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潄溟著 上海 1922年）

熟悉当代中国情况的人，知道中国近来发生一件大事，叫做“新文化运动”。有些人别的不怕，就怕改革；有些人，像罗素说的，以道德化代替哲学（take“moralization for philosophy”）；这些人认为，这场运动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毁灭，太激进了。但是事实上它无宁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进化，而并非革命。说到底，“新”文化运动也许不过是旧文化的自我觉悟和自我检讨。梁先生的书是第一个自觉的、严肃的尝试，试图抓住中心观念，在与欧洲文化、印度文化的比较中说明中国旧文化的优点和缺点。

威廉·詹姆士曾说，大哲学家各有所“见”（vision），若知其所见，便可容易地理解其体系。这就是梁先生的方法，他用来处理世界文化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梁先生看来，生活的根本是永远奋斗的、永不休止的“意欲”（Will）。所有民族都有此意欲，各个民族各有其自己的引导意欲的路向。可能有的路向有三种：

1．“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2．“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不是实现自己的要求，“只是自己要求的调和罢了”。

3．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不了了之，“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引语见六十九—七十页）

沿着这三种不同的路向，采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各自独立地造成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梁先生认为都不过是“生活的样法”。由此看来，欧洲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实现欲望，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调和欲望，印度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否定欲望。（六十二—七十二页）

由于欧洲的生活样法是“向前奋斗”，所以欧洲文化的“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的能力，科学的方法，民主的精神。民主的意义在于每个个人都要求有他自己的反对威权势力的“权利”。这些是其优点。其优点紧密联系着缺点。其缺点是，理智、算计、自私的自我肯定都太多了。个人站在宇宙的中心，将身外一切看成材料或敌人。手段只为目的，现在只为将来。要做的太多，可乐者太少。（二三二页）

中国的生活样法，梁先生选出孔家思想为代表，与此恰相反对。其根本观念是摈弃算计和理智。它教人不要有所为而为，而要“无所为而为”。自然的感觉，梁先生叫做直觉，使母爱其子，子爱其母。这种爱不为将来作手段，而是自在自为的目的。（一七四—一七六页）

孔子还说：“无可，无不可。”这是说，切莫预先下结论，切莫固执一条道理。若认定一条道理，不容改变，就势必推到极端，就不合乎“中”。例如，若坚持泛爱的教义，像耶稣那样，就势必爱敌人；像佛陀那样，就势必不杀生。再推下去，势必不可毁坏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没有理由将这个推理停在中途，不往下推。但是按照孔子思想，人的本性就是爱其亲甚于人之亲，所以应当如此。爱有差等，是因为在人的直觉中对别人的爱各有不同的强度。在孔子看来，坚持任何预定的客观的不变的教义，这是不对的；而听从自己的自然感觉，听其自然发展，才是正确的。（一六〇—一六一页）孔家思想的这些方面，都包括在“仁”的概念中。仁是敏锐的直觉，求仁要不计后果，不按常规推论。所以生活不靠外在的东西，只靠它自身。所以不可能有得有失。所以总是快乐，永不忧愁。

欧洲人有太多的算计，印度人则有太多的坚持。印度人希望取消人生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找到对人生问题的根本解决。他们希望解决不可解决的问题。人生本是无常，可是他们却为其不定和变化而忧伤。对于人生事务，他们太多情了，所以他们倒过来彻底否定之。（一三五页）所以印度的生活样法，梁先生选出佛家为代表，是试图返回纯粹感觉或纯粹经验的状态。照梁先生说的，在纯粹经验中，没有变化，没有区别。在纯粹经验中，对飞鸟的每个印象都是一个不动的影像。是我们的直觉将这些连续的影像联结在一起，并使之活动。在纯粹经验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是我们的理智，造成二者的鲜明区别和尖锐对立。我们若返回纯粹经验状态，将得到关于“无”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永恒，因为这里没有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大一”，因为这里没有区别。这是绝对。这是智慧。（一〇八—一一二页）

这些就是梁先生看出的世界文化中三个类型的显著特点。梁先生劝告中国人全盘接受欧洲的各种科学，同时批判地采取孔家的生活态度。他还看出欧洲人的算计生活快到尽头，西方人一定会改变道路而追随孔子。但是不止于此。总有一天全人类都对于不可解决的生、老、病、死问题很敏感，这时候全人类都要赞赏印度文化，采用印度文化。在事实上，照梁先生所说，这三种文化，代表人类发展中三个连续的阶段。（二五九—二六三页）但是，由于科学是梁先生指出的属于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活样法有机组成部分，它如何能够与梁先生讲的孔家思想有机地结合？为科学而科学；可以无所为而发明科学；但是它完完全全是纯粹理智的产物。我十分清楚地看出孔家思想可以与科学相容，但是这不是照梁先生解释的孔家思想。梁先生讲的孔家思想，对于人类情感预先存在的调和，对于人性本善，都假定得太多了。

梁先生认为，罗素诉诸人的创造本能，这件事标志着西方人正在要采取“无所为而为”的态度。我也可以说，霍布豪斯（Hobhouse）教授讲的“合理的善”（rational good），杜威教授讲的“行动的善”（good of activity），作为此种标志，都不在罗素讲的之下。但是我仍然不大懂，为什么西方人应当彻底改信孔子，为什么将来全人类应当都是佛陀信徒。看起来梁先生由于经常研究佛家，对一元化的偏爱太强，这引导他假定，这三种现存的文化类型，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的人生道路；还假定，人类必然照这三种现在的样子取舍这一种或那一种。

由于梁先生此书讨论的主题如此广博，预言的文化命运之将来又如此遥远，所以很自然地不必指望人人同意。在我看来，他对佛家和儒家的解释很有趣味，很有价值，且不论佛家和儒家是否真正是他说的那样。我想没有人读了此书的这两部分而不为他的独创和严谨所动。梁先生确有所见。这也就足以使一部哲学著作理应存在。

1922年于哥伦比亚大学

原载美国《哲学杂志》，19—22，1922年10月26日

（涂又光1987年春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