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与研究意义

一 学术史回顾

九品中正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它上承两汉的察举制度，下启隋唐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学者对这一课题也非常重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在清代乾嘉年间，一些历史考据学家就对九品中正制作了初步探讨，从而开后世专题研究之先河。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列有“九品中正”专条，通过搜集相关史料，归纳考证历史事实，对九品中正制的创立背景、选举程序、中正清议和制度得失作了较为系统的评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列有“州郡中正”和“九品中正”条目，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和辨析，指出一些文献记载的缺失，并对这一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制度流弊作了详细考释。进入20世纪30年代，杨筠如先生出版《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该书在乾嘉考据学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式，对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原因、内容、利弊及其与门阀制度的关系作了系统考察，这是我国现代学者研究九品中正制的开山之作。在稍后一段时间里，许世瑛、谷霁光、许同莘诸先生也相继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由此掀起国内学者研究九品中正制的一个小高潮。到40年代末，严耕望先生发表《北朝政府地方属佐制度考》一文，其中“州都与郡县中正”一节，首次明确提出北朝的中正组织有“中央与地方之别”，可谓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新中国成立以后，唐长孺先生发表《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该文通过缜密考证，对九品中正制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中正的组织、职权与品第，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配合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其学术观点广为国内外学者所称引，堪称研究九品中正制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相继有研究论著问世。如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就列有《中正制度研究》专章，对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而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不仅体系宏大，视野开阔，而且以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关系为主线，指出乡品与起家官品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且两者的对应差额为四品，此即著名的“乡品与起家官品相差四品说”。宫崎氏此说对日本、韩国及欧美学术界影响甚大，至今仍被一些学者奉为圭臬。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将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并为后人的持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到60—70年代，日本学者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仍方兴未艾，如矢野主税、越智重明、堀敏一等人都有研究论著发表，而国内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见于发表的文章寥寥无几，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一度陷于沉寂。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上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一批研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政治制度的通论性著作相继问世，推动了九品中正制研究的持续发展。如许树安先生《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黄留珠先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陈茂同先生《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白钢主编、黄惠贤先生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魏晋南北朝》等论著，或设专章，或设专节，分别对九品中正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此外，祝总斌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五卷“门阀制度”一章中，对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的关系也有深刻论述。

其次，一些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职官制度、选官制度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将九品中正制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如阎步克先生《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就对察举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关系、察举科目与乡品评定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并对宫崎市定的有关论点提出质疑。陈仲安、王素先生《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一书，则对九品中正制的性质、形成与蜕变作了细致研究，其中对九品中正制性质的认定颇为新颖，使人深受启发。汪征鲁先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一书，在对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进行整体性和宏观性研究的同时，也列有《九品中正体制》专章，且对魏晋南朝九品中正体制的结构、主要机制等问题考订甚详，创获颇丰。特别是书中所附《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类型中正状况定量分析表》，更是搜罗广博，分类允当，统计精细，嘉惠学林，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胡舒云女士《九品官人法考论》一书，则是选择教育史的视角，以专题论述的方式，对九品官人法的性质、制度体系及其特点，九品官人法的创立、实施、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作了专题考察。

其三，在上述学术论著出版的同时，一些老一辈学者也相继发表了一批堪称精品的学术论文和读史札记。如唐长孺先生《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通过对史实的细密考证，揭示了曹操统治时期选举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从乡里清议、名士月旦到九品中正制的形成演变过程。周一良先生《两晋南朝的清议》一文，则对清议的沿革、内容及其作用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周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也有许多与九品中正制相关的条目，如《晋书》札记之“相辈与清谈”、“七第与六品”，《南齐书》札记之“大中正与郡望不合”，《魏书》札记之“北朝之中正”诸条，或旁征博引，或考证精审，对九品中正制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一大批新生代学者如汪征鲁、胡宝国、陈琳国、罗新本、方北辰、阎步克、陈长琦等人，在史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继承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深入探讨，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新成就，并逐渐成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其间，作者也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持续研究，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三十多篇系列研究文章，对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开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与《魏晋南北朝官制论集》两部论文集。另外，近年来，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如仇鹿鸣、凌文超等人，利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对中正的起源与九品中正制的成立年代，北魏“诠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新意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种研究势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并在持续推进和不断发展之中。

二 存在问题与研究意义

若从20世纪30年代杨筠如先生出版《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算起，经过几代史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

