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发展现状

由于国际上并没有关于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统计分析，中国当前针对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研究也高度集中于华人人才群体，相关的资料、数据也多是从这一方面搜集的，因此，虽然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所有海外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但本章的现状分析只能针对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这个群体进行。

一、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一般情况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可以细分为尖子人才、优秀人才、特殊人才和普通人才四类。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的总数接近100万人，约90%以上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这七国接收了其中的90%以上，仅美国就接收了其中的75%。尖子人才包括获得国外终身教授职称的人和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这类人才约有5%；优秀人才包括助理教授、科研骨干、高级工程师和中层科技管理人员，这类人才占10%左右；特殊人才包括不具有中、高级职称或职位但具有特殊专长的人才或复合型人才，这类人才占25%左右；普通人才是指还有待被社会认可的潜在人才，这类人才占60%左右(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2004a)。也就是说，尖子人才和优秀人才的规模达到了15万人左右。王辉耀的研究表明，海外华裔人才中高精尖人才、优秀人才的规模分别在3万人、10万人左右，其总数在13万人左右(王辉耀，2010)。而中组部的统计显示，中国有20多万人学成后留在主要发达国家工作，其中45岁以下、具有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约6.7万人^注9，而作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45岁以下的人才占全部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58.86%，那么据此可以计算出，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规模总量在11.4万人左右。综合这几个结果可知，中国目前在海外的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有11万~15万人。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按来源构成一般可分为四类：一是出生于海外的华人华侨科技人才；二是港澳台滞留或移居海外的科技人才；三是中国大陆滞留或移居海外的科技人才；四是中国早期移民他国的华人华侨中滞留或移民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人才。在这些科技人才中，大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大陆，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台湾，还有八分之一来自香港，其余的则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王晓莺，2005)。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陆、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占的比例都将越来越大，台湾和香港所占的比例则会相应地降低。尽管从来源上看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规模最大，但由于人口基数也大，它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实际上较小，而港澳台地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OECD(2012c)对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的移民率所做的调查显示，香港的移民率达到1/4，其中男性为25.5%，女性为26.1%；澳门接近1/6，其中男性为13.5%，女性为17.2%；台湾的移民率不到3%，其中男性为2.2%，女性为2.9%；中国大陆的移民率有1%多一点，其中男性为1.4%，女性为2.2%。可见香港和澳门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才流失较严重，而台湾和中国大陆则处在可控的范围内。从该调查得到的另一个结论是，中国女性高层次人才的流失率远高于男性。

在人才留学后的去向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基本的了解：一是留学生的海外地域分布以美国为主，留学后留在美国的人才占全部人数的31.1%；其次是欧洲和亚洲，分别占27.9%和25.2%；大洋洲在14.2%左右；非洲的比例最低，只有0.5%(王冬梅，2010)。二是直接看海外华人人才的空间分布，虽然目前仍然缺少权威的统计或调查数据，但根据未名海外人才网(该网站的注册总人数超过50万人，构成以博士和硕士为主，分别占31%和42%，本科生只占22%，因而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同时学生只占其中的29.6%，大部分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专业人士，因而也可大致反映已经就业的海外人才的分布情况)的调查，海外华人人才和留学生的海外分布情况是，美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占其中的62%，欧洲和加拿大也超过了10%，日本也占有5%的比例，剩余的10%分布于其他地区。^注10三是OECD关于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的主要目的地的分布情况显示，2005~2006年，中国向OECD国家移民(diasporas)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约占全部移民(270万人)的97%。在这10个国家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移民的排序与全部移民相同，其中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接受了约57.35万人，占10个国家总数的49.2%；其次是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它分别占19.7%、10.5%和9.3%；其他国家的比例都不超过5%。整体而言，中国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移民有七成左右流向了北美洲，剩下的各有一成流向大洋洲、日本和欧洲(OECD，2012b)。综合以上几类调查数据来看，虽然具体的比例不尽相同，但整体上较为一致地反映出，中国高科技人才出国留学和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是北美洲，其中以美国为主，欧洲国家、日本和大洋洲国家次之。

