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升降浮沉性能，是用以表示中药对人体作用趋向的一种性能，主要反映药物对于病证的病势趋向的影响。升表示上升，降表示下降，浮表示向外发散，沉表示向内闭藏。

正如李东垣所说:“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为了与五行学说合拍，于药性趋向的升降浮沉外，加入了“土居中化”以配足五之基数。除去“化成”之外，升降浮沉的核心是与“春升、夏浮、秋收、冬藏”相对应。再考“沉”字，本有“潜伏”之意，如“心若悬于天地之间，慰愍沉屯”(《庄子·外物》)即用此意。又如后面所论，升降浮沉是古代哲学升降出入理论在药学中的应用，沉亦即入的另一称谓。因此，沉为闭藏的含义是可以肯定的。很长时期以来，皆将沉释为“泄利二便”，与其本义相悖，又与降的释义相混，有必要加以澄清。

四种作用趋向当中，升与降，浮与沉，分别是相对的。而升与浮，降与沉，分别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故实际上，往往升浮并提，沉降并提，难以截然区分。

结合阴阳之理，则升浮属阳，沉降属阴。

升降浮沉虽然是重要的药物性能之一，但不少的药物，如消食药、驱虫药、杀虫止痒药等，多无明显的升降浮沉之性。而不少药物，又具有二向性，其作用趋向，既表现为升浮，又可表现为沉降。如麻黄之解表与宣肺，其性升浮，而利水退肿与平喘，又为沉降;天麻平抑肝阳、息风止痉，表现为沉降，而祛风诸用，又表现为升浮;胆矾涌吐，升浮之性甚烈，而收湿敛疮，则属沉降。这些药物虽有二向性，但有主次之分，如麻黄一药，多言其为升浮之品。

药有升降浮沉趋向的思想萌芽于《黄帝内经素问》，宋人虽有进一步论述，但未结合具体药物，将其作为药性理论加以系统研究始于金代。

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气”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着的，即气化而生万物。而“气”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升降出入”。《黄帝内经素问》将自然界这种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称为“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该书作者在上述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论述了日月星辰运动，云雨雾露转化，一年春夏秋冬四时及一日旦昼夕夜更替的升降出入，也论述了人体整个生命过程及脏腑气机生理特点和病理改变中的升降出入现象，认识到“无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六微旨大论》)。针对人体气机运动的紊乱，书中还提出了“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结者散之，散者收之”的治疗原则。但作为药物性能理论及具体药物的升降浮沉，该书未能涉及，所以说，《黄帝内经素问》初步奠定了升降浮沉的理论基础，至金代而具雏形。

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两者在认识方法、确定依据及临床意义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长期以来，不明其差异性是学习和掌握这一理论时出现障碍和产生认识分歧的肯綮。若弄清其历史沿革，这些问题多可以迎刃而解。

早期的升降浮沉理论形成于金代，经元至明中叶，又有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病因病机学的进步，临床对中药功用认识的深入;也由于宋以来，对医药人员考试录用与开业许可的导向，及对《黄帝内经素问》研究阐发和运气学说盛行的风气影响;更由于法象药理论理方式的需要，中药药性理论更加趋于完善，这种升降浮沉理论便自然形成。

金·张元素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气味阴阳厚薄的有关论述，于《珍珠囊》中，对药物气味厚薄、寒热升降之理予以发挥。该书明代《医要集览》本中，列有药象阴阳，将时、卦、季节、用药集于一图;诸品药性阴阳论，阐发经旨，如称“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中清者荣养于神，浊中浊者坚强骨髓”;药性升降浮沉补泻法，依次列诸经性味补泻;诸品药性主治指掌，对所载药物，介绍其性味、良毒、升降、阴阳、功效主治等;最末之“用药法象”，简列天地阴阳与人身相应的关系(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252)。其于《医学启源》中认为“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制方者必须明其用矣”并创制“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以阐述从气味中分厚薄，即从阴阳中又分阴阳，进而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该书在分类药物时，亦以气味厚薄之升降为据，分列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思想，以期用药时注意“四时之变，五行化生，各顺其道，违则病生”(见《医学启源·五行制方生克法》)。

