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杨以增的友朋交往

藏书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搜集、整理、保护、利用、传承、刊刻家藏等一系列活动中都脱离不开社会的襄助，其中友朋间的交往帮助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私家藏书集合形成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在藏书家从事藏书活动中至少起到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友朋间的交往作用于藏书活动整体过程中，可使各环节的水平得以提升，如友朋代购相赠典籍充实家藏规模，校勘整理提高藏书质量，刊刻所藏扩大私藏的社会作用等；其次，藏书家与友朋间探究学术，交流思想，有利于藏书学问的增长和思想观念的净化；最后，在友朋交往和相互帮助过程中所形成的藏书家群体，又合力作用于私家藏书事业，成为推进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杨氏海源阁藏书事业之繁盛，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聚书、刻书乃至于藏书目录的编制上得到了友朋的帮助。这得益于海源阁的创建者杨以增耿直宽厚的品行深得与之交往的友朋们信赖。杨以增的至交梅曾亮为其所作的家传中以阐释林则徐的评价方式赞誉他的为人，“林文忠公可谓知人矣。其言曰，杨至堂乃圣贤门中人也。夫自守而不能容人，随人而不能自守者，皆不足以运世。圣贤者能运世者也。至堂守身如金城汤池，粟私不可攻至。与人接务，恢恢乎如河月之无涯量。鲸虾之巨绝，犀象虎豹之珍怪，无不容纳于其间。自县令至封疆，守正无媕婀，而一无所龃龉，盖不以处己者望人之同，故正人与之，即志行殊者，亦信其无私心，能推利于人而不害其事也”。

杨以增的友朋交往呈如下特点：

友朋人数众多。杨以增一生仕宦游历足迹遍布西南、西北和中南，以其品行所致，结交志同道合者不少，然具体数据已无从细考。1957年夏，在杨承训捐献的海源阁重要历史文物中，有两本由杨绍和在同治十一年（1871）八月编订的其父杨以增生前交游中积累的《海源阁珍藏尺牍》，原有20册，一千余页，每册为一卷，其中14册或毁于民国年间王金发匪患，或失于舟车奔波之旅，另六册得以保存，后重装成两大本。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在第一册有杨绍和序言，其开篇即云：“先君端勤公于平生笃交际。”之后大致介绍了信札的编排结构，第一册是同杨以增有师生之谊和疏荐之恩的师长信札，包括叶葆、彭春农、宫星楣、汤文端、吴荣光、嵩溥等；第二、三、四册则是林则徐信札；从第五册起则依缔交先后为序，未列名号。

现存两册尺牍包括杨以增13位友朋的信札，其编列为：第一册：林则徐手札17件（六十页），第二册：萨迎阿手札七件（二十页）、翁同书手札二件（八页）、陈官俊手札三件（八页）、吴式芬手札二件（五页）、崇恩手札一件（二页）、胡开益手札一件（二页）、钱仪吉手札一件（六页）、彭邦畴手札一件（二页）、许乃普手札三件（六页）、吴荣光手札三件（六页）、许瀚手札一件（二页）、署名“晚”者（即许瀚）手札一件（三页）、陈尔墉手札一件（二页）。

仅据现存手札署名统计和对散失书信的规模估计，即可推断杨以增一生交友应有数十人，如此众多的友朋必对其治学、藏书事业有所襄助。

交往者均饱学正直之士。友朋交往是建立在秉性相近，志趣相投的基础之上，彼此往来交流思想、相互帮衬成就共同喜好的事业，以达惺惺相惜的程度。杨以增自幼习读诗书，受传统礼教熏沐，考取功名，为官一生，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的代表。伴随其仕宦经历，读书治学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而与之相佐的藏书事业则成为终身嗜好。因此，杨以增生平虽然交友人数较多，但从所交友朋身份上看，大致可分为政治友朋和师学友朋两种类型，当然这其中亦有身份重叠者。但其最大特点就是凡与杨以增私交甚好，可成为友朋者均是饱学正直之士。

仅以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曾有多位学问人客居南河节署多年为例，文献记载主要有包世臣、梅曾亮等。

包世臣，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咸丰五年（1855）。嘉庆二十年（1815）年举人。曾任江西新渝知县，被劾去官。其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极善书法。所著《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齐民四术》，合刻为《安吴四种》，共三十六卷。包世臣除客南河节署外，还曾为陶澍、裕谦、杨芳等封疆大吏幕僚。

梅曾亮，字伯言，又字葛君，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咸丰六年（1856），嘉庆二十五年（1820）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清季散文大家，是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和江苏巡抚陶澍幕，道光十四年（1834）授户部郎中，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依河督杨以增。著有《柏枧山房文集》、《柏枧山房诗集》、《古文词略》等。