在专业分布上，中国大陆出去的科技人才以理工科专业为主，随着近年来生物学、信息学科等的兴起，这类专业的科技人才也在迅速增加，例如美国硅谷的20万工程技术人员中，就有6万多是华人；而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中，学科分布则更接近西方国家的分布，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科技人才所占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而言，海外华人科技人才仍然比较偏重于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且这种趋势还在延续。2010年，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人数达13.39万人(加上港台则达到16.96万人)，占赴美留学外国学生的22.6%(包括港台则为28.6%)，位居赴美留学生来源地的首位；而2007~2009年在美国获得科学及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中，中国大陆占31.1%(加上台湾则为34.8%)(NSF，2012)。

在职业分布上，从OECD对中国赴OECD国家就业者的调查情况看，科技相关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较高，其中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占18.6%，技术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technicians and associate professionals)占10.0%，法律、高级办公人员和管理人员占14.4%，三者合计占全部赴海外就业者的43.0%(OECD，2012b)。

二、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取得的主要成就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这个群体在国际科技舞台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各专业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华人科技人才因为科研能力突出而被委以重任。例如，对中国国际科技网所列举的国际科技组织的管理层成员^注11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截至2013年年底，在587名分支部门以上管理层成员中，有54名是华人，占到其中的9.2%，所占份额较高；同样对该网站列举的国际学术组织所做的调查表明(截至2014年1月16日)，在扣除掉无法获取数据的181个组织后，有143个组织有华人在该组织就职或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占全部可以获得数据的组织的79%。其中，具体参与的华人数量接近2200人，占全部人数的11.2%，这也意味着华人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组织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华人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从作者对这两类组织的调查结果可见一斑。

第二，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科技精英。其中，最为知名的诺贝尔奖的获奖者中，华裔人才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和高锟8人。获得诺贝尔奖、沃尔夫奖、菲尔兹数学奖、图灵奖、日本国际奖、泰勒环境奖、沃特曼奖、巴尔赛奖、美国总统科学奖、盖尔德纳奖、格拉芙奖等国际公认的权威大奖的科学家中，累计华裔人数达到82人次，占这些奖项获奖总人数的3.01%(具体参见表2—9)。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工程院会员、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士等的累计人数更是超过310人次，占全部当选人数的1.95%(具体参见表2—10)。

表2—9国际上主要科技大奖的华裔获得者人数

资料来源：各大奖的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其中的华裔指的是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华侨。表2—10中的数据来源和含义与此相同。

表2—10主要国家华裔院士与学会会员的人数及其比例

续前表

资料来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的相关学会网站及维基百科。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

第三，取得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华人科学家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国外优越的科研环境，取得了许多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例如，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吴健雄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李远哲设计出了“分子束碰撞器”和“离子束碰撞器”，朱棣文用激光把原子冷冻至超低温，丁肇中发现了J/ψ粒子，崔琦发现了电子量子流体现象，何大一创造了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丘成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周炜良提出了“周氏坐标”、“周氏定理”和“周氏环”，陈省身提出了“陈氏性类”，高锟发明了光纤通信传输，吴瑞发明了给DNA测序的引物延伸法，袁家骝首次证明了地球上空中子不是来自太空，钱煦就力学对基因表达和信号传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冯元桢创立了著名的“冯氏隧道理论”，李建业发明了移动电话，石根华首创了“关键块体理论”和“非连续变形分析”方法等，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聪明智慧和创新能力。

第四，华人科技人才创业成果丰硕。例如在美国硅谷，每年涌现的5000家初创企业中，约有1/4是由海外华人科技人才创办的；在这些企业创造的财富中，40%有华人参与；硅谷高新技术企业的总裁中有17%是华人，例如杨致远创立的雅虎公司、吴鹰等建立的UT斯达康、王嘉廉创办的国际联合电脑公司、陈士骏创办的Youtube、孙大卫和杜纪川共同创办的金士顿科技公司、陈文雄创办的Solectron公司、黄仁勋创办的NVIDIA等。

