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九品中正制的历史渊源与制度萌芽
第一节 九品中正制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任何一种典章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大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且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具体到九品中正制也是如此。由于“九品”与“中正”是构成九品中正制的两大核心要素，也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九品中正制形成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一制度的发展演变之迹，这里先就“九品”与“中正”的渊源作一追溯，以明九品中正制并非突兀而来，而是源远流长，其来有自。
一 九品源流
品分九等，渊源甚古。陈群建立的选官制度之所以采用“九品”命名，应和我国古代很早就采取了九品之法，以及两汉时期盛行九品论人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九品之法区分事物优劣，始见于《尚书·禹贡》篇，其文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就把九州的土壤、贡赋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例如，土壤的九品等级依次为雍州、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兖州、梁州、荆州、扬州；田赋的九品等级依次为冀州、豫州、荆州、青州、徐州、雍州、扬州、梁州、兖州。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转述了《禹贡》的主要内容，如称：“禹行自冀州始。冀州……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赋，“上上，第一。”田，“九州之中为第五。”又称：“海岱维青州……其土白坟，海滨广泻，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田第三，赋第四。”又称：“黑水西河惟雍州……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田第一，赋第六。”其余各州的土地及田赋情况大体类此，兹不俱述。
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古往今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夏代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等
。但是，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件青铜器——
公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由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在公盨内底，有10行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篇之言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廼差地设征……”这与《禹贡》开篇及《书序》中的文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书序》用“任土作贡”概括《禹贡》的主要内容公盨铭文使用的是“差地设征”。“征”，《左传》僖公十五年注：“赋也。”“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地的贡献，这和《禹贡》将九州的土地、贡赋区分成九等征收的内容完全符合。公盨的公示于众，特别是其铭文以禹平治水土为整篇铭文的引子，清楚地说明，至少在公盨的时代，《禹贡》已有一个基本的雏型。李零先生说：“现在发现的公盨，年代属于西周中期……而且语句与《禹贡》相似。这……至少是把《禹贡》式的传说，从战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类说法在西周中期已经流行开来。”注1可见，从西周中期开始，人们就知道用九品的方法来区分事物优劣，并把九州的土地肥瘠、贡赋多寡区分为上上至下下九个等级。自此以后，以九品之法区分等级高下遂成为一种品评模式，而且这种九品模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广泛地影响到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中古时期蔚为壮观的“九品文化”。
注1 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42页。
西汉时期，人们已开始用九品之法区分人物优劣。《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载其评论李广及其从弟李蔡说：
（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唐人司马贞《索引》注“下中”曰：“案，以九品而论，在下之中，当第八。”其说是。这是司马迁将九品之法运用于人物品评之例，表明西汉时品第人物之风已开始流行。
东汉时期，九品论人之风依然盛行。《后汉书》卷一〇上《明德马皇后传》载，东汉初年，后之从兄马严求进马援之女于掖庭，上书曰：
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
按马严上书中的“仪状发肤，上中以上”一语，其“上中”一词，就是指称九品等第中的第二品，意思是说马氏三女的“仪状发肤”皎美秀丽，堪称上品。结果朝廷“选后（马援小女）入太子宫，时年十三”。而据同卷序论记述东汉选妃之制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因知东汉后宫选妃，对于女子的姿色、仪状、发肤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由掖庭丞、相工等“择视可否”，区分优劣，“合法相者”乃选入后宫。其时太子、诸王选妃亦然。又同卷注引《东观记》曰：“明帝马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但以发成，尚有余，绕髻三匝。”可见马皇后有一头乌黑明亮的秀发，常梳成大髻，高盘在头顶。所以马严将其“仪状发肤”评为“上中”，确为有据而发，并非虚誉。这是东汉初年依然流行九品论人之明证。
