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胡塞尔
——胡塞尔（1859～1938年）
如果试图把胡塞尔的技术用语转换成较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丝毫不扭曲他的原本意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人难以接受这种挑战。
胡塞尔虽是犹太人，但他家的宗教气氛十分淡漠，他因而得幸自由自在地生活。胡塞尔对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冬天常常做的一种游戏：烟雾从玻璃工场的烟囱里冒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梦幻一般，他拼命地追逐。而最有趣的是，他曾经同别的小孩子打赌，他敢在高高的大墙上奔跑，他记得当时自己很骄傲，跑起来像匹强壮的小马。一天，有人送给小胡塞尔一把小刀，可他觉得小刀不够锋利，就不断地磨它。他原本只想让小刀更锋利一些，却没想到，他越磨，这刀刃就变得越小，最后几乎没有了……每当说起这些事，胡塞尔的语调都是悲哀的，他似乎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深刻的象征意义。
哲学辞典
现象学
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之一。产生于20世纪初期，创始人是胡塞尔。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任务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来揭示认识思维的本质和结构，并确定认识的具体联系。胡塞尔对“对象”这一概念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其仅指纯粹意识活动或体验中的各种本质。胡塞尔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来把握现象，才能使其成为不失完整性的研究对象。现象学对20世纪的西方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的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存在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是通过现象学研究走向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美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胡塞尔得到了一架由蔡斯工厂生产的望远镜。他对这架望远镜进行了仔细详尽地检查，在一个镜片上发现了一个污点。他很快把这架望远镜寄回给耶拿的蔡斯公司，随后收到当时的公司经理阿贝教授的回信，信中应诺胡塞尔将来可以进入蔡斯的研究所工作，因为他在那架望远镜上发现的污点没有被蔡斯工厂的任何一个检验人员发现过。阿贝教授相信胡塞尔肯定有远大的前程。
三年后，胡塞尔注销了他在莱比锡大学的学籍，在柏林大学注册。又一个三年后，胡塞尔在柏林大学注销了自己的学籍，就读于维也纳大学。
胡塞尔的父亲是个正统的奥地利人，他希望儿子能够在维也纳获得博士学位。虽然胡塞尔觉得自己在柏林大学时已有足够的能力获得博士学位，但他思想上还不清楚应该以什么为题。他在维也纳大学也一再地推迟博士论文答辩日期，这使他的辅导老师们有些恼火，那一再推迟的日期被粉笔不断改写在哲学系办公室的柜门上。不久，父亲去世，这对胡塞尔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最大的震撼，他甚至说，因自己如此轻易地遭受这样的损失而感到羞愧，一种默默的、悲痛的、无穷无尽的对父亲的思念萦绕着他的一生。
早在莱比锡大学，胡塞尔就结识了大自己9岁的同乡马萨利克。这位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是胡塞尔大学生活的引导者和亲密朋友。正是在马萨利克的指引和帮助下，胡塞尔受洗了基督礼仪；也正是在马萨利克的劝导和带领下，胡塞尔成为布伦塔诺教授一位毕恭毕敬的学生。
胡塞尔写道：“当我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大时，我犹豫不定：我应该继续选择数学作为终身职业呢，还是应该把一生贡献给哲学。正当此时，布伦塔诺的课使我做出了最后决定。我开始去听他的课，纯粹是出于对这位当时在维也纳街谈巷议的人物的好奇。尽管我有许多先入之见，但还是无法长久地抵御他的个性魅力。从他的讲座中，我首先汲取到了一种信念，这给了我选择哲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勇气，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的工作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以严格的科学精神来加以探讨。”
胡塞尔陪老师度假，他们一同散步、一起划船、一块儿玩牌，关系越来越亲近。布伦塔诺和夫人还一起给胡塞尔画了一张像，并当作圣诞礼物寄给了胡塞尔的未婚妻，那是一张令胡塞尔很喜欢的画像。每当胡塞尔想起那时候，那温泉的美景，那湖面上的荡漾，那铁匠铺的锤打声……都一一清晰地浮现在他的面前。
若干年后，当布伦塔诺流亡佛罗伦萨时，胡塞尔还前去拜访他。几近失明的老人仍然带着胡塞尔四处游览，为他介绍美丽的风光。胡塞尔禁不住对这位天才的哲学家和导师表示感激和尊敬，布伦塔诺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在他面前，胡塞尔感到自己还是个面带羞涩的新手。
任何时候，无论是服兵役、生病休息还是旅行，胡塞尔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读书，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问题的思考。虽然婚后生活清贫拮据，虽然工作的进展艰难，但这都没有影响他的学术兴趣。弗朗克孤儿院大门上的拱石雕刻着耶赛亚诗篇中的一句话：“期待着上帝的人们，必然得到新的力量。”
这句话成了胡塞尔的生活格言。
