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公布的一系列顶层设计，都突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将生态文明建设、资源可持续开发、环境保护作为下一阶段国家发展基础性的战略目标。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文件批示中专门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指示，他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意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目标已经确立并有效落实。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

我国经济增长的内涵品质和效益，在不断适应新常态发展节奏、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正逐渐提高。无论是发展手段、增长速度、内部潜力、产业重新布局、能源结构持续优化，都反映了整体的环保观。但是当前经济下行，区域之间的行业分化问题凸显。中西部特别是民族地区，传统行业密集，环境优化、经济发展的并行压力极大。东部地区稳定的增长极已度过了环境质量较差的发展阶段，而其重化工等项目开始向西转移，投资规模也同步增大，产业转移和资金流动的方向较为明显。

近年来，中央也在经济工作层面提出稳中求进的方法和观点，统筹发展好改革、发展、稳定和保护的关系，对粗放式、单一式的发展要敢于抛弃，尤其是在处理旧问题和寻找新动能上抓住方向、把控节奏，平衡力度，向高效、高水准、公平持续的目标发展。特别对西部民族地区提出要坚决守住环境底线和空间。

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下，民族地区多为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问题更加凸显。我国生态环境功能重要区域类型多、分布广，且往往由大量敏感和脆弱的区域组成。民族地区正具备着这样的发展特性，承担着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重任的同时，也在积极应对保护和发展这对矛盾。如何积极稳妥迈进创新和绿色的发展阶段，实现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内在统一，在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同时，通过企业内部的环保投资策略，完成企业转型，形成民族地区稳定的经济增长极，应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二）国家层面对民族地区环保的高度重视

1．对民族地区高度关注的原因

近年来，民族地区依靠其特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了部分东部地区迁移而来的资源密集型与污染型产业与企业，为实现全国整体性的产业结构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民族地区人民引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就业机会。然而这一产业迁移过程衍生出来的聚集经济及其“环境外溢效应”，也引起了国家层面对民族地区环保的持续关注。

数据层面显示民族地区环保投资力度较弱，环境污染与破坏有加重趋势，应当引起相关部门关注。这主要体现在环保投资的弹性系数等宏观指标上。衡量一个地区环保投资水平的重要标准，即环保投资的弹性系数通常用环保投资与GDP的比值表示。从宏观上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该项指标值普遍低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首先，在处理资源开发利用与实施同步保护方面，民族地区政府、企业对当地环保投资的重视力度还不够，造成部分地区环境损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产生活，而这绝非“一日之功”。部分地区为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采用粗放的、环境不友好的开发模式对当地不可恢复资源造成了整体损害。尤其是，资源优势结合地理劣势，以及民族地区同时兼具的地形复杂、气候多变、降水不均及地质结构特殊的区位和地缘劣势都加剧了这一开发模式所带来的损害。例如，个别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风貌及资源特性，该地区地表、地下资源的综合开采利用、企业的排污治理成为摆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企业发展与人民生活面前的重要利益平衡难题。处理不好这一平衡发展的问题，就可能出现诸如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因采煤造成的耕地塌陷、林地草地面积减少的环保事件。

其次，国家对民族地区环保问题的持续关注还在于扭曲的价格体系。如缺乏必要的环境规制压力，环境资源的损益成本（索取及排污造成的损害）并未计入企业的生产投入等。基于“原料低价、产品高价、资源无价”的价值判断，民族地区企业无法将自身个别（局部）价值服从于整体价值，从而缺乏节约原料、能源等生产性投入、利用环节的节约考虑和有序规划。而节约意识的缺失，则加速了生产过程中不可再生、可枯竭型资源的消耗。

最后，在经济战略方面，民族地区追逐的现代化发展目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化发展目标使得民族地区政府一味模仿、参照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沿袭其内核，持续实施传统型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结果，资源开发导向性发展战略不但造成了民族地区在产业构成上的向东趋同，而且还去除了原有的民族特点和特殊性。不加以改造地一味模仿、照抄东部的发展模式，势必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么必将被迫选择性地去忽视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自身特点。

如果总是固守传统老路不可逾越、必须经历的观念，那么民族地区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无疑将是绝对化模仿及教条化盲从。其工业、产业、技术等发展特征，以及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特征，都将趋同于中东部地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此引发的经济外部性等不可持续的“发展病症状”，以及相伴相生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植被破坏、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日益突显。

长久以来，占据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思想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导致经济增长逼近甚至超越生态边界。随着发展观念的进步与机制完善，在民族地区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的问题上，也应当更加审慎地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综合考虑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复杂交互关系，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决定了交互关系可能产生正向效用，亦有可能产生负向效用。针对民族地区构造起来的经济系统，若对自然系统过度掠夺，或者经济系统因产生的过度外部性，超越正常的环境承载边界，都将削弱自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支撑作用。

因此，持续关注并有效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环保问题，势必要通过经济系统内部对环保领域的持续投入，切实提升和扩展环境承载边界。

2．持续关注的表现及已采取的举措

（1）区域性关注及相关措施

民族地区对环保问题的持续关注主要表现在一批重点工程的具体实施上，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的保护、北方沙尘源治理及江河上游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污染治理。在全国的生态安全战略布局中，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构建全国性的生态安全屏障，即“两屏”（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三带”（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

在这一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与保护战略中，少数民族聚集较多的西部地区成为重要支撑。具体而言，民族地区同时负有重点生态区环保的责任。《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划分了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区、青藏高原江河水源涵养区、西南石漠化防治区、重要森林生态功能区。

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富集的区域，国家层面通过生态区与生态屏障的有机结合，旨在增强这一地区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以新疆的治疆方略中生态环境部分的演进为例：三山夹两盆的地貌特点、温带大陆性气候，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两座沙漠的巍然挺立，新疆生态脆弱的基本自然区情对其发展的长期制约，显而易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历任中央领导皆强调围绕生态发展政策一定要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要处理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关系。周恩来1965年围绕缺水的环境特征，对新疆应抓好地面水、兴修水利做了重要指导。但这一时期生态保护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实际过程中耕地面积大幅增加；大规模修建的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却忽略了水资源的客观限制。