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等，宗其说而广其用，更有发展。如李东垣于《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中，进一步发挥了用药法象与天地阴阳、气味厚薄清浊的关系，药味与升降关系的药性要旨，药类法象等内容，提出“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用药者循此则生，逆此则死，纵令不死，亦危困矣。”

李时珍对张元素的升降浮沉等理论十分推崇，其评价《珍珠囊》时说:“元素字洁古……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中还说:“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显而易见，上述医药家论述的升降浮沉理论的出发点，是人体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与自然界四时的寒热变化、阴阳消长的规律性变化是息息相应的，具有春升、夏浮、秋收、冬藏的固定特点。因此，用药防病治病，尤其是养身保健之时，必须顺应脏腑的生理特点，顺应气机生长收藏的节律变化，否则危害极大。

这一阶段的升降浮沉理论，立足于中医学的整体观，要求临床用药不仅要了解药物对人体病理状态的影响，还应了解自然界这一大环境与人体生理及药物功用的相互关系，并且更要掌握人体生理升降出入的节律变化，对于同一药物的喜恶和利害是相对的、不断改变的，这些认识不乏其科学性。可是，人体的生理功能到底怎样春升、夏长、秋收、冬藏，众多的药物又怎样顺应人体这些节律变化，违此用药又有怎样的危害，不但前人当时无法讲清楚，就是今天，仍未弄明白，还有待医药学和其他多学科探索和研究。至于李时珍列出的“顺时气而养天和”的四时用药例，也缺乏可靠性而不被后人沿用。

张元素等人坚信“药类法象”的认识方法，习惯于把各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质，与其气味厚薄、阴阳寒热、采收时月、质地轻重、入药部位及药材生熟等联系起来，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在现代药性理论中的升降浮沉性能，主要用以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是与疾病的病势趋向相对而言的。这种对药物升降浮沉的新认识，产生于明代，经清代的发展而定型。

明清之际，脏腑生理病理的认识更加完善，脏腑辨证成为临床论治的主要方式，中药功效大量的总结，功效系统初步确立，加之原有升降浮沉理论难以有效地指导用药实践和阐释药效原理，医药家们开始将功效与升降之性相联系，在本草学中出现了升麻“升阳发表”、白前“降气下痰止嗽”等一大批与作用趋向相结合的功效术语。基于这些变化，明·缪希雍在讨论“十剂”时，提出了增加升、降二剂的主张，其在《本草经疏》中说:“升降者，治法之大机……病升者用降剂，病降者用升剂。”已明显将药物升降性质改作针对病势趋向之用，完全有别于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人的论述。

清·周学海著《读医随笔》，于“升降出入论”中说:“升降敛散，其(药物)功用也。升、柴、参、芪，气之直升者也;硝、黄、枳、朴，气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樱、覆盆，气之内敛者也;麻黄、桂枝、荆芥、防风，气之外散者也。”又于“敛散升降四治说略”中说:“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则因而吐之;邪在大肠，里急后重，是欲下不畅也，则因而利之。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之治也……肾不纳气，根本浮动，喘、呕、晕眩，酸咸重镇，高者抑之。中气虚陷，泄利无度，呼吸不及，固涩升补，下者举之。此矫乎病之势而挽回之之治也。”该篇中的有关论述，已与今人的认识基本一致了。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可以表明各药的又一作用特点，能有效地指导临床用药。

金元至明末的一些本草，如《珍珠囊》、《汤液本草》、《药品化义》等，在记述药物的体例中，均于性味之后，逐一介绍各药的升降浮沉性能，将此视为药物之下的必备项目，显得较为烦琐，且实际意义不大。随着功效记述的进步，清代本草开始改变这一做法。如《本草备要·凡例》中规定:“升降浮沉，已详于药性总义中，故每品之下，不加重注。”《要药分剂》亦说:“轻宣则兼有升义，泻滑则兼有降义。”究其原因，除升阳、降逆、发散风寒、收敛固涩等众多功效，已表明其作用趋向性外，另有不少药物，如消食药、杀虫药，多无明显的趋向性，若要一一标出，则有牵强之嫌，并容易引起争执;对于一些既可升浮，又能沉降的“二向性”药物，只言其一，则不能全面反映其全部作用特性，如二性俱标，则主次不分，反招致杂乱。故汪昂《本草备要》的上述改进，颇为实用，使本草药物的记述减少了冗赘之感。

