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補考五則——以《千載佳句》所收“生平無考”者爲中心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三輯

2016年　頁19—36

劉潔

在日本平安時代文人大江維時（888—963）編撰的唐詩秀句集《千載佳句》中，收録了一百五十三位詩人的詩句一千零八十三聯（按該書奥書所載）。其中，生平事蹟或詩文殘作皆不見於中土文獻所載者，多達半數左右[47]。對於這些詩人，受資料所限，《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唐詩大辭典》（修訂本）等亦記述甚略。然而，近年來在西安、洛陽附近新出土了許多唐代墓誌文獻，内中即有少數篇章，或出自以上詩人之手，或其描述的墓主就在他們之間。關於這些出土資料的挖掘報告和介紹，先行研究中雖有涉及，但由於缺乏其他的輔助性文獻，而無法憑之來對其中涉及到的無名詩人展開還原或補察。針對這一不足，本文即結合《千載佳句》等日本古文獻中的相關信息，以及先行研究中尚未解析詳盡的史料，來對其中的五位詩人的仕宦生涯加以補考。

有關《千載佳句》的寫本，目前可見者主要有五，乃是鎌倉時代的中山忠敬本（現存於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江户初期的松平文庫本、江户初期的内閣文庫所藏甲本、江户中期的内閣文庫所藏乙本、江户中期的國立國會圖書館（前帝國圖書館）藏本，以下分别簡稱爲歷博本、松平本、内閣甲本、内閣乙本、國立國會本[48]。其中，歷博本是保留了唐鈔本形態的最古寫本，松平本是文字校勘方面的最優本，因此，本文擇以歷博本爲底本，以松平本等爲主要參照本。

一　對僧貞幹的還原

有關僧人“貞幹”，中土文獻無載，僅《千載佳句》存其七言斷句一聯，屬於遊放部遊獵門，詩題云“賀幸華清宫”[49]，句作“鷹隼風高隨草去，旌旗日晚傍山來。”《全唐詩逸》卷中將此聯詩句收作佚詩，並將《千載佳句》中的作者“貞幹”作“真幹真一作直”，且題爲“駕幸華清宫”[50]。近人根據這一資料，對貞幹的個人情況加以概括。《唐詩大辭典》與《全唐詩逸》同，亦稱“貞幹”爲“真幹，一作直幹”，並述之乃“僧人。生平無考。《全唐詩逸》收詩2句，录自日本大江維時編《千載佳句》卷下。”[51]“生平無考”的結論，十分符合有關貞幹本人的史料基本無存這一事實，不過隨着近年大量唐代墓誌文獻的出土，是否可以繼續如此定斷，還須再加斟酌。

近年來，在西安、洛陽附近新出土了許多唐代墓誌文獻，筆者即有幸從中輯得一篇由貞幹本人撰寫的《大唐開元慶山之寺上方舍利塔記》，可爲我們考察這位文僧的生涯狀況提供線索。下面將之引録如下。

涯夫真相不住曰應，惠力不拔曰堅。難目乎端倪，靡分乎皦昧，矧靈化不歇，分百億身耶。則知佛雨溥興，滅大宅之火；慈艫廣鶩，洊彼岸之津。衡其功，點恒沙之塵；酌其微，納須彌之芥。匪湼匪朽，骨之有光；不騫不崩，瓶以合照。椁之以瓌寶，尊其異也。衾之以錦綺，形其信也。罕可贍禮，其至謂歟。此寺迦藍，因神山踊建，剷鴻門之左阜，南揭驪嶺；劃象河之大川，北横豐樹。漢之勝地，首在茲乎。壓重林，亘絶巘，肇創曾塔。歘遭大風，欒橑中隳，歲月亦久。賴前邑宰唐俊，下車不日，貞信孔崇。哀此荒涼，僉誰而可。迺命京温國寺承宗法師充寺主。師冰徹性靈，松標節檢。知福田可作，識苦集若流。精舍席其風，鄰閻肩其行。自廿五歲，迨廿九年，寒暑不勞，土木躬力。載謀載搆，是階是堵。□倕妙近，不召以子來。豫章巨材，匪求以人施。方虬奮浮，柱中閵清霄。鳳翔懸題，下簷白日。屏諸天於外户，逶迤若還；牀衆聖扻中軒，儼峩不動。能事畢萃，功德克周。允由僧徒同心，里閭罄信者矣。歲次鶉尾月惟仲吕日戊子，爰葬于舍利茲岩頂也。士女星奔以虔繞，阡陌晝空；童耋霧委以歸依，榛蕪成徑。瞻言仡立，作鎮大千。俾無疆之休，永永於皇禄；必感之祉，祑祑於黔黎。幽昭有憑，龍神聿會。將貽究竟之典，固勒他山之石。不墜覺果，式揚斯文。詞曰：惟滅度兮苟現真骨，炯昏沉兮惠性齊發。超衹刼兮作藩作離，拯逝世兮爲筌爲栰。