近几年，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生态环保这个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纳入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要保障水土资源合理配置，集约节约利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筑牢西北生态屏障。可见，中央对民族地区的生态关注与政策实施、持续完善一直是稳定且持续的。

民族地区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使本来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环境灾害频发。为应对地质、气候灾害，及时止损，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劳力用来防灾减灾，削减了经济发展取得的实际效益。因此，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依托，也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2）产业性关注及相关措施

一是对民族地区非环保行业的关注。单纯依靠“有效市场”无法解决生产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这时就需要“有为政府”通过产业型政策调整，鼓励、扶持绿色、低碳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生态产业，同时谨慎地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单纯的限制性与鼓励引导性的产业政策有机结合，形成“一体之两翼”。

以甘肃省为例，着眼于通过发展生态产业，改造传统行业，实现资源多元化，利用高效化；产品丰度高，业内口碑好。首先，发展循环经济，延长工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原材料采掘—初（粗）加工—向外排放”传统模式，保障在充分获得资源价值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做得较好的有甘肃省金昌市的金川公司，业已成为全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典型。其次，大力发掘资源潜力，有效开发生态资源。甘肃省立足马铃薯等制种产业优势作物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同步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生物育种等生物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充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建立生态能源产业等。

二是对民族地区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视。在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就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在制定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经济政策时，要充分利用现有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外资信贷融汇等各个方面。某些特殊领域，如流域性的环境整治，还依赖于政府倾斜性政策和资金扶持。例如，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发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中，特别在第十二条的“拓宽利用外资渠道”这部分中强调，针对“西部地区项目”要优先安排、对“环保、农业开发、基础教育、卫生、水利等领域的项目”这些“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远意义的”要优先支持。

（三）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环保问题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环保问题，凸显出以下两种不能忽略的矛盾：一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二是环保治理本身的矛盾。

1．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冲突

在前者中，处在唯GDP的传统发展观遭遇变革的阵痛期，地方政府仍保有片面发展观念的情况下，突击性的专项检查，无法起到敦促企业建立完善长效环境治理机制的作用。不积极推介可复制、可推广的环保投入为特征的产业升级案例，仅仅依靠小打小闹、隔靴搔痒式的突击检查，抑或是采取运动式的风暴治理，如此被动的政府行为将难以促成企业涌现自发性的环境治理行为，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天地更是无从下手。

在这一层面的主要矛盾是环保政策的实施者施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环保治理可能带来的经济外部性之间的矛盾。其中，施政者本身的环保责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西部大开发等涉及民族省份面较广的区域性政策的实施背景下，区域经济集聚的环境负效应、矿产开采、初级材料加工等具有高污染的工业在当地产业结构的比重较大。落后的传统资源开采模式、资源密集型、能耗效率较低的产业布局，都为民族地区大搞快上、实施跨越式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淘汰落后产能、解决环保导向的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的互相干扰，在发展中兼顾民族地区脆弱的生态特点和环保区位作用，是矛盾的进一步演进。

环境污染问题。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环境问题的产生与环保措施的不利和匮乏有重要的相关性。在其开发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环保考量，必然引起民族地区草原地貌和覆盖植被的破坏，引起当地自然风貌的改变。以内蒙古为例，表现在露天煤矿的开采对草场的破坏。内蒙古白音华四号露天矿矿区占地面积36.89km2，侵占并破坏的草场面积却高达400km2。煤矿企业在处理生产过程中伴生的废弃物方面，侵占了大量的堆置用地。由于企业的环保观念不强或是消化、转运废弃物的能力、动力不足，都可能造成废弃物长期放置，得不到及时处理。由于过量、过久侵占土地，当地生态系统也遭到破坏，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土地问题。任意的采挖、选矿、运输及堆放，造成地表植被损害。随着表层土壤被损害，农民失去耕地，牧民失去牧地。由此引发的用地压力直接转嫁到其他土地，造成多种形式的土地流失。此外，矿山冶炼等矿业生产的副产品，诸如释放出来的废气、粉尘形成酸雨、尘雾。即使是无毒的生产过程，诸如矿物开采也可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造成水污染。在开采过程无法避免的水位下降或水质下降也是破坏当地较为完整和谐的生态均衡的重要表现。

生态平衡问题。生态平衡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严重破坏。露天采矿毁坏的不仅是表层植被，还将致使地貌发生改变。而地下采矿的后果更加严重，例如造成巨大的地下空洞。无论地表作业或是地下作业，如果在采掘的同时不能做好保护与恢复工作，没有进行有效的环保投资，必将带来地上部分水土流失、滑坡及泥石流，地下部分矿坑节水，引发陷落、塌方的人祸。据内蒙古国土厅报告，截至2010年，该区因采矿形成的采空区地面塌（沉）陷总面积高达226.21㎞2，形成的塌陷坑群多达323处，共发生矿山区域地质灾害541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56余亿元，伤亡人数62人。我国鄂尔多斯市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案例。

利益分配与协调。发展前期，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为争取招商引资带来的政策红利，通过税收减免、土地出让、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吸引外来企业前来投资办厂。在企业的生产给周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时候，其所应承担的外部环境成本却由民族地区居民所分担。

2．既有问题的持续消化和解决

在无休止地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加剧、环境污染等问题频现。发展进程中日积月累的环保问题，用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观点解释，即环境污染带来的福利上的降低胜过经济增长引起的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必须要同时顾及资源承载能力与生态环境容量的匹配，这是一个可持续增长的观点。对民族地区的企业个体而言，参与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范畴（机会、能力、增长或获得、安全），意味着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机会、创收，提升能力。而绿色增长要求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有效率，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要足够小。对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而言，绿色增长未必是包容性的，除非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确保这部分困难企业不被排除在绿色增长产生的利益之外。实际上该项帮扶性的产业性倾向型政策的出台和运用，就是要通过机制方法和应用场景、条件的整体把控，切实将绿色增长战略消除既有污染问题的效率提高。

