辣，□知当时政治□□已腐朽至何等不可收拾之程度。则志怪体已显然一变而为现实斗争的短武器，与鲁迅的杂文无异。此种文学史上的现象还未被文学史注意到，大可研究。

195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