东汉中期，在民间盛行九品论人之法的同时，著名史学家班固又将此法移植于《汉书》卷二〇《古今人表》，并把九品之法由今人推及于古人，其所评论人物上起伏羲、神农，下至陈胜、吴广，分别按照时代先后和九品等级入表，从而集品评往代贤智和古今人物之大成。班固在《古今人表》序中说：凡是“著在篇籍”的人物，皆“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所以乃“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在《古今人表》中，他还依据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儒家观念，把古今人物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类，其崇儒尊圣的思想十分明显。如在九品等级排序中，班固明确标示上上品为“圣人”，上中品为“仁人”，上下品为“智人”；自中上至下中五品，虽无标示其对应名称，实则一律以“可以为善，可以为恶”的“中人”目之；而下下品则被贬斥为“愚人”。故唐人颜师古曰：“盖班氏自述所表先圣后仁及智愚之次，皆依于孔子者也。”据学者统计，《古今人表》将上古传说时代以至秦代的1954位人物分列于九品之中，其中：上上品14人，上中品173人，上下品207人，中上品314人，中中品343人，中下品298人，下上品241人，下中品233人，下下品131人。其上、中、下三品人物之和分别为394人、955人和605人。九品之中，以上品人数最少，中品人数最多，下品次之。
《汉书·古今人表》采用的九品论人之法，不仅继承了西汉以来品第人物的风气，而且也对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和王朝选官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此后九品选官之先河。《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奏》曰：
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以为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
孙楚是魏晋之际人，历任佐著作郎、骠骑参军、冯翊太守等职，晋惠帝元康三年（293年）卒。《孙楚集奏》当是他在西晋时所作。孙楚称“九品汉氏本无”，并认为以九品之法“以品生人”是始于陈群，其渊源是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可能与史实不尽相符。前已述及，西汉司马迁论李广、李蔡之优劣，已著九品论人之先鞭，而东汉太子选妃与马严“仪状发肤，上中以上”之评语，则又附骥其后。所以若论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其源头自可上溯至西汉流行的九品论人之风，非独承袭班固《古今人表》而已。但是，班表采用的九品论人之法，对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也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是事实。我们知道，陈群出自于颍川学门，是汉魏之际的大族、名士。其祖父陈寔，“有志好学，坐立诵读”，曾“受业太学”，德冠当世，卒后被谥为“文范先生”。其父陈纪早立声誉，“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群叔父陈谌，“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陈群出身于儒学之家，又是曹魏一代名臣，故其谙熟经史典籍，自亦不在话下。据《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载，魏明帝青龙中，“营治宫室，百姓失农时”，群因此上疏曰：“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陈群以魏明帝时人口与西汉文、景时期相比较，说明他对《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户口十分熟悉，此为陈群谙熟《汉书》之一证。对此，裴松之尝评论说：“《汉书·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户口最盛，汝南郡为大郡，有三十余万户。则文、景之时不能如是多矣……长文之言，于是为过。”也可证陈群所言确有依据。因此，孙楚认为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是因袭《汉书·古今人表》，陈群以九品之法“以品生人”，是对班固所记“鬼录次第”的一种变态，也并非是无根之词，而是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的重要历史借鉴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班表采用的九品论人之法，不仅对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曹操统治时期选官制度的发展嬗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据前引《孙楚集奏》说：“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从孙楚的反诘语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魏晋之际，人们对“九品”选官究竟是始于曹操，还是始于陈群，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并存在争论。事实上，在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在选拔官吏时确已“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并由此催生出九品中正制的萌芽。从历史渊源上说，曹操用“九品”之法选拔官吏，固然是对西汉以来品第人物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但从近因来看，也明显受到班固《古今人表》的影响。据学者研究，在汉魏之际，《汉书》与《史记》、《东观汉记》并称“三史”，人们对之的研究已蔚成显学。“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别多。”正因为《汉书》在汉魏之际流传较广，影响很大，再加上《古今人表》将九品论人之法的褒贬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传统的九品之法经过《汉书》的成功运用，成为世人皆知的一种经典的人物评论方法。所以在汉末建安年间，特别是在传统的乡里清议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九品论人之法为一些政治家所模仿、效法乃至成为王朝选官的借鉴与依据，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班固所著《汉书·古今人表》，不仅影响到陈群等一大批士族、名士，而且也对一代枭雄曹操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曹操统治时期业已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的萌芽，并且最终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度。