药物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是与疾病的病势趋向相对而言的。根据升降出入理论在医学中的普遍使用，在病证的病机和症状方面，往往可以辨出不同的病势趋向。如呕吐为胃气上逆，咳喘为肺气上逆，表现为向上的趋向性;脾阳不升的泄泻不止或脱肛等，表现为向下的趋向性;卫气不固而自汗盗汗，气不摄血而发生肌衄等，表现为向外的趋向;外感热病，邪由卫分深入气血，麻疹初现即收没等，表现为向内的趋向性。能够针对上述病情，改善或消除这些病势趋向的药物，相对来说，便分别具有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如枇杷叶能止呕吐，杏仁能平咳喘，其性降;柴胡、葛根升阳举陷，能治泄泻、脱肛，其性升;薄荷、升麻，能解表、透疹，其性浮;山茱萸、五倍子，能敛汗、止血，其性沉。

由上可知，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是用以表示药物作用趋向的，它虽然不是具体作用，但可以利用这些作用趋向，针对疾病的病势趋向而起到治疗作用，也就是说，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本身就具有显著的药效学特征，它只能从药物对病势趋向的治疗效应中加以概括。因此，药物具有的功效是确定药性升降浮沉的唯一依据。

一般说来，具有发汗解表、祛风散寒、升阳举陷、开窍醒神、温阳补火、行气解郁及涌吐等功效的药物，都能向上向外，具有升浮药性;而具有泻下通便、导行积滞、清热泻火、凉血解毒、利水渗湿、利胆退黄、利尿通淋、镇静安神、平肝潜阳、息风止痉、降逆止呕、止咳平喘、收敛固涩及止血等功效的药物，都能向内向下，具有沉降药性。

前人在探索药物升降浮沉的确定依据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药学水平的限制，更由于最初在金元时期对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在于为法象药理学阐述药效机制提供依据，所以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认定，根本不能揭示药物升降浮沉的本质规律，是不能作为药性升降浮沉的确定依据的。

通过炮制和配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改变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是历代医药家共同的经验，对于临床准确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炮制对升降浮沉的影响在张元素《医学启源》中已有明确论述，如谓“黄连、黄芩、知母、黄柏，其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须酒炒之，借酒之力上升也。”明·陈嘉谟《本草蒙筌》又对炮制辅料的作用加以概括，提出“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仍仗软坚，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李时珍《本草纲目》进一步加以强调，认为“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均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不能否认，若干药物经酒制、姜汁制以后，其升浮之性增强;而不少药物经醋制、盐水制后，其沉降之性增强。但不能将前人的说法绝对化。同一辅料，对于不同的药物，其炮制目的并不一样，或增强某一功效，或使归经更加专一，或降低毒副作用，或改变寒热之性，或矫味矫臭，或便于制剂。酒、姜、醋、盐，亦不例外，如酒制常山，不是为了增强升提之性，正好相反，是为了降低其涌吐之力;芫花醋制，其峻下之力缓和，其沉降之性受到制约。具体药物，具体分析，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在复方中，药性升浮的药物在同较多药性沉降且功用拮抗之药配伍时，其升浮之性可以受到制约;反之，药性沉降的药物在同较多药性升浮且功用拮抗之药配伍时，其沉降之性亦可受到制约，使全方表现出多数药物的作用趋向。特别是对于具有二向性的药物，通过这种配伍，可使其发挥定向的作用，或加强某种作用趋向。如麻黄与石膏或白术同用，其功用重在平喘、利尿，麻黄因发汗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升浮之性受到抑制;若本品与桂枝同用，则功效重在发汗解表、外散风寒，其升浮之性更为强烈。

由此可知，药物升降浮沉的作用趋向虽然是本身固有的，却又是人为可以控制的。临床用药时，可以通过炮制或配伍影响药物升降浮沉性能，有意识地加以调控，以增强药物的作用或扩大主治范围，使之适应复杂病证的治疗需要。此即李时珍所谓“升降在物，亦在人也”。这一结论，完全与实际相符，具有极高的科学性。