在环保治理中，除了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公共环境管理等宏观手段及措施来促进环保治理的效果，我们更为关注的，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创新、引领、实施持续灵活的生态资源保护补偿机制、激励制度，创新必要的手段和工具。

缺乏相应的惠及微观经营管理企业个体的政策与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或工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以及其发展可能，都基于实施者自我意愿，也就是说要让实施者感受到利益相关性的补偿措施，甚至是激励，即要保证农户和企业在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此行为带来的预期收益要高于或者不低于初期预估投入的成本，这种主观性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施压和政策导向。举例说明，一方面，由于无法盈利，效益低下，部分企业在环保上的持续投入能力受到限制，其环保投资行为也被迫终止。特别是工业“三废”的治理主要依靠企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现有的民族地区政府为主导的环保投资结构，在培育企业自生的环保能力上还存在很大缺失，导向性的培育政策也不足以支撑企业度过产业升级的难关。2008年，贵州省黔南州发生的都柳江水污染事件就是一起典型事件。

（四）选题研究意义

宏观上，国家层面一般性的生态环保矛盾是在非均衡趋利型发展观念的指引下，依靠资源配置、人口红利等方式，在产业发展上实施模仿式创新。这样的发展后果无疑是在鼓励性行业、产业领域，出现企业扎堆问题。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加大，因其特殊重要的生态安全战略地位，民族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其生态系统在特定的时空状态下受到干扰及恢复的状态都引起国家层面的密切关注。对民族地区产业上的功能定位发生了积极调整，更多地选择了生态涵养及保护的战略定位。顶层的关注通过层层传导，影响民族地区企业的生产经营。部分民族地区企业在过去的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是没有成本的，属于纯套利阶段，那么到了后期，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法律对污染的惩罚和相关规定更加严苛了之后，企业经营者需要更多地考虑通过创新，获得生态环境良好与经营业绩提升的双赢局面。处理好治污和盈利的关系，涉及企业经济效益，事关企业精细化管理。探寻企业设备投资的内在驱动力，直接的投资需求、动力来源，即为了达标，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环保品质，降低生产产生的污染排放水平，避免遭遇政府的惩罚。在不断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环保目标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重点考虑企业主体需要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另外，早日实现自身的绿色转型对企业而言，也将产生显著效益。微观层面的生产型企业是中国工业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转型带来的效益能够高于成本，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无疑是支撑企业转型的根本动力。在国家宏观治理模式和环境政策方面，也存在一种转型，即从过去对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实施“末端治理”转为以“清洁生产”为目标的“全过程管理”。

本书的研究突出一个问题，即环保投资作为微观企业逐步实现绿色转型的必要成本，是否会对其经营，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害，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现有的成本收益分析多集中于工业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设备的投资增量，引起其部分资源能耗的可观减少。我们着手开展的研究和分析将更倾向于研究经济效益与该直接成本投入之间的关联程度。

在环境规制愈发严格的政策环境下，企业的生产环境势必随其变化，投资组合也随之调整。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环保投资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环保投资能够影响企业，从而引起其效益的变化，该变化量到底有多少？这个值得探讨。政策影响生产环境变化，从而影响投资组合的变化，从而引起效益的变化。

本书旨在通过企业微观层面的调查数据（年度税收调查表）来研究企业环保投资和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宏观的样板数据或少数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开数据。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度组织的税收调查覆盖全体纳税人，数据项丰富，涉及纳税人行业分布广，区域划分明显，数据质量较好。在反映环保投资方面，环保设备投资、环保费用投入等重要指标（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重要变量）都在调查范围内，企业财务指标是常规采集指标，因为与纳税申报存在后期校验，指标可信度都较高。

基于2012—2015年的微观数据，特别是数据反映了环境政策趋紧前后企业层面相关的投入产出状况；从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效益的影响因素、程度和影响激励入手，来研究治污和盈利这对矛盾在新的大形势下，冲突的原理、机制、结果，对相关投资引导提供实证的、理论上的帮助，助力企业转型，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企业，实现生产新动能的发掘，从而实现绿色创新，达到治污、盈利双赢局面。

二、研究综述

（一）环保政策变化研究综述

研究环保投资与规制政策、企业经济环境效益关系的文献通常会涉及对环境政策演进过程的梳理和评论。因为探讨行业性、产业性，或是宏观、微观的分析，都需严谨的梳理政策的调整，剖析分析调整时间对应的社会经济环境特点，将政策工具与其制定、运用的背景结合起来。

以环保政策的积极制定、完善为标志的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是由浅入深、从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在政策梳理的集大成和权威性方面，王海芹、高世楫将处理经济发展和环保问题的理念变化分为污染末端治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绿色发展这几大历史阶段，然后将政策目标选定、立法体系建设、政策工具应用与历史阶段适配对应。最后将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在环保中所处角色、所负责任进一步明确，同步也分析出政策调整的范围是沿着生产—消费—流通这一脉络不断发展。

（二）环保政策、环保设备投资与企业效益的研究综述

关于企业的资本投入、投资组合对企业效益影响程度的研究，经济学上主要从投入—产出、经济外部性两条研究路径入手。相关的观点、理论、体系较为完备，实证的研究也广泛开展，属于经济学经典问题之一。

1．投资组合和企业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反映了人类的生产决策，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特征。作为企业投资组合的构成部分及重要因素，环保与资本、人力资源等资本投入，共同影响企业的产出。借助环境经济投入产出等生产领域的“投入—产出”模型，从而进一步梳理、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质量基础的环保投资规模和结构。经济学广泛开展了关于环保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方向。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的污染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存在倒“U”字形的变化曲线。在收入水平爬升的前半段，人均的GDP提高，污染加剧。而达到高收入峰值后，人均GDP继续增长，污染却会减缓。国内外众多研究者，认同该曲线的准确概括，立足于此开展了经济增长和污染环境之间的大量研究。其中，涵盖环保投资发挥延缓污染作用的讨论。

