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不平等简史

第1章 不平等的起源

原始社会的矫正

不平等总是伴随着我们吗？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非人类亲戚，即非洲的这些类人猿——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有着严密等级划分的生物。成年雄性大猩猩被划分为极少数拥有许多配偶的统治者和很多完全没有配偶的其他黑猩猩。银背大猩猩不仅支配着它们种群中的雌性，而且还支配着很多成年后依然留下来的雄性。黑猩猩，尤其是雄性，在争斗地位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恃强凌弱和富有攻击性的炫耀与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各种服从行为相匹配。在一个有50个或者100个成员的群体中，社会地位成为生活中核心且令人备感压力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占据了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但它们又总是在寻求进一步改善的路径。同时，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因为通过离开原有群体以摆脱专横的优势阶层的雄性，要面对的是被其他群体中的雄性杀戮的风险，因此它们将倾向于维持原状，加入竞争，或者臣服。与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界限相呼应，这种强大的约束使不平等状况加剧。

它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向世界展示的可能是一幅温和的图景，但是同样以拥有阿尔法雄性和阿尔法雌性，即雄性领袖和雌性领袖为特征。与黑猩猩相比，尽管倭黑猩猩较少使用暴力和欺凌，但它们仍维持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尽管隐蔽排卵和雄性对雌性系统性控制的缺乏，减少了针对交配机会的暴力性冲突，等级制度还是在雄性间争夺食物的竞争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些物种当中，不平等表现在获取食物上的不均衡（与之相类似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收入差距）以及最为重要的在繁殖上的成功。支配性的等级制度成为标准的模式，社群首领拥有标准的模式，即它由体型最大、体格最强壮和最有进取心的雄性组成，它们占有最多的消费资料和雌性。

这些共同特征，不太可能只是在它们共同的祖先分化之后才开始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约1100万年前随着大猩猩的出现而发轫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300万年，随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与后来进化为南方古猿并最终成为人类的这一支相分离。即便如此，关于不平等的显著社会表现可能在灵长类动物中并不总是一致的。等级制度是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离我们更远一点的、更早分化出去的灵长类“亲戚”，现在则更不合群，它们或者自己独立生活，或者生活在非常小或临时的群体中。这对长臂猿和红毛猩猩来说也是如此，前者的祖先是大约2200万年前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的，后者最早是大约1700万年前从类人猿中形成的，现在红毛猩猩仅在亚洲生存。反过来，等级体系的社会性对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一科所属的非洲属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意味着大猩猩、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最近的共同祖先，已经表现出不同类型的这种特征，而更远一些的先祖并不一定如此。

对古人类和新人类中的不平等而言，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情况进行类推的指导意义不大。我们拥有的最好替代性证据，就是关于二型性的骨骼数据，即某一性别的成年成员（在这里是指雄性）在多大程度上比另一性别的成年成员更高、更重和更强壮。就像在海狮中一样，大猩猩中有或没有配偶的雄性个体之间，以及雄性和雌性个体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均衡，这与较高程度的雄性偏向的二型性是相关联的。从化石记录中判断，新人类之前的古人类（可以追溯到超过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和傍人）二型性比新人类更为突出。如果这种近年来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正统观点能够得到支撑，那么一些出现在400万—300万年前的最早物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和湖畔种，就应该由一个具有超过50%体重指数优势的雄性来领导，而后期的一些物种占据了它们和新人类之间的位置。随着200多万年前有着更大脑容量的直立人的出现，二型性已经下降到我们今天依然能够观察到的一种相对适中的数量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二型性的不平等程度与普遍存在的、斗争性的男性间对女性的竞争联系在一起，或者由女性的性选择所决定，那么减小的性别差异可能就是男性之间繁殖能力差异变得更小的信号。依此来看，进化减弱了男性之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即便如此，对男性来说，繁殖不平等率高于女性这一现象一直与一定水平的、以繁殖为目的的一夫多妻制相伴存在。

其他一些可能开始于200万年前的发展也被认为带来了更多的不平等。大脑和生理机能的变化促进了合作繁殖及抚养，这一变化抵御了优势群体的侵犯，同时也缓和了更大群体中的等级差异。暴力的使用方式的创新也可能有助于这一进程。任何有助于低等级群体抵抗优势群体的东西都限制了后者，因此也降低了整体的不平等性。地位较低的雄性建立的联盟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使用投掷兵器是另一种方式。在封闭的场所战斗，无论是徒手还是使用牙齿，又或是用棍棒和石头，都对更强壮和更富侵略性的雄性有利。在武器能够在更长的距离上使用之后，它就开始扮演一种具有平衡性的角色了。

大约200万年前，肩部的结构变化首次使得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投掷石头或者其他物体变得可行了，这是一种早期物种和今天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的技能。这种调整不仅提高了打猎能力，同时也使得低等级群体对社群首领的挑战变得更为容易了。制造矛是第二步，然后又有了淬火之后的尖端和后来的石制的枪头，以增强其功能。火的可控使用也许可以回溯到80万年以前，热处理技术也至少有16万年之久了。石头制成的飞镖和箭头被证明出现在7万年前的南非地区，这只是抛掷性武器漫长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不管在现代研究者看来它们多么原始，这些工具使得技能要优于体型、力量和侵略性，同时鼓励了首先进攻和伏击，以及较弱个体之间的合作。认知技能的演化也是更准确的投掷、武器设计的改善和建立更可靠联盟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补充。完备的语言能力能够促进更为完备的联盟和更为强化的道德观念的建立，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回溯到最少1万年前或者最多3万年前。这些社会变化产生的具体年份大多仍然并不明确：它们可能已经依次出现在过去200万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者可能更为集中地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之中，后者就是我们这一种属的智人，他们出现在至少20万年以前的非洲大陆上。

在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累积性的结果，即地位较低的个体以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不可实行的各种方式与雄性领袖对抗的、得到改善的能力。当优势群体被置于由装备了抛掷型武器的成员所构成的群体中，且这些成员能够通过结成同盟来平衡优势群体的影响力时，公开地通过暴力和恐吓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了。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因为它也只能这样，那么暴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新的组织策略和威胁性的暴力行为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矫正手段，将会发挥重要的，也可能是更为关键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类在生物和社会上的进化已经带来了一种平等性的均衡。尽管种群仍然不够大，生产能力也依然没有足够的差异化，但同样的，种群之间的冲突和地域性也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多数人向少数人的屈服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动物性的统治方式和等级制度的形式已经逐渐弱化，不过它们依然还没有被建立在驯化、财产和战争基础上的新不平等形式取代。这种类型的世界大体上已经消逝了。在较低水平的资源不平等和较强的平等主义风气的界定下，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一些以采集为生的人群给我们一种存在局限性的感觉，即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不平等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什么样的。