三、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生存状况调查

鉴于电子问卷相较于传统邮件问卷方式具有诸多优势(翟本瑞，2008)，本次调查采取电子问卷方式，其对象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2008年度世界大学排行榜单中前200名世界一流高校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华人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同等级别的研究人员，但扣除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以华人人口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该调查历时6个月(2009年6月~2009年11月)，共发放问卷5315份，回收341份，其中有效问卷337份，有效回收率6.42%(虽然回收率并不高，但是回收率低于10%对于电子邮件问卷来说是经常发生的事)(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等，2007)。鉴于其优势非常突出，电子邮件仍然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问卷调查方法，而且从中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说服力(王辉耀，2009a)。基于这一认识，本书还是利用这些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本调查样本回收率虽不高，但是总的样本规模绝对值并不低，因此后面仍将根据这337份结果(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些受访者没有回答，导致回答各个具体问题的人数各不相同)进行分析。

(一)个人基本情况

1.性别

在接受调查的334人中，男性278人，占83.2%，女性占56人，占16.8%，男性数量占绝对的主导地位。

2.年龄分布

在接受调查的333人中，41~45岁的人数最多，占全部人数的25.4%；其次是46~50岁和36~40岁的，各占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再次是51~55岁和31~35岁的，占比都超过一成；56~60岁、小于等于30岁、61~65岁、66~70岁和大于70岁的，占比都不足4%。整个年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正态分布，年龄中位数是41~45岁(具体参见图2—20)。

图2—20 接受调查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年龄分布情况

3.出生地

在接受调查的332人中，85.8%的受访者来自中国大陆，另外分别有5.1%和5.7%的人来自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此外还有分别1.2%和2.1%的受访者来自当前居住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就是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受访者是本次调查的主体(具体参见图2—21)。

图2—21 接受调查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出生地分布情况

4.最高学位

在接受调查的330人中，有320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分别有6人、2人和2人获得了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和其他学位，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才都具有博士学位。同时接受学位授予地调查的297人中，有71.6%的人的学位授予地在当前居住国，12.1%的人在中国大陆，还有5%的人在港澳地区，此外还有17.3%的人在其他地区。

(二)家庭基本情况

1.婚姻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330人中，有一半的人已结婚并且有两个以上的小孩，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已结婚并有一个小孩，此外接近一成的人已婚但无小孩，而单身无小孩、单身但有小孩和其他情况等所占的比例都很低。从中可以看出，结婚并有小孩(比例高达84.5%)是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普遍情况。

2.配偶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290人中，六成的人有配偶并且从事全职工作，赋闲在家的约有1/7，此外超过一成的人在从事兼职工作，接近一成的人是自由职业者，还有6.2%的人是其他情况或不在当前居住国就业。也就是说，近八成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在当前居住国从事某种形式的工作。

(三)工作基本情况

1.签证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335人中，绝大部分人都具有当前居住国的国籍或为当前居住国的永久公民，两者所占比例分别超过55%和31%，而仍然保留其祖籍国(地区)身份的只有一成多，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年限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这说明，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都希望或者实际上已经成为所在国的永久国民。

2.工作年限

在接受调查的336人中，多数人在海外奋斗了多年，其中低于6年、6~10年、10~15年、15~20年及超过20年的人数分布较为均衡，各占20%左右。这表明，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在海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作年限较为均衡的梯度系列(具体参见图2—22)。

图2—22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在海外的工作年限的分布情况

3.研究工作类型

在接受调查的332人中(多选)，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的都在六成左右，从事应用研究的只有一成多一点，此外从事科技管理、科技交流与合作或其他工作的人均不超过5%。值得注意的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时从事两种以上类型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多数从事纯学术研究。

同时，作者所做的调查还显示，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获得的职称与工作年限之间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获得教授职称一般需要工作15年以上，少于15年的仅占两成，不足10年的更是不足一成，其中工作年限超过20年的占比最高；获得副教授职称一般需要工作年限在6年以上，其中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上的占比高达70%以上，工作年限为10~15年的所占比例最高，而工作年限不足6年的占比不足一成；获得助理教授职称的人的工作年限分布则较为均衡，工作年限为不超过3年、3~6年、6~10年、10~15年的各占两成左右，其中6~10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该结果同国内通常的情况比较接近，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即使是最优秀的人才群体，要想获得更高的职称也需要通过相当年份的奋斗才能实现(具体参见表2—11)。

表2—11不同职称与工作年限之间的关系(%)

4.职称与职务

在接受职称调查的332人中，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比例分别占1/3强、1/4强、1/3强，其规模基本相当。而分年龄段来看，40岁以下的以助理教授为主，其中在36~40岁这个年龄段副教授开始增多；41~45岁的以副教授和正教授为主、助理教授为辅；46岁以上的以正教授为主，副教授也较多，助理教授很少，其中56岁以上的完全没有助理教授(具体参见表2—12)。