包世臣和梅曾亮在学问方面都强调推崇经世致用。包世臣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勤于实际考察，对漕运、水利、盐务、农业、刑律、兵事乃至于乡土风俗，均有独到见解。鸦片战争间，他对外强侵略论述颇具卓见，对国人抗争事迹充满赞誉。梅曾亮则认为学问人当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倡导仕人立功或立言，为扶危济世出力。此二人端正的品行和丰富的学识在辅佐杨以增为官施政的同时亦对其治学藏书有所影响。

另有丁晏亦是杨以增履政治学之挚友。丁晏，字俭卿，号柘堂，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光绪元年（1875）。道光元年（1821）举人，尝于家乡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加固堤防、赈济贫困、加固府城，有功乡里，深得民众感念。咸丰年间因在籍创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其所处时代正值乾嘉朴学兴盛之时，丁晏自幼治经，性嗜典籍，见之则详阅默识心通，勤学不辍，终成经学大师。杨以增任河督时，丁晏常赴节署，同包世臣、梅曾亮与杨以增、杨绍和父子谈经论学，每有兴致所至，则彻夜不休。丁晏对杨以增的影响还在于体恤民生，咸丰元年（1851），黄河泛滥，有建议者在山阳西乡开口泄洪，乡民惊恐万分，丁晏听说后，面见杨以增，力陈其弊，此法终未施行，西乡民众欢呼雀跃，如获再生。

在杨以增交往的为官友朋中，民族英雄林则徐对其则有知遇之交。林则徐，字少穆，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嘉庆年间进士。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与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治学。著《林文忠公政书》、《云左山房文抄》、《云左山房诗抄》、《信及录》等。喜藏书，有《云左山房书目》，著录一千七百余种。李士钊先生引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四至六月日记，证实是年两人结识订交，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戍边途中参加河南境内黄河修防工程，此时杨以增担任开、归、陈、许道员，他们共同负责防堵黄河决口。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任陕西巡抚，时值杨以增任陕西布政使，林则徐因病患缠身上疏举荐杨以增代理陕西巡抚，并多次致函催其迁居，且为其将赴职事宜准备就绪。在杨绍和同治十年（1871）所整理编订的《杨端勤公奏疏》中有很多是在两人前后交接期间联合署名的，由此反映出他们的政治见解完全一致，可见道义之交的深厚程度。

杨以增为官端正，时多有博学多才的清官廉吏与之交往，议世论学，相互辅佐，结为友朋，再如吴荣光、叶志诜、汪喜孙、刘喜海、胡珽、许乃普、潘祖荫等。

在杨以增的友朋中还有终身未做官的布衣学人，他们不参与杨以增的政业，仅就治学藏书辅佐帮衬。

此类友朋第一人，就是杨以增的授业恩师叶葆。叶葆，字宝田，号石农，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初二，卒于道光元年（1821）二月二十八。一生在聊城教书。“以足跛不求仕进，辟道南书塾授徒，四方来者远逾千里，恒数十百人。但经指授辄甲乙科以去。晚年精汉学，得许、郑不传之秘，手著最富”。杨兆煜、杨以增父子均授业其门下，杨绍和云：“教授里中，生徒数百人。先大父、先君两世及门，渊源尤深。”杨绍和所编订《海源阁珍藏尺牍》首页署“亦园”者，即叶葆先生之号，所收尺牍即为先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杨以增赴秋试时所赐。该信札虽惜已不存，但推断应是对杨以增赴试的叮嘱，字里行间多系恩师挂念之情谊。

在师学友朋中，许瀚、高均儒同杨以增往来密切，与之交谊最为深厚。

杨以增有诗赞许瀚云：“说文八千卷，汝南承家学。穷年事丹铅，观书眼卓荦。”许瀚，字印林，生于嘉庆二年（1797），卒于同治五年（1866）。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选藤县训导，冷官闲署。其一生治学，尤专于考据之学，擅长校勘，对金石碑版不遗余力搜集。其书法尊颜真卿，丰厚端庄，遒劲通健。所与交游者尚有何绍基、龚自珍、丁晏等硕儒。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赞其为人，“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杨以增是从翟文泉、李方赤听说许瀚的，汪喜孙也曾极力推荐许瀚的为人，后来在共同喜好的藏书事业上他们相互帮助成为友朋。

高均儒，字伯平，号郑斋。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卒于同治八年（1869）。性情刚直，吴昆田为其所著《续东轩遗集》所作序中述事一桩，以此说明高均儒刚烈秉性。高均儒曾抱病不起，某总兵欲结识，遂多次托求丁晏转赠三百金，高均儒不接受，丁晏善言相劝，高均儒勃然大怒，坐起道：“均儒是要快死的人了，哪里有死人收人赠金的道理！”说完满脸通红，喘息不止。丁晏见状，只得怏怏而去。高均儒与杨以增性情相投，对其校勘刻书有很大帮助，为此杨绍和有诗极尽称赞，“严君退食暇，孜孜学不倦。先生大雅林，经义相研磨。秘籍授梓人，千秋文誉擅”。