强大的后勤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有助于在狩猎–采集者中遏制不平等。不以拥有牲畜群为特征的游牧生活方式严重限制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小规模、流动的和不稳定的觅食群体的组成方式，并不利于形成超越以年龄和性别为基础的基本能力的不对称关系。此外，出于刻意排除进行统治的各种尝试，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原始的平均主义。这种态度能够作为人类形成等级制度的天然倾向的一种关键性制约。人类学家已经记录了非常多的实施平等主义价值观的方式，并按照严重程度进行了层次划分。乞讨、行骗和盗窃有助于获得更为平等的资源分配。对独裁主义行为及其扩张的制裁方式包括谣言、批评、奚落、违抗、放逐，甚至包含谋杀在内的身体暴力。因此，领导力往往十分微妙，它分散在众多群体成员当中，且存在时间短。最开明的人对他人的影响最大。这种独特的道德经济被称为反向优势等级制：它在成年男性（他们通常支配着妇女和儿童）中发挥着作用，它也代表了权威的持续和先发制人。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哈扎部落，这种由几百名狩猎–采集者形成的群体中，团体成员独自搜寻食物，在分配所获得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有较强的偏爱。同时，在自己的家庭之外进行食物的分享也是可以预期的行为，特别是当资源很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这种分享也是普遍的。哈扎部落可能会试图藏匿蜂蜜，因为这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一旦被发现了，他们将被迫进行分享。乞讨行为是能够被容忍的，而且比较普遍。因此，即使个体明显偏向于为自己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保留更多食物，社会规范也会介入：分享是普遍的，因为缺乏统治者。较大的易腐败物品，例如大的猎物甚至可能会被分配给营地以外的成员。存储并不受重视，甚至到了可获得的资源会被立即消费掉，不会被分给那些恰好没有在场的成员的程度。结果是，哈扎部落的成员只有极少的私人财产：对女人而言是宝石、衣服、用于挖掘的棍子，以及有时是一个锅，对于男人则是弓箭、衣服和宝石，抑或是一些工具。很多商品都不是特别耐用的，所有者对它们没有形成很强的附属关系。这些基本物品之外的财产是不存在的，同时领地也没有受到保护。权威的缺乏和分散使得群体性决策很难达成，更不要说实施。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哈扎部落是现存的更广义的觅食群体的很好代表。

维持生存的觅食模式和一种平等主义的道义经济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其他发展模式的一种可怕的阻碍，原因很简单，即需要一定程度的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来激励创新和生产剩余产品，以促进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就几乎没有可供侵占和传递的剩余。道义经济妨碍了增长，增长的缺乏反过来也阻碍了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集中。消费并没有均等化，不同个体之间不仅存在身体禀赋条件上的差别，而且在支持网络和物质资源的获得上也存在差异。如我将在下一节指出的，采集者的不平等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与依靠其他生存方式的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相比，其程度是非常低的。

我们也需要容许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代的狩猎–采集者可能与我们农业社会之前的祖先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幸存的觅食者群体完全被边缘化了，并且被限制在农民和牧民无法达到或者基本没有兴趣的那些区域，这些区域的环境很适合上述没有物质资源积累和领地扩张需求的生活方式。在动植物被驯化来提供食物之前，觅食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更加广泛，而且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外，在一些情况中，当代的觅食者群体可能会对一个由更多等级的农民和放牧者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做出回应，并在对照外部规范的过程中自我定义。现存的觅食者同样受时间影响，并不是所谓的“活化石”，需要将他们的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基于这一原因，史前人类并不需要总是像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平等化。在11700年以前（全新世开始之前时期）的墓葬中，可观察到的物质不平等虽然罕见但已经存在。最著名的因地位差异带来不平等的例子来自桑吉尔，这是位于莫斯科北面120英里的一个更新世的遗址，其残骸存续的日期是从大约34000年前—30000年前，这一时段与上一次冰河时期中较为温和的时段相对应。它包含的是一群猎人和觅食者的遗骸，他们杀戮和消耗大型的哺乳类动物，例如野牛、马匹、驯鹿、羚羊，甚至除了狼、狐狸、灰熊和穴居狮子之外，还有猛犸。其中三个人类的墓葬显得特别突出。其中一个墓葬的特征是，一个成年男子与大约3000颗猛犸象牙制成的小珠子、大约20个吊坠和25个猛犸象牙做成的戒指埋葬在一起，这些小珠子当时可能与他的皮衣缝在了一起。另一个墓穴是一个大约10岁大的女孩和一个大约12岁大的男孩的长眠之地。这两个儿童的衣服都装饰着更多数量的象牙珠子，总数大约是10000个，他们的随葬物品还包括很多的贵重物品，例如由猛犸象牙制成的长矛和各种艺术品。

一些人一定在这些留存下来的物品上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据现代学者估计，不管在哪里，那时的人都需要花费15~45分钟来雕刻一个珠子，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人在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情况下，用1.6~4.7年来完成这些任务。最少需要抓住75只北极狐才能获取那两个儿童墓葬中的一条腰带和头饰上附着的300个牙齿装饰物，考虑到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牙齿的难度，实际需要的狐狸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尽管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会给予这一群体的成员足够多的空余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但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最初会希望从事这项工作。这三个人看起来没有与他们日常使用的衣服和物品埋在一起。属于儿童的那些珠子要比那个成年男子的小，这意味着这些珠子是为他们特别制作的，要么是在他们生前，要么更可能仅仅是为了他们的葬礼而制作的。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些人被视为特殊的。但显然，这两个孩子并没有成长到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这种特殊待遇的年纪，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由于家庭原因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成年男性和男童身上可能存在的致命伤，以及导致女孩一生残疾的股骨短缩，只不过增加了其中的神秘感罢了。

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中，还没有比桑吉尔墓葬更为壮观的墓葬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比较豪华的墓葬在更远的西方被发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摩拉维亚的下维斯拖维采，三具遗体佩戴着复杂的头饰被置放在赭石染过的地上。较晚一些的例子就更多了，利古里亚海岸的阿里纳坎迪德洞穴中建有一个很深的洞墓，墓室中那28000年或者29000年前的由红赭石染过的台子上，安放着一具配饰奢华的未成年男性遗体。他的头部周围有大量穿孔的贝壳和鹿的犬齿，它们最初可能附着在有机物制成的头饰上。除此之外，还有猛犸象牙制成的坠饰、麋鹿角做成的4个权杖，以及用外来的燧石制成的非常长的刀片也被放在了他的右手位置。大约16000年前被埋葬在圣日耳曼河旁边的年轻女性戴有贝壳和牙齿制成的装饰品，后者是大约70枚穿孔的红鹿犬齿，它们应该来自200英里以外。在大约10000年以前，仍处于采集阶段的全新世初期，一个三岁的孩子和1500颗贝珠一起埋葬在多尔多涅的拉玛德莱娜的岩棚中。

这些发现很容易被解释为不平等出现的最早预兆。先进且标准化的手工生产、在高度重复性工作任务上的时间投资，以及使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原材料等，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比当代狩猎–采集者更为先进的经济活动。它也暗示了社会差异通常并不与觅食活动的存在有紧密联系：这些儿童和成年人的奢华墓葬显示出一种先天赋予的，甚至是继承的地位。尽管很难从这些材料中推断出等级关系的存在，不过这至少是一种看起来合理的选项。但是，这里没有长期的不平等的迹象。复杂性和地位差异的上升从本质上看起来还是暂时的。平等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稳定的范畴：社会行为可能因变化的环境，或者甚至是复发的周期性压力而不同。同时，获取如贝类这样的海洋食物资源的能力作为社会进化的摇篮，不仅鼓励了领土意识和高效领导能力的形成，更是最早的对沿海生活的适应。尽管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够追溯到10万年以前，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时期还没有新兴阶层和消费差异存在或出现的相关证据。我们所知道的是，旧石器时代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依然是零星和短暂的。

不平等的大分化

直到上一次冰期结束，气候条件进入一个难得的稳定期之后，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作为第一次超过了10万年的间冰期的较温暖时段，全新世创造出了一种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善使得人类能够获得更多能量且人口数量得以增长，也为越来越不公平的权力和物质资源分配打下了基础。这就导致了我所定义的“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侵蚀了觅食者的平等主义信念，并用一个持久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取代了这一信念。要使这些转变能够实现，就必须要有能够抵抗侵占的生产资料，并且它们的所有者要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获得剩余。通过耕种和放牧的方式进行的食物生产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采集者也能够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利用那些未被驯化的自然资源。在可以捕鱼或者仅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方，也可能产生属地性、等级划分和不平等。这种现象，即人们所知的对海洋或者河流的适应，在人种学的档案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从大约公元500年开始，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北美西海岸沿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鱼类资源的压力，促进了以采集为生的人群对于高度区域化的有鲑鱼资源的河流实施控制。这有时伴随着从人们住着大致相同的住宅的社会（无阶级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转变，这种分层社会以一所大房子里住着主人一家、随从以及奴隶为特征。