表2—12接受调查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所获职称与年龄分布情况

同时，在接受调查的332人中(多选)，一半的人是实验室/研究团队主管，学术团体主管、学校/学部主管、院/系主管都只占5%左右，其他情况的接近一成，此外还有约三成的人无任何职务(具体参见表2—13)。

表2—13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任职情况

续前表

5.收入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313人中，收入高于12万美元/年的人最多，占36.1%强；收入在8万美元/年~10万美元/年和10万美元/年~12万美元/年的次之，分别占24.6%、22.7%；低于8万美元/年的合计约占1/6。整体而言，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收入水平是比较高的，大多超过10万美元/年，当前国内能提供给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收入水平还远低于这个标准(具体参见图2—23)。

图2—23 接受调查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收入分布情况

6.工作压力与挑战

在接受调查的329人中，只有2.7%的人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而97.3%的人则面临至少一类压力。其中，最大的两类压力是争取科研经费或研究项目、具体科研任务和学术研究，分别有62.9%和52%的人选择了这两类。此外，选择人数超过20%的还有兼顾家庭与事业、职位和职称升迁、管理行政工作或科研团队这三类。整体而言，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所面临的压力相对单一而且较小(具体参见表2—14)。

表2—14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工作压力与挑战

整体来看，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生存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绝大部分人都在海外扎下根来，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收入、较为稳定的家庭，虽然还面临一些压力，但更多的是享受到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快乐。

四、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再迁移意愿分析

(一)不同背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再迁移意愿调查

整体上而言，高层次科技人才再迁移的意愿正在增强，Jonkers(2008)和Khadria(2004)等的研究均表明，受一些国家的回归计划和经济社会条件改善的共同影响、家庭和个人因素的驱使，以及某些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城市的吸引，再加上生活方式、家庭方面的因素和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等，中国、印度等国的流出人才开始回归其祖籍国(OECD，2009b)。具体对于已经定居海外的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而言，其再次迁移的意愿在近年来确实趋于多样化。作者所做的调查表明，14.8%的人永远不打算迁移，近期(五年内)没有迁移意愿的所占比例最高，达46.7%。

同时，拥有迁移意愿的人才占比也很高，这包括在当前居住国国内迁移、向中国大陆迁移和向其他国家迁移等几种情况。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向中国大陆迁移，达38.6%。与作者的调查结果类似的是，刘建林2005年6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对249位留美学生(收到229份有效问卷，包括在读留学生92人，已在国内工作的留美海归73人，在美国工作的64人)所做的调查也表明，在读学生毕业后希望回国的比例为36%(刘建林，2007)。高子平2009~2010年对在海外获得本科及以上的理科或工科学位、从业超过一年但仍拥有中国国籍的1185名海外科技人才(有效问卷1123份)所做的调查显示，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留学回国的意愿高达68.9%(高子平，2012)，似乎与本章的结果不相同，但作者的调查结果中仍有中国国籍者的回国意愿也高达56.4%，再考虑到学历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距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多个不同调查的结果基本上都能说明，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发展的意愿是比较强的。除此以外，在所在国内部迁移的比例也比较高，达到27.1%，向港澳地区迁移的比例超过12%，其他的迁移意愿则较弱(该调查为多项选择，因此各项迁移意愿所占比例之和不等于100%)。整体来说，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再迁移的路径相对集中，近期或永远不迁移、向中国大陆和港澳台迁移、在当前居住国内部迁移是主要的选项(具体参见图2—24)。

图2—24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再迁移意愿调查结果

进一步从不同年龄、职称、出生地对人才迁移意愿的影响来看，其差别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从年龄上看，55岁以上的人才在迁移意愿上与小于55岁的人有明显差异，他们中选择永远不打算迁移的比例最高；与之相反，小于55岁的人才更倾向于选择近五年没有迁移打算，或者向中国大陆迁移和在当前居住国内部迁移。总体而言，年龄越小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其迁移意愿也越强(具体参见图2—25)。

