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到家教的起源和特征。可以说，当政权鼎革，国家教育缺位的时候，正是无数个家教单元维系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血脉贯通。无论是前秦苻坚亲自礼聘宣文君讲授《周官音义》，还是康熙皇帝盛赞张廷玉家的父训、母教，都印证了家教在文化传承方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那么，传统家教的目标体系有哪些？这些目标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呢？
总览历代家法家训，家教的目标体系并非是单向化的升官发财，而是集中定位于四个方面：培德立品、弘道传业、齐家报国、致知游艺。
第一，培德立品。古代家教最重视的是子弟品德的培育修炼，这既是善性的表达，也是智慧的再现。
宋代四川华阳人范祖禹，自小丧父，由叔祖范镇养大。范镇为人清慎廉明，家风所袭，范祖禹学识淹通，品行优良。司马光主张君子之人必须德才兼备，按照这一标准，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向朝廷推荐范祖禹，评价他——
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shēng）衣，君子人也。——（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五
范祖禹才学渊深，智慧敏达，但性情温和，待人谦诚，好像很不善于表达；勤学不倦，文名极高，但谦虚隐晦，从不显山露水，好像一点文才都没有；操守正派，立场坚定，但不露锋芒，更不盛气凌人，好像文弱书生。
遍览史籍，司马光很少如此赞叹一个人。但在奏章中，司马光特别交代了范祖禹如此人品才学，与其叔祖范镇的家教、家风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才出现了当时著名的范镇、范祖禹、范冲（范祖禹长子）同时担任史官的盛况，史称“三范修史”。
但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才和德两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很多人家以科考功名作为提升家族社会声望和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子弟的品德修为反倒退居其次。明代万历年间的学者王士晋坚决反对这种所谓的“急务之学”，认为背德崇功绝非善事，所以在家法中明确规定：族中子弟满七岁就必须入学，不得教授作文、时文直接博取功名，不能教授商贾类的杂字柬笺，更不能教授怎么写状词打官司之类的技巧，而应该——
择端悫师友，将正经书史，严加训迪，务使变化气质，陶镕德性。——（明）王士晋：《宗规》
选择品行端正的师友，讲授正经的经史，严加约束训导，一定要将性情中的顽劣之气全部除尽，才能陶冶出良好的道德品行。
按今天的标准看，王士晋对职业教育似乎有偏见。但细细品读王氏《宗规》，王士晋并不存在职业歧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先培育品格，再培养技能。这样，子孙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只会为家族、国家增光添彩，而不是添乱——
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为良士，为廉吏，就是为农为工为商，亦不失为醇谨君子。——（明）王士晋：《宗规》
王士晋的观点在今天都还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个品行纯正的人，无论为学为官，还是务农经商，绝不可能成为无良秀才，挑唆官司，包揽诉讼；不能成为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敲骨吸髓，盘剥百姓。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如果子孙很小就聪明伶俐，父兄不应该感到高兴，而应该高度警惕。陆游诫训子孙时特别谈道：
后生才锐者，最易坏。若有之，父兄当以为忧，不可以为喜也。切须常加简束，令熟读经学，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自此十许年，志趣自成。——（宋）陆游：《放翁家训》
子孙中才气高的人最容易变坏。如果家族中有这样的人，一定要勤加约束，让他多读儒家经典和名人篇章，同时，随时敲打防范，要求他宽厚待人，恭谨从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大患酿成，追悔莫及。陆游在家训中将这种预防措施称之为治家的“药石”良方，明确要求子孙们牢记躬行。
稍加细化，传统家教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培养孩子的“三格”：性格健全、人格健康、品格优良，这既是一种道德品行，也是一种求生保家的技巧，更体现了一种人生智慧。我们具体分解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种智慧，保身立己。典故“明哲保身”出自《诗经》，是褒义词，是在明了局势、明断是非后的一种审时度势，不是一味逃避，虚与委蛇，更不是妥协阿附。