一些细致的案例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紧密联系。大约公元400—900年，在英属哥伦比亚的基特利溪旁边的遗址上，曾有一个临近费瑟河的社区，构成这个社区的几百名成员靠当地的鲑鱼维生。从这一考古遗址判断，鲑鱼的消费量大约在公元800年开始下降，哺乳动物的肉取代了其地位。在这个时候，遗迹中出现了不平等的标志。在那些最大房子的遗址坑里发现的鱼骨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成熟的帝王鲑和红鲑鱼，两者都是富含脂肪和卡路里的珍贵奖赏食物。相对的，在两个最小房子的遗址中，发现的却是更为幼小和营养较少的鱼类骨头。和许多同样处于这种分层水平的社会一样，通过仪式性的再分配，不平等同时得到了赞颂和缓解：大到足够给一大批人群准备食物的烧烤坑意味着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为整个社区的人组织了宴会。1000年之后，首领之间通过展现慷慨来进行竞争的冬节仪式成为整个太平洋东北部地区的共同特征。相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同一区域的布里奇河遗址上，大约在公元800年，随着大型建筑的所有者开始积累贵重物品，并不再在户外准备公共食物，穷人开始依附于这些富有的家庭，不平等从此开始制度化。

在其他情况下，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和经济变得不平等。几千年来，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沿海，即现在圣芭芭拉和文图拉地区的丘马什人，一直使用着简单的船只、采集橡子，过着平均主义觅食者的生活。大约公元500—700年，丘马什人引入可供远洋航行的厚木板制成的独木舟，这种能够装载十几人并深入海洋60英里探险的独木舟使得丘马什人能够捕获更大的鱼类，并且使他们成为大洋沿岸贝壳贸易的中间人。他们把从海峡群岛获得的燧石销售给内陆部落，交换橡子、坚果和稻科植物。这就产生了一种等级制的秩序，拥有多个妻子的首领控制了独木舟，享有领土的准入权，在战争中领导他的族人，并且主持仪式性活动。作为回报，他们从追随者那里获得食物和贝壳。在这样的环境中，采集制社会的社会阶层复杂度能够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对于集中的本地资源依赖性的增强，人口的流动性开始下降，同时职业的专业化、严格界定的资产所有权、边界防御，以及通常涉及奴役俘虏的相邻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

在觅食者当中，这种类型的适应可能仅仅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并且通常不会扩散到这个环境之外。只有食物资源得到驯化才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经济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稳定的食物来源缺失的情况下，赤裸裸的不平等可能仅仅存在于被全世界更为平等的觅食者包围的、海洋和河流沿岸的小块地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可食用植物开始在不同的大陆上被驯化，首先是在距今大约11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然后是在10000年前的中国和南美、9000年前的墨西哥、7000多年前的新几内亚，以及大约5000年前的南亚、非洲和北美。而动物的驯化真正发生的时间，时而超前，时而跟随着这些创新活动。从采集到耕种的转变可能是一种并不总是遵循着线性轨迹的冗长过程。

这对于黎凡特的纳图夫文化和其在新石器时代的继任者，即这一转型的最先见证者而言，是尤为正确的。从大约14500年以前开始，更为温暖和潮湿的气候使得区域性采集者群体的规模增大，并且使他们能够在更为稳定的定居点开展活动，他们捕获了大量的猎物且收集了数量充足的野生谷物，这让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地方来储存这些食物。这种物证非常有限，但展现了一些权威专家所称的“早期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征兆。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供公共使用的较为大型的建筑，其中还有一些可能花费了大力气制造出来的特殊的玄武岩研钵。根据计算，在大约14500—12800年之前的纳图夫文化早期出土的遗体中，有8%佩戴着来自几百英里外的贝壳以及一些用骨头或牙齿制成的装饰物。在其中一个遗址中，三位男性有由贝壳制成的头饰陪葬，其中一个头饰边缘有4排贝壳装饰。只有一些墓地拥有石头工具和小的雕像。大型的烧烤坑和炉床的出现可能表明，这种类型的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宴会在美洲西北部出现得更晚。

然而，无论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程度在这些良性条件下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它们都在距今大约12800—11700年前的、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寒冷期逐渐消失。由于当地资源的减少和资源情况的不可预测，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气候在距今大约11700年前恢复稳定，这与最早种植诸如单粒小麦、双粒小麦、小麦和大麦等野生作物的证据相吻合。在大约11500—10500年前，定居点得到了扩张，同时食物最终得以在个体家庭储存，后者表明了所有权概念的改变。一些例如黑曜石之类的外来材料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了一种表现和巩固地位的欲望。10500—8300年前这段时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具体信息。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由不同区域组成的名为卡越努的村庄，其建筑和出土物在大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较大型的和修建得更好的建筑物装饰着罕见的和外来的工艺品，同时位于距离广场和寺庙更近的地方。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的墓葬里面有黑曜石、珠子或者一些工具，卡越努村里面的4个最富有的室内墓葬中，3个坐落于紧邻广场的房子里面。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精英地位的标志。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不平等状况可能是由农业造成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路径。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在食物资源野生或未驯化的情况下，对水生动植物的适应能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差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引入经过驯化的马匹，将其作为运输工具，那么即便没有食物生产，也能产生不平等效应。18世纪和19世纪，在美国西南边界的科曼奇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尚武的文化，这些人依靠欧洲的马匹进行战争和长途突袭。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美洲水牛和其他野兽，他们将通过贸易及抢劫获得的玉米作为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的补充。这些安排支撑了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俘获的男孩被用来照看富人的马匹，拥有的马匹的数量将科曼奇家庭相当明确地分为“富人”、“穷人”和“非常穷”三种类型。多数情况下，觅食、种植和农业社会不总是系统地与不同水平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些觅食群体可能比一些农业社群要更为不平等。一项关于北美258个印第安人社群的调查显示，物质不平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剩余的规模，而不是野生动植物驯化本身。2/3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剩余的社群都没有显现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中等或大量剩余的社群中有4/5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相关性要比不同的生存模式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强得多。

一项针对处于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发展水平的21个小规模社群，即对狩猎–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牧民和农民的合作研究，识别出了两个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土地及牲畜的所有权和将财富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的能力。研究者观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财富：身体型（主要是身体力量和生殖能力）、关系型（例如劳动中的伙伴关系）和物质型（家庭物品、土地和牲畜）。在这些样本中，身体型的禀赋是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当中最为重要的财富类型，物质财富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对牧民和农民而言则是相反的。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权重是调节总体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身体型的禀赋对身体约束是相对严格的，特别是对身材大小而言，对力量、狩猎能力和繁殖成效而言则稍微少一些。关系型禀赋，尽管更为灵活，但在农民和牧民当中分布得更不均衡，这两个群体中，以土地和牲畜为代表的不平等程度测度，要比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之间以器皿和船只为代表的测度水平更高。不同类型财富的各种不平等约束和特定类型财富的相对重要性的结合，解释了我们所观察到的生存模式的一些差异。平均的复合财富基尼系数对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而言低到了0.25~0.27，但是对牧民和农民而言要高得多，分别是0.42和0.48。仅就物质财富而言，主要的差别似乎在觅食者（0.36）和所有其他人群之间（0.51~0.57）。