图2—25 不同年龄段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迁移意愿比较

在不同出生地的人才中，中国大陆出生的人才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意愿(40.9%)强于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出生的人才(均在30%上下)，出生于港澳地区的人才选择向港澳地区迁移的比例最高(超过41%)，而出生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才这一比例较低(均为10%多一点)，基本上只有台湾出生的人才(21.1%)有向台湾迁移的意向。近期没有迁移意愿的人中以台湾出生的人才占比最高(57.9%)，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人才则相差不多(都在46%左右)，而永远没有迁移意愿的人中则属港澳地区出生的人才占比最低(5.9%)，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生的人才占比在15%左右。

从不同职称的人才来看，在有教授职称的人中选择向港澳地区迁移(17.3%)、近五年没有迁移打算(49.1%)和永远不打算迁移(20.9%)的比例都是最高的，选择在当前居住国内部迁移的比例则最低(20.9%)。在有助理教授职称的人中选择永远不打算迁移的比例最低(只有5.8%)，而选择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比例最高(45%)。在有副教授职称的人中选择向中国大陆(27.8%)、港澳地区(8.9%)和台湾地区(1.1%)迁移的比例均为最低，同时也是三类人才中选择近五年没有迁移打算的比例最低的(只有45.6%)。可见，在三类人才中，助理教授在迁移方面最为活跃，而副教授则最保守，教授的可选余地最大。

除了作者所做的调查以外，高子平还对性别、留学性质(公派留学与自费留学)、职业发展层级、与国内的联系程度这四个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女性的回流意愿强于男性(男女回国意愿比为0.726∶1)，公费留学者的回流意愿强于自费留学者(回流意愿比为1.594∶1)，职业发展层次(用研发优势、技术管理优势、市场拓展优势与跨文化适应优势等来体现)越高的人才其回流意愿越弱，与国内联系程度越紧密的人才其回流意愿也越强(高子平，2012)。这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有关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研究。

当然，尽管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迁移意愿较高，但是仍有一些因素阻碍他们实现迁移意愿，这也是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的。这些阻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中无更好的职位居首，平均权重分值为3.1分(最高为5分)，其次是研究团队挽留、个人主观意愿不强、单位挽留和家庭成本高四方面，其平均权重的分值均高于2分，其他的诸如亲朋挽留、违约成本高、遗留工作难处理等因素虽也有影响，但并不大。

(二)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或来华)意愿调查

为便于研究，作者将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服务方式划分如表2—15所示的三类。

表2—15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服务及实际与期望服务的方式分类的样本比例

注^*：该栏中分号之前的数据为实际提供服务的样本比例，分号之后的为期望提供服务的样本比例。

关于合作方式的分析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实际采用的服务方式。结果显示(多选)，采用方式Ⅰ的较少，其中采用方式A的占6.0%，采用方式B的占3.3%；采用方式Ⅱ的类型较多，使用频率也最高，其中采用方式C、D、E、F的分别占15.0%、41.0%、68.3%、20.0%；采用方式Ⅲ的类型最多且部分类型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中采用方式K、J、H的比例分别达到40.7%、27.0%和22.3%，采用方式M、G、P、O的比例也都达到或超过10%(具体参见表2—15)。二是期望采用的服务方式。结果显示，希望全职回国的比例远高于实际，其中希望采用方式A和B的比例分别为19.6%和8.1%，但对该方式的期望整体上仍低于方式Ⅱ和Ⅲ。期望采用方式Ⅱ的比例普遍较高，其中来华讲学/授课的意愿的比例最高达43.5%，而来华从事科技交流的比例较低，仅为20.6%；与实际期望的方式相比，对方式E的期望比例低于实际，方式D和F的比例与实际相当，方式C的比例则远高于实际。期望采用方式Ⅲ的比例也非常高，其中期望采用方式H的比例与实际的比例相当，期望采用方式G、I、L、M、N、O、P的比例远高于实际，而采用J、K的比例低于实际。

对比实际采用的方式和期望采用的方式可发现，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方式，以便于他们根据自身条件进行选择。同时，虽然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全职服务的意愿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仍更加期望采用短期回归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对其迁移意愿所做的调查显示，回国乃其众多迁移意愿之一(且非最重要)，将回国作为唯一迁移意愿的只占样本的12.7%，远低于“最近五年没有迁移意愿”比例(34.3%)，与“永远不打算迁移”(10.8%)、“在当前居住国内部迁移”(8.7%)的比例相当。