（1）环保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通过确定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沈国祯、沈杭概括了该类投资的特点，其研究证明较大金额环保投资可以促成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利益共同的增长。徐篙龄通过环保投资同时带动环保产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来探讨环保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路径。其研究同时指出，若要保证持续性环保投入，需要较好的经济效益支撑。可以看到，沈、徐等人都认为环保投资的确可通过一定方式改善组织经济效益。

而厉以宁和章铮有关环保投资的研究重心已转移至投资的来源上。原有的存量资源经再调整，再补充进入增长投资，从而使可以用来配置的经济资源丰富了，因此对经济产生了影响。

蔡宁和吕燕则详细分析了宏观经济所受环保投资产生的正、负两方面影响。技术进步及环保产业发展是正效应部分。正效应的发挥需在环保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足够高之后才会上升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从而改善环境的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同时，环保投资也起到了负面作用，可能引起生产成本方面的提高，降低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环保投入的积极性也会随替代品出现而削弱，企业资本系数也会升高。

马树才、李国柱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多个衡量污染程度的指标（工业废水、废气）与人均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结论为环境污染不会随经济增长而自动改善；依赖国家干预无法根本解决污染问题。只能界定产权，以及实施相应政策、激励措施来减少排污企业的单位产出污染强度；或是运用严格立法支付，促成重污染型产业向轻微或无污染型产业转移。

崔松虎和金福子以2001至2006年连续进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百强企业为样本，分析了R&D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得出它与企业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具有显著影响；研究中的广义研发投资一定意义上，涵盖环保投资部分。

Ambec和Lanoie研究表明，企业积极采取环保实践，可以直接降低物料和能源消耗，减少人力资本投入，释放占用资金，继续用于绿色环保目的，提高雇员遵从和忠诚程度。通过该种方式，环保投资提高企业生产率或效率，获得更出众的效益表现。

郭国庆和牛海鹏认为，环保投资并非只是保护、改善环境质量付出的成本，它类似于普通投资，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经济增长对环保投资的带动作用要小，但对环保投资的投资性质应给予足够重视。

纵观以上研究历程，该类研究中有关环保投资究竟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一致。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多种形式的动态计量模型，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变量包括在模型中，研究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进一步强调生产率的提高和维持才是鼓励环保投资的关键。

（2）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环保投入的优先增长模型被部分研究者首先建立。孙冬煜分析比较国际上发达国家环保投资增长速度与GDP，发现国家整体经济技术与环保技术同时进步的阶段，与GDP增速相比较，环保投资的规模增长要更为明显。根据这种双方互动的情况，孙冬煜还构建了污染平衡方程式，用以描述环保投资优先增长的规律。

吴翔综合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涉及对外经济开放程度、经济社会结构、政策制度、人口结构和环境投资。研究结论之一支持环境投资对效率存在正向提升作用。

Antonietti和Marzucchi从研究意大利生产企业的环保投资和出口效益关系入手，采用了二阶段模型，估计绿色有形投资策略（GTIS）对生产效率水平的影响。研究评价了引致生产率对出口倾向和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能获得更佳出口绩效，是结合了环保与增收目标的绿色投资组合所引致的。经GTIS增强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影响企业效益，提高产品出口到环境规制力更强的外国市场概率。

原毅军从企业环保投资对工业升级的研究入手，发现从工业技术效率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看，企业自筹环保投资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积极稳定的作用，而排污费环保投资总体上阻碍了工业技术潜力的发挥。从工业技术进步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上看，不同来源的环保投资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都存在较大差异。从总体和组群效果看，地方财政环保支出对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稳定性较强。

吴兰兰、方华从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通过环保财政支出和私人资本参与环保项目投融资的现行政策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寻环保投资和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其研究发现，民间资本比财政资金对总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分析发现，民间资本更注重经济利益，而财政资金更看中环保效益；环保财政的扶持力度未能达到西方经验统计中的合理水平，仍有待提高。

（3）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已有研究

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研究环保投资影响经济增速方面比较适合。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统筹考虑在该经济增长模型中引进环境因素，新的模型出现了，其研究重点在于环保投资和经济增长本身的关系。

Lopez、Bovenberg、Stokey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综合考虑排放的污染物如何反馈长周期经济增长，自然资源的消耗又该如何纳入该模型框架。增多的环保支出对资本累计产生的减缓效应被学者考量，这跟政策严格与环境意识提升有关。

李国柱则将环保等因素引进索洛的增长模型，增加了环境这一外部约束条件。其研究结论表示，由于工业污染排放是逐渐恶化的，在减缓排污的技术并未进步的情况下，环境因素制约下的索洛模型实现增长路径的平衡将不可持续。

胡远波将环境因素引进了随机增长经济模型，其研究结论大致是：在个体厂商对污染表现尚不敏感、公共支出与工业产出波动较小的前提下，企业能够达到最佳环保投资比重，但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将减缓经济增长，公共领域的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不明显的影响。

刘云霞、李红杰考虑到环境污染对个体福利会产生负面影响，于是将环境污染水平纳入效用函数中，通过一个简化的随机经济增长模型计算出个体最优环保投资比率，得出企业环保投入过多将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

王晶构建了企业循环经济的综合评价模型。其研究表明，在循环经济下，环境资源因素由外生变量转为内生，企业生产和成本两函数随之扩充内容。以成本角度分析，回收利用资源，节省了资源消耗，同时提高了污染物重新资源化的成本。考虑外部资源约束的生产者均衡使企业在选择最优行为时有了差别，产品消耗资源量、废物利用成本、生产造成的污染都将影响企业利润变化趋势。

张晖、朱军在前人基础上，着重考虑环保技术的进步对投入资本的替代作用，动态地研究环保投资的挤出效应，重视环保投资生产性的特点。从生产和挤出的二重性来研究环保品质和经济的增长。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用来研究生产性，考虑外资技术水准、治污设备技术水准等。研究结果表示，在动态均衡前提下，采用更先进的环保技术将促进环保设备投资额的增加，并有效减少排污，提升均衡增长率。机理在于技术的进步引起环保投资相对地减少，资本产品投资相对充分，这部分扩充的资本投入生产，引致生产率提高。在更长周期内，可以达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莎娜基于企业战略的视角，通过研究环境战略决策的相关利益主体、内外因素与驱动方式、决策内容、绩效评价方式等内容，讨论推动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路径。其全面归纳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探讨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内外因素，构建了拉力与压力共同作用下的驱动模型，利用委托代理模型、Stackelberg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的内外机制，构建了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协作的企业环境战略实施保障体系。

