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

就当前中国的政策来讲，我们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群众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如果只注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忽视共同富裕，就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是违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的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这是一个较大的也是较困难的问题，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解决。

《会见厄瓜多尔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93年9月7日）

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目前全国还有8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他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发展的目的所在，是维护稳定的重要条件，也是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帮助贫困地区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体现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活动，应当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并给以积极的支持。

《在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94年9月30日）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

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办法。中国古话讲，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民富就是老百姓丰衣足食，民乐就是老百姓高兴顺气。有了民富、民乐，社会就和谐稳定，事业就兴旺发达。中国古话还讲，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如果老百姓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生活得不到改善，甚至民不聊生，就一定会怨声载道。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老百姓失去信心，执政者失去民心。因此，作为执政者，要十分重视民富民乐民穷民怨的问题，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让老百姓心情舒畅，使他们感到有奔头，有盼头，从而产生更大的劲头。

《会见秘鲁总统藤森时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

治理天下可以讲若干条方法、若干条规矩，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民富”。

对浙江的成就，许多地方非常佩服，也非常羡慕。张德江^[1]同志从吉林过来，感慨颇多，说浙江是“真富、民富、暗富、不露富”，我说“暗富”和“不露富”意思差不多，可以不要。“真富、民富、不露富”三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琢磨起来很有意思。真富，就是实实在在的富，而不是吹出来的富，不是报纸上和广播、电视里的富。富首先是民富，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和个人的利益。共产党执政归根结底是使人民富裕起来。治理天下可以讲若干条方法、若干条规矩，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民富”。“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老百姓富了、高兴了，其他事情都好办，乱七八糟的事就少，社会就稳定和谐。“不露富”可以解释为“韬光养晦”。不能说我们整个民族有爱吹这个毛病，但确有一些人爱吹，一有点成绩就天天嚷、天天吹。这一点日本人比我们强。日本人见面鞠躬鞠得很低，说自己是小国，请多包涵，显得很谦卑，可心里并不服你，手底下不闲着。小平同志讲过，多做少说，做也不说，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吹。

《在浙江省政协八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2000年2月22日）

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必须研究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毫无疑问，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共同贫困，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快捷方式。但是，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必须研究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我对广东同志讲，你说你奔小康、赶上“四小龙”^[2]，这还不仅在于你，你这里搞好了，其他地方的人都跑来了，给你加一倍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掉下来了。所以，考虑城市不考虑农村，考虑沿海不考虑中西部，这是不行的。现在资金、人才包括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的资金、人才都往沿海地区跑，“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弄下去，后进地区长期发展不了，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听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3年6月10日）

假如党员和干部只是使自己富起来，而群众却没有富起来，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

我们必须向党员讲清楚，我们共产党员的目标，绝不只是为了几个钱，或者是眼前的致富。既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个人的利益，更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而要有总体利益和远大目标。假如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是使自己富起来，而群众却没有富起来，只是使自己获得了大的利益，而群众却没得到利益或者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要让广大党员懂得，我们党是讲远大理想的，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而且是吃苦在前、吃亏在前、奉献在前、享受在后的。要对党员进行这方面的经常的思想教育。

《在纪念建党六十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6月30日）

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做到同等劳动和智慧的收入大体相同。

这几年，我们在分配上实行放开搞活的政策，应该说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有提高，生活都有改善。按常理人们应该是高兴满意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带来了一股“无名之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怪现象。有的工人说：“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不三不四赚大钱”；有的知识分子说：没有得到实惠，是“狗咬尿泡虚欢喜”；有的机关干部说：做工的、种地的、教书的、做生意的，或有了名，或得了利，我们这些芝麻大的官什么也没得着。总之，方方面面都有意见，都觉得自己吃亏。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如何做到既放开搞活，不能管得太死，不搞平均主义，又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做到同等劳动和智慧的收入大体相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搞不好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会影响到发展和稳定。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两极分化也是不允许的。

农村的干部、党员，按照中央现在的政策，以身作则、带头致富，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忘记了更多的群众，或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占群众的便宜，损害群众的利益，为自己谋利，这样的致富就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允许的。现在，农村不是一点黑暗的东西都没有。县委、县政府要立志消灭那些丑恶黑暗的现象。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如果干部都很富而群众都很穷，甚至还有吃不上饭的，这里的干部就不能算有本事，这里的领导班子就值得研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原则是共同富裕，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两极分化也是不允许的。党员、干部要带领大家勤劳致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起来。这要作为衡量党员、衡量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要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形成风气，把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搞臭。