(三)当前影响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迁移的因素调查

作者按照0~5的权重赋值的统计结果表明，合适的职位被赋予的分值最高，达4.44分；其次是较满意的生活质量、良好的学术团队和优越的科技条件，这些因素的赋值也都超过了3.5分；此外，子女可接受良好的教育、被委以重任、经济收入丰厚和有适宜的社交圈也是很多高层次科技人才所看重的(具体参见图2—26)。

图2—26 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在当前居住国工作的看中因素比较

除上述因素外，在愿意以后回来的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中，有54%的人认为在美国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有31%的人认为目前待在美国是为了以后在中国做生意或生活赚钱，此外还分别有22%、18%和5%的人抱着先在美国成功然后在中国成功、等待中国发生更大变化或者回国之前获得美国人身份等心态(刘建林，2007)。也就是说，愿意回来而目前没有回来的那部分高层次科技人才，其留驻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实力或者等待中国出现其期望的变化。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年龄、职称和工作年限的人才对某些因素的重要性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在不同年龄的人才方面，55岁以上的人才对合适的职位、子女可接受良好的教育、被委以重任、优越的科技条件、经济收入丰厚等的关注度明显低于40~55岁的人才以及小于40岁的人才，相反，他们对社会制度的关注度则高于后两类人才。而对于不同职称的人才而言，助理教授在家庭稳定、子女可接受良好的教育方面的关注度低于副教授和教授，而在优越的科技条件方面的关注度高于后两者；副教授对于良好的学术团队的关注度低于教授和助理教授；教授在社会地位较高、被委以重任和经济收入丰厚方面的关注度高于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对于不同工作年限的人才而言，工作年限超过20年的人才对家庭稳定、社会地位较高、经济收入丰厚方面的关注度高于工作年限在10~20年以及10年以下的人才；工作年限在10~20年的人才对于有合适的职位、子女可接受良好的教育方面的关注度高于其他两类人才；而工作年限低于10年的人对社会制度良好、良好的学术团队、被委以重任、经济收入丰厚方面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其他两类人才。

(四)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归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已有研究，作者认为影响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归意愿的因素可分为四类，其中个人因素有性别、年龄、出生地及其生活年限、最高学位授予地、签证状况；职业因素有研究工作类型、职务、职称、在当前居住国的工作年限；生活和家庭因素有婚姻及子女状况、配偶工作情况、收入状况、在大陆的亲朋好友的影响；社会因素有在当前居住国的压力与挑战、合作交流障碍、民族情感、文化认同、相关高层次人才政策、社会责任感等(王辉耀，2009a；Wadhwa，Saxenian，Freeman，et al.，2009)。

个人因素的影响包括四个方面：(1)性别影响非常明显。男性更期望采用方式Ⅰ，女性更期望采用方式Ⅱ和Ⅲ。(2)年龄的影响明显。采用方式Ⅰ的比例呈“U”形变化，其中40~50岁的人才所占的比例最低，随着年龄的增长，采用方式Ⅱ和方式Ⅲ的意愿逐步下降；在出生地生活达19~24年的采用方式Ⅱ和Ⅲ的比例最高。(3)最高学位授予地的影响明显。最高学位授予地为中国大陆的采用三种方式的比例均为最低；最高学位授予地为港澳地区或其他出生地国家和地区的采用方式Ⅱ和方式Ⅲ的比例均为最高，其次为授予地为当前居住国的和其他非出生地国家和地区的。(4)签证状况的影响不明显。具有中国大陆国籍的人才采用方式A和J的意愿最强，在其他方面则远低于其他来源的样本。

职业因素包括四个方面：(1)研究工作类型的影响有限。在方式Ⅰ中，涉及应用研究的采用方式B的愿望更强烈，其次是同时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人才在方式Ⅱ和Ⅲ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涉及应用研究的和仅从事基础研究的。(2)职务的影响有限。拥有学校/学部主管职务和没有职务的采用方式A的比例较高而采用方式B的比例较低；在方式Ⅱ中，学校/学部主管和院系主管采用方式D和E的意愿较弱；在方式Ⅲ中，研究室/研究团队主管和拥有其他职务者对采用多种方式的意愿都较强，其次是学术团体主管和无职务者。(3)职称的影响有限。助理教授采用方式F、H、I、J和P的意愿更强，副教授采用方式C和D的意愿更强，而教授更愿意采用方式O。(4)在当前居住国工作年限的影响明显。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采用方式A的意愿程度呈现“U”形变化，采用方式B、D、E的意愿程度呈现倒“U”形变化。在当前居住国工作年限不足3年的采用方式Ⅲ的意愿最强，其次是工作年限在20年以上的。