刘高明利用我国2003—2013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主要以广义矩方法（GMM）为主，其他估计方法为辅，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不同类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滞后效应和地区差异性的四个视角，就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作者不同于以往将工业污染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物，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一种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方程中的投入要素，研究视角较为独特。

2．成本不对称及经济外部性内部化问题

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中，对于因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及消耗的环境退化引起的外部性研究，已广泛开展。总体而言，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生产者个人没有承担却由大众承担的成本，或者由生产贡献于社会但不能获得回报的益处，因此造成了市场失灵。

传统的观念认为环境保护是企业创造效益的重大障碍。近些年，这一观念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新的理论挑战。主要的理论贡献来自与“波特假说”有关的文献，“波特假说”主要讨论的是公共利益与个人成本之间的交易，该理论支持环境保护投入只是产业成本的极小组成部分。

德怀特·波金斯等指出关于环保领域的生产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生产企业外部性内部化。如何确立最佳的污染水平，需要权衡个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当个人经济活动达到最优点，并不意味社会经济活动同步达到最优。传统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基于市场机制及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最终实现最优的污染水平。

许士春、何正霞、龙如银关于谎报减排、技术激励、政策工具、政策成本方面的研究，扩充了治污成本与政策成本的相关研究成果。大致结果表明技术和政策严厉水平决定企业减排；环境政策和监管严厉程度决定是否有污染的谎报；对环境技术的鼓励，效应最佳为遵守标准，接着是不完全遵守，再次是税收和补贴，最差效果为可交易的排污许可。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飞跃，税收、可交易排污许可、补贴和排放标准可达到一致的效果。对政府而言，可交易污染许可享有较低的实施成本。若存在技术飞跃可能，可交易许可效果最差，其余的政策可以达到一致的效果。

运用市场来解决经济外部性的问题，科斯一类的经济学家注重通过明晰产权，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依靠市场交易完成资源配置，从而弥合该类外部性。然后，交易成本为零否，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并不影响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市场各方界定清楚产权，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的明晰促成交易双方明确赔偿对方财产损失的义务，从而促成产权明确条件下的资源高效配置。相反，缺失了对各方产权的合理界定，生态环境等外部性问题就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科斯提出了批评。

第一，微观领域内，缺乏必要的政府干预的企业将不承担外部成本，遂对自然资源利用过度。基于企业边际成本的分析，上述情形将促进有效市场产出。改变这种情况，需政府将产业赋予个人，同时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设立必要限制，从赋税、可交易排污许可等方面，反映污染生产应承担的必要成本，消除市场失灵。

胡应得以浙江省223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深入考察了企业基于排污权交易政策规制的政策遵从行为、环保投资策略选择、新环保技术釆纳行为等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接受新环保技术的程度与排污权政策的实施强度也存在一种的“U形”态势，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强度并不能显著地提升企业釆纳新环保技术的意愿；排污权交易价格上涨预期能显著地提高企业釆纳新环保技术的意愿；企业排污权政策的遵从意愿与企业釆纳新环保技术的意愿并不显著相关；政府的技术服务政策、企业的环保现状、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公众舆论压力等因素对企业釆纳新环保技术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社区群众的环保压力却对企业的新环保技术釆纳行为产生显著负面的影响。

第二，政策制定上，在政府可利用公共资源所有者身份进行干预，可对资源使用直接管理。除此之外，政府也可对所使用的工具进行限制——污染者被要求安装能够净化废气或处理废水的设备。

污染的外部成本就是给人造成的一系列福利损失：损害健康、污染环境、财产价值降低、娱乐的可能性下降而且费用上升。

环保投资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效益，经济学上关于环保投资的社会成本与企业成本不对称的研究也已成熟。环保投资产出环境质量，该过程具有典型的外部经济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从对环境质量的消费中得到好处，而且都不用支付相应的费用。从个人来讲，一方面，良好的大气质量、纯净的饮用水源可以使人的身体更加健康，从而使人生活更有活力、工作效率更高，同时还可以减少医疗费开销。另一方面，个人还可以从优美的自然景观中得到身心的享受。

对企业来说，生产厂商会发现保持清洁的环境可以降低他们的经营成本。例如，生产厂商有清洁的水的话，则其就不用为处理自己的生产工业用水支付一定费用；使空气质量保持清洁而且干净可以显著降低厂商维护自己厂房设备的费用。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保投资的直接经济效益非常小，环境质量的提供者不可能像生产其他私有物品的厂商那样将不付费的消费者排斥在外。由于这个原因，环保投资成为一种主要由政府提供的福利活动。

第三，税收政策上，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征税的办法抑制生产者生产污染性产品的积极性。

如果对产量或者工作量进行征税的话，征税确实能够减少具有外部成本的产品的产量。如果对外部性本身进行征税的话，还能够刺激人们增加对能够减少外部成本项目的投资。但是，对排放的污染物征税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监督很难施行（成本又过高），税率的设置又普遍过低，而且逃税也比较容易。一种变通的方法，是对污染性产品征税，如果厂家采用了降低污染的设备，则税收可以减少直至取消。

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税收之所以优于管制，原因有两点。第一，税收能使厂商去选择减少使用公共资源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租金就不会被由管理者强制实施而产生的浪费性消耗而抵消。这样灵活的方法确实能减低管理成本。第二，税收可以使政府获得大量的收入。

3．环保投资与企业效益方面的现有实证研究

（1）在更大范围考虑环保投资和企业效益的关系，就是讨论绿色投资和经济增长，其机制研究、模型构造、变量选取，都值得借鉴

孟耀提出了绿色投资主要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发展循环经济等投资的观点，使绿色投资有更加具体明确的内容；提出了绿色投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系统地分析了绿色投资和提出了绿色投资运行机制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绿色投资和循环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利用绿色投资推动循环经济和通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绿色投资的观点。