财富的可传递性是另一个关键的变量。代际财富传递的程度对农民和牧民而言，要比其他人高出两倍，同时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要比狩猎–采集者和种植者的资产更适合传递。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顶端，他们的孩子最终也将位于相同的位置，与之相对照的是那些父母处于综合财富阶层底端的孩子在未来所处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些系统性的差异对于人生际遇的不平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这种方式定义，跨代的流动性通常是平缓的：即使在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中间，处在前1/10家庭的后代复制这种地位的可能性要比处于最后1/10想要向上爬升的这些家庭的高出至少3倍。然而，对农民而言，这一概率更大（约11倍）。对于牧民就更加高了（约20倍）。这些差异可以被归结为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技术决定了不同财富类型的相对重要性和特征；另一个因素为控制财富转移模式的制度，例如农耕和游牧民族倾向于向亲属垂直转移。

根据这一分析，不平等及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是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类别资产的相对重要性、可传递性以及实际传递的比例。因此，那些物质财富作用不大、财产不便于传递以及继承受限的群体，注定要比那些物质财富是主要的财富类别且有高度可传递性，同时被允许留给下一代的群体所感受到的总体不平等程度要低。长期来看，可传递性是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财富在两代之间进行传递，那么产生不平等的因素，诸如与健康有关的随机冲击、平等性、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回报率，将会得到保持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不会使分配性的结果回归到均值水平。

与前文提到的对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结果一致，从这21个小规模的社群样本得到的实证发现同样表明，动植物的驯化并不是显著不平等化的充分条件。对可保护的自然资源的依赖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这些通常能够遗赠给下一代。在类似翻耕、修建梯田和灌溉上的投资同样也是如此。这种生产性资产及它们的改进的可继承性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不平等：一方面，两者都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另一方面，它们减少了代际间的差异和流动性。一项对超过1000个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的更广泛的调查，证实了传递的核心作用。根据这个全球数据库，大约1/3的采集者社会对于动产有继承的规则，但是只有1/12的社会认可不动产的继承。相形之下，几乎所有开展了集约形式农业的社会都具备涵盖这两种财产继承的相关规则。复杂的觅食者和种植者社会则取乎其中。继承是以财产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我们只能推测它们产生的环境条件：塞缪尔·鲍尔斯认为，耕种有利于形成那些对采集者而言没有用或者不可行的财产权利，因为像谷物、建筑和牲畜这样的资源很容易就能被限定清楚并保护，这些前提条件是采集者所依赖的那些分散的自然资源不具备的。水生物的适应以及驯马文化这些例外情况也完全符合这一解释。

历史上，不平等现象有时会出现得很缓慢。恰塔霍裕克是安那托利亚西南部一个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几千个居民兼顾种植和放牧。土地很充裕，它没有类似政府的结构或者社会分层的明显标志。居民居住在他们储藏粮食、水果和坚果的家庭住房里面。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的工艺品。在对从公元前7400—前6000年的20座建筑和9个庭院的2429件物品的全面考察中，人们发现了特定类型的器物在分布上存在差异。完整的磨盘和手推石磨在各个家庭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不过这些家庭一般都有多种烹煮器具和石制的工具。完好的手推磨主要发现于装饰更好的建筑中，但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这到底是代表了这些家庭具有更高的地位，还是它们仅仅承担了与食品加工相关的合作工序。大多数磨盘和手推磨都存在在它们完全损耗之前很久就被故意毁坏的现象，可能对前面的第一个推测形成反驳。这一习惯甚至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对有价值资产的代际传递的禁止，尽管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禁令，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后期，手推磨在可传承的财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可能是因为矫正措施的积极实施限制了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逐渐成为常态。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一区域第一批国家建立的很久以前，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化的标志。例如，在现代巴格达北面的底格里斯河岸边，埃斯–索万遗址中的村落，有一座带有壕沟的土墙，以及很多投石器使用的、由黏土制成的投掷物，这些表明了大约7000年前的暴力冲突，以及有助于中央集权领导和等级制度创立的条件。在这一遗址上，一些豪华的墓葬是为儿童准备的，这就反映了一种基于家庭财富而不是个人成就的地位差异。大体上与前者处于同一时期的，靠近摩苏尔的阿尔帕契亚遗址，更像是一个精英阶层家庭的住所，里面有着大量的房间，以及精美的陶器、雪花石膏制成的容器，各种类型的黑曜石装饰品和手工工具。在这个定居点，首领通过给未干燥的黏土团刻上简单的印记来加封货物的方式控制贸易——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复杂封印的早期先驱。据说在耶里姆山丘，一具火化的年轻人遗体不仅和一些黑曜石珠子埋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封印工具，这标志着他可能是一位官员的后代或者是其指定的继承人。

在公元前6000年—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各种防御性结构和对有效领导力的需求，可能与多种政府功能有关的世俗性公共建筑，强调仪式性权力重要性的神殿和庙宇，以奢华的儿童墓葬为典型例证的世袭地位标志，以及不同定居点中精英阶层家庭之间工艺品交换的证据。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发展分化了人口，尊贵的地位、对经济交易的控制以及个人财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其他环境中，政治领导地位开始与高水平的物质不平等联系在一起。今保加利亚黑海岸边的瓦尔纳的一个墓地，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有超过200个被占据的墓穴。其中一个墓葬比较突出，一个中年男子与不少于990个、总重超过了3磅的黄金物品安放在一起：他身上覆盖着可能是附着在他原来所穿的衣服上的黄金饰品，胳膊上戴着很重的金环，手中持一个斧型的权杖，甚至他的下体也套上了黄金。该男子墓葬中出土的黄金物品的数量占该遗址总出土黄金物品数量的1/3，重量占了1/4。随葬品的总体分布非常不均衡：超过一半的墓葬里有随葬品，但只有不到1/10的墓葬中随葬品种类丰富，只有少数几个墓葬拥有包括黄金在内的大量随葬品。根据时期的不同，每个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的基尼系数为0.61~0.77，但是如果我们用价值来调整这一分布，该数值就会更高。尽管我们只能对这一社会的组织结构进行猜测，但其等级结构的特征几乎不用置疑。这个被黄金覆盖的男子和他的很少的同类极有可能都是地位崇高的首领。

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不平等的补充来源：来自可保护资源的剩余和个人或家庭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包括将它们转移给后代或其他亲属的权利）。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上的分层奠定了基础。各种新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促进并且放大了由此导致的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如同向食物驯化转变一样，政治等级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并且高度取决于生态环境、技术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在长期，总体的变化方向是从只有几十人、小规模家庭组织、以简单觅食者经济为特征的本地群体，向通常具有数百位成员的本地群体和集体，向控制几千或者几万人的更大的酋邦或原始国家的转变。这并不总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同时，不是所有的环境条件都能支撑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果，基于农业的复杂的国家级别的社会最终与联盟、部落、游牧酋邦、种植者，以及从古代一些狩猎–采集者群体遗存下来的人一起在这个地球上共存了。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理解促使不平等出现的背后的力量至关重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生存模式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们对于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财富的积累、传递和集中的重要性。

在世界范围内，有记载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变化形式的范围同样较大，这使得将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关联起来成为可能。在全球视角下，农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超过1000个社群的样本中，超过3/4的简单采集制的社群没有表现出社会分层的迹象，与之相对的是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社群只有不到1/3的人有此现象。政治等级制度甚至更为强烈地依赖于定居式的农业：实际上，精英阶层和阶级结构在简单的采集社会中是看不到的，但这二者被证实存在于大多数农业社会中。然而同样的，是经济剩余的规模而不是这样的生存模式本身起到了关键性变量的作用。在前文提到的针对258个美洲印第安人群体的调查当中，86%的没有明显剩余产生的群体缺乏政治不平等的迹象，那些产生了中等或者大规模剩余的群体中，有同样比例的群体已经发展出至少某种程度的政治等级制度。在186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着更为详细记录的社会，即我们所称的标准跨文化样本当中，4/5的狩猎–采集者社群没有首领，3/4的农业社会组成了酋邦或者国家。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业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一项新的全球调查显示，谷物的培育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那些能够持续供给但是会很快腐烂的多年生植物不同，粮食作物只能在特定的收获时节一起收割，并且适合长期储存。这两个特点都使其更容易被精英阶层占有，且精英阶层控制剩余的食物资源。国家最早出现在那些首先发展出农业的地区：一旦植物，特别是谷物和动物开始被驯化，人类早晚也会被等级制度驯化，不平等程度也会上升到此前难以想象的高度。