生活与家庭因素包括四个方面：(1)婚姻及子女状况的影响有限。在方式Ⅰ中，已婚且有一个及以上子女的采用方式A的比例最低，而单身的(包括单身且有子女和单身且无子女的)采用方式B的比例远高于已婚的；单身且无子女的采用方式Ⅱ的意愿最强，其他的则差别不大；单身且有子女的采用方式Ⅲ的意愿最强，其次是已婚且无子女的。(2)配偶工作情况的影响有限。在方式Ⅰ中，配偶不在当前居住国工作的采用方式A的比例最高，自由职业者、其他情况和全职工作的采用方式B的比例远高于从事兼职工作、赋闲在家和不在当前居住国工作的；在方式Ⅱ中，不在当前居住国工作的采用方式C的比例最低而采用方式D、E的比例最高。(3)收入状况的影响有限。在方式Ⅰ中，收入水平低于6万美元/年的人才采用方式A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别的人才，收入水平在6万美元/年~8万美元/年的人才采用方式B 的比例远低于其他类别的人才；收入水平在6万美元/年~8万美元/年的人才采用方式Ⅱ的意愿较弱。(4)大陆的亲朋好友的影响有限。随着亲朋好友影响的减弱，采用方式C和D的意愿分别呈现“U”形和倒“U”形变化；在方式Ⅲ中，亲朋好友的影响对方式I、L产生部分正影响。

社会因素包括五个方面：(1)在当前居住国的压力与挑战有明显影响。在方式Ⅰ中，愿意采用方式A和B的比例随着工作压力的降低而减少；随着压力的降低，采用方式Ⅱ的意愿也在逐步减弱。在方式Ⅲ中，随着压力的降低，采用方式G、H、I、J、K的意愿逐步减弱，而采用方式M、L、N、O、P的意愿逐步增强。(2)合作交流障碍的影响有限。随着合作交流障碍的减少，采用方式C、F、G、H、I、L、M、O的意愿逐步减弱。(3)民族情感的影响明显。民族情感因素的变化对其采用方式A、B、N、P的影响呈现“U”形变化，对采用方式D的意愿的影响逐步减弱，对采用方式E、F、G、H、I、L的意愿呈现倒“U”形变化。(4)文化认同的影响有限。采用方式A、B、C、F、J的意愿随着文化认同感的减弱而呈现“U”形变化，采用方式H的意愿则呈现倒“U”形变化。(5)相关高层次人才政策和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不显著。

整体上，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进行再迁移或移民的意愿并不高，或者说多数人不愿回来提供全职服务，而更倾向于回来提供兼职服务，其次是不回来但提供服务。影响其服务意愿的因素的作用力各不相同，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我们可以把影响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来的因素分为四类：(1)影响非常明显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最高职位授予地，主要涉及自身基本状况。(2)影响明显的因素，包括出生地、研究工作类型、职称、大陆的亲戚朋友、在当前居住国的压力、民族情感、文化认同，主要涉及精神因素，个别涉及工作因素。(3)影响有限的因素，包括签证状况、职务、在当前居住国的工作年限、婚姻及子女状况、配偶的工作情况、收入状况、合作交流障碍，主要涉及工作及与生活和家庭有关的方面。(4)影响不明显的因素，包括人才政策和社会责任感。

进一步来说，对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归意愿产生主要而明确的影响的因素主要涉及自身基本状况和精神，有关工作和生活因素的影响只存在于部分领域且其影响仍不确定，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广泛性。这说明中国有关依靠提供工作、生活条件和待遇来吸引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方式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总之，只有采取与国际接轨且多管齐下的综合措施，才能真正激发海外高层次科技人才回国或来华发展的动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最终让他们将回国或来华发展的意愿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