李玲使用生产前沿最先进的分析工具——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在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体系之中加入了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并对1998—2008年的中国工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及全方位的测度，获得的变化趋势及规律都是以把握在加入资源环境因素后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的；获得有关我国工业不同行业之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利用面板聚类及收敛检验展开分析；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从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两个不同的方面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工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探寻能够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存率的有效途径；根据其研究结论提出有利于中国工业进行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彭青平以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2003—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一阶段法，在影响因素模型之中加入绿色投资作为影响因素，构建了随机前沿主函数模型及影响因素模型，从而估计出绿色投资在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对技术非效率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区域间绿色投资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其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范围来看，绿色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但影响程度较小；东中西部之间存在着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绿色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其中中部地区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率与西部地区相比较小，东部地区绿色投资反而对经济增长效率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在环保投入的因素分析方面，部分文献走在前面，值得参考。叶丽娟基于区域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关理论的综合分析，建立了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利用2003—200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估算结果的因素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得出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压力、环保投资使用结构等多因素。研究建议调整全国环保投资使用结构、加大环保投资的市场化程度、大力促进环保技术进步和正确规划环保投资使用方向，以期环保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最大化和均衡化。

（2）现有的文献多集中于论述环保政策（环保规制）与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

聚焦于环境规制，Porter和van der Linde论证了适当设计的环境标准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这将部分甚至全部抵销企业因为遵从相关标准产生的成本。波特假说的进一步完善，认为环境规制、创新和竞争性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但是波特假说也产生了诸多理论上的争论，Ambec和Barla就指出为什么规制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投资策略而言是必需的。

程华、廖中举选取并集中讨论的是1978—2007年，即本书研究的政策趋强期之前的中国环境政策演进过程。作者量化了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出台的、与企业环境创新相关性较强的400余项政策。1982—1995年，环境政策出台的速度较慢，其政策强度、导向度也不够明显。1996—2007年，政策出台的速度已显著提升，导向度也呈现激增态势。这大抵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政策体系自身不断契合环境创新发展的完善过程相吻合。最后，政策强度对经济产出绩效和知识产出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环境绩效中的能源消耗率与工业废水排放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的行政措施和政策导向度对企业的经济产出绩效和环境产出绩效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知识产出绩效没有促进作用。

于文超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地区环境规制与政治关联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总体而言，当期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同时，上一期的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将显著增加企业生产效率。研究指出，企业较强政治关联弱化了环境规制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实施力度，也弱化了严格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革新应有的激励作用。尽管政治关联带来了优惠的政策资源，但是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将过多资源配置在非生产领域，从而损害了企业生产效率，影响企业效益。

胡元林、李茜对重污染企业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讨环境规制和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环保投资实现的，环保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胡元林、康炫为明晰确定企业进行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阻力及主要驱动因素，对重污染企业在环境规制下实施的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阻力与动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及研究，并得到答案，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承受的阻力方面，由于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主体，而面对环境问题，企业环境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环保投资的经营策略中更倾向于表现出机会主义心理来指导行为。

企业若要进行环保战略的决策，需法律法规束缚与要旨，还需环保意志、硬件条件，如技术、资源与专业能力。同时企业也应该追求政策收益，等等；若持续实施环保战略，则须国家环保优惠政策源源不断补给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助力其获绿色竞争优势，帮助行业推行绿色管理模式；现行条件下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有内部因素：环保意识差且难提升、设备维护成本高、专业知识匮乏、工艺改造的直接机会成本高；另有外部因素，即政府环境保护激励力度不足。

（3）基于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部分学者对环保投资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展开研究

潘飞、王亮以沪深上市公司中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环保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力度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短期（一年内），企业环保投资与经济绩效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在长期（二年内），企业环保投资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彭妍、岳金桂对造纸与印刷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回归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针对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将环保投资按不同的结构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发现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在短期内带来的财务收益显著高于技术投资，污染预防投资带来的财物效益显著高于末端治理投资，证明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的正向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以往研究者使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环保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但也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之处：一是从研究范围来看，在以往所做的关于中国企业环保或绿色投入方面的研究，多数为效益增长的因素分析、要素份额分析。而针对环境规制严格的环境政策背景，环保投入的增加对企业自身效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在该方面缺乏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二是从数据来源方面来看，多来自官方省级层面的截面数据，或者是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涉及微观层面企业的样本数量较少，数据也稍显陈旧。对于近两年来，中国环保投资企业的效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还缺乏大量的样本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微细胞”数据来支撑结果可信赖、反映问题及时、论证完备系统的实证研究。

三、研究目标、内容和思路

（一）预期目标

第一，环保投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影响机制的初步研究确定。

第二，通过影响机制的确定判断环保政策趋紧后，企业的效益变化。

第三，通过对省份产业特点的总结、省区内部企业的分布特点、发展阶段，计算分行业、分省区的企业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以及环保投资对销售收入的贡献率。以此为基础，再研究四年度的贡献率变化趋势，从而探讨环保投资的民族地区区域和行业特点，提出相关理论建议。

（二）研究内容

本书以“投入—产出”经济增长理论、外部成本内部化理论以及环境管理、组织能力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财政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环境管理学、民族经济学、经济地理以及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分析企业环保投资与其经济效益在环境、经济绩效协调发展方面的关系，运用实地调查、文献查阅、回归分析等方法，结合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根据环保投资政策的特点，设计并完善企业环保投资对其销售收入影响的模型，分解相关政策变量。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框架，分析少数民族省区各区域间，同一区域不同行业间，企业环保投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方向及具体影响程度。同时探讨分析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区域差异、行业差异及时间差异，最后探讨影响因素，为统筹在民族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制定行业性、区域性环保投资政策，最终实现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本书分为七章。

