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主动性的哲学反思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显然是以重新解释和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为目标的。也可以这么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重新解释、不断补充和不断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运动。如何解释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如何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者说如何才能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些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无论是从实践的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都面临着一个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问题。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论家们绝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也不是为了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正是由于他们始终抱着一种力图改变社会现实的实践旨趣，他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才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和理论的创新。尽管他们的各种理论主张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分歧，但是他们的思考和探索确实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同时也最容易受到现实变化的挑战。事实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召唤之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转向，这就是从实证科学向哲学批判的转向，从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向文化政治学研究的转向。

一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实践学说还是一种实证知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总体性理论还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自马克思以后，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种种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就摆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议事日程上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面对时代所提出的种种理论问题，力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维度。

为了找出20世纪2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清除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卢卡奇明确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结论。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守’，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释。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1.）在他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深入探索历史发展真理的方法，同时又是一种积极改变社会现实的理论武器，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站在总体性原则的立场之上的，也就是说它肯定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由此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了克服各种庸俗马克思主义或者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我们必须重申马克思的历史主动性方法论，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没有总体性思想，就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没有作为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只要丢掉了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全部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个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29.）按照卢卡奇的这种理解，总体性范畴成为了支撑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事实上，正是凭借着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和生命哲学的文化危机理论的发挥，卢卡奇赋予了“总体性”一种崭新的哲学意义，由此而构建起了他的“共产主义历史哲学”，或者叫作“革命的文化主义”。

许多研究者将卢卡奇的理论主张称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注：J.G.Merquior，Western Marxism，London：Granada Publishing Ltd.，1986，p.91.），原因在于卢卡奇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而求助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他看来，“总体性的范畴，整体对于部分的遍及一切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且创造性地把它变成一门全新科学基础的方法实质”（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27.）。真理是一个整体，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出发点。黑格尔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然后用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将自然与精神、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解释为辩证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同样强调社会由生产活动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总体性辩证法正是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了这种总体性原则的辩证方法，就能够看到社会历史就是一个由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构成的整体。“只有在事实的来龙去脉中，把社会生活的各种孤立事实作为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事实结合到一个总体性之中，对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注：Ibid.，p.8.）这种认识绝不是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认识，而是一种哲学的总体性认识。因为它看到了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看到了其中主体所具有的优先地位。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批判？这是因为马克思率先将人类的解放置于人的主体性之上。

对于当时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来说，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只是涉及外在的理论表现形式，实际上马克思与康德之间比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更加接近。如伯恩施坦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负面因素，而且是妨碍对事物进行认识的圈套。马克思完全放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方法，其内在的精神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针对这样一些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尔施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革命理论，并且用总体性的观点克服了物质与精神、思维和存在、自然与历史的二元论，建立了以主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其内容来说是新观点的产物，但是按照其理论形式来说是由唯心主义哲学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辩证的，那就会使他们的唯物主义受到致命的和无法补救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始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一种在理论上把握社会历史整体并且在实践中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New Left Books，1970，p.76.）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哲学精神，而一味地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不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且认为他们提到的都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断地强调，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与哲学毫无关系，并且认为他们讲的都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注：Ibid.，p.6.）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要废除和消灭哲学，但是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要废除传统的资产阶级哲学，重新创立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哲学。

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实践哲学”。他在《狱中札记》里面采用“实践哲学”来指代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以便他的写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哲学是由实践产生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来自于工人运动。关键在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于实践，因此它必须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情况出发，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实践，使人类从异化中解脱出来。“实践哲学”这个概念并非葛兰西首创，它是从意大利哲学家拉布里奥拉那里借用过来的。后者强调“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注：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满等译，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拉布里奥拉的启示之下，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黑格尔和李嘉图相加的产物。（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Ltd.，1971，p.400.）同样，他一方面强调革命领导权的经济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又欲求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偏向。因此，他既反对用唯心主义原则来解释实践哲学，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和其他哲学联系起来，例如以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也批评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化倾向。他强调“实践哲学”的主要敌人还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哲学上的先验性与形而上学性。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以及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中所论述的“系统哲学”，都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表现。

同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一样，布洛赫也是一方面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对当时流行的或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感到不满；他也是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试图借助韦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去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布洛赫独具个性的地方在于，他的希望哲学带有明显的诗意的和宗教的意味。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更多地强调人的意志和希望，他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并且还将“《旧约》先知的道德热情与千禧年的乌托邦末世论结合起来”（注：Wayne Hudson，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Ernst Bloch，London：Macmillan Press，1982，p.1.）。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立足于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尚未决定的趋势，并且推动世界走向其内在的可能性，因此它也是一种向前看的哲学世界观。我们还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维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一种希望哲学。自始至终，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动。它要彻底废除人的异化和物化，“它寻求、采取和遵循客观真实的道路去达到这个目标；而只有这样未来的理想才是可以实现的”（注：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Vol.3，Oxford：Blackwell，1986，p.1359.）。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有“冷流”部分（经济的分析和科学的论证），也有“暖流”部分（意志的力量和理想的追求）。根据当时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我们需要的是充实和加大其中的这股暖流，使“具体的乌托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