综上所述，品分九等，渊源甚古。西汉时期兴起的九品论人之风，东汉班固首创《古今人表》，均对汉魏之际的士林品评和王朝选官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群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远承西汉品第人物之风气，近慕《汉书·古今人表》之旨趣，继而在曹操“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的基础上，综合吸纳，发扬光大，终成一代选官新制。当然，陈群在继承中也有变格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九品”等第并非完全因循于传统方法，而是稍有变通，对此将在下章再作讨论。
二 汉末名士清议与“乡里月旦评”
“中正”之官，古已有之。《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载秦末农民起义时，陈胜自立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是为“中正”之始。而《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中正”条也说：“中正，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而不言职事。两汉无闻。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实则，曹魏创置中正制度，与秦末张楚政权所置“中正”无关，却与汉末名士清议及“乡里月旦评”有着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品中正制的萌芽、形成及其确立，就是“乡里月旦”官方化、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如众所知，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专权，主荒政缪，政治黑暗，选举腐败，以致清议之风一时大盛。所谓“清议”，就严格意义上讲又有党人清议与名士清议之分。党人清议是指汉末世族官僚与太学生广行交结，操纵舆论，激浊扬清，针贬时政，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和当朝权贵，因而被后代史家誉为“浊世清流”。《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党禁之起”条也说：“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号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惟恐不及……朝政乱则清流之祸愈烈，党人之立名，及举世之慕其名，皆国家之激成之也。”汉末党人清议的兴起，对当时的腐败政局起到扬清激浊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因而遭到东汉朝廷和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史称“党锢之祸”。
名士清议则是泛指东汉末年出现的臧否人物、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其时善清议者被目为“好人伦”、“善人伦”、具有“鉴识之能”。他们不仅善于品鉴人伦、臧否人物，而且专以奖拔士类，旌别淑慝为己任，因而被目为“名士”，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如郭泰是汉末著名人才评论专家、大名士，“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他对人物的批评以恰当公允著称于世，史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又汝南大族、名士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由于许劭善于奖识人物，一些人为了博取声名，也多慕名而来。据说“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汉末名士操纵舆论，褒贬人物，对当时的王朝选官产生了很大影响。名士口中的品题，往往可以左右士大夫的仕途进退，成为朝廷选举的风向标。士人如果获得好的评语，则前程优越，仕途为之洞开，或公府争辟，或州郡竞举，进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如李膺卓有“识鉴”，时人以列身其座上为“登龙门”，一旦经其品题，便身价陡增。更有甚者，一些名士依其虚名，嘘枯吹生，竟至隐操三公辟举之权。《后汉书》卷六八《符融传》载：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
晋文经、黄子艾托疾上京，招摇撞骗，三公辟召掾属，皆“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可见名士的品评、品题，已经干涉朝廷用人权，在察举、征辟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兴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乡闾舆论，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而且还对九品中正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成为曹魏设置州郡中正的历史渊源。
首先，汉末名士品藻人物，其评论对象大都以自己所熟悉的乡党人士为主。如郭泰具有人伦识鉴，好奖训士类，但其品评对象多为本州郡人士。《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载：“郭太（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又郭泰本传注引《谢承书》曰：
