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杰出史学家。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20世纪前半期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前期主题是“古史的层累地造成”即“层累说”；后期的主题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的主要核心与灵魂，是其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层累说”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顾颉刚在具体古史研究中所运用的史学方法，多是从“层累说”演化而来，服务其“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史学观。顾颉刚“层累说”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在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毅然举起古史研究领域内史学革命的大旗。“层累说”重新估定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渐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古史学者号召“走出疑古时代”、“中国古典学重建”，而有些学者则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时代”是走不出去的。于是，学者们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派”、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术价值等问题，由于学术出发点或现实关怀的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成为当前史学界重要的学术热点问题。所以，对“层累说”的基本理论和具体观点，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意义与局限，还有利于认清分歧、平息争论。这就要求我们在20世纪初中国古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的“层累说”，全面具体地揭示其基本面貌，客观评价其意义、作用及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史学研究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以此来充分展现中国古史学先破后立的演进过程。如此才能找寻到顾颉刚古史学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准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更好地建设和发展中国古史学学科。

20世纪20年代，自顾颉刚“层累说”提出之初，学术界已对顾颉刚古史学说展开了讨论，虽历经近百年岁月冲刷，依然热情不减。当年有关顾颉刚古史学的研究成果，多属于辩论性和评价性文章，主要收入七册《古史辨》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知识文化界掀起批判胡适思想的热潮，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古史辨派”与顾颉刚古史学说。这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古史辨派”，而且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其中杨向奎、童书业、李锦全、吴泽和袁英光等学者纷纷著文批判“古史辨派”，这些论著对顾颉刚“层累说”虽有所涉及，但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环境的影响，显然是以批判和否定为主论调的。

研究高潮的再次到来，则是在顾颉刚去世之后。不仅顾颉刚晚年的古史研究论文陆续刊载在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而且其遗著经过后人的搜集与整理，已基本全部面世。海内外学者对“古史辨派”和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研究也予以重点关注。大量回忆性、纪念性和编年性论著随之刊出，并出现全面总结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专门性著述，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先生学述》、刘俐娜的《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等。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专著也都在有关章节对“古史辨派”和顾颉刚古史学说加以专门论述，对“层累说”也有所涉及。但可以说，对顾颉刚“层累说”及其古史学说的研究仍有待深化，未来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种趋势：

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往研究过于侧重“古史辨派”，对顾颉刚本人的古史学说并不十分关注。即便有将顾颉刚古史学说做系统描述和梳理者，也鲜有将“层累说”作为个案单独拿出来进行深入学理的剖析与实证研究，多是将其作为“宣言”式学说或是顾颉刚疑古的标志。述及“层累说”的研究也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顾颉刚的具体古史学研究方法，或是古史观。实际上，“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体系。所以，加深以往在顾颉刚“层累说”研究中过于表面化的认识，为全面深入了解其古史学说的得失利弊和意义作用，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以往多注重从宏观上采用学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评价顾颉刚古史学说，往往忽视了从微观上对其学说体系中具体的古史学观点进行实证性研究。而近期，裘锡圭运用实证的方法，结合新出土文献对顾颉刚的古史学具体观点进行了一次深入客观的检讨，这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在方法上起到了示范作用。所以，结合新材料，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具体针对顾颉刚“层累说”中的理论方法和史学观点，既肯定这些方法和观点中的合理内容和重要价值，又指出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客观地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总结“层累说”，这无疑会对此项研究的深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有利于纠正以往研究中两种极端的态度：即或一味贬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价值，否认其对中国古史学的进步作用；或只关注其学说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味肯定赞扬，少谈甚至不谈局限与不足。

第三，从研究角度来看，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思想来源、学术环境、发展演变等纵横结合的系统研究方面，特别应着重考察“层累说”在20世纪中国古史学大发展脉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既有纵向的学术传承，又与当时各种古史学流派、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横向联系，可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这也是解读“层累说”的重要研究理念。纵向研究方面，可上溯“层累说”的渊源，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予以全面总结阐释。从横向研究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经学边缘化，出现学术真空，而历史学的内在发展理路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其取得学术话语权，由边缘走向中心。民国初年的古史学者们都面临着如何完成这种内容角色转换的问题，于是纷纷依据个人的学术素养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各自采取不同的治学路向，从而出现了学说并起、学术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不免会发生中国古史学研究取向间的紧张和竞争，这就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注重以顾颉刚“层累说”为中心的比较研究，必将推动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理解，从而为深入观察20世纪中国古史学领域内的史学革命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动态视角。

第四，从研究史料来看，顾颉刚的标志性论著，如《古史辨》中的几篇重要文章，成为研究者反复征引的对象，而对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日记、信件、演讲稿等边缘性史料的运用与研究，还有待深入。如《顾颉刚读书笔记》这种内容时间跨度五六十年，共四五百万字的大部头著作，蕴含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点滴，抄录有大量学术交往的信件，是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其学术价值并不在《古史辨》之下。这些史料为“层累说”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对这些文献史料的详细梳理与分析，可以清晰地考察到“层累说”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有利于重新检视“层累说”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并对顾颉刚学术地位作出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