最初的“1%”

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然而，政府机构一旦建立起来，不仅会加重既存的不平等状态，还会创造出新的不平等。前现代国家为商业活动提供保护措施，并且为那些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开辟新的私利获取渠道，从而为资源在少数人手中积累和集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物质的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变量的每一个增量都很可能引起其他变量产生相应增量。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定义，试图捕捉国家地位的本质特征。借用他们的几个要素，国家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政治组织，它声称自己拥有领土及其人口和资源，它拥有一套组织机构和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通过颁发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来履行政府职能，并通过威胁和实施包括暴力在内的合法的强制性措施来支持他们的行为。对于最早的国家的出现，并不缺乏理论上的解释。在某些方面，公认的驱动力量都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口的影响：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通过控制贸易流获得的收益，对授权领导人管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更加复杂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需求，源自生产资料获取方式的阶级冲突，以及能够强化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的稀缺资源的军事冲突带来的压力。

从不平等研究的视角来看，严格地说，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的形成给社会带来陡峭且稳定的等级制度以及大量剩余与权力和地位不平等，物质财富却是必然增长的。即便如此，现在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共识认为，组织化的暴力是这一过程的核心。罗伯特·卡内罗影响广泛的限制理论认为，在领土有限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和战争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更为自治和平等的家庭，在依赖稀缺的已驯化的食物资源且无法摆脱有压力的外部环境时，人们臣服于独裁的领导者且忍受不平等以便更有效地与其他群体进行竞争。最近关于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仿真模型同样强调了群体之间冲突的极端重要性。暴力的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大多数前现代国家的具体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专制的统治，以及对发动战争的强烈关注。

并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央集权的政体与更多的“异质”或者企业形式的政治组织共同存在。即使是这样，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一般要比不同结构的对手更胜一筹。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它们就会在全世界独立出现，无论是在旧世界、美洲大陆，还是跨越了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冲积平原到安第斯的高原的一系列不同环境，均是如此。无视巨大的背景差异，它们中最著名的国家都发展为异常相似的实体。它们中都出现了在不同领域中的等级制度的扩张，从政治领域到家庭和宗教信仰系统——这是一个自我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制度结构会对所有社会因素做出反应，使它们更好地融入支撑权力结构的整体系统”。阶层分化的加剧，对道德价值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对不平等的优点的信仰和接受等级制度是自然和宇宙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取代了古代平等主义思想的残余。

在数量的意义上，农业国家表现得极为成功。尽管这些数字更多只是一种比较克制的推测，我们依然可以猜想，3500年以前，当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也许仅仅覆盖不超过1%的地球陆地表面的时候（不包括南极洲），它们已经控制了大约一半数量的人类。在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估计，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庞大的帝国，如罗马和中国的汉朝占据了大约1/10的地球土地面积，但拥有那时所有人口的2/3~3/4。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这些数字传达了特定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庞大的帝国结构由强有力的榨取型精英阶层连接在一起。同样的，这不是唯一的结果：独立的城邦也可能在这些帝国之间的缝隙中繁荣发展，但是很少能够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那样成功地抵抗住它们庞大的邻国。它们往往被吸收进更大的实体；偶尔，它们也会建立自己的帝国，例如罗马、威尼斯和墨西哥的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班。此外，这些帝国也会衰落，让位给更碎片化的政治生态。中世纪的欧洲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

然而，更为常见的是，随着新的征服者政权重新巩固较早的权力网络，帝国产生了另一个新的帝国。从长远来看，这就造成了一种从不断变得更有规律的中国的“王朝周期”到东南亚、印度、中东和黎凡特、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脉区域的较长期波动的周期性颠覆与复原的模式。欧亚草原地区在位于其南方的农耕社会产生的财富的刺激下，也催生了很多从事掠夺性袭击和征服的帝国政权。国家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地球上最大的帝国的面积是几十万平方英里。在接下来的1700年间，其最强有力的继承者在常规上都会以一整个数量级的程度超过这一数值，到13世纪，蒙古帝国范围从中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同时，领土只是其中一种度量标准：如果我们用人口密度来解释长期性增长，我们会看到帝国统治的有效扩张甚至是更为剧烈的。在比今天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我们人类曾经集中在欧亚大陆的温带、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南美洲的西北部地区。这些就是帝国繁荣发展的地区：几千年来，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这些庞然大物的阴影中，其中一些走到了远高于平民百姓的地位之上。这就是创造了我所定义的“最初的1%”的历史环境，是由竞争性但经常紧密纠缠在一起的精英群体所构成的，这些群体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捕捉由国家建立和帝国整合所调动起来的政治租金和商业收益。

前现代国家的形成将少数统治阶级从大量的初级生产者中分离出来。尽管常常在内部还有分层，精英阶层超越并集体控制了形成国家基本建设单位的独立本地社区。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著名图形以无比清晰的方式反映了这些结构（见图1.1）。

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例如登上国家公务员位置或者获得相关荣誉的本地名流，本就起源于或者甚至会一直扎根于这些社区，而其他人，例如外国征服者，可能会与之足够分离以在实质上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以现代标准来看，中央集权统治是很有限的：国家通常只是略微强于帕特里夏·克龙所称的一般民众的“保护性外壳”，试图排除对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国内外挑战。但是，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也以类似现代社会的的黑手党组织所用的方式提供保护，利用他们使用有组织暴力的卓越能力获得利润。因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太弱，无法限制精英阶层的行为，后者常常使用大量的专制权力，包括行使对生杀以及财产分配的权力。同时，许多国家都缺乏一些基础性的权力，即社会渗透和广泛实施政策的能力。这些社会大体上都是自治的，由一个相对较小而且常常遥远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进行松散的控制。

政府在本质上是半私有的，同时依赖选举，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不同掌控者的合作来控制从属群体，为统治者调动资源。后者倾向于使用奖励和暴力威胁混合的方式来保持竞争性的精英阶层之间的平衡，因为政府常常专注于管理富有和有权力的人群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大地主这些通常相互交叉的群体，陷入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当中，这些剩余可能通过政府税收和私人租金而被抽走。然而，雇用资深的精英阶层成员作为政府官员限制了统治者的自主能力，求助于地位较低的下级代理人则会创造出新的精英群体，他们热衷于为了加入现有的精英群体圈子而转移政府收入，将来自职位的收益私有化。统治者竭力获得权力，同时给予政府服务一种附带和可撤销的特权，然而他们的代理人追求的是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私人利益。长期下来，后者常常被证明是更成功的。腐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掠夺都是普遍的。当统治阶级的成员为了地位和好处竞争的时候，个体之间的流动比例可能是比较高的，然而这样的精英统治只要政权结构成功得以保持就会倾向于维持稳定。上层社会群体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而与普通民众分隔开，这种世界观常常在本质上是尚武的，而且将统治者定义为劣等的农业生产者的剥削者。炫耀性消费成为彰显和强化权力关系的重要手段。