太原郭长信、王长文、长文弟子师、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名灵举。子师位至司徒，季然北地太守，其余多典州郡者。
据此，郭泰同郡人王柔、王泽兄弟，以及郭长信、王长文、王子师、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等人，均为郭泰所识拔，而定襄、西河、云中诸郡也皆属并州。由此可见，经郭泰奖识的乡党人士之多，其中不少人后来获致高位，并有位至三公者。
汉末之时，由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汝南月旦评”，更是由少数名士主持乡里清议的典型事例。《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所谓“汝南月旦评”，就是由当地大族、名士许劭兄弟主持的乡里清议，它以评议本郡人士为主，于每月初一（即月旦）公开举行。名士对人物的评语称为“品题”，每月初一重新评定一次，目的是对“乡党人物”进行经常性的考察，以便根据情况随时调整，不以人之一言一行、一时一事而定其终身优劣。下及魏晋，中正在定品之后仍须对乡里人士实行追踪考察，并根据其道德表现和乡论清议，随时提升或是贬降士人的品第，就是沿用此法而来。
东汉末年，由名士主持的乡里清议在江南地区也非常流行，特别是在江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吴会地区，一些大族不仅世传经学，培育出了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名士，而且这些大族、名士也深受清议之风的熏染，好乐人伦，甄综人物，颇有郭、许余风。《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附子邵传》：
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初，钱塘丁谞出于役伍，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乌程吴粲、云阳殷礼起乎微贱，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谞至典军中郎，秉云阳太守，礼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为知人。
顾邵、陆绩同属“吴郡四姓”，又是江南名士领袖，由其甥舅二人主持的乡里清议，同许劭、许靖兄弟主持的“汝南月旦评”极为相似，且其评议对象也以本郡人士为主。像顾邵“拔而友之，为立声誉”的丁谞、张秉、吴粲、殷礼等人，均出自吴郡属县，后来并至显位。又传文所说“州郡庶几”之“庶几”一语，是汉末三国时对贤者、贤士的称谓，亦即州郡贤士之意。可见东汉末年，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同样扇及于江左，由少数大族、名士主持的乡里清议在江南地区也同样存在。所不同者，由顾邵、陆绩主持的乡里清议，其“核论乡党人物”没有固定的时间，且无须“每月辄更其品题”而已。
汉末盛行的乡里清议及“汝南月旦评”，就是后来州郡中正的雏型。像郭泰、许劭、许靖、陆绩、顾邵之流，他们不仅是当地的大族、名士，而且还主持乡里清议，“核论乡党人物”，俨然是乡里清议的代表和此后州郡中正的化身。这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他们虽然没有中正的名义，但却有中正的威权。”当然，像“汝南月旦评”这样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不一定都有，但当时的乡里清议一般都由少数地方大族、名士所主持，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资治通鉴》卷五八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条胡三省注许劭、许靖兄弟主持“汝南月旦评”一事说：“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一语道出名士“月旦”与州郡中正的历史渊源。
其次，汉末名士的人才观念及其评论方法，对此后的中正品评及其所作之“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的地位大为提高，儒家思想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经明行修”。“经明”涉及经学水平，“行修”强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如孝行是否著于家门，仁义是否称于乡党，这些都属于道德品行方面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的扩展，是乡闾舆论和士林清议考察的重要内容。由于汉代注重道德规范，不注重才能、品性与精神气质，所以东汉时的风谣品题与人物评论，也多侧重于个人的经学水平和道德品行两个方面。如据《后汉书》列传所载：
“《五经》从横周宣光。”（《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引京师之语。）
“《五经》复兴鲁叔陵。”（《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附弟丕传》引关东之语。）
“《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卷七九下《许慎传》引时人之语。）
“《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卷八三《井丹传》引京师之语。）
“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卷七九上《戴凭传》引京师之语。）
“说经铿铿杨子行。”（《后汉书》卷七九上《杨政传》引京师之语。）
“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附子豹传》引乡里之语。）
“德行恂恂召伯春。”（《后汉书》卷七九下《召驯传》引乡里之语。）
“关东觥觥郭子横。”（《后汉书》卷八二上《郭宪传》引皇帝所问之语。）
上述标榜个人的风谣品题，有的涉及被品评人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与风格，有的涉及个人道德品行方面的优点，大多属于外在的学术水平和行为规范。如“五经纵横”、“五经无双”是称赞其经学知识渊博、深厚，“说经铿铿”是称美其说经时音调的宏亮、清朗，“道德彬彬”、“德行恂恂”则是赞美其道德品行文雅、诚实。这些标榜韵语大多出自于太学之中，即所谓“京师为之语”，也有出自于地方大族、名士间的自我品评，即所谓“时人为之语”、“乡里为之语”。这些风谣品题，大体上反映了东汉时期人物批评的特点。
