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

文学史上第一位大诗人是一个瞎眼的老头儿，他时常在宫庭里唱着那悲壮的诗歌，乞一点面包屑来果腹：他的名字据说叫荷马，这开头的预兆就不吉祥，所以后来的诗人都承继这乞丐的命运。

可是那些继起的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到了罗马时代可就不同了：魏基尔（Virgil）身体太文弱，不能做一个骑士，只好在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和密西那斯（Maecenas）两人的保护下做一个诗人，我们且知道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是受人保护的。

等到蒸汽机发明后，许多暴发富的人，高踞在贵族的宝座上，他们只懂的黄金不上锈，文学有什么用处呢？因此一般的文人便开始叫穷了，有的转过头向群众打招呼，可是群众正和他们一样，都带着饥馑的颜色。

近来的文人闹穷的自然多，但有的也很有魔法，自从印刷机发明后，书印得多，价钱又公道，买书的人也就多，于是那些聪明的人便把荷马的口诵诗译成现代的语言，可以换取一个很富丽的生活；或是把中国故事炼得十分过火，借一点圣经里的文笔写成小说，可以在市场里称霸称雄；或是把我们的古香古色搬上舞台，文艺可以随意解释，只要来得清新有趣，可以在伦敦显露头角；或是行文有风趣，对世间万事皆能以幽默眼光来观察，这样也可以在纽约的城头露锋芒。这些人都懂得一点登龙术，都能利用这机械文明来解决自己的吃喝。

这一两年来一般文人望见生活高涨，求生无路，但也有一些大文豪满不在乎，他们同达官贵人比着肩，今天到香港，明天就跃过大沙漠去到新疆。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一段信：“到港的（这在写稿为生的人是颇阔气的举动），有××及××两位作家，有人问他们来港目的，据说是来玩玩。”真豪放！

时势究竟造不出多少英雄，穷朋友总是居多，我认识一位青年诗人，他在北方流浪时，常常来找我这个同病相怜的朋友，我只好封着自己的口，尽量帮忙他，他一会儿说要东渡去求灵感，一会儿要西归去接一个女相知，我告诉他浪漫的事情未尝不可做，得要自己肩得起啊！那知他后来进入了那浪漫圈中，却伸出手来向我呼援。事变后听说诗人发了横财，我起初还不肯相信；后来我向他伸手时，他递给我的却是好几张上千元的借据，说他的钱就是这样花光的。前不久那朋友心中掉进了一颗炸弹，炸破了他几年来的美梦，他便袖着清风往北方去了，希望他从此改变作风。

我还有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他善于写湘西古朴雄健的生活，善于从一件小事物上生出五十种联想，这朋友还没有成名时我便认识他，他那时穷自然是不用说的，妙在他不向你伸手，你自会接济他。因为母亲病，哭着要还乡，他能够在三五天内流着鼻血，写一部不长不短的小说，拿到一家书店里去换一笔钱来做盘川，那样的书公然可以翻上十来版，那版税自然是被人家剥削了。后来书走运了，那朋友依然是穷，可是每当饭上了桌子，为小妹想吃四川泡菜，不惜叫汽车到市场里去买，许多文人都这样闹穷的，或一点不明白钱的用处，把汇票夹在稿子当中一齐拿去卖。听见我那朋友如今不再闹穷了，我的拙作在香港只能领第七八等稿费，千字两三元法币；他领的却是头等稿费，千字七八元港币，他这样还会穷吗？（据说是住港的作家可领港币稿费，住在国内却只能领法币稿费，想来是怕我们领着港币无法在国内通用。）我这朋友，聪明绝世，他如今变做了一个绅士，时常提携人家，周济人家，教训人家。

我还有个薄命的朋友，他善于做方块诗，善于翻译英国叙事诗。这位诗人一生穷，一生不叫穷，只因为他的骨头硬，脾气也硬，他有次过上海，住在一个教室里，桌上只有面包果酱同文稿，据说他那次还空着肚子上洋船。他学成归国后更是潦倒：据说他除夕晚上无处安身，去到一个友人家里，想在那绿绒的沙发上躺到天明，做一个绿绒色的梦。那知主人送他一点钱，请他到旅馆去安息，他气愤的立起来就走了，那晚上天安门外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立在西北风中。又据说他曾用一张稿纸写上名字，在天津拜访一位旧相知，他进门后眼睛直望着那包纸烟，不断的取来抽，不断的喷烟圈，烟圈里有多少玄思！他临走时竟把剩下的纸烟袖走了。这朋友后来在上海连果酱面包都混不到嘴，竟在江心沉没了生命。

如今生活爬上了南天门，各处的稿费反而往地洞里钻，比方说上海那家曾风行一时的杂志如今只肯出两元千字。比方说你花上一年功夫，把一个古代戏剧翻出来送到一个文化机关里去，他们只给你一大袋米，你拿回家去活得了多久？今后的文人怎样打发日子，恐怕科尔利治（Coleridge）再生也想像不出来，但我们看见目前的惨象，可以回想过去，想像承平时代文人叫穷多少有几分无病呻吟。

尽管到处有人在喊提高稿费待遇，鼓励文章生产，这许许多多的穷朋友依然没办法，没办法还是要吐泄我们的情感。有人说诗成于感情的扰乱，诗成后情感才得安宁，一个文人若因为文章跌价而搁笔，便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我自己决不是一个文人，近几年虽曾在笔尖下讨过生活，但穷得并不够风雅。今后倒还想努力制造精神粮食，还打算要专靠这粮食来养活这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