當寺大德惠燈、晤玄、思遠、謙巳，上座太暉寺主承宗、法宗、休已、道琳、修己、鳳仙等同建

大唐開元廿九年四月八日[52]

刊刻此篇塔記的上方舍利塔記碑，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三十公里以外的新豐鎮露臺鄉。塔記文後刊有“大唐開元廿九年四月八日”紀年，可知此文原爲開元二十九年改葬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活動而作。碑面的“上方舍利塔記”題下款刊“翰林内供奉僧貞幹詞兼書”[53]，則表明此篇塔記不僅由貞幹撰作，亦由之完成書寫。

此處，“翰林内供奉”的刻載頗須注意。因爲這一名稱並不見於唐代各類史料中。僅《新唐書·百官志》載有與之稱名相近的“翰林供奉”一詞，云：“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備宴見……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説、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别置學士院，專掌内命。”[54]據之可見，“翰林供奉”後演變爲參與國家政事的重要職務，並在開元二十六年更名爲“翰林學士”，故必非僧人貞幹所能擔任。至於“内供奉”，乃高宗時代始置，與裏行官“皆非正官”[55]，就是徒有官名而不參與實事的虚職。翰林院的御用文人或書畫僧道九流之輩冠此職名，以方便奉詔侍駕。例如書寫《田尊師頌》的唯光，被稱爲“翰林院内供奉”；立石於天寶十五載春的《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並序》，題撰者爲“前翰林内供奉學士隴西李白”[56]。綜上，貞幹的皇家供奉身份基本明了。其所作的《賀幸華清宫》在《千載佳句》中被歸入遊放部遊獵門，原本令人疑惑，至此不再難解。即貞幹雖爲不涉生殺的方外之人，卻由於“翰林内供奉”的身份，而得以在宫廷娱獵活動中扈遊於玄宗左右，並隨之做出“鷹隼風高隨草去，旌旗日晚傍山來”的描述。有關此聯所敘内容的真實性，則可從中唐詩人鄭嵎《津陽門詩（並序）》内一段有關華清宫附近狩獵的描寫“五王扈駕夾城路，傳聲校獵渭水湄。羽林六軍各出射，籠山絡野張罝維。彫弓繡韣不知數，翻身滅没皆蛾眉。赤鷹黄鶻雲中來，妖狐狡兔無所依。人煩馬殆禽獸盡，百里腥羶禾黍稀”中，得到佐證。

下面，來看貞幹的文筆情況。此篇塔記取用華麗精美的駢體形式，先是讚頌佛法的偉大和舍利的尊貴，隨之論及慶山寺舍利塔的建立、歲久坍壞、以及在前邑宰唐俊的官方支持和長安温國寺法師承宗的主持下得以修整之事，再後則描繪此寺舉行的瘞埋佛祖舍利的盛大活動，末處又記録了參與此次功德的寺院高僧。整篇塔記邏輯清晰，文字優美。至於碑面字體，則以六朝書風爲主體風格，雜以唐楷的規整，用筆生動，在唐代碑志中頗顯獨特[57]。貞幹深厚的佛學造詣和文學書法功力，由之不難得見。

至於塔記中的“慶山寺”，原來非取“慶山”之名。因武則天垂拱二年（686）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58]。此寺方隨縣名之改而更作慶山寺。就此寺的建置沿革，前人已有專文做過論考。據此可知慶山寺的遺址可以具體到陝西臨潼縣城南、西距西安市二十五公里的驪山北麓[59]。如此，就和位於驪山之下的“華清宫”，在距離上十分接近了。而“華清宫”，原名作“温泉宫”，直至天寶六載（747）方更名“華清”[60]。由之，《千載佳句》中“賀幸華清宫”詩的創作時間必不早於天寶六載。