一方面，明哲保身无愧于节义，无损于道德，另一方面，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也是维护家族存在的首要前提。只要不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关键时刻，保身立己在历代家法中都被推崇为一种智慧。
父亲的“父”字，甲骨文和金文写作□。
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代表家教的手段和权威。但通常的情况是：当爹的一气之下会不知轻重，弄不好会打伤甚至打残子女，怎么办呢？孔子明智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小棍子就挺着，大棍子赶快躲开。一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二来避免暴怒之下陷父于不义——虎毒不食子，真要打伤、打残了儿女，当爹的必然承受道德、法律的双重谴责。所以，孔子不反对“家法伺候”，但也提醒接受惩罚的子女们要权衡利弊，见机行事，算是家教中的一种明哲保身策略。
步入社会，更是如此。张良为什么功成名就后退居幕后？原因很简单：明哲保身。张良家“五世相韩”——父祖辈五代人担任韩王的相国，积累了众多的政治智慧，这是一种无声的家教，是一种家族世代相传的敏锐直觉和应世策略。
张良的“明”体现在：他看清了古今历史大势，凡功成必身退，否则功高震主，主人赏无可赏又要保住江山，那功臣就只有死路一条！张良的“哲”体现在：不自矜功伐，不显摆招摇，不攀比抢功，还要仿效赤松子学仙修道。这就是保身之道。所以，汉高祖屠戮功臣，但从来不会想到去杀张良。而韩信虽然绝顶聪明，却参不透功名和安危之间的关系，功高盖世却身死国灭，算不上明，更谈不上哲。
第二种智慧，卑己自晦。今天的口语化表述叫：做人要低调！北齐的大臣魏收是当时北方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但这人性情孤傲，古今天下他瞧得上的人没几个，还特别爱记仇，动不动就利用史官的身份打击报复。
但神奇的是，魏收自己高调、张扬，但却一再劝诫子侄辈要低调、淡定：
行远自迩（ěr），登高自卑；可大可久，与世推移。月满如规，后夜则亏；槿（jǐn）荣于枝，望暮而萎。——（北齐）魏收《：枕中篇》
今天的广告词说“山高人为峰”，这是一种孤高独上。魏收劝诫子弟：登高望远，就知道江山浩大深远，万古不移，人在自然面前那是何等的渺小，所以一定要学会卑弱自处。月满必缺，花开必凋。天下之道，与其贪大求多，倒不如有损无害。一个人身居高位，财富雄厚，名望尊显，带来的未必就是福分，更多的却是诽谤、猜忌、怨愤，最后肯定就是灾祸。[8]
唐代魏博节度使田兴，后来改名叫田弘正，从小丧父，由哥哥田融抚养成人。有一次，军队里面搞射箭比赛，田兴豪气大发，弓开弦张，连连中的，得了冠军。踌躇满志的回家，却遭到哥哥的一顿狠揍和臭骂：天下军阀割据，朝廷本来就够警惕的了。你只管自己逞能卖弄而不知道自晦取容，这么高调，必然引来祸患！[9]后来田兴担任魏博节度使，怕失于教诲，奏请朝廷让哥哥到自己属地任职，随时承教。
第三种智慧，静柔自谦。俗语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世上人的性情各异，才能有短有长，不能任性自高，也不能以长刺短。这是一种好人品，自然也能赢得好人缘。如果任性太过，必然矫情伪饰，势必难以容人，也难容于人，甚至破败亡家。
北齐时候的宋游道，性情骨鲠强（jiàng）直，不避权豪，本来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清官，但一味吹毛求疵，揭人隐私，还喜欢酷刑逼供，动辄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成了一个极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后来史书将他列入《酷吏传》。史书上说他“毁誉由己，憎恶任情。”，“是非肆口，吹毛洗垢”。——是非毁誉都是自己说了算，喜欢或是憎恶也是随性情、心情而定，只看到别人的缺点，从来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最突出的是，他还特别喜欢和上级对着干，查实上级贪赃枉法并绳之以法。
这样的人在官场上铁定没有什么好结果。今天他收拾人，明天被人收拾，几次差点儿连命都没了。但因为他反贪防腐雷厉风行，老百姓都拥戴他，一些超级粉丝还在兖州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竖立塑像，称他为“忠清君”。
按说，酷吏很任性，但怕人抓辫子，一般都比较清廉。但宋游道在经济问题上偏偏不怎么干净。根据史书记载——
历官严整，而时大纳贿，分及亲故之艰匮者，其男女孤弱为嫁娶之，临表必哀，躬亲襄事。——《北齐书·宋游道传》
担任任何职位，都能从严治理，整肃纪律。比如在尚书省门口贴上官员的姓名，每天签到打卡，让部长大人们很不爽。但不幸的是，作为反腐败的先锋，他经常接受贿赂，被他查处的官员就说他“欺公卖法，受纳苞苴，产随官厚，财与位积”——用法律胁迫他人行贿，自己乐得受贿，所以官位不断升迁，他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
但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宋游道并没有把这些钱藏在地窖里、池塘边、墙壁角。他拿这些钱周济日子艰难的亲朋故旧，家族的子侄辈娶不起媳妇，他出钱；朋友的女儿没嫁妆，还是他出钱。
最难得的是，宋游道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也知道这种性格带来的危险和危害，所以他随时教育三个儿子说：