绪论：主要介绍在环保规制趋强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实施环保投资，做好地区生态环保的重要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进行综述，涉及对环保政策变化的研究以及环保政策、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企业效益的有关研究。进而提出研究的理论依托、研究内容、方法及结论，阐述研究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主要围绕企业层面面临的政策背景，着重分析了目前民族地区企业“治污抑制盈利”的困境，阐述了目前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内容、应对环保要求的举措，最后主要通过比较企业差异性及其环保投资的特殊性来论述，涉及重污染、轻污染、一般性污染行业的投资特点，从而把握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特点。

第二章：对环保投资与企业效益的相关关系研究的方法理论进行综述，涉及环保投入与经济增长，环保投入与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主要选取环保投资作为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效益之间研究逻辑的必要中介。接着，基于已有的经济学研究，从社会性规制理论、波特假说等方面对环境规制与企业效益的关系研究展开讨论和总结。通过对环境规制划型，进一步确定结合环保目的的投资策略作为环保投入与企业效益关系的研究中介，最后引入创新补偿、先动优势、决策动因、实施动因等概念，夯实关于环保目的的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寻找后续章节进行实证分析的概念载体及概念运动形式。

第三章：界定了本书实证所需的环保导向投资策略及环保投资的二效应。从行业、区域、规模三特征归纳了环保投资影响企业效益的内在机制。通过引入组织能力理论，介绍企业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从成本角度介绍环保投资如何直接影响企业经济利益。结合组织能力、异质性投资策略等理论，构建了联系环保导向投资策略、生产率和销售收入的结构模型，为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做理论铺垫。

第四章：介绍民族地区区情，从投资情况、财税和资源等方面介绍省区的行业、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特点。介绍实证分析所需政策变量的选取以及数据来源。主要是建立起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效益增长的贡献率模型。

第五章：就2012—2015年8省区的分行业、分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行业、区域差异。接着，探讨了环保投资对经济效益增长影响的行业、区域差异，涉及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贡献率等。

第六章：就以上第五章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以及第二、三章的定性分析，提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使得民族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贡献率均衡提高，缩减行业间、区域间差异，实现民族地区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三）研究思路

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书基于1569个全国企业样本及134个民族地区样本，从行业视角、区域视角、行业污染程度视角、规制工具视角，选取环保导向投资策略、创新补偿、淘汰落后产能等研究视角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为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首先沿着寻找、分析、解决问题的脉络展开研究，对环保投资、环境规制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着重介绍本书提及的诸多概念及其关系，围绕环保投资对企业销售收入影响的理论基础进行论述，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学理基础，概括、梳理了该研究领域内国内外研究动向，并提出了本书创新点与切入点，在规定概念与概念运动的前提下，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机理，并将此作为假设，在第五章展开了两个设置分析，验证影响机理的合理性与存在性，最终得出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环境投资政策设计的几点建议与意见。主要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四、研究方法

科学而适合的研究方法是研究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为了达到本书的研究目的、满足研究需要，笔者拟釆用分解生产函数法等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生产函数法，全称为参数生产函数估计法，该方法主要面向生产函数的参数做估计，明确产出和投入的函数关系，用以明确投入产出水平即经济效率水平。该方法优势是能精准判断综合经济效率，为准确评价资源配置的效率、规模经济的效益以及技术效率提供支撑。

综合上述文献在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特点，为我们研究环保投入和企业效益的关系提供了两种思路：一是借助相关模型和数据，研究环保投资和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引入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研究环保投资与产出（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问题。

对于第一种研究思路，在分解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时，将环保投入作为资本投入的一部分，资本投入K分为环保投入EI及其他经济建设投资I。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般形式转化为产出函数：Y=，α：劳动力；β：环保投资产出弹性；γ：经济建设投资产出弹性。前提是假设上述3种要素的规模收益一定，即α+β+γ=1。取上述方程的两端的自然对数，就得到生产函数模型：lnYt=lnAt+αlnLt+βlnEIt+γlnIt。

对方程微分后，得到：

若是要考察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则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部分，即，其中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因子和技术效率因子。

本书主要参照的研究路径是叶丽娟研究中的资本拆分和生产函数转化。生产函数转化为，两端同时对t求导，再在两端同时除以Yt并约去dt，即得到下列关系：其中，α、β和γ分别为环保投资、经济建设投资、劳动力投资的产出弹性，表示环保投资、经济建设投资以及劳动力投资每增加1%，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百分比。

用差分代替微分，当Δt→1时，并令：

则有：

y=λ+αi+βei+yl。

上式中的y、i、ei、l分别表示经济产出、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劳动力的年增长率，就表示了技术进步、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劳动力投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力大小，我们称之为技术进步、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劳动力投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

本书选取的数据库为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税收调表工作要求企业填报固定资产投资及环保运行类费用，这样无疑为我们有效区分EI和I提供了应用数据层面的便利，EI和I的分界更为明显，数据更为精准。

综上，环境保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模型，可以构建为：

y=λ+αi+βei+yl+μ

与一元线性模型相比，该模型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与经济活动的现实比较相符，经济增长的因素来源于经济建设投资、环保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源禀赋等因素，而且使环保投资成为显变量，有利于说明本书提出的问题。此外，经济建设资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缺少这类变量单独讨论环保投入，经济模型会显得较苍白、空洞。第二，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该模型将比较好地预防因变量缺失产生的失误，使得模型的实证结果更能反映现实，结论更为有效。

在变量的选择上，为了契合本书研究目标，考虑银行信贷评估等衡量企业经营活力时依托的重要参考变量，经济增长，选取企业的年销售收入，经济增长率为销售收入环比年增长率。劳动力投入L方面，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书选取年末就业人数来表示L，所以年末就业人数的年增加率就表示l。

经济建设投资I，本书选用指标为固定资产投资额，则其经济建设投资增加率为i。目的是将经济建设投资中包含的有关环保投资部分尽量减少、剔除，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使指标的替代更为准确。环保投资EI，结合税收调查统计采集项目特点，充分考虑、借鉴相关先导性研究成果。蒋洪强选用了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和设施运行费用数据，张雷等选用了环境污染治理总额数据，周文娟选用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数据。本书中，2014年、2015年，拟采用环保设备运行维护费用来代替EI，运行维护费用的年增加率即为ei。