这些基本条件深刻地塑造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精简之后，历史上仅存在两种理想类型的财富获取方式：制造和索取。生产剩余的出现、动植物驯化和可继承的财产权为个人财富的创造和保持开辟了道路。长期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进行，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及范围提高了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的上限，因此至少增加了收入和生产性资产分布的可能范围。原则上，随机冲击的累积效应已经足够使得一些家庭比另一些更为富裕：土地、牲畜、建筑，以及在贷款和贸易商投入资源上的回报差异会使得这一切变得确定。在他们的财富变化之后，其他人会取代他们的位置。

能够说明次一级精英圈子中不平等状况日益加剧的最早的可量化证据，可能来自几千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将古巴比伦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的上半叶）男性子孙继承比例的样本与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有记载的女孩嫁妆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明显的差别。转换成以小麦计算的工资之后，后者大约是前者数量的两倍。这两个数据好像都指向的是同一阶层——城市居民，他们可能在城市人口中处于收入分层的顶部。这就表明了更大的整体性的富裕，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本来期望儿子要比女儿更受偏爱的时候更是如此。此外，这些嫁妆的实际价值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新巴比伦时期是一个有着不寻常的动态经济发展的时期，这一对比也许由增长和商业化的不平等效应来解释最好。

然而，不管是在这个案例中还是更为普遍的，这可能仅仅是事情的某一方面。鉴别我们已经描绘出来的前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明显特征，及其会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是比较容易的。政治一体化不仅有助于扩大市场和至少降低一些交易和信息成本：作为前现代政治一般特征的普遍性权力不对称，几乎一定使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的是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脆弱的产权保护、不适当的规则执行、随意伸张正义、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极端重要的人际关系与强制性权力，以上都是一些可能扭曲有利于在地位金字塔上层的人和那些与他们有利联系起来的人的因素。这对统治阶级成员和他们的伙伴可获得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各种形式的“获取”来说也是成立的。参与治理从正式的补偿、统治者和其他上级的恩惠、索取贿赂、侵吞公款和勒索钱财等方面开拓了获得收入的渠道，而且它也常常提供税收和其他义务的庇护所。高级军事职务可能会使某人获得战利品的一部分。更有甚者，为国家直接提供服务甚至不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亲属关系、通婚，以及其他与高官的联盟也会产生相当的利益。此外，考虑到通常相当有限的政府基础能力，个人财富和本地影响力使得保护个人财产以及朋友和委托人的财产（用以交换其他利益）免受国家或者社区的索取更为容易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将额外负担转移到弱势群体以满足税收配额的要求。

在这些条件下，政治权力可能几乎无法对物质财富的分配施加重要的影响。在更小和较少等级划分的政治组织中，例如部落或者上层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与整个社会分享其成果的意愿。农业国家和帝国的统治阶级通常享受更大的自主权。尽管偶尔会有大量公开的赏赐，但再分配的流向往往趋于逆转，即以多数人为代价使得少数人更富有了。精英阶层从初级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的集体能力决定了能被占用的总资源的比例，国家统治者和各种精英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了这些收益是如何在国库、政府官员的私人账户、地主的不动产和拥有商业财富的精英之间进行分配的。

将资源导向掌权者的前现代国家的特征也可以作为收入和财富集中的有力制约。不尊重私有财产权的掠夺行为和权威的任意使用有助于创造出财富，同样，在一瞬间摧毁财富也很容易。就像政府官员一样，接近权力和统治者使得那些有关系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竞争对手耍阴谋，同时统治者意图限制其伙伴，侵吞他们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收益，这些举动都可能夺去他们的性命，至少可以很轻易地抢走他们的财富。除了家庭人口的异常变化有助于解释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传递以外，暴力性的再分配限制了资源集中到精英圈子中的程度。

实际上，在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中世纪埃及的马穆鲁克占据了这一分布光谱的其中一极。外来的和非世袭征服者精英阶层集体性地拥有了对土地的控制权，视统治阶级成员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土地分配，这一位置也会时常被调整。这就使得资源的获取更为易变和不可预测，因为暴力性的派系争端带来了较高的转换率。在这一分布光谱的另一极，例如中国的春秋时期或欧洲中世纪时的封建社会，弱势的统治者使得贵族能更有把握地保住他们自己的资产。这对处于灭亡危机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来说也是如此，当贵族一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统治政权的时候，都恰当地热衷于支持私有产权。大多数的前现代社会及相当多的当代发展中国家，都位于这两个理想类型的中间，将偶尔对于私人产权关系的暴力性政治干涉与对个人财富一定程度的尊重结合起来了。我将在下文中对这一关系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从政治权力的获取中取得租金并不只局限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对西方国家很多超级企业家富豪的一项最新研究，展现了这些富豪是如何从政治关联、利用监管的法律漏洞和利用市场不完全性中获利的。在这一方面，发达的民主制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国家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在一些例子当中，估测出精英的财富有多少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收入来源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出，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太过富有，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农业和商业就逐步变得这么富有，那么对于更为晚近的社会，更为具体的统计分析应该也是可行的。我随后分析的旧君主制度下的法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在最一般化的意义上，几乎不用怀疑，之前个人化的政治关联和偏爱要比它们今天在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对精英阶层的财富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拉丁美洲和非洲精英阶层的寻租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接近在全球史意义上传统的和确实“正常”的财富占有和集中策略。俄国的“寡头”也是如此，他们与一些前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即他们财富的创造和维持都依赖于个人化的政治权力关系。即使考虑到具有很大不同的背景，俄罗斯的信用卡大亨奥列格·京科夫对其同类人的描述——“资产的暂时管理人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也在同等程度上适用于从古罗马到中国，一直到近代欧洲早期的君主的不稳定地位。

皮凯蒂寻求用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回报之间的较大差距（“r>g”），来解释非常高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成为18和19世纪欧洲典型特征的原因。在以可乘可加冲击为特征的动态模型中，对资本回报率的冲击与投资策略或运气相关，人口参数产生于死亡率和奇偶校验，有关消费和储蓄的偏好，加入外部收入的生产率的冲击，这些条件更倾向于放大初始财富差异并带来更高程度的财富集中。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时以战时破坏、通货膨胀、税收和征用等形式对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所产生的负面冲击极大地减少了财富，从财富获得的净收入更是如此，这一大矫正时期之前的更稳定的条件对于财富的持有者比较有利。结果，来自资本的收入占了总收入的更大比重。

这种情况是前现代社会更具普遍性的代表吗？鉴于经济增长率和名义资本回报之间的差距（由利息率或者由来自不动产或禀赋的固定收益表示）总是非常大，假设在总体上资本所有者享有一种长期的优势似乎是合理的。同时，我们预计，资本受到冲击的程度会有相当大的不同，这取决于资产剧烈再分配的可能性。在稳定的时代，独裁统治的恣意妄为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的财富更是如此，这些财富可能常常发生膨胀），就如同它能摧毁那些财富一样。只要这种干预仅仅是再分配已经被社会的顶层声称占有的资产，对财富分配的总体效应很可能是中性的。相对的，由战争、征服或者国家灭亡产生的冲击带来的是不太可预测的结果：尽管军事成功可能通过使其统治阶级更为富有提升了胜利一方的不平等程度，但整体上矫正效应通常会从政权结构的崩溃中产生。我在本章和后续几章为这些发展过程提供了历史证据。

