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研究范围的界定及基本研究方法

虽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自唐始即受到重视，两《唐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玉海》等，均列总集类予以存录。但具体到本书，有必要对有关范围及相关概念等简要作以界定，同时，亦有必要对本书主要研究方法作以简要介绍。

一、研究范围界定

鉴于第一节所论，研究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具有一定的意义。那么，怎样界定唐人编选诗文总集？

首先，是“诗文总集”的界定。这一点，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总集遴选对象数量多少的问题，二是选与评的比例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既然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那么，凡是收录诗文作者在二人以上者，皆应当归于总集之列。现以唱和集、送别集为例，如《送邢桂州诗》、《送白监归东都诗》等，这些唱和集、送别集收录诗人较多，其为总集似无异议。然，唐人有唱和结集的习尚，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曾指出，唐人送别、唱和时，往往列座宴饮，各人赋诗一首，然后汇为一编，推举一人撰写序文，以记其事。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42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可见，唐人唱和、送别时，往往将参与者所作的诗章题序并结集。陈尚君等亦在这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考索，如其叙录“朝贤赠光歌诗”、“长安两街名僧送悟真归瓜沙诗”等。诸多唱和、送别活动，参与人数或多或少。多者，可至数百人；少者，很可能二三人而已。一些参与人数较少的唱和、送别活动，可以确考已经结集的，如《盛山十二诗》、《七老会诗》等。有些唱和、送别活动，仅二三人参与，按照习俗，他们也可能将唱和、送别诗什题序结集。这类集子，收录诗歌不过二三首，若被排除出总集之外，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若将其归入总集之列，又有牵强之惑。据此，本书认为，既然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那么，凡收录对象在两人以上者，均可视之为总集。

再看第二个问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特点之一即选评结合，如《河岳英灵集》等。那么，在“量”的层面如何界定选评的比例？即某一部著述中，“评”与“选”处于怎样一个比例关系时，方可视之为总集，否则，它就是诗话或者诗评专著。如《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归之于总集类，《通志》则归之于文史类。再如《抒情集》，吴企明在《“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中考该集为选诗总集参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127~182页。，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云：“卢瑰《抒情集》，亦《本事诗》之类也。”《唐音癸签》卷三二《集录》三将《抒情集》和《本事诗》同归为诗话类。故此二集不属纯正意义上的选诗总集，其特点是选而评之，且以评为主。如此类者，本书从吴企明等学者的观点，将其附之于总集之列。

其次，是“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顾名思义，其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唐人编选，二是总集。表面看来，这个界定是颇为明晰、毋庸置疑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个问题，是“文”的范围。本书取传统意义上“文”的概念，即“文”包括赋颂、碑碣、制诰、表章、奏议、策文、案判、军书、符檄、诰命、论说、辩议、原解、序跋、箴铭、传状、诏令等，而不包括笔记、小说、语录等。另一个问题，是编选内容范围的界定。唐人编选诗文总集，其实际内涵应当包括“选有唐代诗文”、“专选唐代诗文”、“未选唐代诗文”三个部分。“选有唐代诗文”者，如《续诗苑英华》、《文馆词林》、《古今诗类聚》、《玉台后集》、《续文选》、《文府》、《芳林要览》、《古今文集略》等。“专选唐代诗文”者，如《珠英学士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贞观新文章》、《国朝哀策文》、《克家志》、《蜀国文英》等。“未选唐代诗文”者，如《西汉文类》等。这三类均属于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这一点，当无异议。然而，对于学术界沿用已久的“唐人选唐诗”这一概念，古今诸学者所见则稍有差别。如陈尚君先生将“选有唐诗”和“专选唐诗”等总集统称为“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其设“断代诗选”类，并注明此类为“唐人选唐诗”。参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184、188页。可见，在陈先生看来，“唐人编选诗歌总集”与“唐人选唐诗”属内涵不同的两种概念。

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学术界亦有另一种观点。如吴企明《“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论及释慧净《续诗苑英华》、李康成《玉台后集》参见吴企明：《唐音质疑录》，127~128页。，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录《玉台后集》参见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313~360页。。慧净与李康成所编纂的这两部诗集，皆属于唐人编选有唐诗的总集，据其选编范围分析，可视之为通代选诗总集。陈伯海等主编、倪进等著《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第七章《唐人选唐诗》曰：“唐人选唐诗的数量、种类均极丰富可观……总数超过一百四十种。”倪进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297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亦云：“现在可考知的唐人选唐诗已有一百三十多种……如惠静（即慧净）的《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刘孝孙的《古今类聚诗苑》、李康成的《玉台后集》……”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36页。以此观之，学界关于“唐人选唐诗”的观点，意见分歧较大。概括起来，所谓的“唐人选唐诗”，其内涵应当包括“唐人编纂的选有唐诗的总集”与“唐人编纂的仅仅选唐诗的总集”两个层面，其“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的。此可视之为广义的“唐人选唐诗”。本书取其广义。