与杨以增交往的师学友朋中，有的本身就是大藏书家，如陈鳣。

陈鳣，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别署新坡。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元年（1796），以郡庠生举孝廉方正。嘉庆三年（1798）举人。陈鳣笃嗜藏书，将一生精力全部倾注于聚书、校书和著述。藏书十余万卷，晚年建向山阁储之，与黄丕烈士礼居、吴骞拜经楼齐名。他常与杨以增交流聚书经验，探讨治学心得，渐成挚友。

友朋于藏书事业有所襄助。杨以增所交友朋不论是为官者还是师学朋友都是读书人出身，他们将读书治学视为一种追求，对典籍文献多怀眷恋，此情节与杨以增的藏书事业有了同嗜典籍的契合点，于是在收藏、鉴赏、刻书等方面才多有襄助。

在杨绍和的《楹书隅录初编》中就多有友朋转让家藏、相赠善本、共同赏鉴之记载，以下列举一二：

宋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十二册，“咸丰甲寅，燕庭刘丈寄赠先公于袁江节署”，刘燕庭即刘喜海。

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二卷一册一函，“先公得宋椠葛刚正”。《三续千字文》重刊之，“常州心耘胡君珽因以此本寄赠”。

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此本为但云湖鹾使所得，云老转贻家简侯丈，简丈以之赠余者也”。此书卷末有包世臣跋，“昨冬与勰卿有淮上之游，得此书而归，呈诸先生。命世臣补录钱詹事原跋二则，并疏各本异字于另纸，附之卷后以存古籍之遗焉”。

宋本《通鉴总类》二十卷四十册，“道光癸卯，先公陈皋陇西，汉阳叶东卿先生志诜自京师寄赠者也”。

校宋本《说苑》二十卷三册，“十月十一日，海宁陈仲鱼自其邑来，携同邑吴槎客所藏咸淳乙丑九月重刊本《说苑》示余，余叹为奇绝。盖是本与顾抱冲藏者同，而抱冲所缺者八卷至十三卷，吴却有之，可以补校，一奇也。抱冲本与槎客本是同而小异，盖板有原与修之别，印有初与后之殊，又可彼此参订，二奇也。惜吴本缺第十四卷，抱冲已作古人，槎客又居他邑。无从作合，各为补全耳。余因仲鱼之借，而得睹咸淳重刻本之全，胜于向借周藏钱校之尚非宋刻面目，何幸耶！因得廿二行廿字本之宋本，而仲鱼知之，并引出咸淳重刊之又一本，不更幸也”。陈仲鱼即陈鳣。

宋本《证类本草》三十二卷三十二册四函，“昔日梅伯言丈官京师，喜购书，得一佳本，辄邮筒相告，或辍赠焉，每以京都风行宋元刻本不能多购为恨”。梅伯言即梅曾亮。

明铜活字本《栾城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应诏集》十卷二十册二函，“五研楼珍藏善本”，“此五研楼校明铜活字本《栾城集》，首尾完善，版印精雅，为吾乡新城王氏故物，后归阮文达公小琅嬛仙馆，予得诸山阳俭翁丁丈者”。丁俭翁即丁晏。

海源阁作为清末北方最大的私家藏书实体，在不断充实家藏的同时，还继承中国私家藏书的刊布典籍嘉惠学林的优秀传统，这方面内容当在其后有专篇论述，在此所要说的是这项事业也得益于友朋的很多帮助。

王献唐讲：“包氏时客杨氏河署，或能襄助鉴定，而包氏对此，亦非专学。就海源阁藏包君尺牍，知杨氏所刻各书，多经其手，当能臂助一二。最后得嘉兴高均儒至伯言手札，又见吾乡与王某友函稿，及校本《蔡中郎集》题辞，始悉杨氏幕中，始治校勘，版本学者，最推高君。”从可查检的文献中看到，高均儒至少参与了杨氏海源阁的如下典籍的刊刻：道光二十三年（1843）《石笥山房文集》、咸丰二年（1852）《蔡中郎集》、咸丰二年（1852）《九水山房文存》、咸丰三年（1853）《礼理篇》、咸丰三年（1853）《志学箴》、咸丰五年（1855）《惜抱先生尺牍》、咸丰六年（1856）《柏枧山房文集》、咸丰六年（1856）《跛奚年谱》等。由于包世臣书法精良，杨以增的《志学箴》及其恩师的《跛奚年谱》和挚友梅曾亮的《柏枧山房文集》均为包世臣手书上版雕印。