长期来说，财富不平等的水平一定是由这些更不稳定的暴力性冲突发生的频率塑造的。到目前为止，早期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机制与我们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存在差异，它们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精英阶层从劳动力以外的资源获得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个人财富越是依赖于政治租金的获取，更多来自劳动力的收入（如果我们至少可以明确腐败、挪用公款、敲诈勒索、军事掠夺、争夺恩惠，以及夺取对手劳动力形式的资产）比起更为有序与和平的社会中的企业家或食利的资本投资者所起到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同我在之后这一部分中所谈到的，这种本质上的收入可能是主要的，有时甚或是精英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在早期的古代国家特别正确，它们的上层阶级更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租金收益，而不是私人资产回报。这些授权符合传统的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同时再一次强调了政治权力关系在创造“最初的1%”当中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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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平均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模式曾经在很多后来开始建立大帝国的区域普遍存在。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即一个从文字资料得知的、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的最早期文明中，大量的农地曾经是由那些把它作为公有土地进行耕作的，延伸的父系平民家庭控制的。这种类型的所有制在中国商周时期也比较普遍，在那时，私有土地买卖是不被允许的。在阿兹特克时期的墨西哥谷地，大多数土地是由“卡波廷”所拥有和耕种的，这是一种社团组织，它拥有的土地包括家庭领地和公地。前者有时候会周期性地进行重新组合以考虑家庭规模的变化。印加帝国时期秘鲁高原中的“阿鲁昆纳”同样也是如此，同族婚配的群体将不同海拔的地块分配给单个的成员家庭，同时定期地对其进行调整以保证分配公平。这一类的安排对于土地的集中和商业开发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资本拥有者获得土地，以及政治领导人对现有的资产强加进贡规定之后，不平等程度上升了。当苏美尔人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3000年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拥有大量土地并且用它们自己的劳动力进行耕种的寺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贵族已经积累了相当大量的资产。只要其他群组成员同意这样，世袭领地的私有化也是可能的。债务可以作为将剩余收入转化为更多土地的有力工具：高达1/3的年利率迫使那些借款人把他们的资产让渡给贷款人，如果他们承诺以自己为担保，那么甚至可能被迫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了大的不动产，也带来了耕种它们的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债权人也许可以从管理他们自己的经济资产中得到一些用来借给他人的可支配资源，同时政治租金能在为他们提供追求这一策略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私有化减少了委托人和支持者的传统社会义务：附着于私有财产上的社会责任越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那时已经发展出多种社会地位以迎合资本所有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佃农和债务奴隶，奴隶这种更为原始的从属类型也被添加到这一组合当中。我们能在4000年后观察到类似的过程，但是在一个可比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农村债务、无地农奴和奴隶支撑了不断上升的不平等趋势。

国家统治者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侵占的模型，常常也是侵占的手段。苏美尔国王试图让自己和追随者获得土地，慢慢地潜入寺庙不动产的经营过程中，以获得对资产的控制。庙宇的管理人员把机构资产的管理与他们自己资产的管理混在了一起。渎职、贪污和武力都是早已形成的将资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公元前24世纪拉格什城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记录表明，当地的国王和王后接管了寺庙的土地以及附属的工人；贵族通过取消高利贷的赎回权获得土地；官员滥用船只和渔场这类的政府资产，对例如葬礼和剪羊毛这样的基本服务收取高价，扣发工人的工资，同时普遍地通过腐败来充实自己的口袋；富人从穷人的鱼塘偷鱼。先不谈这类指责有一些好处，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这是一种特别的鼓励侵占和为个人利益而使用权利来致富的统治方式。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不断在精英圈子中进行的收购和私有财产的集中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他们需要保护初级生产者免受掠夺性放贷人和支配性的地主的压迫，因为这些生产者被寄予了支付税收和为国家提供劳动服务的期望。从公元前31世纪中叶—前21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定期地发布取消债务的命令，试图减缓私有资本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会失败的战争。

我们能在“赦免之歌”中找到关于这些紧张关系的生动例子。这是一个在公元前15世纪被翻译成赫梯语的胡里安神话。它描写了胡里安人的天气之神泰舒卜，他伪装成一个债务人出现在叙利亚西北部的埃卜拉市政厅中，形容枯槁且看起来亟待帮助。梅吉国王与该城中的强权贵族在释放债务奴隶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这是一项被认为需要神的命令的措施，但成功地被扎扎拉这位能左右精英阶层会议意见的天才演说家反驳了。在他的影响下，议员愿意在泰舒卜欠债的时候提供金银作为礼物，在他干涸的时候提供油，在他冷的时候提供柴火，但就是拒绝按照梅吉的希望释放债务奴隶：

但是我们将不会释放（奴隶）。梅吉，你的灵魂深处将不会有喜悦。

他们提出了保持对借债人的这种束缚的必要原因：

假如我们释放他们，那么谁会给我们提供食物呢？一方面，他们是我们的斟酒人，另一方面，他们为我们准备食物。他们是我们的厨师，并且为我们清洗餐具。

梅吉面对他们的难以管束只能哭诉，并且放弃了他自己所有的对奴隶的权力。恰好在这一留存下来的文本中断之前，文中写道，泰舒卜承诺如果其他债务得到免除，将会给予他们神圣的奖励，并且威胁道，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这样的一些描述反映了面对精英的特权和侵占行为时，皇室权力的局限性。古代西亚城市中的国王，也不得不在与本地庙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支持者的竞争中小心翼翼地增加他们自己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很多这种政治组织的平衡和相对适中的规模成为不平等干预的一种制约。然而，大规模的征服显著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对竞争对手和其领土的暴力性占领，为更为公开的掠夺以及不受传统本地约束条件限制的财富积累打开了大门。现有国家组织聚合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并创造出新的等级层次，从更宽广资源的基础上给身居高位的那些人获得剩余的路径。几乎不能通过提高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来强化总体不平等的经济发展。

通过大范围的征服形成国家的不平等效应，在公元前24世纪—前22世纪的阿卡德王国的例子中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规模上，也从多种族的异质性、非对称的中心–外围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荣誉和等级的传统意义上定义帝国，这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对从叙利亚北部到伊朗西部的多元化社会行使着权力。这种前无古人的扩张不仅鼓动阿卡德的统治者要获得神圣的地位（现存的文本指出，里木什作为帝国的创立者萨尔贡的儿子和继承人，“认为自己属于众神的一员”，他的侄子纳拉姆辛宣称“他的城市的人要求他成为他们的阿加德城之神，并且他们在此为他修建了庙宇”），而且大规模地获取和再分配资产。当地城邦的国王被阿卡德任命的总督取代了，同时大量的土地最终都到了新的统治者和他们资深的代理人手中。由于大量最有生产力的农田都由寺庙掌握，统治者或者没收这些土地，或者指派他们的亲属和官员作为教士以掌握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新的帝国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的地产。他们将被征用的土地分给了过去支持他们的官员，并用其奖励他们自己的随从和下属，其中一些被称为“天选之人”。后来的传统表现出对“在草原上分配农田的抄写员”的反感。政府拨款的受益人通过购买私人土地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资产。

一些阿卡德人的记载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精英阶层财富的增长。神王纳拉姆辛的管家耶蒂–梅尔在帝国的不同区域拥有差不多2500英亩的土地。梅萨，公元前23世纪末的一位显要人物，控制了超过3000英亩土地：他被授予了其中的1/3，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购买了剩下的土地的使用权。他的土地被分给了更低级的管理者、手艺人和随从，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超过90英亩的较大份额，大多数人不得不获得非常小的地块。对物质资源的需求因此在国家层面上急剧增加。再加上掌权者很少顾及既有的所有权模式的重新分配资产的能力，生产性资源在帝国的融合创造出一种“赢者通吃”的环境，为一小部分的精英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利益。一位著名的专家断言，“阿卡德的统治精英享受的资源要远远超过他们之前的苏美尔贵族所认知的水平”。

帝国的架构有潜力以一种与经济活动的回报不相关的方式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将物质不平等变为权力关系重组的副产品。大规模的政治统一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使企业家投资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易网络，来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改善商业活动的整体环境。它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在都市的中心，从而也加剧了物质不平等。它使大众需求和期望免受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富有的精英阶层的影响，给予他们追求个人收益上的更完全的自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收入和财富的集中。