对唐人选唐文的理解也是如此。“唐人选唐文”实为“唐人编选唐文总集”的简称，这个“总集”是和“别集”相对而言的。从编选范围分析，其有两方面含义：广义地看，其指唐人编纂选有唐文的总集；狭义地说，其指唐人编纂仅仅选唐文的总集。本书所谓的“唐人选唐文”，是参照学术界所界定的“唐人选唐诗”这一概念而提出的，兼取“唐人选唐文”之广义与狭义。故某些文集，虽亦具有“选”的特点，但以其为别集而不在本书考录的范围。如令狐楚《梁苑文类》、皮日休《文薮》等，本书未作考述。同时，如《艺文类聚》等，其虽为类书，然而，从文献学角度分析，它们具有总集的某些特征，且前人已有类似观点。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曰：“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380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玉海》卷五四《艺文》之《唐艺文类聚》条曰：“分门类事，附见前世诗赋、赞颂、笺启之作。”王应麟：《玉海》，1028页。又如《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下文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六释书类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来，重老轻佛，因采辑自古文章……以广僧祐之书，分归正、辨惑……十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校正，798页。若此等者，本书以之具有唐人集纂诗文总集的某些特点，而附之于研究之列。同时，唐人虽然以选编本朝诗文为选学主流，但其亦选编未收录本朝诗文的总集，如《西汉文类》、《东汉文类》等，虽然这类总集数量有限，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类总集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故，本书亦置之于考察范围之中。

因此，本书选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以纂集方法而论，可以将其概括为“选”、“编”两大类别。以遴选对象的体裁考察，其包括三个部分，即唐人编选的诗总集、文总集与诗文合集。以选编范围探讨，其包括唐人编纂的选有唐人诗文者与未选唐人诗文者。以内容以及遴选数量分析，其包括唐人所纂、收录两人以上作品结集者。以上种种，均为本书研究对象。由于唐人以选编本朝诗文为主流，故研究过程中，以唐人选唐诗与唐人选唐文为主要对象。

二、基本研究方法

鉴于研究对象之特征，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是考据辨析，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辑考唐人选编的诗文总集，辨析史书及其他典籍中的误收、重出现象等等。如，唐人集纂诗文总集名目、参编者及选本的特征等，本书均作必要的考辨稽证。又如，《翰林学士集》诗下皆有职官题名，这是研究该集及诗集中诸诗人的重要史料。但，该集诗下题名，有和史实相吻合者，亦有和史实不相吻合者。前辈学者更多地注重其史料价值，这样很可能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误解。要解决这些问题，采用考据法辨析史料是必要的。

其次是数据统计法。唐人诗文总集选取哪些人的诗文、孰多孰少等等，数据统计是必用之法。如《河岳英灵集》选诗总数不少于10首者有12人，选王昌龄诗16首，选常建、王维诗各15首，选李白诗13首，与高适相同；选诗数量高于李白者有王昌龄、常建、王维、李颀，数量接近于李白者有储光羲、崔国辅、刘眘虚、陶翰、崔颢、薛据。故以选诗数量统计，则李白位列第五，这是否意味着殷璠有抑李心态？探讨此类问题，数据统计分析是必须采用的研究方法。

再次，比较法亦是本书采用的主要方法。本书所涉及唐人选诗与唐人选文，此乃唐人选学的两大领域。其包含着唐人同中有异的选学观、批评观，只有比较，才能将二者加以区别。同时，唐人众多选本选取不同的文人作品结为一集，这本身就意味着比较。只有运用比较法，才能更为清楚地认识总集编选者的选学观、文学观等等，才能洞悉唐人诗文总集中所包含的对本朝人的评价及其意义。

最后，归纳、演绎推理亦是本书的重要方法。如唐人选有众多的唱和集、送别集、通代总集，这些总集的关系、其在唐朝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特征等等，仅考据、统计、比较是不够的，必须归纳出其特点，并由已知的特点演绎推理出可能存在的、因材料佚失等原因而未被发现的文学、选学现象及其特点等。

除上文简要介绍的几种方法以外，由于本书面对的是唐人集纂的总集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因而，研究方法不宜局限于某一二种之列，行文中必将据写作需要，充分学习前辈学者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