基于上述研究趋势，书中的写作思路主要是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勾勒出一个宏观的学术背景，在此背景下采用古史学的实证研究法，依据新出土文献材料和最新古史学研究成果，具体研究顾颉刚“层累说”中重要的理论方法与史学观点，对其作一次全局式系统的检视与考察。从学理上寻得“层累说”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理路，以及在理论方法和具体观点上的得失利弊。力求全面深入地揭示顾颉刚“层累说”的基本面貌，客观公正地评价“层累说”的意义、作用和局限性，给顾颉刚古史学说在中国近现代古史学发展史上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并以此为基础，结合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历程，深度解析顾颉刚与其他学者、学派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古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过程，展望未来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取向和研究范式。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顾颉刚“层累说”的学术思想渊源。顾颉刚古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近代中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兴衰存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怀的主题。顾颉刚“层累说”的提出顺应时势，同时也体现和反映了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要求。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顾颉刚“层累说”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宋代以来疑古思想、清末今古文经学、现代考古学等诸多影响，这其中中国传统学术的积淀，特别是崔述和康有为的疑古学说对其“层累说”的形成，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第二章力求深入揭示顾颉刚古史学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概括“层累说”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构架，在系统地梳理和分析的同时，对其学说意义与影响给以客观评价。“层累说”从开始提出到初具规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归结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史观”与“三点要义”。第二阶段，可将《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归结为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是第一阶段的外延性研究。第三阶段，可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归结为“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只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假设的实证性回应，而且顾颉刚以后的许多工作也都是这种实证性回应的延续，如《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顾颉刚使“层累说”成为既有具体史观，又有系统理论内核及拓展性研究，更有针对理论假设加以实证性回应的方法论体系。基于此，“层累说”在古史研究领域内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破除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改造了道德观和历史观，对中国学术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影响。

第三章主要从理论方法的角度，对“层累说”进行深入检讨，揭示其学说的时代局限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顾颉刚受康有为等清末今文经学家的影响，急于在中国古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不免忽略了对史书史事的精研细判，造成“层累说”中存在着局限性，有待补充和修正。“层累说”在理论方法上的局限主要表现在：过于注重史料和古史认识的层累演化，却忽略了某些史料和古史认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日趋递减以至于消亡的现象；将史实视为传说和故事，认为战国秦汉间人有意无意地伪造古史相当普遍，使造伪扩大化，忽视其中有可能存在的史实素地；对“历史认识”的演进过程较为关注，而对“客观历史事实”本体的追寻和探求则相对薄弱，这就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

第四章在实证研究方面，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及其他新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来重新审视“层累说”中的重要史学观点。通过对“层累说”初创期的两个主要观点“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以及成熟期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的实证性考察，并将此前后两个阶段具体古史学观点的论述方式与研究手段进行对比，表明在“层累说”的初创期，顾颉刚在治史过程中，能够遵守现代史学的基本规范，严格审查史料，忠实按照史料中所含的史实信息进行研究，但当“层累说”发展成熟后，顾颉刚为维护“古史的层累地造成”的基本史观，一些古史观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矫枉过正”。

第五章主要考察20世纪前半期围绕顾颉刚古史学说所展开的学术论争，以及各种古史学流派学说之间的异同，来说明当时中国古史学研究范式的分化与统一，揭示顾颉刚“层累说”与中国考古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民国初年的学者们共同面临着传统学术转型的问题，于是纷纷依据各自的学术取向和偏好提出应对办法，新旧学者在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往往是参差重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有“新证”倾向的学者们、以傅斯年和李济为代表的考古学派形成了中国古史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将顾颉刚与王国维、傅斯年等诸多古史学者的古史学说进行比较，可以窥见在当时史学观点与学术思想纷繁复杂的局面下，他们各自所采取的不同治学路向。这些不同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基于各自的立场相互论争、相互影响，更多地呈现出“异中有同”的复杂面相，最终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古史学的现代化转型。

第六章着重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过程加以详细梳理和重点分析，全面揭示考古学在中国上古史重建中的学术功绩与重要作用，以此来展现20世纪中国古史学先破后立的演进过程。中国现代考古学借西方科学的东风而骤兴，在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客观帮助下，成为民国史学的一支潜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与任务，这些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不仅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正式建立，对中国古史研究亦有着巨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成熟的中国考古学，在中国上古史重建的工作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层累说”的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客观公正地评价顾颉刚的学术功绩，更可探寻到其学说在20世纪中国古史学发展脉络中的准确定位。而未来的古史研究只有在充分批判继承诸如顾颉刚等前辈学者古史学说的基础上，积极扩充史料范围，严格审查史料的可信性，尝试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模式，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古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