但是，帝国的统治也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塑造了不平等。国家主导的对政治精英成员和行政人员的物质资源分配，将政治不平等转变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它直接且迅速地在经济领域再造了权力不对等。前现代国家中权力代表制的本质要求统治者与他们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原有的精英一起分享收益。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生产性资产而言，指定剩余的拥有权可能比正式的产权更为重要。这在那些劳动力提供的服务代表着国家和精英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别正确。在印加帝国，劳役安排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广泛的记录，但强制性劳役在埃及、西亚、中国和中美洲这几个地方也很普遍。授予土地几乎是一个赏赐核心伙伴的普遍方式，夏威夷的酋长、阿卡德和库斯科的神王、埃及的法老和周朝的天子、中世纪的国王和新世界的查尔斯五世都分配过土地。他们试图让这些受俸的不动产在初始受益人的家族中被继承，并且最终它们变成私有财产几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即使当其成功实现的时候，这些转变仅仅是延续和固化了起源于政治领域的物质不平等。

在土地和劳动力的授予之外，参与国家财政的征收是以权力为基础的精英获得财富的另一个重要的路径。这一过程得到了如此好的证明，以至一本很厚的书才能对其进行分析。这里只给出一个人们不太熟知的例子，在奥约帝国，即现代社会早期、西非的一个较大的约鲁巴国家，各地的小王和臣属的酋长在参加首都举行的年度盛会之前都聚集在当地的朝贡中心。作为贡品的贝壳、牲畜、肉类、面粉和建筑材料，通过一些官员被献给国王，这些官员被指定担当特定进贡者群体的代表，并且有资格获得这些贡品的一部分作为对他们承担麻烦任务的补偿。不用说，正式的报酬常常只是这些财政官员从他们提供的服务中获得的个人收入的一个适中比例。

到3000多年前的中巴比伦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帝国王朝教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一个重要的道理——“国王就是财富走向其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了解了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一点其实几千年来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暴力性掠夺和政治偏好极大地补充和扩大了源于生产剩余和继承性资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最初的1%”。我无法使得布鲁斯·特里杰对于阿兹特克贵族的精辟描述更进一步，他写道：

（他们）穿着棉质衣服、凉鞋，戴着羽毛制品和玉石装饰品，居住在双层的石屋中，吃着人们进贡的鲜肉，公开喝着巧克力和发酵饮品（适度地），娶小妾，随意进入皇宫，能在宫廷餐厅进餐，在公共仪式上表演特殊的舞蹈。而且，他们不用纳税。

一言以蔽之，这是前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公开面目。出于他们同类相残的癖好，这一特定的精英阶层得以将那种对他们来说甚为常见的，靠榨取他人血汗来维系的消费，提升到一个难以言表的程度。对人类历史的多数情况而言，非常富有的人确实“不同于你我”——甚或是我们更为普通的祖先。物质的不平等甚至可能塑造了人们的身体。在18世纪和19世纪，当医疗知识的进步最终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身体之时，英国的上流社会人群众所周知地俯瞰着发育迟缓的群众。如果这些看起来不太（很不）完美的数据是可以信赖的，这种差异可以在时间上拉回到更久之前。埃及的法老和青铜器时代希腊的迈锡尼的精英似乎显得比普通民众高一些。一些严重等级分化社会中的骨骼数据表明，其身高上的差别要比那些分层化不太强烈的社会的大一些。最后，最重要的是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随着精英拥有更多女眷并繁育了大量后代，物质不平等通常都会在比较极端的程度上转化成生殖上的不平等。

诚然，前现代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并不是由其人脉深远的精英群体的贪婪所单独决定的。来自古代巴比伦的次精英圈子中遗产和嫁妆差异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影响下的不断上升的差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在下一章和第9章中，我提供了在欧洲和北非的不同地区，罗马帝国统治之前、中间和之后不同时期有关房子规模的考古证据，这些反映了城市平民在消费不平等上的明显差异。即便如此，尽管毫无疑问可以举出更多材料（特别是在葬礼的记录中，对前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时间而言，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收集关于普通人群中的收入和财富分布的有意义的信息。

但是，我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用主义而聚焦富有的人群。就像我们将会在第3章和附录中看到的，在很多例子当中，社会调查或者人口普查记录使得我们至少能在非常粗略的线索上追踪，从古代到现代殖民时期特定社会当中物质资源的分配情况。这些大概的估计能够画出来的洛伦茨曲线，大多都像曲棍球杆，而不是月牙形的，这表明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在基本生存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古希腊和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这些我会在第3章和第6章讨论的群体），在国家水平的政权中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一般都缺乏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资源可能可以与精英群体的财富相抗衡。仅仅是这一原因，不平等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裕阶层掌握的资源比例调节的。

最后，引入大量非常贫困的个体也会提高整体的不平等水平。在许多前现代社会，奴役和放逐外来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新亚述帝国在从事大规模的强迫性重新安置方面臭名昭著，其中大多数是从被征服的边缘地区安置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帝国核心区域的。大规模的转移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当时帝国的扩张和统一正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关于这一古代记录的一项调查得到了涉及1210928名被放逐者的43个事件，以及超过100个的我们不知道或者仅仅知道部分数据的放逐事件。即使这些被公布出来的数据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且尽管关于把所有人群赶出家园的论断需要小心对待——“他的土地上的人们，男的女的，小的大的，都没有例外，我带领他们前进，我把他们视作战利品”——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

大约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被放逐者的不断流入使得亚述国王得以建造、转移和供养几个都城。歌颂皇室功勋的石头浮雕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被放逐者仅能携带少得不能再少的个人物品，例如一个包或者麻袋。他们被剥夺了以前的资产，一般只能期望勉强维持生存。当帝国达到其权力的顶峰的时候，他们的状况甚至恶化了。长期以来，在相关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重新定居的对象被正式地与土著居民区别开来：他们“与亚述人在一起”。从大约公元前705—前627年，大胜仗和不断持续的扩张培育出一种高涨的优越感，这种语句在亚述征服者的最后阶段消失了。被放逐者被降级到劳力的地位且被用在大型的公共建筑工程中。

强制性移民不仅扩大了穷人的队伍，而且提高了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法庭和寺庙的多种文本都提到了战俘的分配。当最后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亚述巴尼拔国王从埃兰（现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拖来大量的被放逐者的时候，他宣称这些是“我奉献给我的神灵的精品……这些士兵……我增加了我的皇家军队……剩下的在都城中、在伟大的神的驻所、在我的官员、在我的贵族和我整个阵营中间像绵羊一样进行分割”。分配后的这些俘虏被放到授予官员的农田和果园中进行劳作，其他人被安排到皇家土地上。由于是在很大规模上实施的，这些安排提高了劳动者在整个有着低收入和没有财产的人口中的比例，同时也提升了那些接近上层的人的收入，这是一种注定会恶化整体不平等的组合。

奴隶制产生了相似的结果。对外来人口的奴役是少数几种能够在小规模的，有着较低或适中复杂性的采集者社会创造出显著不平等水平的机制之一，这不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维生的觅食者社会中，还广泛地存在于部落群体中。然而又一次的，驯化和国家的形成促使对奴隶的使用达到新的高度。在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几百万奴隶进入意大利半岛，他们中很多人被富有阶层买来，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农庄中辛苦工作。2000年之后的19世纪，在现在的尼日利亚，与“黑奴制度”在美国南方提高了其物质不平等恰好同时发生的是，索科托哈里发国“圣战主义者”也将大量的战俘分配给其政治和军事精英阶层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