二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倾向就是极力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极力挖掘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辩证法更多地指社会的和历史的辩证法，而不是自然的辩证法（除了卢卡奇之外，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并不完全否定自然辩证法的存在）。首先，肯定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为了肯定和恢复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固有联系；其次，突出和强化社会历史的辩证法，是为了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本体论地位。可以说，辩证法问题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问题。因为在当时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尤其是在第二国际以及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中间，马克思的辩证法被遗忘了甚至被抛弃了。这样，作为马克思辩证法来源的黑格尔哲学也被当作反科学主义的理论而遭到唾弃。如伯恩施坦甚至提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反对面，并且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理观察的圈套”（注：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65。）。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的伟大理论贡献，并不是“因为依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力量，毋宁说是因为不曾依靠它的力量”（注：同上书，37页。）。第二国际的另一位理论代表考茨基虽然没有否定辩证法，但他是从进化论和机械论的立场来理解辩证法的。他基本上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注：转引自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352页，注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德勒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科学，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不是来自黑格尔而是来自康德。他们为此曾经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批评：“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注：《列宁选集》，3版，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们往往从“唯科学主义”出发，力图将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出去，将黑格尔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清除出去。

卢卡奇等人在理论上面的斗争对象，就是这些完全放弃了辩证法的修正主义。在他们的批判逻辑中，这些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是无所作为的。因为抛弃了辩证法，尤其是抛弃了历史过程中的辩证法，就无法看到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本清源，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拯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尤其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而且这是同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联系起来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关系是存在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令人信服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同时是哲学史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个基本观点而言，它决没有被马克思扔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点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34.）在卢卡奇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黑格尔哲学都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顶峰，代表了一种彻底消除异化的人本主义立场。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示出其革命的方面，这是“由于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他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他将所有的社会现象以及社会主义化的人的现象都变成了历史的问题。他具体地揭露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且建立了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方法”（注：Ibid.，p.17.）。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之所以被弱化和遗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应有地位遭到排斥。在科尔施看来，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还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都抛弃了黑格尔的哲学和辩证法，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表白中，科尔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结为四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2.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3.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而是日益显得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4.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察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事实上，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并不是终结了，而是转变成了一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忽视甚至否定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强调辩证法变成了强调唯物主义，完全代表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基本理论立场。他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完全是同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彻底分开来，因为它们具有同样的东西，因为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两个方面”（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New Left Books，1970，p.98.）。要让马克思主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首先就必须从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出发，才能够达到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精神行动的辩证统一。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是将这种辩证法从其神秘的外壳里解放出来。因此，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指出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教科书式的肢解（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为代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其理论原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而不是布哈林所说的机械主义方法论。剥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系，这是造成各种庸俗机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因此葛兰西不断强调，“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学说的改革和发展，是摆脱掉（或尽力摆脱掉）思想体系的片面性的和狂信的任何因素的哲学，是对矛盾的充分认识”（注：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注：同上书，82页。）他一方面肯定黑格尔依据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复辟的经验将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辩证化了，另一方面也强调这种辩证化的结果是“站在头脑上的人”。最后，“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更生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整个这一套经验，以便恢复辩证统一的综合，但已经是作为‘用双脚站着的人’了”（注：同上书，78页。）。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其理论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一方面需要消除机械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唯我论的偏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抱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希望人类的异化最终能够被消除。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黑格尔辩证法里面的主体性原则，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批判的和实践的哲学。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间，忘记辩证法和背弃黑格尔是相辅相成的。这样振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理论上确立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方法论地位，让黑格尔哲学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中间。

三

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重新定位历史唯物主义，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迈出的第一步。他们紧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发挥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或者说去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还有待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许多尖锐的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展开的，或者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忽略的，比如总体性范畴、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阶级意识、上层建筑的性质以及意识形态的斗争等。尤其是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探讨，基本上处于一个空白状态。马克思当然肯定人的主观意识作用，“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大部分是对各种虚假意识理论的批驳（包括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是为了揭示历史中意识作用的正确观点。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指出意识是历史所固有的，意识不是处于历史的真实过程之外的”（注：Georg Luká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77.）。卢卡奇通过“总体性”范畴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核心意图是要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甚至强调推动社会发展的终究还是精神的力量。对于“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的理论思考，构成了卢卡奇思想的一大特色。为何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用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探讨“阶级意识”的形成及其作用？卢卡奇的解释是：“正当马克思着手探讨阶级问题的时候，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被中断了。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说，这个中断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后来的工人运动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解释，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偶尔发表的意见，依靠对他们的方法的独立运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决定的。然而，阶级意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马上就派生出一系列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应该怎样理解阶级意识呢？其次，在阶级斗争中，阶级意识（实际上）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注：Ibid.，p.46.）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留下来的问题，就成了卢卡奇所擅长的哲学思辨的用武之地。他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韦伯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力图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寻求一个历史主体的位置。他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辩证的统一之中，阶级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动力。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中的思想主体，一举打破了由宿命论的纯粹规律和纯粹意向的伦理学造成的困境。”（注：Ibid.，p.39.）回到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一直被卢卡奇视为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把人类的真正解放置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之上，而不是依靠宿命论式的外在客观规律。卢卡奇根据他的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共产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观维度进行了理论的诠释，由此开创了一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

