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仆人”侍候三个“暴君”

——弗洛伊德（1856～1939年）

当19个世纪的火车沿着俄罗斯铁路缓慢地穿越西伯利亚大平原时，一群蒙古骑兵看到了这个“怪物”，他们惊奇万分、好奇不已。火车司机邀请他们登上机车，他们便怀着敬畏和喜悦的心情开始考察列车。旅行结束后，骑兵首领询问驱动这架庞大机器的马匹何在，却被告知根本没有马时，他们开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骑兵首领高兴地总结道：“我们现在明白了，这辆机车显然是由马的幽灵驱动的！”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可弗洛伊德则肯定是为探寻“人”这个机体中引发驱动的“幽灵”而诞生的。

弗洛伊德的父亲只是个拥有微薄资本的毛织品商人，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弗洛伊德说他是个乐天派，始终都充满着希望地期待未来。父亲总是好心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他诚实、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造成了很大影响。如果问及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什么是弗洛伊德最突出的性格”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他的单纯。”弗洛伊德总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但生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单纯。

第一次带弗洛伊德散步，父亲便讲了这样一件事。

父亲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大街上散步，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了一顶新皮帽。一个基督徒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巴掌，还把我的帽子掀掉在地上。他喊道：‘滚出人行道！’”

弗洛伊德连忙问：“你当时怎么办？”

父亲静静地回答：“我走到马路上，捡起了我的帽子。”

弗洛伊德颇受打击，他没想到身边这位高大健壮的男人竟会做出如此毫无骨气的举动。自那以后，弗洛伊德的成长过程中又浸透了父亲所没有的反抗精神。

大学预科毕业前夕，卡尔·布鲁尔教授在课上朗诵了歌德那篇《论自然》的美妙散文，他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同布吕克生理研究室的结合，他开始了一生的科学研究活动；布吕克教授的忍痛割爱，布洛伊尔教授的悉心接纳，使他获得了真正医疗实践的机会；由于布吕克教授的极力推荐，他前往巴黎，做当时最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沙考特的留学生，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妻子：“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俱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而战胜爱情。”

弗洛伊德35岁生日，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并用希伯来文写了下面的话：“亲爱的儿子：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七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了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心甘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生日的时候，我把它从储藏处取出，并赠予你，作为老父对你爱的标志。”

父亲的逝世成为弗洛伊德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他写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全部的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

为了说明潜意识和前意识及意识之间能动的、复杂的、变化的关系，与这三种形式的心理状态相对应，弗洛伊德创造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新概念。

“本我”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满足。因此，在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它自然要被压抑、受阻止。现实生活不容许“本我”为所欲为，它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不断遭到打击而失败并得到修改，这部分便成为“自我”。“自我”是侦察兵和调度员，限制和驾驭着“本我”。就好像马匹只提供运动的力量，骑马者却具有决定方向并朝该方向前进的指导权。

“自我”刚形成时，还不强固，因此，儿童必须借助父母无条件的威信来压制“本我”的冲动，于是便形成了反映绝对权威精神因素的“超我”雏形。“超我”技高一筹，它可以监视“本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它所不容许的冲动。随着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完善，“超我”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巩固。而“自我”，必须在满足“本我”要求与严峻的、不讲情面的“超我”之间保持平衡。为了描述这种处境，弗洛伊德说：“有一句成语曾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这里所说的还要困难，它必须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须尽力和解这三者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自我’受到了三面的包围和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时，它的忧虑也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做‘本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个动作都为严厉的‘超我’所监视。‘超我’坚持一定的行为标准，根本不关心‘本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使‘自我’产生一种劣等的犯罪感。正是这样，为‘本我’所激动、为‘超我’所包围、又为现实所阻挠的‘自我’努力担负起了调剂这种内外夹攻形势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抑制不住地喊出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

哲学家小传

《梦的解析》是这种自我分析的继续。弗洛伊德说：“梦，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义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它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说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的产物。”

可《梦的解析》销路一直不好，出版18个月后，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它。科学史上很少有哪本书遭遇过这样的厄运：它遭到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被不学无术的人诬蔑为毫无价值，还被印在厨房的破纸上。这本书首次发行了600本，却花了8年才卖完，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200多美元的稿费。

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弗洛伊德一共写了900多封情书给他的未婚妻，那是他们恋爱期间真实感情的晴雨表。

弗洛伊德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大女儿14岁时，有一天他们一同散步，弗洛伊德请她走在他的右边，女儿的同学看到了，就告诉她：这样不对，儿女应该走在父母的左边。女儿骄傲地回答：

“我的父亲可不这样，和他在一起，我永远是一位女士。”

弗洛伊德与弗莱斯15年的友谊一共写出了152封信。弗莱斯逝世后，弗莱斯夫人把所有宝贵的信件和其他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共有284件邮包。出版商还没来得及将其加以编辑就出现了纳粹政权。出版商飞到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弗洛伊德的研究生波拿巴特夫人，售价100英镑。她把全部文献带到维也纳，弗洛伊德为此而恼怒，他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

“再以后又怎么办呢？”

“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选取一段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它们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波拿巴特夫人却自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她拒绝了老师的建议，而把文献储藏起来。当纳粹军队入侵到了奥地利，波拿巴特夫人只得以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份，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带到巴黎，后又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最后才转移到伦敦。

面对纳粹的疯狂迫害，弗洛伊德表现得很镇定：“人们的担心和劝告毫无意义。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地死去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当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为禁书并焚烧了他所有著作时，弗洛伊德怒不可遏，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如果在中世纪，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

弗洛伊德还愤慨地说：“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得为祖先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

临走之前，他还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