按照传统看法，九品中正制是一个老课题，是学术界业已深耕熟耘的一块园地，前人在此辛勤劳作，收获甚丰，几近题无剩义，似乎没有必要再对这块园地进行精耕细作、冀望更多的收获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九品中正制创立于汉末延康元年（220年），到隋唐之际被废除，前后沿用了近四百年之久。对于这样一个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国内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诚然，目前已有汪征鲁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和胡舒云女士所撰《九品官人法考论》两部论著，但汪著仅列《九品中正体制》一章，且此章对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体制考论甚详，但对十六国北朝的九品中正体制则付之阙如，而胡著则是以专题形式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至于对“九品官人法”本身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则言之甚少，着墨不多。其次，就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也存在着重视魏晋和忽略南北朝的研究倾向，研究成果很不平衡，即研究魏晋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较多，涉及内容较为广泛，而探讨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较少，重视程度不够。至于对三国时期的东吴，以及对十六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其研究成果更属凤毛麟角，鲜见有专文探讨。复次，在研究九品中正制的过程中，由于资料缺乏和受传统看法的影响等原因，还有许多问题或悬而未决，或存有争议，可谓疑点尚多，余义尚多。如有关九品中正制的名称、性质、官品制度创立时间、乡品与官的关系、上品与下品的等级构成、九品中正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都存在严重的分歧与争论。因此，九品中正制虽然是一个老课题，是经过历代学者辛勤耕耘的一块园地，但在这块园地里依然荆棘密布、疑云重重，具有继续开拓和深入挖掘的广阔空间。有鉴于此，对这一传统性研究课题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开掘，并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就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此外，对于像九品中正制这类传统性研究课题及其学术价值，我们也应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当代一位学者说得好：“学术成果价值的大小，也并不取决于领域新不新，更重要的是做得好不好，结论真不真，问题研究得深不深，到底够不够水平……那些叠经历代学者反复探求而还没有能够得出圆满结论的问题，因为需要研究者付出更深的学术功力，具有更高超的见识，因而，或许会具有更厚重的学术分量。”对于传统性研究课题而言，上述评价可谓是深谙学问之道的经验之谈。因为在史学研究领域，一些传统性研究课题之所以历久弥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所具有的深厚底蕴与历史内涵尚未被人所领悟、所穷尽，故能吸引着无数后学跻身其间，倾尽心力去探讨其中奥秘，以期揭示历史的真相。而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学术天地，则确实“需要研究者付出更深的学术功力，具有更高超的见识”。上述意见，对于我们正确评价九品中正制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还需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基础性较强的研究课题，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还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官僚政治体制、门阀政治体制、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士庶区别、清浊分流等等，特别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下，秦汉以来的官僚政治体制如何向门阀政治体制演变，传统的职官制度如何向清浊官制与流内流外官制蜕变，都可以从本课题的研究中获得发展线索和理论阐释。故通过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不仅可以推动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加深对魏晋南北朝史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研究九品中正制的历史变迁，科学地总结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的发展规律与利弊得失，对于更好地选贤任能，合理使用人才，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本书拟以九品中正制的历史变迁为基本线索，对这一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制度萌芽、形成确立、发展完善以至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历史考察，重点探讨九品中正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特点，进而揭示九品中正制的运行规律、本质特征及其在选官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从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萌芽、确立、成熟、发展、变异、衰亡六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既前后衔接，有着内在的因袭沿革与制度关联，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以往对九品中正制的研究缺乏一个整体性和通贯性的认识，故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与历史分期，或许可以从宏观上对九品中正制的历史变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萌芽时期——建安年间。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是九品中正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间，现实政权的主持者曹操一面大力破除东汉以来崇尚名教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始终不渝地推行“唯才是举”的选举政策，一面又在察举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情况下，大胆采用选官新法，由此奠定了此后四百余年间王朝选官的新格局。曹操统治时期的选官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平定荆州之前，曹操用人多是依靠臣下荐举，其特点是注重乡论，“用人核之乡闾”。二是在平定荆州之后，曹操不仅让一些朝官、名士荐举乡里人士，而且还采用“九品”之法选拔人才，由此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的萌芽。在汉魏政治制度史上，九品中正制的萌芽是汉末建安年间选官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既是对两汉以来品第人物方法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同时也是曹操在选官方法上进行的大胆尝试和重要变革，从而为陈群创建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