最後，還有一則傳世文獻須作甄辨。此是《宋高僧傳》卷二七收録的《唐吴郡嘉禾貞幹傳》，其云：

釋貞幹，俗姓武氏，雲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禪默爲務。曳錫踽步，南訪靈跡，及至故鄣，有崑山寺者，林泉秀茂，則宋支曇諦嘗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基蹠存焉。至元嘉中創成大伽藍。屬武宗廢教，其寺屏除。幹至止於茲，與范陽盧君襲同興弘覺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姚扶有詩。幹後遊今秀州長水。見靈光寺，邑民欲樹巨殿。時盧令移邑字民，欣然相遇，幹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幹首唱，而惡偃室之囂，寓殿基後，編苫爲淺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召自臻。又與僧令恭君道等累歲方成今殿。其最高廣，海内罕比。事畢，挈弊囊，振舊錫歸北，莫知其終。[61]

這篇傳文涉及一位同樣名爲“貞幹”的唐僧的雲遊傳教活動。此“貞幹”原本姓武，曾南訪靈跡到今江蘇蘇州境内的崑山寺，與范陽盧襲同興弘覺大師第二勝跡。之後，遊至今浙江嘉興的秀州長水，見靈光寺，乃於此傳教。後北歸，不知所終。考材料中的“屬武宗廢教”語，知崑山寺曾遭到唐武宗會昌毁佛運動的波及，而興建此寺的“貞幹”顯然當爲武宗時代或其後的僧人，因此與玄宗時期的“貞幹”並非一人。

以上即是本文對貞幹所做出的考證和還原：貞幹乃玄宗時代供職於君主左右的著名高僧，除精通佛學義理以外，還擅長文學和書法。開元二十九年，參與過皇家寺院慶山寺瘞埋佛祖舍利的活動，並親自創作和書寫了《開元慶山寺上方舍利塔記》。天寶六載或其後，扈從玄宗駕幸華清宫，並有相關作品流世。此作後傳至日本，見收於《千載佳句》之内。

二　丁仙芝“陪歧王宅宴”考

關於詩人丁仙芝的生平仕歷，相關記載十分有限，僅據儲光羲的《貽丁主簿仙芝别》詩，可知其進士及第的時間爲開元十三年（725）[62]。但直至開元十八年此人都未得授官，之後所任，也不過是主簿、餘杭尉等地方基層職位。至於丁仙芝的作品狀況，則一無别集傳世，二無文章見録於《全唐文》等文獻，僅有詩歌數首見存於各類唐詩選集内，且其中不乏誤入的孟浩然詩以及作者尚存分歧之作。丁仙芝的仕宦不達及其詩文不盛，導致了他在當時文壇中的成就和影響不會太高。儘管如此，《千載佳句》四時部早秋門卻收録了他的詩歌一聯，題爲“陪歧王宅宴”，句作“雨鳴鴛瓦收炎氣，風卷珠簾送曉涼。”此聯詩句不見於中土文獻，故在對丁仙芝本人的生平、文學狀況的補察方面，難免予人發覆之思。

