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们的老师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

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也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在严格的家庭教育熏陶下，马基雅维利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养成了独立思考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品质。

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大利文艺复兴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精神成就开始在政治领域扩张。这个扩张过程艰难而残酷，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处境：文艺复兴的耀眼光芒似乎要在各城市共和国或王国之间的混乱“大市场”内消散。暗杀、阴谋和暴力在上层人士中也是家常便饭，一日没听见或看到类似的传闻，就感觉生活就像缺少了一点什么，令人寝食难安。

成年后的马基雅维利恰好见证了这个时代，他也热情地投身其中。他参加了推翻美第奇家族统治的起义，并自1498年起出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长，负责处理外交与军政事务，还一度担任了国民军军令局局长，初显了他的政治才华。1512年，共和国遭到颠覆，君主制复辟，他即被免职监禁。获释后，他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乡间过着退隐生活，致力于著书立说。

面对意大利长期的分崩离析、内忧外患，马基雅维利历时15载，最终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著作《君主论》。他对意大利数百年来的政治实践与激烈革命，以及自己从政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论总结。他用充满人性主义色彩的语言，揭露了贵族阶级因权力崇拜而生的巨大利益，他们横征暴敛、荒淫无耻。虽然人心本恶，可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利于目标实现，那些强暴狡诈、背信弃义的卑劣手段都是可取的。在他看来，手段是独立于道德规范之外、可作为独立研究的技术性问题。

虽然马基雅维利由衷地向往共和制，但只要君王能够运用手中权力，抵御外侮消除内乱，发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统一集权的君主制也不失为期望的寄托之一。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理论的正确。

《君主论》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让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能像它一样，一面遭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猛烈的攻击，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它问世400多年来，一直是政治家、谋略家、野心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君主论》被誉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马基雅维利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的斗争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律，讲究人性；另一种是武力，讲究兽性。既然两者都现实地存在着，那么就毫无人道可言。因为，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所以，君王们虽满口说道德，却实际上时刻准备武力。马基雅维利也尊崇法制，却更看重为战争而生的军事，那才是君王们唯一的专业，不是吗？他犀利的笔锋言前人不敢言的功夫可谓深入骨髓，他也对运用权谋术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

君王如果真想统治好国家，“就应该像野兽一样行动，要努力使自己既是狐狸又是狮子。若他只是狮子，就看不出陷阱；若他仅是狐狸，就无法抵御恶狼。所以，他需要成为狐狸以识别陷阱，也需要成为狮子以震慑恶狼”。

马基雅维利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肯定不会是最有道德的人，当他还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常驻博尔吉亚宫廷的公使时，发生了一件事：博尔吉亚邀请邻国的四位君主来塞内加各利亚，他们都掌控着各自的小小王国，并统帅了各自的小小军队。表面上美其名曰开一个友好的会议，可当他们一到达，博尔吉亚就把他们全都杀害了。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即使在罪恶的年代也不一定会得到赞成，可博尔吉亚的荣誉似乎只受到了轻微的动摇，而没使他失势。

马基雅维利竟对这项罪行作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明，他采用不同于其他一切作品洗练、优雅和质朴的语言风格，非常冷淡地谈论此事；他为博尔吉亚果断的处理本领感到高兴，对谋害者的残酷和虚伪不表示愤慨，却对受害者的软弱不屑一顾，对他们的不幸和过早死亡不抱丝毫同情。

看来，伟大征服者的不义之举，人们常常荒唐可笑地惊叹和赞美；而小偷、强盗和杀人犯的类似行为，却在一切场合遭到轻视。即使前者的危害和破坏性比后者大得多，可他成功了，就被认为是英勇的；而后者，作为最低层和无地位人的愚蠢之举，却总是遭到愤恨。马基雅维利甚至不无羡慕地说，在日耳曼人的法律中，偷窃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是依靠强力的抢劫却不会。

很快，马基雅维利又提到，佛罗伦萨之所以失落自由是因为没有像罗马那样集体审判反人民的叛逆罪，它只是设立法官来审理，“因为人少，所以，腐化他们也用不了多少人”。在这片充满怀念英雄美德的土地上，马基雅维利希望人民发挥主动的作用，为个体的自由，也为佛罗伦萨的自由。风雨变迁中，马基雅维利对君王们的争斗一直保持着令人难以接受的漠然，法国革命激发起来的强烈道德义愤对他是完全陌生、轻蔑的东西，人道精神在他身上消失得无踪无影，而他却不可理解地成为这场文艺复兴最值得意大利人骄傲的果实。

想必，马基雅维利很清楚，道德义愤不但与正义、自由无关，而且更是它们最可怕的敌人。克服这个敌人的最终力量来自每个公民。“如果一个人是受民众的拥戴而成为君王的，他应该时刻也不能忘掉他们，并和他们保持联系……否则，轰他下台的也是民众。”

马基雅维利写下了《君主论》，以表达对君王的忠诚与崇拜，旨在赢得君王的宠幸。可它还没来得及发表，佛罗伦萨便爆发起义，共和国再次推翻君主统治。他向新政府谋求职位，却遭到拒绝，便在极度失望与痛苦中忧病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