然而，由于东汉一代崇尚名教，加之有了好名声就可以察举做官，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求名狂潮。当时正常的循规蹈矩已难以成名，所以人们就不惜矫情饰伪，沽名钓誉，以博取声名，这其中不乏欺世盗名之徒。如《后汉书》卷七六《许荆传》记载其祖父许武被举为孝廉后，欲令二弟成名，便“共割财产以为三分”，自己故意“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这样，他的两个弟弟遂以“克让”之名“并得选举”。后来许武又大会“宗亲”，当众宣布使两个弟弟成名的本意，并把自己“理产所增，三倍于前”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结果声名大振，“郡中翕然”，官至长乐少府，当了更大的官。再如，同书卷六六《陈蕃传》记载乐广人赵宣葬双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官“数礼请之”，他都不应。后来陈蕃为乐广太守，查出他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儿子，才戮穿了骗局，以“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名，予以法办。可见社会上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徒屡见不鲜。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取士更为腐败。葛洪《抱朴子·审举篇》载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随着名教之治的破产，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才专家意识到外在行为的不可靠，因为这些都是可以伪装出来的。所以，人物品评的重心也开始由注重外在行迹转向注重才能、品性与精神气质，汉末名士清议已经开始了这一转变。以汝南许劭为例，前引《后汉书·许劭传》载其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所谓“品题”，就是指名士所作评语，也称“目”或“题目”。从许劭本传及相关资料来看，许劭所作“品题”就涉及被品评者的才能、品性与精神风貌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且这种“品题”多为四字或八字韵语，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高度概括。如《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载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此事在《许劭传》中作曹操“求为己目”，许劭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从许劭“品题”曹操，可见当时月旦人物已着眼于安邦治国的命世之才，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又据《许劭传》载：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陈寔是汉末名士中的泰斗，陈蕃性情鲠直，以“不畏强御”著称，许劭却不与之交往敷衍。但对二人的品题，各为八个字，有褒有贬，裁量公允平直。由于对人物的精神气质、性情的表述是一件十分抽象、难以用确定性语言把握的工作，所以名士也往往用比喻的方法，来表达对人物的品鉴。如皇甫谧《逸士传》载：
或问许子将，（荀）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所谓“外朗”、“内润”，主要是从人格的内涵着眼，指称人物的品性、才情等等，比较抽象，意义不甚明确。上述注重内在气质，不注重外在行迹，就是汉末人才评论的特点。他如《世说新语·德行》载郭泰评论黄宪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同书《赏誉》载“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都是典型的例子。此两例或形容人物器度深广，难以测量，不似外在行迹清晰可辨，使人一目了然，藉以称颂黄宪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感人之深；或形容人物精神超凡，犹如劲松下风，令人敬仰，富有感人力量。通过这种比喻方式，品鉴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及精神风尚，即所谓“神鉴”。
汉末建安年间，在曹操霸府典选的崔琰、陈群等人，也曾使用“品题”之法来鉴识人物。如《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载：“清河东武城人也……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同书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说：“陈群常叹曰：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所谓“疏亮亢烈”、“清警明理”、“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既注重人物的才能、品性，又注重人物的精神气质，评语清通简要，讲究藻饰，其意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中正品评人物也多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这种高度概括、较具抽象意义的“品题”，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中正所作之“状”。如曹魏末年，并州大中正王济为孙楚所作之状云：“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就是从才情、气质着眼，称赞孙楚才藻卓越、爽迈不群。又《北堂书钞》卷六六引何法盛《中兴书·范阳祖录》载，祖纳“品为能清言明理，文义可观”。所谓“清言明理，文义可观”，与崔琰品评卢毓“清警明理，百炼不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据唐长孺先生考证，此处所说的“品”，其实就是“状”。唐先生又进而指出：“中正之状却是一种总的评语，其渊源出于汉末名士的名目或题目”;“中正之状采取题目之法，所以也只有很简单的一二句。”由此可见，从名士“品题”到中正之“状”，两者一脉相承，有着难以割绝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