首先，《千載佳句》的收録，涉及到丁仙芝作品的傳播情況。在中土，丁仙芝的詩歌，早於其生前就已見録於唐詩選集中。一是《國秀集》卷中收其《京中守歲》一首[63]，並稱作者爲“餘杭尉丁仙芝”。由此知，丁仙芝就任餘杭尉的時間當在《國秀集》編成的天寶三載（744）以前，且此階段的詩作不乏“可披管弦”以入樂的特徵。對之，《樂府詩集》卷二六《相和歌辭一》採録了丁仙芝的《江南曲》五首，亦可引爲佐證[64]。二是，時人殷璠所編的《丹陽集》也選録過丁仙芝的作品若干。就之，《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包融詩”下注：“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彦雄張潮、校書郎張暈、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遥、硤石主簿樊光、横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進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爲《丹楊集》者。”[65]通過這段材料，可見《丹陽集》是一部地域色彩濃厚的選集，内中入選的十八位詩人皆佔籍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惜因此集亡佚已久，致使其間的丁詩面貌很難呈現於今人面前。不過，集中有關丁詩的評論卻保存在了《吟窗雜録》裏：“仙芝詩婉麗清新，迥出凡俗，恨其文多質少。”[66]由之，再考慮到此集的編定時間爲“開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之間”[67]，即可推知丁仙芝在開元後期的詩作，具有以辭采取勝而情質欠薄的特點。《丹陽集》直至北宋尚存，如《崇文總目》有“《丹陽集》一卷”的著録[68]。而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中則有“《丹陽集》一（卷）”的存目。可見此集還曾東傳鄰國。與之相應的是，《日本國見在書目録》還有“《河嶽英靈集》一（卷）”、“《荆楊挺秀集》二（卷）”的存目。《河嶽英靈集》和《荆揚挺秀集》是同出於殷璠之手的唐詩選集[69]。其中，前者未收丁氏作品，後者則於宋代即已散佚。殷璠所編的三部選集全部東傳日本，説明其對唐詩作品的擇選眼光是得到世人肯定的。考慮到丁仙芝未有别集傳世，《丹陽集》明言收録過丁氏之作，《荆揚挺秀集》也有收録丁詩的可能，則《千載佳句》中“陪歧王宅宴”詩的原始文獻，極有可能來自這兩部選集之中。

其次，來看詩題的“陪歧王宅宴”。其中的“歧王”，應指“好學尚書，雅愛文章之士……時士庶冀有所成功”的李範[70]。按丁仙芝高第於開元十三年（725），李範則逝世於翌年，此間描繪的歧王宅陪宴之事多有可能發生在作者及第之前[71]。由於丁仙芝滯留長安之際，曾有求謁權貴之舉，如《贈朱中書》云：“紫微侍郎白虎殿，出入通籍迴天眷。晨趨綵筆柏梁篇，晝出雕盤大宫膳。會應憐爾居素約，可即長年守貧賤。”[72]且此聯描繪的陪宴場所又是在“士庶冀有所成功”的李範的府邸，故而詩中的干謁求仕之情不難想見。

再次，這聯“陪歧王宅宴”詩，還對丁仙芝的交遊狀況有所補充。根據丁仙芝的現存詩歌《贈朱中書》、《戲贈姚侍御》、《餘杭醉歌贈吴山人》，知與其存在交遊者，有朱中書、姚侍御、隱者吴山人等。再看作者署名爲“丁仙之”的《唐故隨州司法參軍陸府君（廣成）墓誌銘並序》[73]。此處，“丁仙之”即指“丁仙芝”[74]，撰文時署爲“前國子進士”。誌文稱墓主陸廣成“始以弱冠補國子生。明申公詩及左氏傳。登太常第，調補隨州司法參軍。”有觀點據之認爲，丁仙芝與陸廣成“相知或即在爲國子生員時”[75]。陸廣成的臨終職位乃是隨州司法參軍，可見在仕宦上亦不顯達。也就是説，在這些相知於丁仙芝的交遊者中，惟有“朱中書”可托干謁。而“陪歧王宅宴”詩中“歧王”的出現，則補充了丁仙芝的求謁對象情況，令我們得知此人和李唐皇室成員還存有一定程度上的聯繫。

三　“賀蘭遂”初探

有關“賀蘭遂”此人，中土文獻無載。不過，《日本國見在書目録》有“《賀蘭遂集》二（卷）”的著録，《千載佳句》又收其中土佚詩十二聯，位居此書所收詩人作品的第十一位。此後的日本漢詩選集亦對其詩有所採録。例如，《和漢朗詠集》收其詩句兩聯，《新撰和漢朗詠集》收其詩作三聯。雖然二書的收録皆不出《千載佳句》所宥，但賀蘭遂作品在中日文獻中的不同的存留狀況，卻十分發人思考。按照以上日本古文獻的收録狀況，賀蘭遂應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詩人，然其仕履、活動等，在傳世文獻中卻毫無述録，而歷來也因資料所限，皆對之以無考爲論。例如《唐詩大辭典》曰：“賀蘭遂，一作賀蘭暹，誤。生平不詳。《見在書目録》著録其集2卷，已佚。《全唐詩逸》收其詩11聯，皆録自日本大江維時編《千載佳句》。”[76]《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云：“（世次不詳）‘遂’一作‘暹’。曾北遊遼陽，餘不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其集二卷，當爲晚唐以前人。日人大江維時編《千載佳句》，録其詩多達十一聯，《全唐詩逸》卷中皆據以收入。”[77]然而現在，隨着出土文獻的增多，這一結論則須要得以修正了。

