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是国际和平的基础这一观念成为普遍的共识。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推行与欧洲的复兴似乎也为另一种相似的观点赋予了合法性，那就是如果向贫困国家短时间内注入大量的外国资金/资源，就可以帮助其突破“落后”的瓶颈，从而为真正的内生性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在被称为“大推进”（the Big Push）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源开始以援助的形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其中很多是这些富裕国家的前殖民地。国际发展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自诞生以后经历了数次重大的理论变迁，逐渐发展成熟；其作为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指导理论，数十年来几易其章，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一开始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的“大推进”理论，到关注结构调整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IMF药方”，再到重视能力建设和受援国制度建设的反思主义兴起；理论的发展和变迁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中的经济发展却不能朝令夕改。无论哪一个经济领域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国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投入，并非短短几年的援助投入就能够解决问题。即使ODA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果，也一定是短期和局部的，因为长期的和全局性的经济改善已经超出了ODA的影响范围。另外，西方国家将ODA作为国家政策工具，利用贷款条件逼迫发展中国家在各种问题上支持自己的做法，也极大地损害了援助的效率与合法性。林林总总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限制了ODA的发展效果，最终导致虽然主流国际发展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除去二战以后的西欧以外，由援助推动的成功发展案例却少之又少。

中国无疑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案例，它不仅通过40年的市场化改革让7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更使自身从一个受援国转化成了全球发展资金的最主要提供国之一。然而，外部援助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建立，而且中国在持续提供对外援助的同时，仍然坚持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立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随着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不但在理论上对“外国援助有效促进国内发展”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实践中也开始对作为主流国际发展理论核心的ODA提出了挑战。中国不是这一“非主流”的国际发展实践的唯一国家：随着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们所提供的发展资金对于“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的基本达成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的实现也愈发重要。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对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广泛支持就是这种重要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挑战和西方的应对构成了一对紧张关系，而这一关系尤其体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媒体罔顾中国数十年来提供的援助项目和资金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炮制了大量以“新殖民主义”和“流氓援助国”，甚至于“债务帝国主义”等为名的报道，处处指责中国。西方各科研机构、咨询公司以及国际组织，也纷纷撰写有关中国在非活动的报告和分析，而这些报告和分析所给出的中国对非援助的资金总额往往超出了常识的范畴，并且对于这些资金性质的解释也往往彼此矛盾，或是称之为发展援助，或是称之为开发金融，或是含混地以“援助”一语代之。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领域混乱的研究局面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政府没有按国别披露为非洲国家提供发展资金的制度；中国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成分的存在也往往令研究者把中国国企的投资行为和中国国家的发展合作混为一谈；多数西方国际发展从业人员对于中国的财经管理制度、决策程序等问题不甚了解，难以理解中国在非洲行为的真实意图。而造成这一混乱局面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国际发展界的“语言不通”，即对于很多基础性概念的认识差异。从中国方面来说，国内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系统化、学科化的国际发展专业教育，政界、学界、大众及媒体对于这一为西方所熟悉的概念系统大多缺乏了解，其中学界往往是通过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理解发展援助，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影响力也比较微弱。与此同时，“西方中心主义”使得欧美学者总是习惯性地使用西方主流的“官方发展援助”理论来分析中国对非洲的各项支持。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本来就不承担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的义务，中国的援助及发展资金都是基于联合国“南南合作”理念，通过双边合作项目来输送给发展中世界的。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发展合作从来都不是“给予和接受”的援助关系，而是为了“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关系。意在夺人眼球的不实新闻报道和欠缺可靠性的研究报告不仅误读了中非合作的实质，还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更为严重的是，材料的交叉引用使得误解仿佛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表象与真实之间的鸿沟变得越发难以逾越。

中国不仅尝试利用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促进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还希望利用中国资金和技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以此来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和能力，并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在接受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选择可能。面对中国在非洲的积极行动，西方传统援助国和国际发展学界则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传统援助国大多希望一方面拉拢中国加入现存的国际发展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发展机制，来限制甚至抹黑中国在非洲的各项政策和行动；国际发展学界则一方面希望中国可以加强其对外合作项目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希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共同推进非洲的发展进程。可以说，自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非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成为中国对抗还是融入全球规制的试金石，也成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最具活力的中国外交领域之一。

实事求是地说，以官方发展援助ODA为核心的主流国际发展理论及实践，的确为发展中地区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其作为一种规则体系经历了70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这些却无法掩饰ODA机制内部的系统性衰败：在当今的国际发展实践中，ODA规模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已经极大地降低，其在一些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阻碍效应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面对私人慈善的扩展、国际商业借贷利息率的不断下降和新兴援助国的挑战，ODA除了采取系统性的改革以外别无他途。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国官方开发金融，虽然近年来成果喜人，但是同样暴露出很多问题。其在资金监管、项目管理和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的风险需要认真思考，也不妨谦虚地学习一下西方过去的经验。

自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些媒体和机构也在缺乏足够专业研究和背景知识支撑的基础上，盲目地将该倡议与美国在二战以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横向比较。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量资金基本都是“赠予”类资金，不需偿还，完全用于欧洲的重建发展；更没有认识到，美国复兴欧洲是以欧洲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冷战为条件的。这些报道认为，中国将同美国一样，通过为从中亚到欧洲的广大地区提供资金和项目支持来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因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猜测和质疑。

因此，即使存在着众多问题，ODA理论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中非发展合作和“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的发展合作理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弥合新兴和传统两大援助国集团之间的裂痕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发展问题的挑战至关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完全脱离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发展机制来推广中国的发展合作是很困难的，并且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发展问题上进一步遭遇孤立和妖魔化。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必须一方面深入地理解作为主流国际发展理论核心的ODA理论，另一方面尝试将中国对于国际发展的基本主张理论化和政策化，在此基础上实现中非发展合作理论对主流ODA理论的融合与超越。本书着重探讨的“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这一新概念根植于对中国对非援助实践的总结和对ODA理论的概括，在中国与主流国际发展理论之间搭建了桥梁，它的具体实践案例为其自身的合理性提供了充足的论证。因此，它不仅是分析中国对非洲发展支持的有效分析框架，更代表着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我将这一新的概念体系称为“造血金融”，是因为“造血”二字准确点明了这些资金力求促生和增进这些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特质。“造血金融”的语汇实际上借鉴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故事，即力求发挥金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作用，通过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项目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合作模式来促进合作伙伴国的经济表现，是对于“输血”性质的ODA在理念与实践上的超越，其效果不仅限于非洲，更有希望扩展到“一带一路”建设沿线，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脱贫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工具。

注释

[1]“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人民日报，2015-02-13；社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迥异。环球网。（2015-03-03）［2015-12-14］.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5-03/57991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