此外，因为早期升降浮沉理论中“药类法象”思想的盛行，至今仍有将药之气味、质地等作为影响(或确定)药物升降浮沉的因素者，对其主观片面而不合实际之处，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易水学派的鼻祖张元素及其学术传人倡导的升降浮沉理论，虽然以古代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的气化学说为基础，但其“药类法象”的自然观，却主观地将药物的气味厚薄、寒热阴阳，药材的质地轻重、入药部位等表面现象，视为药物作用趋向特性的本质。以此说明药材自然特征的升降，并无不可。然而，后世的升降浮沉已经演变为纯药效学的理论，仅用以反映药物作用的性质，其与药材的自然属性之间，绝无原认为的那种必然一致性，早已失去了保留的价值，应当摒弃。因此，下面对这些说法予以简要的评述，以供取舍时参考:

四性、五味与升降浮沉，都是药物的主要性能。从表面来看，其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一般说来，若干具有辛甘之味及温热药性之品，其作用趋向表现为升浮;另一些具有酸涩苦咸之味及寒凉药性之品，其作用趋向表现为沉降。基于这些表面相关现象，李时珍提出“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之说。不少人以此为据，认为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将四气五味作为影响升降浮沉的因素。事实上，不符合上述结论的药物甚多。胆矾、大盐，酸寒、咸寒之品，善能涌吐，其性多升;石膏辛甘，清热泻火要药，其性沉降;发散风热之药，性虽偏寒，皆可浮散以解表;巴豆、补骨脂性热，而性沉降可峻泻和固精止泻。面对实际，又有主张将上述“无”字灵活理解为“多数不”者。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均是从各自的角度概括药物作用的不同性质和特征，皆以功效为其确定依据，从逻辑关系来看，两者都属于同一层次上的并列位置，互相作为影响或确定因素，是不成立的，更何况其相关性还非常有限。

关于味薄者升，气薄者降，气厚者浮，味厚者沉的思想，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等篇章中，已有涉及。张元素诸家进而将其作为升降浮沉的影响因素，在当时主要是一种纯理论性推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含义不明确，具体药物气味厚薄难以认定，缺乏实用性等，随着医药实践的发展，升降浮沉理论自身的演变，其有关内容早已成为药学理论的历史。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采用取类比象的方法，将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质与药材质地轻重及入药部位相联系，认为植物的花、叶等质轻的药物，当为升浮之性，而种子、果实、矿物、动物介壳等质重的药物，当为沉降之性，这在阐释药效机制时，十分常见。就是在这种论理方式广为流行的古代，前人也发现上述关系并非绝对，因而有“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蔓荆独升”之说。只要稍事考查，该说法不实之处极易判断。在常用的花类药中，作用趋向于沉降者，实际多于升浮之药，除旋覆花之外，尚有芫花、密蒙花、夏枯花、槐花、款冬花、洋金花、蒲黄等。而在果实、种子类药材中，亦不少药性升浮之物，除蔓荆子外，还有苍耳子、胡荽子、韭子、母丁香、小茴香、胡芦巴等。单从质地轻重来看，药材之轻者，如通草、灯心草、海金沙、青黛、蒲黄，因长于清热、利水、止血等，而表现出沉降之性;就是蝉蜕、桑叶等解表药，亦兼有一定的沉降之性;而胆矾为金石之品，其体甚重，但作用趋向主要表现为升浮。

至于“根升梢降”，也是植物生长时表现出的向上或向下的自然特点，将其引入升降浮沉性能之中，亦无实际意义。

以上不正确认识的产生，主要是混淆了药物自然特性的升浮与药效特性的升浮，将一些表面现象误以为本质联系，从总体上来讲是不可取的。虽然，重镇安神、重镇潜阳、轻宣发散之说已经约定俗成，而且对于了解药材来源也有积极意义，但其与药性理论的内容是有区别的。长期以来，将质地轻重等因素视为药物奏效的本原的做法，对于古人，不能苛求，但不能停留在该认识水平，而满足于这种说理方式，应深入研究，寻求其真实而科学的机制。

