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哲学家和做人
——休谟（1711～1776年）
1711年4月26日，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优越的长老会家庭。他们家虽然不太富裕，却在南维斯有座祖传的庄园，足够他们兄弟姐妹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当律师的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把三个孩子留给了母亲，母亲便含辛茹苦地将他们抚养成人。
当休谟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宗教；他还从18世纪的祈祷书中摘录下许多罪恶的条款，用以自省；所以，他看上去很木讷，母亲曾说他是个很精细、天性良好的火山口，但是，脑袋瓜子却不怎么灵。其实，休谟很聪明，12岁便进入爱丁堡大学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正规学习；15岁开始就已经在热切地阅读他那个时代的哲学著作，随后做了几年独立的研究工作。
作为家中的次子，休谟只继承了很少的遗产。他也没有延续父亲的事业，因为他一点也不喜欢法律：“法律，作为我以前打算从事的一种职业，现在看来令人作呕。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做学者和哲学家，我再也想不出别的途径可以提升我的声誉。”由此，他患上了抑郁症，后来还差点儿精神失常。医生诊断后，开了一个药方：抗歇斯底里丸，苦啤酒，日服法国波尔多产红葡萄酒一品脱，锻炼。但休谟心里很清楚，他和别的思想家一样都在经受折磨，都是由于不懈地严肃思考人性及其状况而心力交瘁，商人办公室的吝啬也同样难以忍受。
休谟同病魔搏斗了四年，身体开始康复。他希望在乡间寻找一个宁静的住所，于是，便去了法国。他在拉弗莱什安顿下来，并最终说服了耶稣会，让他使用这里的图书室。仅两年时间，他就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性论》的大部分。他原指望这本书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反响，可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休谟感到痛心万分、极其沮丧：“它是印刷机产下的一个死婴。”
虽然，书的销路不畅，但性情温和的休谟很快走出了失望的阴影。后来，他改写此书，以简单的形式推出了两卷论文集，引起了轰动。湮没无闻的《人性论》哲学精神，已经广为人知。
两年后，休谟申请虚位以待的爱丁堡大学伦理学与精神哲学教授席位，奇怪的是，舆论和大多数教授都反对聘用他。哈奇森是一直与休谟保持通信联系的朋友，连他也反对休谟出任这个职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政厅最终选择了哈奇森而不是休谟。虽然，哈奇森拒绝了，休谟从此也再未担任过任何大学的教授席位。
休谟一连换了好几个工作，他给一位华而不实、反复无常的年轻侯爵当私人教师；担任辛克莱将军的秘书，并随军出征法国，结果败归。不过，他穿上了红色制服，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因为吃得比较好，他慢慢发福了。一位访问者描述说，“除了愚钝以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身材更像是地方官员，却不像是精细的哲学家。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休谟不多久便存够了一笔钱，开始专心写作了。
哲学家小传
休谟曾经比较打猎与哲学研究：“没有两种情趣会比打猎和研究哲学更为相似了。虽然二者看上去是那么不协调……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能忽视行动的目标，但是在行动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对目标如此专心致志，以致任何失望都会使我们感到不安，一旦射偏了目标或者推理出现错误，又都使我们感到惋惜。”
休谟也清楚地知道，哲学与日常生活不时发生冲突，因此在其著述中他表达了摆脱书斋的晦涩思辨，投身社会事务的必要性。读者们都喜欢引用他的这一劝告：“做一个哲学家吧。但是，在任何哲学中，你仍然要做一个人。”
移居爱丁堡后，休谟被选为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管理员，他利用馆藏资料，撰写《英国史》。他试图在第一卷中保持政治中立，书稿出版后，社会反应冷淡；随着其他几卷的出版，社会反响也还是毁誉参半。不过，休谟已经学会如何对待这种浮躁的批评了：置之不理。他的研究工作不仅最终赢得了经济上的回报，而且不出十年，《英国史》也变得闻名遐迩。
1763年，休谟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在法国，他很快便成了各个沙龙的座上宾，并得到伏尔泰和狄德罗的称赞。在伦敦，他的家成了沙龙，亚当·斯密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经常光顾他家，一起高谈阔论，无话不说。朋友和熟人都认为他很聪明、很友好，从善如流，极有耐心；他也是这么看的，还说自己是个宠辱不惊、有城府的人。
此间，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痴情不改，竟在自己不久于人世之际，还写给她一篇简短的悼词，以对她所爱恋的王子的逝世表示慰唁。
回国后，休谟打算闭门谢客，潜心写作；可计划又一次被打断，1767年，他应邀赴伦敦出任副国务卿。对他来说，这不是十分惬意的职位，但他同情北美殖民地：“原则上我是美国人。希望他们获得自治，不管这种结果是好是坏，只要他们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就任其自主。”直到1769年8月，休谟卸任，返回爱丁堡，在圣安德鲁斯广场盖了一座房子，富兰克林最早光临过此处。
休谟退休后，每年能拿到1000英镑的退休金和印书稿费。《英国史》更成为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他摊开两手，假装无奈地笑着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所以，无须再锦上添花了。
大约从1772年开始，休谟的健康逐步恶化，每况愈下，可他一直在关心和修改他最满意的那部著作《自然宗教对话录》。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致函出版商：“我记得有这样一位作者，他说，人生的一半过于短暂，不足以完成一部著作，而另一半同样不足以完成修改的任务。”
休谟去世前，亚当·斯密去看望他。休谟风趣地谈到自己即将到来的末日：
我来到Charon神（把死者用船渡过冥河送到阴间的神）的渡船边，想拖延上船的时间，可我既无未了的怨与仇，又无家庭的后顾之忧，所以我只好说：“好Charon，我一直在修订著作，请给我一点时间使我能看到公众对修订版的反应。”
谁料Charon却答道：“如果你看到了结果，你又会做改动的。你的这个借口就会永无休止。尊敬的朋友，还是请你上船吧！”
我说：“耐心一点，好Charon，我一直在努力使公众睁开他们的眼睛。如果我再多活几年，我就可以满意地看到某些流行的迷信体系垮台了。”
亚当·斯密惊愕不已也内疚无比，他只好悲伤地在休谟死后撰文纪念他。可休谟对上帝和死亡的公然蔑视使虔诚信徒们怒不可遏，斯密也遭到了严厉申斥。
1776年7月4日，休谟举行晚宴，与朋友们告别。宴会上一个客人感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与人之间积怨太深、对立太多了。休谟颇不以为然：“我认为并非如你所说。”他语重心长，“你看，我以前写过可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有关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方面，但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和基督教徒以外，我却没有任何敌人。”
碰巧也就是这一天，美国的《独立宣言》在费城签署。休谟的传记作家说，在休谟告别人世的前几天，这个消息若能传到爱丁堡，他一定会欢欣鼓舞的。休谟却只能安之若素，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一想到不久于人世与想到他根本不存在都一样令人沮丧，但两者之间并无区别。
弥留之际，博斯韦尔来了，他希望休谟能够坦白，内心深处渴望一种来世生活。休谟神态自若，保持着理智和尊严，他忠于自己以前的主张，只是说：无论这样的念头——能够再次见到他的朋友们——多么令人愉快，他都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种事情可能发生。
1776年8月25日，休谟与世长辞。
休谟之所以不朽，诚然是因为他的哲学，但他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像史学家吉朋说过的，因为休谟的食不厌精和脍不厌“巨”，他的时代又是历史上最有趣的时代——18世纪，他曾寄居于那个时代最有趣的国家——革命前的法国，而又与法国最有趣的人卢梭来往；所以其生活之丰富，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