在洛陽新安縣千唐誌齋收藏的碑刻内，存有一篇以賀蘭遂爲墓主的《唐故河南賀蘭府君（遂）墓誌銘并序》[78]，據之再結合《千載佳句》中的詩句，或可爲我們了解此人的生平狀況提供可能。下面即對這篇誌文加以探討。其云：

公諱遂，字德仁，其先河南郡人也。自甲族分派，因家於河南，至今爲河南之盛族。公之曾祖、祖，從宦他邑，後因羯胡擾亂中原，離異鄉，官諱茲文不載。公之德行，今略而言焉。公自弱冠，禀受嚴訓，長於義方，恂恂閭里，孝悌不虧，瑰資璨然，爲當代之所稱。至於中壽，篤信好學，不以浮名構身，不以小利爲動。或尋道侣，或訪德朋，優於是，樂於是。公之行，直而不可屈；公之德，清而不可污。其餘時機風俗，實可謂剛柔相濟。公之事親，孝行著於九族；公之友朋，德義布於四海。然諾必行，車服共弊。奈何旻蒼不祐，神理時然，積善何徵，降禍於哲人。至元和三年九月六日，寢疾終於河陽别業，享年五十有三。夫人廣平程氏，執君巾櫛卌餘春。事姑不虧於婦禮，爲姑每訓以母儀。自孀孤撫幼，節比恭姜，育視諸孤，恩威備矣。至寶曆元年七月十六日，終於河陽别業，享年六十二。剋用其年十一月十五日，合拊於河陽縣豐平鄉徐村南原公之舊塋，禮也。有子四人：長子同十將、試太子通事舍人邟，次子操，幼子諷等。居哀禮備焉。號哭相託，將用敘撰，以虞陵谷之有遷而已矣。乃爲銘曰：

天生異人兮鯁概不群，崇德行兮迥出人倫。不侚浮名兮自遨自逸，與朋友兮信義必聞。逸翮翔雲兮鱗躍波，川竭雲委兮將奈何？滔滔逝水兮無返期，月照孤墳兮空峨峨。日黯原隰兮天將暮，悲風慘均兮壠頭樹。適是丘封兮保千秋，勒茲金石兮永爲固。

此篇墓誌的撰者“許豐”，文獻無載，撰文時署正七品的文散官“宣德郎”[79]、試“掌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的從七品上的“太常寺主簿[80]”，可見此人曾就仕於京城。而賀蘭遂的長子賀蘭邟曾“同十將、試太子通事舍人”。“太子通事舍人”作爲正七品官[81]、“掌導引東宫諸臣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82]的職位，表明賀蘭邟也有就職於京師的經歷。因此許豐撰寫此誌很有可能是受賀蘭邟所托。

根據這篇誌文，可得知如下信息：賀蘭遂的原籍爲河南，生於肅宗至德元年（756），卒於憲宗元和三年（808）。到敬宗寶曆元年（825），賀蘭遂之妻程氏逝世。二人合拊。是時，方有此篇誌文的撰作。在這裏，有兩點須加注意。其一，文中基本未提賀蘭遂的仕宦職官、文章聲名，而着重以“義”和“孝”來概括其一生。這是否表明賀蘭遂僅是一位没有出仕的普通處士？其二，此篇誌文的撰寫時間，並非賀蘭遂去世當年，而是在其逝後十七載。這是否影響到了誌文作者對賀蘭遂本人的了解，而導致某些信息的脱漏？《千載佳句》收録的賀蘭遂作品，即可幫助我們對這些疑問做出深層之考。下面，就將這些作品列表如下。

