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之后无一物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
1951年，G.E.摩尔被乔治六世授予一等功。回到家后，他不无惊讶地告诉妻子：“你能想象吗？国王居然没有听说过维特根斯坦！”
诚然，到20世纪末，这种惊讶的程度会更大。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许是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哲学家，大量的著作与论文都提到过他。而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维特根斯坦”更是一个公认的特殊范畴。
1889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入了英国国籍。1908年至1911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1912年至1913年，他在剑桥从学于伯特兰·罗素。
维特根斯坦的到来以及他与罗素关系的开始，算是20世纪哲学的转折点之一。1911年，罗素发现了维特根斯坦，他不得不问这个不请自来跟随他工作的热情的“德国人”是谁？是天才还是傻瓜？
罗素刚一开始是让这个狂热而严肃的外国人逗乐了，然后是感到迷惑，再后是引起兴趣，最后是被激怒了。他在读过维特根斯坦写的一些逻辑文章后发出感叹，这个学生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天才。他花了几个月，才认识到他的“德国”访客在哲学上的确是个天才，但在做人上却像个疯子。
有一次，罗素看见维特根斯坦陷入了沉思，就问他是在想逻辑还是在想他的罪，维特根斯坦答道：“都想。”
罗素嘲弄般地笑了，但他错了。
维特根斯坦的确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伦理，对他来说，语言及其逻辑是对生活的一个微笑，是用以指导伦理规则的测验实例。
渐渐地，罗素发觉当初困扰他的那些精深问题同样也困扰着维特根斯坦，这实际上是智力深度的一个标记。他们尊重彼此对真理的忘我追求，使得两人私交甚笃，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这种关系。
维特根斯坦在奥军服役，罗素却还在英国捍卫反战思想。
奥地利战败后，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身陷意大利科莫一个沉闷的战俘营中。一战结束后，他重返故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放弃父亲去世时留给他的那份丰厚的遗产。有人要他解释为什么把这些遗产分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而不是送给穷人时，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因为金钱和财富会使人产生贪婪和懒惰，若给了穷人就会害了他们，而对富人来说，他的这些钱就不算什么了。
1920年至1926年，维特根斯坦经历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转变，到奥地利山区低地去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尽管他非常努力地想维持实践，可这个试验没有成功。他的性情，尤其是他那极度的不耐烦，使他很不适合这份工作。
他只好回到了维也纳，为姐姐的乡间别墅设计房子，并逐渐与著名的“维也纳小组”成员有了私交，那是一个由哲学家、科学家以及数学家组成的松散组织。
当它的非正式领导人被害，纳粹吞并了奥地利，小组的活动随之结束，维特根斯坦的住所也变得危险起来。
1929年1月，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J.M.基尼斯还专门为他的归来谱了管弦乐曲，并向妻子报告道：“好了，上帝到了。我去接他，5点1刻的火车。”
同年6月，维特根斯坦获哲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年初，由于莱姆塞的建议和摩尔的极力帮助，他开始了关于语言、逻辑和数学问题的讲座。1930年12月，他正式受聘为三一学院研究员，并在摩尔的赞助下任该校哲学讲师。1939年，他继承了摩尔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
据记载，维特根斯坦的讲座完全是非学院化的。最初只是每周一次讲座，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两个小时，但很快又增加了一次讨论。这些讲座和讨论通常都在维特根斯坦自己或朋友的房间里进行，而且，他从不用讲稿，都是即兴发挥，从一个问题引出答案，然后又从这个答案引出新的问题。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之前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有着透彻的分析，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尽管如此，他在讲座中的思考仍然大部分是全新的，即使他曾经有过思考，也力图对其重新思考。
哲学家小传
在意大利科莫战俘营的一天，维特根斯坦和一个叫迈克尔·卓比尔的狱友闲聊。不一会儿，他们的交谈转到了克利姆特创作的那幅著名的玛格丽特·维特根斯坦·斯通伯隆肖像上。
让卓比尔吃惊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这幅画时总称之为“我姐姐的肖像”。卓比尔满怀狐疑地打量着他：“那么，你是维特根斯坦家的人，是吗？”
对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来说，维特根斯坦家族长期以来是他们熟悉的社会与文化的一个标志。
假若你认识一个教养良好的维也纳学者，并告诉他你对一位伟大的维也纳哲学家产生了兴趣，他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问题：“他是维特根斯坦家族的成员吗？”