在哈雷大学，胡塞尔好不容易通过了博士资格确认的答辩，又好不容易得到了哲学专业的讲师职位，还好不容易获取了讲课资格。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逐渐成熟，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社会服务，可生活并不容易。
哈雷大学刚开始给胡塞尔安排主讲《数学哲学问题选讲》和《伦理学》时，前一门课上有八名学生，后一门课则只有两个学生报名，他只好将其取消了。
某一年的3月，教育部以没有名额为由拒绝了哈雷大学哲学系提出的关于胡塞尔晋升教授的申请，却给了他一年的编外讲师政府资助。此后，每年3月对胡塞尔来说都是前程攸关，他的编外讲师资助被一再地延长。当他最后一次收到通知时，工作职位的情况对他显得尤其紧迫。胡塞尔必须努力进行现在的工作，同时应该积极争取新的位置，而他还要为自己著作的付印做好一切准备。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胡塞尔保持着美好的心情，因为他的研究在艰难的思索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自己说：“我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都和我的研究工作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又一年春天，普鲁士政府提议给哥廷根大学增设一名编内副教授，议会通过后，教育部决定把这个职位给胡塞尔，却遭到了哥廷根大学的拒绝。为此忧心忡忡的胡塞尔最后还是接到了正式任命，于是，他以《逻辑研究》结束了个人历史的哈雷时代，并说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哲学家小传
胡塞尔并不是一个好学生，每到学期末，为了能够升级，他都不得不拼命地补习落下的功课。他是个瞌睡虫，即使在上课也能很快入睡，其他同学只好不断地推醒他。当老师向他提问时，他总是睡眼惺忪地站起来，打着哈欠。他对学校里的所有事情都不感兴趣，唯独一件事例外：他在数学上表现出了特有的天分，尽管老师的要求十分严格，可他总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中学毕业的前夕，胡塞尔知道了老师们对他所做的评语：“胡塞尔在毕业考试中很难通过，这几年来他一直使我们感到为难。”于是，他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紧张投入了复习：早晨五点钟起床，补习所有的教材，而这些教材他以前几乎连看都没看过。他就这样迎来了中学毕业考试，同时还通过了所有课程的口试。最终结果出乎老师们的意料，校长在给校监事的报告中以自豪的口气写道：我们学校最差的学生胡塞尔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胡塞尔第一部科学著作《算术哲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德国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一场争论。胡塞尔在受到批判后逐渐认识到，他必须超越心理主义。
“对已经犯过的错误进行批判，这是最严厉的事情。”
而自己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批判，这是胡塞尔的奇特经历。
当普鲁士国家教育大臣任命胡塞尔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时，又一次遭到了大学方面的反对。但胡塞尔并不注重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处境，他愿意在哥廷根感受比哈雷大学更为浓厚的学术气氛。
毕竟，胡塞尔已经开启了他的鼎盛时期，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聚集在他周围。他为学生们创立了一个自由讨论的活动方式，叫作“哲学的下午”。每逢星期六下午，大家便聚集在一起，就某个哲学问题畅所欲言，自由地发表意见，所有参加者都很认真、很投入。胡塞尔也自己鼓励自己：“要加油！这才能够卓绝出众！”
当教育部提议任命胡塞尔为正教授时，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再一次拒绝接受，理由是胡塞尔缺乏科学水平。胡塞尔只好仰天长叹，请求老天赐予力量，使他能永不疲倦地在科学事业上继续奋斗。一旦投入研究领域紧张的工作，胡塞尔就倍感精神，疲倦和萎靡都消失了，犹如一条顺风的帆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哲学家，胡塞尔开足马力地工作着。
一战中，胡塞尔的一个儿子牺牲，另一个儿子头部受伤。不久，母亲的去世让胡塞尔的情感世界又一次经历了巨大的忧伤。对母亲的思念遂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忧伤和思念曾一度主宰着他。
诚然，学生们为胡塞尔举办的生日庆祝会让老人体验到了学者的荣耀和价值。在用鲜花和棕榈叶装饰的讲坛上，许多学生都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称赞之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老师发出祝贺的欢呼。胡塞尔也致以了热情而简短的答谢词：“我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一战后，胡塞尔是第一个被法兰西伦理学政治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的德国人。晚年的他还获得了许多的学术荣誉，但实际陪伴他的只有宁静和寂寞。
78岁时的胡塞尔已经没有了工作能力，并且常常处于犹豫之中。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未完成的著作，他曾对护士说：“我还要写完一本书，我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生与死是我的哲学的最后追求。我作为哲学家活了一辈子，我想作为哲学家死去。”
再后来，他不能说话了，可内在的精神生命却还十分顽强。
1938年4月27日凌晨5时45分，胡塞尔在弗莱堡家中去世，享年79岁。
胡塞尔被葬在弗莱堡。他的妻子和儿子死后也葬在这里，永远地陪伴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