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将近二十年前，当我接受上海邮电管理局委托，为之撰写《中国邮票史》第一卷时，曾经根据当时可以见到的海关档案译文[主要是《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天津邮政史料》（第一辑）和《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初步复原了1877至1878年海关筹印中国第一套邮票，即大龙邮票的相关史实。之所以说初步，是因为史实链条中还有不少缺环，赫德和德璀琳都读过的“德纳罗的长篇报告”即是其中之一，由于时间紧迫，条件有限，当时没有可能深入，只能留下遗憾。

去年第四季度，赵岳告诉我在伦敦英国皇家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档案，包括德纳罗公司1877年6月8日给清朝海关的专题信函及相关文件，准备翻译出版，问是否愿意帮忙做一点校订审读工作。我毫不犹豫，甚至有点急不可待地立即答应了。文史研究者的愉悦，莫过于从新资料中汲取新知识。想到能够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中了解未知的当年史实，怎么能不使人兴奋！

拜读德纳罗公司对清朝海关三个问题的回答，深感他们态度认真，叙述详尽，富有专业精神，当然背后也隐含商业推广之目的。对于当时的邮票制作，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是印制工艺。19世纪的印刷技术，欧美最为发达。德纳罗公司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印制商，无疑站在技术前沿。其介绍涉及四种印刷工艺，即凹版、平版、压花和凸版，应该可以涵盖当时印制邮票所采用的最新技术。出人意料的是，德纳罗公司声言“我们已不再使用上述三种工艺，而是选择三十年前成功完成的改良型凸版邮票印刷工艺”，“这种工艺其实已经应用于我们印制的几乎所有邮票，从而使邮票免遭伪造，并且可以防止诈洗而被再次使用”。信函中没有描述此种工艺的细节，推测应为当年欧洲各国使用比较普遍的电铸工艺，即利用电解原理复制印版，具有复制精度高、复制方便等特点。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引进此项技术用于邮票印制，如有兴趣，可参阅《中国邮票史》第二卷第三节。

其次是邮票防伪。纸币及各种有价证券的防伪，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印刷机构极为重视的。众所周知，主要出于防伪的考量，清朝国家邮政发行的伦敦版蟠龙邮票和民国初年发行的帆船邮票，都采用了雕刻凹版工艺，而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和清朝度支部印刷局引进的印刷工艺，也都是雕刻凹版。德纳罗公司却告诉我们，凹版印制可以伪造，甚至便于作伪，并详细解释了如何伪造的技术过程。以我简陋的知识而言，此种作伪的复杂程度迥非常人可以操作，所以不能排除该公司故意贬低雕刻凹版的优点，推销自己印刷工艺的可能性。不过，详述邮票作伪手段对阅读过这份报告者有何影响，似可进一步探讨。以后，清朝国家邮政决定去日本印制邮票时，总税务司赫德和邮政总办葛显礼都特别强调了防伪问题。

再次是印刷物资及设备的介绍，特别是油墨。报告比较详细地讲解了几种不同的邮票印制油墨，并附有票样说明，使人印象深刻。几年以后，海关主持印制小龙邮票，可能使用过带有水溶性颜料的油墨。此种油墨与德纳罗公司介绍的褪色油墨是否有关，似可作为进一步探讨的线索。1886年，德璀琳在天津创办英文的《中国时报》，置办印刷设备，以后又引进英文打字铸排机，开办天津印刷公司。此中机缘，又与德纳罗公司关于印刷机械的意见有无关系？凡此种种，似都可作为继续研究的课题。

为了准确理解德纳罗公司这批档案的内容，我查阅了几种关于中国近代印刷的史籍，由此对大龙邮票的子模复制有了新的想法。在撰写《中国邮票史》第一、二卷时，我曾经以为电铸印制工艺在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商务印书馆最先采用。现在知道，起码在1871年以前，上海的美华书馆已经使用该工艺复制印版，当年的报道称：

又有铜版，则非铜字排成，乃铸铜而成有字之全版。其法，始则以铅字为模，依书排字，继将排字覆印于蜡版之上，以黑铅粉涂蜡版上，以铜版与蜡版对置，置电气箱内，俄而电气化铜，蜡版吸铜而成铜版。铜版之字，坚光精妙，胜木版远矣。

这种电气铸铜工艺，是否有可能被用于大龙邮票印制？

绵嘉义1905年“在造册处的铁柜里，发现有三方铜版”，“每方包含4枚每个独立的雕铜版模”，当时他认为“这些个独立的版模，据说由当地工匠所雕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龙邮票每种面值都有一个母模，再分别翻制子模，组成印版。大龙邮票的母模实物从未见报道，仅存世一件壹分银母模印样，而子模的复制工艺，由于资料欠缺，研究者解释不一，尚无共识。从现有资料大致可以断定，海关造册处印字房既不拥有母模，也不掌握复制子模的技术，所以当印模不断损坏时，只能通过减少全张枚数，甚至发行新邮票来解决问题。假设海关造册处需要委托外部机构制作大龙邮票印模，上述电铸工艺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因其技术特征隐隐相合。当然，在确凿的资料发现之前，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

关于大龙邮票的设计者，在查阅史籍过程中似乎也有了新的线索。《北京工业志·印刷志》记述：

中国第一套邮票，是1878年7月由清海关邮政局在天津发行的“大龙邮票”，共3枚。是在清海关邮政局主持下，由中国老技师“样子李”承担设计绘制，以“九宫格”边框和五爪团花大龙为主图案，形成云龙戏珠图。

由于书中没有提供资料出处，让人无从知晓这种说法的来源，也就无法判断其价值。上引文中“清海关邮政局”的说法有误，当年并无此种机构。当年海关试办邮政，由德璀琳主持，其1877年在上海筹备巴黎世博会参展事宜，曾向赫德呈交“各种邮票图案”。德璀琳应该雇有中国工匠，负责展品画样（即设计）和制作，很有可能他们中的一人，奉命提供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邮票画稿。1937年出版的海关文件集有一条注释，称大龙邮票由一名中国画家设计。“中国老技师‘样子李’”的说法，与此似乎出入不大。

赵岳这部译作，也使人想到在海外搜寻中国邮政和邮票资料的必要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记录中国近代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文献，许多保留在海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譬如太平天国的印刷品，因清廷大批销毁，中国本土几乎荡然无存。20世纪30年代，学者萧一山和王重民相继公派出国考察，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等处搜集到一批太平天国官书，回国后整理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目睹珍贵文献，从而大大推动了研究进展。当时人们以为，收藏在英国的太平天国文献差不多已搜罗殆尽。然而，1984年，学者王庆成还是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太平天国刊刻的《天兄圣旨》和《天父圣旨》，对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极为重要，而这两份文献，以前几乎无人知晓。之所以说这些似乎不相干的话题，是希望在伦敦某个收藏单位的柜子里，还静静地躺着关于中国邮票的重要资料，等待我们去唤醒。

时值大龙邮票问世140周年，赵岳译著的《德纳罗密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辛》可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关注这个领域，搜集更多的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建构更为深入、具体和准确的邮史叙述框架。毕竟中国自己的邮票，最终还要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其历史书写。

潘振平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