查现有文献的记载可知，对杨以增刻书帮助较大者还有许瀚。在《海源阁研究资料》的“附录”中收有《杨至堂致许印林书八通》，其中除记有杨以增为许瀚代购寄送《北堂书抄》、《白孔六帖》两部大型类书，寄借所藏《百三名家》外，更多内容是关于杨以增请许瀚组织校正其所刻桂馥所撰《说文义证》五十卷，以及代刻许鸿盘所撰《方舆考证》一百二十卷。从手札中可以看出杨以增对刊刻这两部书十分上心，不仅就具体的删减校正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参与校正的人选作出安排，甚至对刻书所用字体均详明叮嘱，并多次寄送所需费用。虽然《说文义证》和《方舆考证》各书最后都没有全部刻成，但从信中不见杨以增对许瀚丝毫怪罪之意，反而多次真诚地约许瀚相见畅叙，可见其对友朋的体谅宽厚之心。

感怀念旧情谊友朋。杨绍和在讲到编辑《海源阁珍藏尺牍》时讲：“昔刘子厚作‘先友记’，东坡谓：‘考之于传，卓然知名者二十人。盖子厚之意，愿著所与友者，皆天下善士，以显其亲也。’先君受两朝特达之知，牧令洊陟封疆，没祀乡贤名宦。昨岁以江淮士民之请，复邀易名之典，哀荣始终，功在旗常。视子厚所云，讵可同日语哉。然当时所交名卿硕儒，其尺一之往返，或叙述情话，或考论文义，以及修身治人之要，国计民生之重，靡不详载其间。于先君立身立政，亦可微见大凡。”梅曾亮云：“予馆署中，对案食者一年。……晚食后会谈文艺及往旧事。其事父母待兄弟、朋友及和调家庭，言动有常节，一以宋儒之礼法为归。”可见杨以增与友朋间的交往是相互砥砺、交流学问、谈论为官正道的君子之交。在封建社会这种君子之交是读书人长期受传统礼教熏陶而在交往过程中所遵从的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最大特点是彼此在交往过程中恪守读书人的传统操守，在平等关爱的氛围内包涵着学术文化、人生伦理等因素，从对圣贤和学问特有的敬重中体现他们的友朋观。

从杨至堂致许瀚手札中，即可见其对友朋的挂念之情，“甲辰年曾接名笺，知卷资已邀鉴纳。乙巳年寄赠，仍将原信带回。云公车未曾北上，未识停云何所，屋梁落月，时切怀思，念甚歉甚”。

杨以增对友朋的情谊不仅通过书信表达关念之情，还用读书人特有的刻书流布方式来感怀先贤襄佐同年。

杨以增终生感念恩师叶葆，“尝乞伯言梅丈撰《教思碑》，刊之黉学，并校刊先生自编年谱行世”。从《〈跛奚年谱〉跋》中可知，年谱是由杨以增委托高均儒手书上版刻印的，但未及成书，杨以增即辞世，高均儒感叹其对恩师的深厚情谊，“拳拳师门，久而愈挚，侍郎之贤，即足以征”。

杨以增在梅曾亮七十寿辰时为其刊刻所著《柏枧山房文集》，并在序中叹其奔波经历，赞其诗文才气，“伯言同年，以甲寅秋携家自王墅移居兴化，又移居淮安，乃得至清江而馆余署之清晏园。以同年三十余年之久，经忧患之余得见，而聚处朝夕不可谓非幸事矣。伯言虽屡有迁徙，诗稿幸无遗失，余亦曾录有副本。君寓居无事，颇复有删益，因校刊之。以君今岁七十，即以是为寿。而伯言自以少好骈体文，年近三十，始有志于汉唐宋诸君子之作者。其托始之年不欲忘之，而文之少而壮，壮而老亦不能无盛衰得失于其间，非年以识之，亦无以自见也。……盖君之文，已足自质于古人，而犹欲验后，此功力之进退于岁月者焉。齿之宿而志之精为尤不可及也夫！”

《柏枧山房文集》刊成后，杨以增又为梅曾亮校刻《柏枧山房诗集》，但和《跛奚年谱》一样，杨以增也未见到《柏枧山房诗集》的问世。梅曾亮对此甚为悲叹，为其作传后不久也随挚友而去。杨绍谷、杨绍和在梅曾亮所撰《兵部侍郎江南河道总督杨公家传》后附语曰：“先君子校刊伯言先生文集既成，续校诗集骈体文，刊未及半而先君子薨。谷等泣请先生为传志之文。时先生患鼻鼽，旋淮安寓所。逾旬，撰家传寄示。不数日，先生亦卒。是为咸丰六年正月十二日，距先君子薨仅二十四日。呜呼！迨谷等促工刊蒇诗及骈体十五卷，都文集为三十一卷，先生已不及见矣。”

杨以增和梅曾亮虽然最终都没看到《柏枧山房诗集》的成书，但正是杨以增怀有中国读书人固有的刻书传世感念友朋的文化情结，使后世体会到了杨以增对师友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