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人们便会首先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被历代改革家们屡屡援引的变法成功的典范。

商鞅是卫国公子的儿子，姓公孙，人们称他公孙鞅或卫鞅，后来因为他率秦国军队打败了魏国，秦孝公把商（今陕西商州）这个地方赐给他，封号“商君”，后人便习惯于叫他“商鞅”。商鞅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少好刑名之学”，形成了以法治国的认识。公元前361年闻秦孝公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几经磋谈，得到秦孝公重用，遂“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先后两次实行变法。

商鞅在秦国执政近二十年，使偏居中国版图西北角落、一度被“以夷狄视之”的秦国一跃跻身富强国家之列，后世遵循其法，逐渐在诸雄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中国与商鞅变法奠定的坚实基础不无联系。

商鞅推行变法，为取信于民，也颇动了一番脑筋。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高的木头置于国都南门，悬赏“十金”将木头搬到北门，但没人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又将赏金加到五十，终于有人前来尝试，果然得到了赏金，百姓始相信其法令言而有信。又值太子犯法，商鞅惩罚了他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后公子虔又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这一赏一罚，在秦国起到了震慑的效果，是秦国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但商鞅执法严明也触犯了许多权贵，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公子虔等贵族诬害，最终被车裂而死。

千百年来，人们对商鞅及其变法褒贬不一。秦朝的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迁所言“刻薄”是指斥商鞅的严刑峻法，这是立足儒家思想的认识。但同时司马迁也承认商鞅变法使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景象。苏轼《商鞅论》认为“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则否认秦国的富强是商鞅的功劳。《史记集解》引《新序》曰：“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指责商鞅的刑罚过于残酷，杜甫《述古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也抱怨商鞅执法过于严苛。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则在《商鞅》一诗中感叹：“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可谓千古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商鞅变法的思想主要记载于《商君书》中，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商君书》。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因《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显非出自商鞅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应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其中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此书现存二十六篇，其中二篇有目无书。

《商君书》首先解决了变法的理论支撑问题。《更法》、《算地》、《修权》诸篇都举尧舜禹治国方法不一，而天下皆称圣王，以古论今说明“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道理。《开塞》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就要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不法古，不修今”是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

《商君书》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有一些概念贯穿始终，下面我们择要介绍几个：

首先是“壹”。“壹”就是统一、专一。“壹”在《商君书》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内涵比较丰富。如“壹赏，壹刑，壹教”（《赏刑》）是说君主在上要有统一的政策和措施；“上壹而民平”（《垦令》）、“身作壹”（《农战》）是说君主要将法令贯彻始终如一；“意必壹”、“民壹意”（《垦令》）是说要使民众的思想统一；“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农战》）、“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赏刑》）、“圣王之治也，慎法、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壹言》），是说“壹”在治国中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农战”。农战就是农业与军事，《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关于农战的意义在《农战》中有集中论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为此《垦令》提出了20项措施，都是抑制百业，使国内的民众全体投身开荒种地。不仅如此，《徕民》还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邻国的民众前来务农。军事是国家强弱的晴雨表，所谓“入其国，观其治，民用者强”，商鞅以为治兵的理想状态是“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画策》）。《兵守》表明，军队分为壮男、壮女、老弱三军，可见当时的秦国全民皆兵，民众平时务农战时应征，形成农战结合的战略。《商君书》的《战法》即专门研究战术，《兵守》则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其对军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其次是“法”。“法”是法式、法律。在法家学派里商鞅尤其重视法。《定分》云：“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国，而排斥儒家的礼义教化，斥儒家仁义道德为“六虱”（见《靳令》）。法令的制定以重刑轻赏为原则，用严刑驱使民众从事农战，杜绝犯罪，即所谓“以刑去刑”、“以法去法”。《去强》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法令的推广透明清晰，《定分》规定各级政府均设专司法律的官吏，他们负责对法律的解释和推广，如有失误或不耐心解答就治罪。法令普及就能够形成上下监督的机制；法令的执行绝不姑息，这样就使大臣不敢枉法营私，民众不会违法乱国。

《商君书》中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细致的法令、军规。其中有一些内容对今人有一定借鉴意义，如“不宿治”的提法，既能够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又起到了不给奸吏枉法以可乘之机的作用；《禁使》指出不能让利益一致的人互相监督，利益一致的人互相监督，只能使罪恶掩藏而得不到揭露。《商君书》中也有些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如愚民政策、重农轻商的观点等等，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这些措施只能救一时之敝，而不能支撑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商君书》因不是出于一手，故其体例杂芜。如《更法》为论辩体，《农战》、《画策》、《内外》是政论体，《垦令》、《战法》、《境内》则纯是法规条文。从风格来看，其多数篇章语言风格冷峻、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务实的特点。但也有些篇章运用一些修辞手法，颇具文学色彩。如《徕民》以“齐人有东郭敞”设喻，《禁使》以驺虞和马设喻，等等，贴切而又风趣，增强了说理的效果，我们从中似乎可以捕捉到战国纵横家的影子。

《商君书》历来号称难读，一方面是此书文笔古奥，阅读时有一定文字障碍，加上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索解尤难。另一方面商鞅学说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在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的风气下，法家渐趋沉寂，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的认识，使学者对其整理和研究重视不足。

清人孙星衍、严可均、钱熙祚等人都对《商君书》作过校释，但文字句读仍难完全订正，其中严可均的《商君书校》“稍稍可读”，遂成为通行本。而俞樾、孙诒让、于鬯、陶鸿庆等人的学术笔记中所涉《商君书》校勘注释亦颇多创见，不容忽视。近世有王时润《商君书斠诠》、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陈启天《商君书校释》、简书《商君书笺正》、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章诗同《商君书》等，是今人阅读《商君书》的必备之书。本书以严可均校本为底本，凡底本讹脱衍误之处，依据其他版本或综合前人校勘成果径改，不出校记。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欲究其竟，还需细细品读原文。因学识有限，在注译中难免有妄测古人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指正。

石　磊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