由此表可見，賀蘭遂的十二聯詩句涉及時節、地理、人事、别離、宫省等諸方面的内容，尤以山水和行旅之作爲多，可見此人對自然山水之遊有所偏愛。詩中地名，主要有“大寶山”、“百丈山”、“羽嶺”、“長嶺驛”等，當皆爲其行旅所見。這些地名中除了“百丈山”以外，俱難詳考。而“百丈山”，按史料所載，主要存有兩種可能：一是位於劍南道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境内者[83]；二是指江南西道的洪州大智禪寺的百丈山，唐宣宗嘗題詩於此間[84]。另外，賀蘭遂詩中所涉人物，有“朱功曹”、“所思妓女”、“所思佳人”等。其間尤以“朱功曹”爲甚，在這十二聯詩句内至少出現過四次，當是與賀蘭遂交遊密切者。然就此人文獻亦無載，難考。不過從第四一四聯上句的“喜遇近臣楊得意”，可以看出“朱功曹”雖然職位不高，卻是一位擁有君寵的官員。而一“喜”字，則將賀蘭遂得遇君主近臣、仕途有望的驚喜表達了出來。下句的“慙非詞客馬相如”，則流露出作者擔憂能力不足而錯失機遇的心情。賀蘭遂這種徵求引薦的入仕心態，在别離部行旅第九五二聯中表現得更爲明顯。此聯題作“宿羽嶺仰奉贈朱功曹イ戀闕庭イ無”，意爲“宿羽嶺仰戀闕庭”、“宿羽嶺仰戀闕”、“奉贈朱功曹戀闕庭”、“奉贈朱功曹戀闕”，句作“遼陽客路千峯引，薊北鄉心片月知。”客居他鄉的詩人，在寄宿羽嶺之時，向作爲友人的“朱功曹”表達自己的思鄉傷感之情，本屬常情。但作者卻並未止於此，而是在詩題中專意提及自己“仰戀闕庭”的强烈心理。如此，若再考慮“朱功曹”的“近臣”身份，就不得不爲作者的贈詩深意有所思考了。

另外，宫省部禁中第五五六聯也須引起注意。此聯題云“北京内宴”，句作“鐘鳴桂殿千山曉，花發梨園百卉新”[85]。其中的“内宴”，乃爲君主招待臣下所設。“北京”，則指“北京太原府”，隋時爲太原郡，“龍朔二年，進爲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爲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京”[86]。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停北京之號。尋卻復爲北京”[87]。故“北京内宴”的舉辦場所多爲北都之西的晉陽宫中[88]。雖然有關君主駕幸晉陽宫事，在玄宗封禪泰山之時曾有發生[89]，卻未必和賀蘭遂描繪的“内宴”存有關聯。不過，據詩題和内容，也可看出賀蘭遂很有可能具有親近王室的經歷。

由之，再結合上文對《千載佳句》所收詩句的分析，即可知賀蘭遂是一位鋭意求仕且奔波行旅之人。這就與《唐故河南賀蘭府君（遂）墓誌銘并序》反映出來的賀蘭氏不涉仕宦的訊息不免抵牾。而就此緣由，若綜合以上所考，則存在着兩種可能。一是賀蘭遂最終求仕失敗，無禄返鄉。二是《唐故河南賀蘭府君（遂）墓誌銘并序》的墓主，與《千載佳句》中的賀蘭遂，並非一人。考慮到誌文所描述的墓主“賀蘭遂”是“至於中壽”方“篤信好學”、文才略顯普通這一情況，與之相對，《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和《千載佳句》卻對“賀蘭遂”的别集和作品各有所載、以及《詩逸》還將“賀蘭遂”録作“賀蘭暹”等諸多因素，則後一種可能更須留意。

四　李伯良

李伯良，中土文獻無載，得益於《千載佳句》保存的他的一聯中土佚詩，我們方可得知此人名氏。此聯後被市河寬齋輯入《全唐詩逸》。在《千載佳句》中，此聯屬天象部風月門，題爲“静女怨”，句作“風向銀燈花燼落，月臨珠箔玉鈎垂”。由於詩題、内容、部類所提供的訊息皆過於簡單，惟“静女怨”一詞，似爲曲調之名，卻又不見於相關樂書資料，故此聯對我們了解李伯良的個人情況裨益甚微，《唐詩大辭典》稱此人“生平無考”[90]，亦可理解。

不過，近年新出土的墓誌文獻中，有一則材料或堪參考。此爲李伯良撰寫的《唐故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隴州諸軍事行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府君墓誌銘并序》[91]。