接下来，为了防范伪回归，本书先展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将针对单个体的协整检验用于面板数据环境则为面板协整检验。面板数据模型常规的处理方法有两种：若αi和解释变量相关，则将变量总体做去均值处理，再行估计，获得固定效应模。若αi和解释变量不相关，即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学界判定固定模型效益及随机效应模型并作选择的重要方法是Hausman检验。如果该模型拒绝原假设，则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若Hausman检验通过原假设，αi和解释变量就不显著相关，一般就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用模型包括因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应纳入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范畴。根据Anderson Hsiao以及Hsiao相关研究成果，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与静态模型的情况是存在差别的。而且，为规避宏观层面数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从而保证动态模型中的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上的相关性，本书倾向于用Hausman检验确定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抑或是固定效应模型。

在方程估计阶段，要提前考虑全国范围内，企业的环保投入与其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存在区域差异的。“一刀切”式的运用少数民族省区的企业数据研究环保投入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我们若试图从各区域、各行业具体分析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优先考虑选取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在估计方法上，优先选取截面加权估计法（cross section weights），充分考虑数据横截面单位较多而时期较少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防范截面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减少数据修正。

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y=c+aiit+βieit+γlit+μi（t 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

运用经济贡献率来分析各区域、各行业的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大小。首先，按照企业所属行政区划代码、行业类型，对已掌握的企业上报数据，分别加总求和，得到两套新截面数据：分省份（∑qy、∑qi、∑qei、∑ql），分行业（∑hy、∑hi、∑hei、∑hl）。

然后，设置新的指标，环保投资对企业效益的贡献率g，g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第一部分β是环保投资的弹性系数；第二部分m是环保投资总额的增加量占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量的比例。根据计算公式以及环保投资增长率ei，收入年增长率y和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β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得到g。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分区域、分行业两个口径的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年度均值。

从平均贡献率在2012—2015年的波动，本书讨论环保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趋势，在省份、行业上的贡献率差异，进行差异性分析。环保投资对效益的贡献率主要由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决定的，比照贡献率和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结合环保投资的效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五、创新点和不足

（一）创新点

本书以投入产出为研究主线，通过对环保投资如何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为理论内涵，并据此构建影响机制和模型，对民族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进行经济效益的评价和分析。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书面形式测算了民族地区各行业企业环保投入的产出弹性及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值。从研究范围来看，充分借鉴以往所做的关于中国企业环保及绿色投入的研究，不再单纯地做效益增长的因素分析、要素份额分析。而是针对环境规制严格的环境政策背景和民族地区区位、产业特点，通过分行业、分区域的实证分析来探讨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对企业自身效益的影响程度，以期填补相关实证研究的空白。

若要讨论民族地区企业治污是否盈利的问题，测算出企业的产出弹性和贡献值至关重要。本书用环保投入与销售收入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了投资投入对效益贡献率模型，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影响的结果，包括对环保投资产出弹性、贡献率的计算。在C-D生产函数下，完成了民族地区企业经济总产出的变化的合理逻辑推导，从环保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引致了要素边际产出弹性的变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本书首先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变量参数估计显著度较高，无法通过检验。经过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建立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用以考察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额与经济增长（销售收入）的关系，由此得到民族地区28个行业的环保投资产出弹性。为进一步考察民族地区不同行业的环保投资弹性系数和投资份额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本书设定并计算出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贡献率；进而清晰地观测到各行业、各省区企业环保投资对销售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的平均值。接着，引入平均标准差的差异指数，测算4年间行业间、省域间的贡献率的绝对差异情况，从而最终明确了行业层面环保投入对企业效益的影响方向、行业的贡献率年度差异，以及贡献率差异的变动轨迹；总结出环保投资产出弹性较大的省份、贡献率较高的省份，排列了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省份以及贡献率较低的省区。为后续提出政策结论提供了依据。

第二，在我国引入国外研究环保投入与出口绩效之间关系用到的绿色有形资产投资策略，得出了相同的研究成果，即企业环保方面的投资可以提升企业生产率，最终提升企业面对沉没成本的能力。在环保投资举措方面，本书借鉴Rennings和Rammer关于非规制性因素驱动的一系列广发及相关联的投资动机分析，将环保导向投资组合策略的内涵进一步本土化和丰富化，涵盖了外部环境保护规制方面的政策法规要求，以及企业自身的盈利策略。本书在环保资产投资和管理实践方面，完善了GTIS即绿色有形资产投资策略的范畴规定，将企业环保设备使用中的维护费用、治理及运维费用一并界定为环保投入。在上述两部分的讨论基础上，本书汲取了Green CDM Model的关键元素，将环保投入、劳动力、研发和人力资本界定为主要的投入源，生产率作为调整后的生产函数的一项剩余，从而统筹考虑了环保导向投资策略通过环保信号的直接影响路径及由环保投资导向策略引致提高的生产率，为本研究领域进一步完善企业环保投资策略与企业生产率提高、销售强度和可能性增强，以及竞争力提高扩展了分析范畴的思路和范式。

第三，通过对民族地区各行业、各地域两个层面对民族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效益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描述。根据目前有关研究成果，环境保护投资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选择差异性造成的，很多文献都是以某一个具体产业来研究环保投资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结论也就存在显著与不显著，正负效应并存的不确定性结论，区域选择也是以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系统研究。类似于叶丽娟等人的研究，又是选取全国各省级区域进行测算，照顾到区域结论的同时，缺失了对行业特点的考量。因此，本书从行业和区域两个视角分析环保投资对我国少数民族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我国分行业、分区域制定环保投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不足

第一，基于调查企业环保投入的废水、废气治理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信息采集项目是近几年才设计进入税收调查表且由于这部分环境保护投资方面数据的缺失，时间跨度只是从2012—2015年，实证结果若用于长期分析则会存在不足。

第二，本书建立企业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时，未将环保技术进步与生产技术进步区分开来。环保技术进步是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重要依赖因素，在模型中没有直接得到体现，从而没有实际度量环保技术进步对于企业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而仅在后面做了简单的量化研究，并未完全呈现企业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