（二）确立时期——曹魏时期。曹魏时期是九品中正制正式确立和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其时中正组织分为州郡两级，定品制度主要实行“三年一定品”之制。曹魏初年，由于受曹操“唯才是举”选举政策的影响，以及魏文帝、魏明帝二代厉行排清议、抑朋党的统治政策，中正选举尚能坚持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以“家世”、“德才”两项综合定品。及至齐王芳嘉平以后，由于世家大族势力的兴起，选举标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中正定品的过程中，“家世”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德才”所占比重有所减少，史称“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揭示了九品中正制从注重“德才”到注重“家世”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成熟时期——两晋时期。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进入西晋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诸如中正组织日臻完备，中正职权不断扩大，定品制度日趋严格，审定程序愈益周密，凡此都标志着九品中正制已日益成熟，并逐渐成为两晋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在西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九品中正制更加适合门阀统治的需要，举凡州郡中正的选任，定品标准的确定，上品下品的区分，清官浊官的分流等等，都已脱离了选贤任能的范畴，充满了家世门第的色彩，从而完全士族化和门阀化了。而随着九品中正制的这一变化，不仅加速了东汉以来的世族地主向门阀士族地主的历史性嬗变，形成中古时期独具特色的门阀政治，而且还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铨选格局，使九品中正制最终蜕变为维护门阀士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四）发展时期——南朝时期。从南朝刘宋开始，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西晋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选举格局业已发生动摇。基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南朝统治者及时对九品中正制进行了调整，如萧梁时期中正组织的扩大，定品制度更加严密，以及南朝时期中正清议由一种道德惩罚手断逐渐演变为国家的法律科条等等，都标志着九品中正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南朝寒人势力兴起之后，门阀士族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不仅使中正品第与官职清浊遥相呼应，正式建立了以“流内”与“流外”为区分标界的两大任官体系，而且还通过九品中正制与勋品制度、官班制度的密切合流，进而促成了以区分士庶、辨别清浊为主旨的流品制度的空前发达。因此，对于南朝九品中正制的地位及其作用，自亦不容忽视。

（五）变异时期——十六国北朝。十六国北朝是九品中正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特点在于对魏晋旧制既有承袭也有变异。十六国时期，后赵统治者石勒曾以“清定五品”、“复续定九品”的形式恢复九品中正制。及至北魏入主中原，一面恢复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一面又对这一制度做出重大变革，从而使北魏的中正组织一分为二，正式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系统的中正组织依旧分为州、郡两级，由在职朝官兼领，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则分为州、郡、县三级，由地方长官辟任，属于地方属佐。北魏九品中正制的变异，对此后选官制度的发展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自此以后，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均沿用了北魏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模式，相继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大中正组织。因此，进入南北朝以后，九品中正制便开始分道扬镳，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最终演变成组织形式迥异的南朝、北朝两大系列。而北魏地方中正组织的建立，实为北朝一系九品中正制形成发展的嚆矢，也是区分南朝、北朝九品中正制的重要标志。

（六）衰亡时期——隋唐之际。隋文帝杨坚实行王朝禅代，以隋代周，也承袭了西魏、北周的九品中正制。换言之，隋代的中正制度依然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然而，就其性质而言，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所置中正，都属于地方选举组织，因而地方行政制度的任何变化，也必然会对九品中正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隋代地方行政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一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天下诸郡”，以及改州都、县正为“乡官”，“至是不知时事”；二是开皇十五年（595年）“罢州县乡官”；三是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罢州置郡”。与上述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相适应，隋代中央与地方系统的中正组织也先后在“废郡”、“罢州”的改革中自行废除。隋代九品中正制被废之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又一度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可是仅仅过了数年，复于唐太宗贞观初年再度被废。故以唐太宗贞观初年为断限，自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在沿用了近四百年之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总体趋势来看，九品中正制无疑是这一时期选官制度的核心所在，其发展流变同门阀制度与门阀政治密切相关，并对这一时期的选举任官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书试以九品中正制的历史变迁为主线，尝试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式，以期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体制的发展状况及其本质特征。大致说来，进入魏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及其高度发展，致使两汉以来的选官体制发生历史性嬗变，进而在选举任官的总体格局中形成了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导，以上品和下品为区分标志的两大任官体系。所谓上品与下品两大任官体系，是指以区分士庶为目的，以上品下品为标志，以官职清浊为特征，既互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一种选举任官体制。在这一选举任官体制下，中正品第序列中的上品与下品，在铨选任官上形成鲜明的等级分野，而且这种等级分野又是同士庶区分、官职清浊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具有持续性、稳定性等显著特征。在魏晋南北朝的各个历史时期，上述两大任官体系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魏晋时期的上品与下品两大任官体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清途”与非“清途”，南朝宋齐时期的“二品清官”与“三品勋位”，梁陈时期的“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北魏时期的“九流三清”与“勋品流外”等等，虽名称不同，表现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以“上品”和“下品”为分界线，以区分士庶和分辨清浊为主旨，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选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及其制度化。通过构建“上品任官”和“下品任官”的分析框架，并把九品中正制置于其中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任官体制的基本特点，而且可以从更加广阔、更为纵深的历史背景中对九品中正制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评量，以期在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设计上有所创新。而构建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主要是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归纳概括与凝练提升而来，并非是借助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或是西方史学的某种理论而来。唯其如此，或许更为贴近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的历史实际与时代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