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道：“学校有寒暑假，还有星期天的时间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保障，你完全可以去试一试的。再说，万一就是你自已解决不了，学校不是还有其他的专业教师嘛，这就是你的优势，可以在这一方面动动脑筋。”
王国良想了想，很久后才说道：“现在这样做，风险蛮大的啊？”
“是的呀。就是因为有风险，所以我今天才特意过江来找你商量的嘛？”王国贤长吸一口香烟，吐出来一阵烟雾，在鞋子帮上把烧出来的烟灰弹弹掉。
王国良这里所说的风险，当然指的主要还是现在上海有关方面的对“星期日工程师”这种流动技术人员的不认可和设置的种种限制障碍，甚至是批判和处分。
他的这种担心和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和无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从SH市来讲，对外地这种类似“挖墙脚”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归结起来，现在上海很多单位的领导对“星期日工程师”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
其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快”，严重的还曾遭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这是当下大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另外，王国良之所以说有风险的根据，还来自于他们学校就有两位老师，都有“星期日工程师”的经历。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果不同，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尤深，印象深刻。
其中的一位，现在和他一个教研组的杨老师，本来从事的是无线电的研发和教学工作。
两年前，为了向他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事情办成后，当地的乡镇企业领导塞给他一只信封。杨老师不敢要。但是对方最后还是硬塞给了他一条黑鱼、一只甲鱼，盛情难却，他只好带回来上海。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后来竟被人知道了，还被告发到了学校。学校很重视这件事，支部书记专门找杨老师了解，让他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在教职工大会上还作了深刻检查。
这件事当时在王国良他们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的反响。
要命的是，这位杨老师当时正是申请入党的关键时刻。因为这件事他还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这位杨老师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最终落地。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还是被调离了课堂理论教学岗位照顾到王国良他们的实训部门。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就断了“星期日程师”的念想，不管是谁来相请，再也没有出去做过技术咨询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另一位老师，姓郭，是高级工程师，老家江苏常州。
当时他老家的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找他，因为他过硬的技术，又恰好是当地所迫切需要的，家乡政府甚至愿意出10万元一年的高收入来请他回去办厂。要知道这时候王国良他们这些具有中级职称的老师的月工资也不过数十元，所以说这就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但是这位老师和家人却很干脆就拒绝了。道理很简单，上海大国企和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上海户口的。
只是一推再推，却是乡情难却。郭老师只好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私下里为家乡帮帮忙。
王国良和这位郭老师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私下里关系也还不错，知道他曾经在海外留学多年，在船舶电子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两人曾经还就“星期日工程师”的现象，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两人之间在私下里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按照这位郭老师的说法，兼职在外国很普遍的。在国外，一位大学教授兼职公司顾问是常有的事。他认为国内科学技术人员业余兼职，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时王国良甚至曾经问过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业余兼职一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吗？
这位高工老师当时一愣，想了想，接下来细数了他本职工作的成果：这几年他在本单位的课题和项目照样完成，从未耽误。
最后他说的很直接：“知识分子这点起码的精神文明和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好伐？再说，单位管理上可以再严格一点，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不就是很好解决了吗？”
郭老师告诉王国良，为了农村经济的振兴，许多科技人员放弃一个个休息日，奔波于市区与乡镇企业之间。他们中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下乡前把孩子托付给邻居；有的一次次骑自行车到郊区。
当时说着说着，这位郭老师情绪明显上来，反问：“现在，社会上对‘星期日工程师’的看法褒贬不一，贬的占大多数。那我就有要问一句了，他们这般辛苦，这般成就，却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还要被迫‘保密’。这样奇特的现象，王老师你觉得正常吗？”
王国良从来没有过“星期天工程师”的经历，对郭老师这时候的心情自然无法完全体会和理解。但是对于“星期天工程师”这种社会现象，从内心里来说他还是觉得有它存在和发生的原因和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