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感知的思治教授

郭松义

思治教授驾鹤西去已三年多了，但我总觉得分隔不远。特别是每当想起时，他的那副朴实淳厚面容和夹有四川官话的沙哑嗓音，立马会浮现在我的脑际。回忆我与思治教授相识，起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进而相交，算来已快40年。虽然双方每年见面次数不多，有时只通个电话，但之所以能保持不断，且能一见便聊，可放松无顾忌地聊，除了俩人的工作和活动圈子相近，更与他热情痛快、宽厚待人的品格有很大关系，其中给我铭感最深的有几点。

一、对学术认真钻研，有敏感的问题意识。这可以从我得知他的名字说起。大概在1956年秋，我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在一次系会上，翦伯赞主任针对当时科学界开展向科学进军的热潮，鼓励年轻学子要用心读书，努力钻研，强调在学问上凡言之有理有据，就应勇于坚持。随即他举思治教授写的《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和即将刊发的《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翦老讲话时该文尚未发表）两篇文章作例子说：听说这位作者还是一名在校学生（指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学习），但因为他讲出道理，所以我赞成发表此文。思治教授的这两篇论文是他早期研究成果，也是他成名之作，是为响应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大讨论而写的。其间多数老一辈权威如郭沫若、范文澜等，都主张始于西周或战国时期，另有秦汉或魏晋说者则属于非主流。思治教授以初生之犊，不阿附于权威，决然列名少数派，其学术气魄可敬可佩，故能博得翦老的表扬，也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辈们以很大的求信求真之信心。

到了60年代初，我已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前身）工作。思治教授仍时刻关注学术动向，不做旁观者，先后就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和历史人物评价中有关“清官”诸问题，撰文发表看法。及80年代初，因“四人帮”垮台，政治上拨乱反正活动不断深入，在学术领域也面临着破旧立新、重新规划的新局面，在史学界就有人呼吁重修清史。其实那时的清史，无论是研究规模、领域和水平，除近代史一块曾是教学和讨论重点外，总体还很薄弱，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明史。而且人们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了解晚清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的一面，从而影响到对有清一代历史的评价亦趋于偏低。正是在此节点上，思治教授于1980年的《清史研究集》第一辑上发表了《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一文，就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前的清代历史，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这对消除人们对清代历史的某种误解，更好认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奠立，起到了正面作用。

二、能宽容对待不同学术观点。这对一个单位或学者也很重要。由于各人的情况不同，譬如对史实掌握或理解角度的差别，即使在同一或相类问题上也会存在歧见，乃至出现争议，本来是很正常的，双方可以通过讨论、交换看法以求得接近，绝不能强求统一。前面提到，思治教授就是从学术争鸣中走过来的，而且敢于亮出观点，甘居少数。因为如此，他对同行间的不同学术观点，也态度宽容。对此，我亦有体会。比如我俩在对清军入关后社会矛盾和战争性质的问题、对康雍乾时期一些政策措施的评价，就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思治教授一样请我参加他学生的论文评议、答辩，邀我讲课，还告诉我，除讲课题目因教学大纲限制，需他来定，另如内容、观点可任由我便。虽然讲课不是交锋，但他的告白确实有助我解除压力，尽力发挥，况且让学生更多了解各家不同观点，训练学术分辨能力，本来就是教学相长的好方法，对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可说有益无害。

三、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治教授与我都是“东方史学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发起方设立此文库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年轻学子的出书困难。委员们的任务除定期开会，评出候选作品中的合格者外，更繁重的是在会前分头审读业已通过初审的那部分书稿，并写出书面意见。思治教授与我因专业相近，分到的都是明清史一类稿件，多数是一人一部，偶尔也会分到两部，亦有因专家间意见不一，另外再加新的审读任务。在整个评审中，审读专家的意见，对书稿的生死往往占有重要的分量。鉴于书稿作者都是些青年人，还是在校或刚出校门者的处女作，所以专家们对审阅都很慎重，唯恐有遗珠之憾。在我印象中，思治教授可称典范。每次开会，凡经过他过目的书稿，介绍都很详细，意见书写得密密麻麻一大篇。有时在读稿过程中发现疑惑或不确定处，还来电话与我讨论、征询看法。思治教授的认真负责还反映在其他场合，比如与我参加的一些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以及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期间，协助戴逸教授审读我的“农业志”样稿时写的意见书等，都如此。

四、与朋友同事相处中能主动退让、相互照顾。1981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等单位联合发起，在北戴河召开全国第一次清史讨论会。思治教授与我及南开大学的南炳文教授，都是大会秘书组成员，任务是收集各小组讨论动态，发现学术热点，再就是写出一篇报道大会情况的文章，送辽宁《社会科学辑刊》尽快发表。因为时间紧迫，报道必须赶在会议期间动笔。在讨论分工时，思治教授像个带头大哥，主动承担重任，不但分的字数最多，而且负责统稿。他的大度，减轻了我和炳文教授的压力，亦赢得了尊敬。大概在90年代初中期，思治教授与我曾多次应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邀请，参加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那时京津间还没开通高铁，需早晨5点离家，赶乘北京站的6点多火车，如若主人安排上下午两场答辩，等完场回到家，往往已是夜晚11点了。为了不让我俩如此辛苦，好心的主人除了在宾馆安排午休房间外，还力劝再过上一晚，待翌日再走。不过我有恋床习惯，每到客地的头两天，都会失眠难熬，所以坚持日去日返。思治教授年纪比我大，无失眠之忧，本来可以从容安排日程，但为了照顾我，也选择共同进退，以至今日想起此事，都觉得有欠于他。

上面回忆，都很琐细，更谈不上有轰轰烈烈大事，但就是这些小事，构织成我对思治教授的整体看法。由于工作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同人一直保持着较多的联系。那时清史所的主要办公地点在张自忠路，可巧我也住东四十四条，两者只隔了一条东四北大街，来往很方便。所以我不只与思治教授有接触，亦与其他家在张自忠路的人大人交好。可随着岁月消逝，这些年不断传来噩耗，那些当年的相识者如郑昌淦、李鸿彬、潘喆、李华、韦庆远、马汝珩、罗明（后来迁居西郊）等，相继归于道山，这不禁使我有老成零落的唏嘘之感。可日子总要过下去，就在送旧迎新中，我也看到逝者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他们弟子以及更多后辈的努力下，如同后浪推前浪，在继承中发扬光大。这就是一股暖流，值得我们活着的人去爱护珍惜，并及时告慰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