此篇誌文撰作之際，作者署爲“文林郎前守嬀州司倉參軍”。“文林郎”，在唐代屬於從九品的文散官[92]。至於“嬀州司倉參軍”，則主掌嬀州的“倉廩、庖廚、財務、廛市之事”[93]。按“嬀州”屬河北道轄内[94]，爲上州[95]，上州的司倉參軍爲從七品下[96]，可知此職的秩品當在從七品下。於“嬀州司倉參軍”之前稱“前”，又言“守”，表明李伯良並未被實授此職，只是曾經做過這一職守的工作。而其作爲“文林郎前守嬀州司倉參軍”的時間，則可依據墓主張道昇下葬的“□貞元年冬十一月廿五日庚寅”，推斷爲永貞元年十一月以前。

有關墓主張道昇，墓誌銘序文有載：

公諱道昇，字道昇，幽州范陽人也。其先皇帝軒轅氏，大聖之後，弓裘不墜。故留侯子房相漢，司空華匡晉。洪勳茂績，譜牒詳焉，故不書。公則司空十七代孫也。曾王父朝議郎守檀州司馬徹，祖王父朝散大夫行嬀州長史克明，王父驃騎大將軍持節亳州刺史令暉。公則亳州府君之元子。少有奇節，素多方略，知文可經邦，乃伏膺閲史；武以戡難，則彎弓習射。至若龍韜豹略之術，縱火沉沙之策，莫不研精覃思，窮理盡性。釋褐充節度副將，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旋充左廂步軍大將兼節度押衙。……積功勞遷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隴州諸軍事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

通過這段材料，知張道昇出身於名人輩出的仕宦之家，自其曾祖輩起，世代均爲幽燕邊地守將，張道昇本人則擔任過節度副將、左金吾衛大將軍、左廂步軍大將兼節度押衙等武職，後因功“遷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隴州諸軍事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内中的“隴州”，乃關内道之上州[97]。可見，較之誌文作者李伯良，張道昇的職位要顯達許多。不僅官居尊位，而且身爲當時的上州牧守。當然也正因之，其墓誌的撰寫工作頗顯鄭重。選擇由不甚宦達的李伯良執筆，一方面反映出張氏家族與李伯良之間的關係匪淺[98]，另一方面也表明李伯良在當地的文學之才是受人肯定的。

綜上可知，李伯良乃中唐德宗時人，仕途不達，卻頗具文學之才，曾活動於河北、關内一帶，並與幽州張氏一族關聯密切。

五　王魯復

關於王魯復，唐宋文獻無載，直至明人黄仲昭編纂的《（弘治）八閩通志》卷六二“人物·文苑”中，方有一段專述[99]。《全唐詩》收録此人詩歌四首，分别是《弔韓侍郎》、《詣李侍郎》、《弔靈均》、《故白巖禪師院》[100]。《千載佳句》亦收録其七言詩句三聯，皆爲中土文獻所不存，後以詩歌一首、斷句一句的形式被《全唐詩逸》全部輯入[101]。《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唐詩大辭典》曾根據以上資料，對王魯復本人做過基礎性的介紹[102]。如《唐詩大辭典》云：“王魯復，生卒年不詳。字夢周，福州連江人。穆宗長慶四年（824）有詩吊韓愈。文宗大和中爲宰相王涯、李固言所知，獻詩於朝，授邕管從事。事蹟散見其《吊韓侍郎》詩及《八閩通志》卷六二。工詩，長於諷刺。《全唐詩》存其詩4首，《全唐詩逸》補詩1首、又斷句2句。《全唐詩》又誤以王夢周另立目，所收詩1首重出。”此處，“《全唐詩逸》補詩1首、又斷句2句”的説法有誤，且有關王魯復的古文獻資料所解未詳。

近年，一篇由王魯復撰寫的《唐故吉州司法參軍黄府君墓誌銘並序》得以出土，且收録了此篇誌文的《全唐文補遺》仍稱作者“生平不詳”[103]。可見，有關王魯復的生平研究依舊存在尚須探討的地方。下面即對之加以補察。

