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的农村文学青年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举办作文大赛，我写的作文获了奖，还被老师用漂亮的毛笔字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墙上向全校师生展示，这让我高兴了好一阵。

初中辍学后，家里的农活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那一年我17岁，地里的农活，像耕田耙地，夏种秋收，小小年纪的我全得干。父亲不能干活，稍一干活出点儿汗，马上就胃疼，就得打吊水。我自然要把家里的活全揽过来。

母亲比我更操心更累。农活她要干，还要照顾父亲。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只知道干农活，别的什么也不懂。父亲经常三更半夜胃疼，厉害时疼痛得不停地蜷缩在床上痛苦呻吟。母亲经常摸黑走路到村卫生所叫赤脚医生来家里给父亲看病，有时，我也陪母亲一块儿去。

这样的艰难日子持续了好几年，一家人都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和经济上的压力。我和弟弟妹妹经常一到晚上就担惊受怕，生怕父亲又胃疼，那样，一家人都睡不踏实，得看护父亲。严重的时候，还得连夜送父亲到医院去救治。

就是在这样糟糕的家庭情况下，我还是利用农闲时节写写毛笔字、看看书。那个时候，我最喜欢下雨了，因为只有下雨，才没法下地干农活，我才能心安理得地练练字、看看书。这时候，父亲不会说我，母亲也不会说我。我自觉最惬意，心里也才稍稍轻松一些，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到后来，我的这点儿小期盼都无法实现了，父亲再也看不得我练字、看书。那时候村里还没通上电，晚上点煤油灯照明，父亲就心疼钱，嫌我浪费煤油。后来，村里通了电，父亲还是心疼钱，嫌我浪费电。

农闲时，父亲就让我去村里的私人施工队给人当小工，就是搬砖、拎灰桶。当小工实在累人，我只能勉强干下来，但我咬着牙也要把活干好，我不想让人训我或说笑我。

后来，蚌埠市第三玻璃厂来村里招工，当时我老叔是村长，就给我报了名，没过多久我就到玻璃厂当了合同工。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打工。

干了一年多，我就辞职回乡。父亲不能见我有丝毫的闲空，就又催我出去打工。他主动找到村里一个在省城合肥干建筑的叔叔，让他带我出去干建筑，我虽一百个不情愿，但在家又没什么工可干，一分钱不能挣，待下去不是个事儿，也只能硬着头皮去。

我背上行李跟着叔叔走的那天，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好像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只是一直站在家后的那块空地上，远远地望着我们渐渐走远。

直到若干年以后的一天，我在母亲面前抱怨父亲根本不疼我时，母亲才告诉我，那天，父亲一直站在家后的空地上目送我，直到看不到我，还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一直跟到另外一个村的村口，最后，连我和叔叔的人影都看不到了，父亲才回家。回到家，父亲躲在屋里一个人闷头大哭了一场，母亲说，那是父亲心疼我这么小就出门打工。

我听了母亲的话，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父亲对我的疼爱原来是藏在心底的。

就这样，农忙的时候，我就回家农忙，农闲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像这样的“两栖生活”过了两三年，我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父亲的身体还是老样子，不见好转，家境还是很糟糕。我进城打工没技术，就在家里待着，钻研自己的那点儿小爱好，读读书、写写字，父亲一看见就生气，就常常冲着我吵吵：“看书能看饱吗？能看饱就甭吃饭了！”他吵吵，我不怕，我最怕父亲一生气就胃疼。每每这个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去找活干，这样，父亲就不吵吵我了。

有时我偷偷地写点儿东西，投给县里的广播电台，或者《蚌埠日报》等报纸杂志。有一回，是初春的雨后，在路上我看见草儿花儿实在太清新可爱了，忍不住蹲在路边写下一篇散文小诗，然后抄写工整，一个人跑到县广播电台，把稿子交给了一位叫马启明的编辑。没多久，我从广播里听到播音员富有感情地朗诵我写的文字时，激动得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甭提有多高兴了！但我并没把这件事向家里说，我知道他们不会表扬我，可能还会说些风凉话。之后，我一有机会就会写稿子，然后投给报社或是广播电台。

在这种情况下，我找到我哥的一个同学，他叫崔兴亮。他家在邻村住，当时他在乡文化站当着不拿工资的站长。他也一直酷爱文学，初中辍学以后，靠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千辛万难，才当上了乡文化站站长，我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他那里有书读，在当时信息封闭、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乡村，他那里是我唯一能获得些外界信息的地方。我有时候在文化站帮他打打杂，做点儿抄抄写写的事。那时候，我把他那里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