吾执法太刚，数（shuò）遭屯（zhūn）蹇（jiǎn），性自如此，子孙不足以师之。——《北齐书·宋游道传》
我性格过刚，执法过严，所以屡次被打击、排斥，贬官入狱，差点儿小命不保。但这是天性使然，你们千万不能学我。
万幸的是，宋游道的家教定位保护了自己，也保全了全家。他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宋士素、宋士约、宋士慎，足以说明他对自己性格可能遭逢的命运有着深刻的危机感。
他三个儿子的性格一个也不像他，都是言语柔和，态度谦逊的君子之才。特别是大儿子宋士素，史书上说他有才有识，但“沉密少言”“周慎温恭”——沉稳周密，温顺寡言，态度恭谨，后来位至显宦。
第四种智慧，慎言自牧。人长一张嘴和一根舌头，按说就是为了吃饭和说话。北周猛将贺若敦，有勇有谋，南来北往，为国效力，军功卓著。但随着地位的提升，他的勇气、勇力还在，谋略却慢慢消失了。后来没当上大将军，认为封赏不公，心生怨愤，口出怨言，被晋国公宇文护勒令自杀。自杀前，他招来自己的儿子贺若弼，进行最后的父教：
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当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唐）李延寿：《北史·贺若敦传》
贺若敦的临终教诲分两部分：首先是要求贺若弼继承父志。他说，我身为将军，生平志向就是要平定江南，现在看起来已经不行了，你有领军之才，一定要继承我的志向，平定陈国；其次，要儿子警醒，多干事，少说话。我就是因为说话不慎，才引来今天的灾祸，你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
为了让儿子牢记父训，贺若敦还做了一件事：他用椎子刺扎贺若弼的舌头，满嘴流血，告诫一定要谨慎言辞。
这是一个父亲临终对儿子最真切的关怀和教诲。相当时期内，贺若弼确实做到了，不计艰辛，勤于王事。后来一举灭掉陈国，活捉了陈叔宝，实现了父亲的遗愿。遗憾的是，敌国一灭，贺若弼又开始走上了他爹的老路：高调张扬。隋文帝处处宽恕他，但还是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三太猛”：
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北史·贺若敦传》
隋文帝谴责贺若弼嫉妒心太强，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一丝一毫；天下事什么都是自己对，别人错；自以为功高盖世，不把皇帝和上级放在眼里。
有了这“三太猛”，贺若弼的未来可想而知。后来，贺若弼在64岁高龄时被杀，他的儿子贺若怀亮一同被杀。繁华富贵，一瞬云烟。
宋代贤相富弼终生慎言慎行，直到80岁时，还在座屏上写下八个字自诫自励，训迪儿孙：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凡是听到的事情，可以进耳，但不能出口；凡是欲念心思重了，就要像对付敌人一样筑牢城墙，严防死守，不能泛滥任性。[10]
守住心、守住口，这是好品格，也是大智慧。
第五种智慧，清俭自奉。古代明达之人都将清俭自奉为养身、养心、养德的手段，并以家法、家训方式传递给子孙。
南梁中书令徐勉，身居高位，但不事产业，所有的工资、奖金都赡给亲族。他的门生、手下都劝他给子孙留下一些财产，徐勉回答说：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píng）；如其不才，终为他有。——《南史·徐勉传》
一般当爹的都给儿孙留下别墅田地、金银珠宝、股票债券，我就留给他们个清白名声吧。儿孙有才，他自己能够挣来宝马奔驰，否则，再多的财产也会变成他人的财产。
徐勉的话充满了正能量。但在堂堂的道德勇气后面，我们不能忽略作为一个父亲的通达智慧：留下清白名声，儿孙贤能自然仕途顺畅，这叫德报；即便儿孙无能，也能博得朝廷、宗亲、四邻的照拂，维持基本生计没有问题，这叫父荫。要是凭借高官显爵广置家产，不仅自己一代名声败尽，还会给儿孙带来无妄之灾，无数新兴势家必然会抢夺、劫掠，儿孙能不能保住身家性命都成问题。
徐勉的这种智慧代代相传，到了唐代，著名的开国元勋李孝恭，生活奢豪，居第壮丽，歌姬舞女达上百人。天下太平了，李孝恭却心存恐惧，私下对心腹说：
吾所居宅，微为壮丽，非吾心也。将卖之，别管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没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二
我住的地方太华丽了，这不是我的本心。我想把它卖了，另外买一套房子，可以栖身足矣。假如我死了，儿子们有才，守着这房子过日子足够；假如不才，别人也不会嫉妒、抢夺。
李孝恭是河间郡王，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二的人物，从小机敏过人，通晓世情物理。他的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是一种自晦策略，避开唐太宗的猜忌和陷害。
说起来，李家自曾祖李虎开始，多以军功立家，封公封侯，代有传人，在历史上很罕见。李孝恭的智慧和策略，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几代人恪守家教、家训的结果。他的三个儿子牢记父教，保证了李家世运代代延续。
传统家教的其他目标还有哪些？对我们今天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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