卓比尔确实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狱友确是有着显赫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家族成员之一。路德维希的父亲曾经积攒了一份在全欧洲数一数二的财产，而路德维希反倒认为这成了一个祸根。物欲淡薄的他，视金钱如敝屣，并逐渐信奉简朴的生活，觉得清贫乃是一种福气。
其实，早在剑桥读书时，维特根斯坦就多次匿名资助生活拮据的诗人和艺术家。
当他力图说出自己的一个思想时，他会用一种断然的手势来禁止任何提问或议论。聚会上经常出现一段时间的持续沉默，只有维特根斯坦偶尔的嘟囔声和其他人屏息无声地注视。在此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而又异常活跃——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
哲学思考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的生活方式，是他全部的目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思想的承担者，而仅以最简单的条件维持必要的外在物质需要。
的确，他从不注重穿戴，衣着非常随便。在担任教授时，他也总是穿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一件开领的法兰绒运动衫，一件紧身的毛夹克或皮夹克。雨天出门时，他喜欢戴一顶粗呢便帽，穿一件浅棕色的雨衣，有时还喜欢拄一根轻便的手杖散步。他在学院里的住所，陈设非常简单，四周墙上空荡荡的。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木椅，中间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一个夹存手稿的铁皮保险柜、一张用来写字的方桌，窗台上放着一两盆花。就只有这些东西，好像主人只是临时的房客。
然而，在常人眼中，他不拘小节，引起了一些同事的反感；他在学院饭厅里没打领带，受到了副院长的责备；竟还有人说，看见他在课堂上躺着给学生讲课……这些传言多少给维特根斯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思想属于另一种文化，而他那怪异的性情倒往往成为解释他思想的一个重要脚注。
当维特根斯坦对某个解答不满时，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把情绪发泄到学生身上。所以，他常常在讲课当中突然说“我真傻”“你们的老师糟糕透了”“我今天实在太笨了”之类的话。有时，他的粗暴态度确实让人非常难堪，可谁也不会去计较他，因为他正在与他自己的思想搏斗。
有一次，由他主持欢迎卡尔·波普尔做关于哲学的困惑的报告会。
当波普尔讲到道德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说哲学问题远比波普尔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这个报告并没有解决困惑，相反倒使大家更糊涂了。
波普尔反击道，他不过是用维特根斯坦和学生们写的一些东西做例子罢了。
听了这话，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异常激烈。他挥舞着正好拿在手上的拨火棍向波普尔质问：“那么，请你给我一个关于人们公认的道德规范的例子！”
波普尔也不示弱，反唇相讥：“比如，不要用拨火棍威胁一位做客的演讲人！”
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摔门而去。
当时也在场的罗素马上把他拉回来。
还有一次，那是1939年的冬天，摩尔在伦理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在讨论中，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而维特根斯坦的好友马尔康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忽略了摩尔论文中的某些重要看法，所以他插话说，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批评是不公平的。
会议刚一结束，维特根斯坦立即走到马尔康姆面前，眼里闪着愤怒的火花，说：“如果你还懂事，你就应该知道我从没有对任何人不公平过。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话。”说完，扬长而去。
当时，英国很少有人不怕维特根斯坦的，只有罗素、赖尔、斯拉法和莱姆塞可以与他作对，而被邀请到剑桥的知名学者似乎都领教过他的“主人”态度。
其实，维特根斯坦绝非世故之人。二战期间，他主动离开讲坛到医院服务。在剑桥的大部分时间里，维特根斯坦要么开设讲座，要么为讲座做准备，他努力认真地履行着教授的职责。尽管他总是怀疑别人无法理解或者误解甚至歪曲了他的思想，但他还是非常愿意把自己思考的结果传达给学生。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言行如一的哲学家，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对哲学的兴趣源于对数学基础问题的思考，而关心数学问题的起点又是试图解决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他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把这本书称为风景画册，它记录着作者思索人生的每一步历程。他还说，哲学就像一位无能的经理，他不去干自己的工作，而是眼睛盯着雇员，想要接替他们的工作，结果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过分承担了别人的工作。
做了近20年的职业教授，1947年末，维特根斯坦主动辞去教授职务。此后，他在爱尔兰乡村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基本上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1951年4月29日，他在剑桥死于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