人体部位有上下内外之分。若干药物对这些部位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如多数解表药、开窍药、祛风止痒药，主治上焦或上部、外感或外部之证，主要表现为升浮的作用趋向;泻下药、利水渗湿药，止泻药等，主治下焦或下部之证，主要表现为沉降的作用趋向。因而，有的中药著作提出了“病变在上、在表宜用升浮而不宜用沉降……在下、在里宜用沉降，而不宜用升浮”的用药原则。其实，并不尽然。肺逆咳喘、心神不宁等证，病位在上焦，而治宜以降，相应的止咳药、平喘药、安神药，其性以降为主。表虚自汗，疮疡不敛，其病在外、在表，宜以沉降的固表敛汗、敛疮生肌药治疗，并非升浮药所能主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肝气郁结及脱肛、子宫外脱之证，病位在下在里，宜以补火助阳、疏肝解郁及升阳举陷之药治之，其性主要为升浮，均非沉降药所适合。足见上述用药原则失之偏颇。

还应指出，不少中药书籍以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为据，将其作为二向性药物的典型。川芎上行头目，以祛风、散寒、活血、止痛，主治风寒、风热、风湿、瘀血头痛，其性无疑是升浮的。但其下行血海，以行气解郁、活血化瘀，主治肝气郁结及血海瘀滞之证，其作用仍然是以升浮为主的。若下行血海以止血固冲，则性当沉降，但川芎并无此功用。可见，判断某药是升浮，还是沉降，不能以“上行”或“下行”为据，而应考察其到达各部位的功用特点。至于川芎是否为二向性的药物，于此没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但从现行川芎“活血解郁，祛风止痛”的功效而论，是基本没有沉降之性的。

药物的作用部位，属于认识药物归经的依据。升降浮沉与归经的关系，如同其与性味的关系一样，是同一层次上的并列性能，只有部分或然的相关，并无必须一致的规律，故不能相互作为影响对方的因素，更不能作为对方的确定依据。

早期提出的升降浮沉理论，主要在于利用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能，顺应人体脏腑因四时变化而引起的生长收藏节律，其有关意义，已简述于前面发展沿革之中，于此不再讨论。

明清以来的升降浮沉理论，用以概括药物作用的趋向性，进一步丰富了中药性能的内容，也补充和发展了中药的用药原则，增强了中药学的理论性和用药的准确性。如紫苏与苏子，均为性温、味辛、主要归肺经的无毒之药，按原有性能内容，很难表述其作用特点的差异。引入升降浮沉之后，前者性升浮而宣肺气，后者性沉降而降肺气。其论理更加深入，其用药更加有据。掌握了各药的作用趋向，其临床意义有二:其一，纠正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失调，使之恢复正常。其二，因势利导，祛邪外出，以避免外邪进一步损伤正气。

如前所述，人体的各种病证，常常表现出向上、向下、向外、向内的病势趋向。这些病势趋向，有的是脏腑气机失调而不能自我调节恢复而引起的，有的则是为了祛邪外出的保护性反应。前者，应利用药物的升降浮沉性质，逆其病势趋向，使之尽快恢复正常;后者，应顺其病势趋向，以利于祛邪。如呕吐一证，因中焦虚寒，胃失和降而上逆作吐者，须用生姜、砂仁等降胃和中之药，逆其病势，以复胃气和降之常;因饮食过多，胃腑拒纳而作呕者，应顺其上逆，因势利导，须以助吐之药，迅速吐出宿食，祛出邪气，以避免脾胃受伤。这也为“通因通用”“塞因塞因”等治疗原则提供了药理学的理论依据。

现代实验研究表明，补中益气汤对子宫脱垂有肯定疗效，该方可选择性地提高兔、犬在位或离体子宫的张力。方中若去升麻、柴胡，则作用减弱且不持久［天津医药，1960，(1):4］。还有报道，单味升麻和柴胡都可显著提高兔离体子宫的张力［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5，(7):2］。均为升降浮沉理论的临床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现代对升降浮沉理论的研究不多。在文献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文章对升降浮沉的含义、内容、沿革和临床应用进行探讨，其中结合治法的研究占有很大比例，对于完善升降浮沉理论很有意义。其实验研究的报道更少。有人根据补中益气汤及方中柴胡、升麻能升阳举陷，可主治子宫脱垂等用药经验，通过实验表明:该方能选择性地提高兔、犬在体或离体子宫平滑肌的张力，而且加入柴胡、升麻后的复方，作用更为明显，去掉此二药后，此作用减弱而且不持久。从而肯定了兴奋子宫平滑肌是补中益气汤及柴胡、升麻升浮药性的药理学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