先來看《（弘治）八閩通志》的記載：

（王魯復）字夢周，連江人，文史足用，尤長於詩詞，多諷刺。貞元大曆間，嘗獻所爲詩於朝，得從事邕府。魯復意氣高邁，嘗謁郎中皇甫湜，久未獲見，移書責之曰：“韓文公接賢樂善，孳孳不倦，公師文公之文，安可後文公之道？自此當携酒吊公之墓，不及門矣。”湜大漸，復書謝之。又嘗草衣騎牛。相國王涯、李固言俱賞識焉。在京師，聞臺省有疑獄，久不决，白時相請鞫之。不數日得其情。

通過這段材料，可見王魯復不僅具有詩詞諷刺之才，亦有斷獄吏治之能。此人曾順應唐代干謁之風獻詩於朝廷。還與韓愈存有交往，並受到王涯、李固言等人的賞識，卻爲韓愈後學皇甫湜所輕慢。雖然此處没有提及王魯復的文章優劣，但根據韓愈、王涯等皆工於文章來看[104]，此人當也有不俗的行文之才。《唐故吉州司法參軍黄府君墓誌銘並序》的撰作，亦可引爲佐證。

下面，再從王魯復現存的詩歌中，梳理出與之相關的部分訊息。例如，據《弔韓侍郎》詩：“星落少微宫，高人入古風。幾年才子淚，併寫五言中”，知其與韓愈的交往，一直持續到後者逝世的穆宗長慶四年（824）十二月[105]。從《詣李侍郎》詩：“文字元無底，功夫轉到難。苦心三百首，暫請侍郎看”，知其還有過干謁李固言的經歷。從《故白巖禪師院》詩：“能師還世名還在，空閉禪堂滿院苔。花樹不隨人寂寞，數枝猶自出牆來。”又知其亦有作詩追念白巖禪師之舉。惜白巖禪師難考。

至於《千載佳句》收録的三聯詩句，則如下：

居處部水樓第五七六聯：山銜落日溪光動，岸轉迴風檻影浮。《水樓》

居處部水樓第五七七聯：座内數聲來遠鶴，煙中一派辨孤舟。同上

釋氏部贈僧第一〇六〇聯：清泉遶屋澄心遠，曙月銜山出定遲。《贈僧惟勣》

其中，就居處部水樓門的第五七六、五七七聯，《全唐詩逸》將它們連爲一首《水樓》絶句。此兩聯的尾字“浮”與“舟”，依《廣韻》，皆屬下平聲“尤”韻[106]。至於釋氏部贈僧門的第一〇六〇聯，又見收於《新撰朗詠集》卷下“贈僧”。此聯詩題涉及一位法號稱作“惟勣”的僧人。然僧惟勣無考。

最後來分析王魯復的《唐故吉州司法參軍黄府君墓誌銘並序》。撰作此誌時，王魯復署爲“將仕郎前守河南府新安縣尉”。“將仕郎”，乃從九品下的文散官[107]。“新安縣尉”，按新安乃畿縣[108]，可推其秩品當在從九品上[109]。至於有關墓主黄弘遠的敘述則爲：

吉州前司法黄弘遠，諱季長，大中元年二月廿九日終京務本里。會鄉人前隰州録事林賡告小生誌於墓，敬承教□。弘遠其先江夏太守祖之後，曾泉州長史惠，因家閩也。祖岳，奉化令。生外廷評事少璵。妻吴夫人，生弘遠，即廷評事三子也。鄉里之庠，芳塵不滅。元和中舉明經，由太學，薰風沛然。穆宗二年，擢第，光焕庭闈。大和元年，選福唐主簿。檢轄聲振，養及膝下。又授吉州司法，有孝意之節。[110]

根據黄弘遠於“大中元年（847）二月二十九日終京務本里”的信息，可看出王魯復擔任“將仕郎前守河南府新安縣尉”的時間，當在大中元年二月底之前。另外，由“其先江夏太守祖之後，曾泉州長史惠，因家閩也”，知黄弘遠原爲三國時代的江夏太守黄祖的後人，後來遷居福建。如此，就與王魯復可勉强稱作鄉人。至於前來告知撰誌之事的林賡，則是擔任過隰州録事的福建籍人。惜黄、林二人，史皆無考。

綜上，知王魯復出身於官僚基層，擔任過地方縣尉等職位。此人具有吏才，擅長詩詞文章，相知於韓愈、王涯、李固言等人。後有作品傳至日本，並見録於平安時代的古文獻中。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日本九州大學人文科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