《在天津市宝坻县检查工作时的谈话》（1986年10月13日）

如果一方面少数人穷奢极欲、一掷千金，而另一方面多得多的人连发工资都困难，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扩大起来，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思想政治工作在有些单位有所削弱，政工干部工作困难，情绪波动，队伍不稳。在一些人包括一些干部当中，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挥霍浪费的奢糜之风日盛，冷落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精神而崇尚某些所谓“大款”、“大腕”敛财、挥金的病态心理也滋长起来。这些尽管还是局部现象，但颇有蔓延之势，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决不能重蹈一抓经济，就把思想政治工作推到一边的覆辙。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如果一方面少数人穷奢极欲、一掷千金，而另一方面多得多的人连发工资都困难，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扩大起来，必然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使将来生活普遍富了，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向上，要发展，总还要有一点奋发、苦干的精神。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讲理想，讲道德，讲奉献，绝不能允许那种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的风气在社会生活中泛滥，绝不允许给各种腐朽思想提供阵地。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不完全靠思想政治工作，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听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3年4月18日）

防止两极分化，当前最急迫的是对生活困难的那部分群众给予切实的帮助。

始终要把关心群众生活放在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防止两极分化，当前最急迫的是对生活困难的那部分群众给予切实的帮助。我们一方面要讲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讲究投入产出，讲究成本核算，讲究平等竞争，你企业搞得不好，产品没有市场，你就发不出工资。但光讲这个理，我认为不完全，还得讲另外一个理：我们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人民群众没饭吃，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管，不论什么理由都得管。如果说连一部分人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最基本的生活不能保证，那算什么社会主义？讲发展，讲发展的快慢，都得建立在大家有饭吃的基础上。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对那些困难、疾苦最多的人，必须特殊关注，否则社会就会不稳。过去讲“富人一餐饭，穷家半年粮”，现在一餐饭哪里是半年粮？一餐饭两三万块钱，四口之家如果人均一年400元钱，才1600元，这一餐饭是多少年粮！杀富济贫、搞绝对平均主义肯定不对，但对生活困难的群众必须管。为此别的方面可能受点影响，或因此而受点批评，乃至受些冤枉，我看也没关系。共产党的干部就得把老百姓放在心里边，该做的就要做。中国有句古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老百姓的事该办的就办，不要想得太多。现在，我们干部脱离群众的事情相当多。曾经流传这么一副对联：“上级对下级，层层加码，马（码）到成功；下级对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东西不要小瞧，它反映的是一种群众情绪。你去翻翻二十四史，过去的皇帝都特别注意这种童谣。听到不好的童谣出来以后，赶快下罪己诏：“哎呀，寡人缺德，寡人不对，从今天以后50天不吃肉，3年不做衣服，昭告天下”。童谣哪儿来的，是大人编好叫儿童去唱的，儿童念不犯罪。我也做过基层的工作，理解大家的困难，可是再困难也要把群众生活问题解决好。最近我连批了几个材料。东北农场一个知青，是救火烧残的劳模，后回到天津，原来农场每月发工资150块钱，物价上涨已经不够生活费了，后来农场连这点钱也不捎了，她一点活路都没有了。我批了先给钱，先叫她吃上饭，让她活下去。还有一些知名人士故去后，遗孀的生活无法保障。有人反映了这些情况，我就批示让有关部门具体调查一下，看看这种人当中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然后统筹给予解决。我讲这些，就是希望大家树立群众观点，把群众放在第一位。只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我相信你躺在床上睡觉心里也会踏实。

《在四川考察时的谈话要点》（1996年5月11—14日）

你吃海鲜我吃萝卜，碗里的东西可以有所区别，但必须有吃的。

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发展的关系，这是个大问题。我曾对广东省的领导同志讲，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如果和其他省尤其是内地省差距拉得过大，生活水平高出许多，其他省的人就会往广东挤，人多了，分母大了，广东的生活水平就高不了啦。刚才青海的同志反映青海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为什么？因为你高我低，我就往你那里跑，人往高处走嘛。内地不能相应发展，人才就不稳定，若采取限制的办法，又会妨碍搞活。越穷就越留不住人才，越没有人才就越不能发展。内地发展不上去，人就要往沿海跑。这样，发达地区人员就会膨胀，平均收入就会降低。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积极因素，但内地也是中国的一块，没有人才就不能发展。因此，研究中国的发展，确实有一个处理好内地和沿海的关系问题。不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结果必然是共同贫穷；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部分”是多少？先富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政策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地区不能没饭吃。报上有个消息，今年春节某城市有一户人家光放鞭炮就花了一万多元，可同是这个城市的郊区还有人吃不上饺子。你吃海鲜我吃萝卜，碗里的东西可以有所区别，但必须有吃的。

《在全国统战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1993年3月23日）

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了以后究竟怎么办？这确实需要引导，光彩事业就发挥了这种引导作用。

我们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了以后究竟怎么办？是为富不仁，沉醉于享乐生活，还是富了以后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为贫困群众做一些事情，这确实需要引导，光彩事业就发挥了这种引导作用。它在道德上弘扬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好善乐施的优良传统；在经济上确实支持了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参与光彩事业的企业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所以这是一件各个方面都说好的事情。

《在接见“光彩事业迈向新世纪国际研讨会”国际代表时的讲话》（200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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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2]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它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