同卢卡奇一样，科尔施也坚持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原则，由此他围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问题，一方面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及其心物二分的形而上学，甚至批判了恩格斯和列宁用“物质”代替“精神”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提出在新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应该具有新的形式，所以他的理论思考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分析历史时所运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的问题，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要求”（注：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London：New Left Books，1970，p.23.）。我们应该把这个世界看作我们自己的产物，同时也把我们看作这个世界的产物。自然的世界与社会的世界，并不是两个完全分割开来的世界，而是同一个现实存在的世界。它们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人类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生活过程中呈现的。人类在劳动中和思维中创造出整个的现实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在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时候，始终坚持一种“此岸性”原则，而反对用非历史的“彼岸性”原则来解释现实存在。我们应该依照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着的整体，其中的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偶然的和派生的现象，而是社会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庸俗马克思主义在用“反映论”来说明意识与对象的关系时，就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因为意识或者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或者反射，而应该是现实存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就体现在这里。所谓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其实是一种非辩证的和机械的认识论，它从根本上破坏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因此，一方面是要复兴马克思主义，要将上层建筑的所有形式和所有方面都看作物质现实的存在，看作社会历史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要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对于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说的其他学科来说就只留下了由于远离经济基础而使严格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少地涉及的、越来越少地带有‘物质性’的、始终是‘意识形态’的领域；而对这个领域一般地说最终不应再以实证的与理论的方式，而应仅仅与革命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密切相联系批判地加以探究”（注：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182页，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即本书的科尔施。）。总之，按照科尔施的总体性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不应该停留在割裂理论与实践之上，也不应该停留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经济因素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是体现在它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辩证理解，即对于人的意识的现实性的深刻把握。

如果同其他几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较的话，葛兰西的理论成就特别体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面，或者说是特别体现在上层建筑问题上面。尽管他的许多论述因为条件限制而很不系统，但是其观点却是最富于启发性的。与卢卡奇纯粹的理论思辨不同，他更多的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出发，从意大利本国的社会历史传统出发，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理论上，他要反驳经济主义和归纳主义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错误认识，强调意识形态也具有同物质力量一样的能量，必须抛弃那种将物质力量看作内容而把意识形态看作形式的观念；在实践上，他要为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及其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将攻破“市民社会”这个堡垒作为革命所必要的“阵地战”，也就是争夺政治的和精神的领导权斗争。葛兰西使用“历史集团”这个概念来说明历史运动是一个辩证的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孤立地和静止地去把握经济基础的作用，因为我们只有在经济基础发展完成之后才能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不是说每个政治行动都完全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都只是经济基础的一个变化形式而已；最后，在特定的历史运动中究竟采取哪些政治行动往往是由诸多因素来决定的。（注：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Ltd.，1971，p.408.）相比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思想意识所产生的革命不仅不是被动的，反而还具有某种先导性。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和融合作用。而且与卢卡奇褊狭的意识形态分析不同，葛兰西提出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重要的和起作用的。比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成功地将宗教意识与大众信仰联系起来，成为了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意识。葛兰西还分析了学校、教会以及出版传播媒介等“意识形态机器”，并且论述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功能。总之，葛兰西围绕上层建筑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补充完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主观性条件。今天，“葛兰西主义”在各种文化理论中的影响力，说明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刻性。

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方面，布洛赫的思想立场是独树一帜的，其理论逻辑是关乎人的心灵的。他于1918年发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比卢卡奇和科尔施他们还早地提出了重新解释和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一方面，他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就无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是马克思第一次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是建立在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具体的乌托邦”之上的；另一方面，他提出马克思过于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过于强调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因此忽略了社会主义目标中的超验内容，这样就导致马克思主义接近了一种纯粹理性批判而没有写出实践理性批判来。（注：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44.）换言之，马克思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这一步迈得太大。马克思拒绝那些抽象的乌托邦主义没错，但是他没有对人类心理以及历史中的乌托邦倾向给予充分的论述。乌托邦本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是被大多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遗忘甚至抛弃了。他们一味地反对乌托邦，反对大众的幻想和想象，反对宗教，反对性革命，由此导致人类的主观性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认识。在布洛赫看来，要充分认识人类的主观性作用，就必须继续马克思所开创的“具体的乌托邦”，将意图、期待和希望看作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看作客观现实中的一个基本规定。只要人类还有希望，人类社会就有希望。希望，当然有客观的希望与主观的希望之分。客观的希望代表的是一种尚未实现的人类的真理，而主观的希望主要表现为心理上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向前看的唯物主义，因为它坚持一种“尚未”的存在本体论，坚持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主张现实是一个过程，现实是开放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才是创造性的，才是朝向世界的客观趋向的。“直立行走使得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这还不可能完全做到，这还只是作为一种希望而存在，即希望过一种没有剥削和没有主人的生活。”（注：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Vol.3，Oxford：Blackwell，1986，p.1367.）显然，异化的消除和人类的解放都要有赖于人的主观意识力量。这是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立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