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景观变奏曲

乡土的远去,并不代表着乡村景观的一成不变——如今在很多大城市,都有着当年乡村的遗迹,曾经的农田早已垒起高楼大厦,旁边狭窄又封闭的空间里,则住满了大量低收入外来人口,它的名字叫做“城中村”,这也仅仅是城市村落的面貌。

在城郊接合带,就像在江、浙、沪三角地带所见到那样,它们是由密集农房组成的村落,新式住宅楼、蓝色彩钢板搭建的厂房和各种形状的蔬菜大棚组成的庞然大物,它们周围正等待着城市扩张开发的土地,也早已不见耕地的景象,而是产值更高的鱼塘、圈地套利的园艺苗木场外来商人租用村集体耕地,一方面从深山挖取原始树木,挪种至园艺场,靠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对树木等园艺景观植物的大量需求而获利;另一方面,建在城市近郊的园艺场,期待城市扩张后土地由农地转性为建设用地,进而靠获得拆迁补偿而获利。等等。

至于距离城市更远的村落,固然传统乡村风貌犹在,但毕竟已是人烟稀少,早已不是旧日人丁繁盛时的场景,散落在村庄四周的土地,因为常年无人精心打理,以至于养分流失,变成了贫瘠的颜色一般而言,多年养护肥力充足的土壤颜色,多呈黑色、棕褐色,一旦养分缺失,土壤酸性提高,会呈现出养分贫瘠的偏红色。

将时间周期再度拉长,它又以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面貌出现,并囊括了不少乡村“过来人”的情愫。

在日本导演北野武北野武(Kitano Takeshi、きたの たけし),1947年1月18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足立区,日本著名导演、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影片《座头市》中,一言不发的盲人杀手,每次悄无声息地走过一片树林,我的注意力就会被旁边的风景所吸引——在树林另一侧的农田里,头戴斗笠的农夫,就像一个舞者,手挥农具一下又一下,相当有节奏地在刨地。

它让我想起年少时,随父辈们修“大寨田”的经历:

每家每户出一个人力,再集体坐上大卡车,抵达某个坡地,我们也就那么一下又一下,手握农具将坡地铲平,再用人力小推车把多余的土壤填到更为低洼的地方,原本低产、保水能力差的坡地,就这样改变了面貌,变成了产量更高、更为平整的梯田。

“农业学大寨”并不属于我那个时代,那时候中国多数的农民,已经“分田到户”,农村已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只是我们那儿仍有这样的传统,这也是为数不多,能让我感受到带有人民公社时期烙印,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农村集体劳动。

我并不想在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时期上做任何价值判断,同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它们只是阶段不同。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求解中国未来农业出路,只有回归原点才有可能找到最终答案。

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岁月,取得土地革命胜利的中国农民,先是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其后又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等份入股,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陆续组建了初级社和中级社;1956年,绝大多数农民又成为高级社社员,集体劳动、记工分,再到年底分红,按劳分配的农村集体经济时代正式开启。

两年后,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单位,它普遍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通过。,这也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村、村民小组基层三级组织。

人民公社时期对乡村景观影响最大的活动,就是“农业学大寨”等大规模农田平整和水利设施等乡村基础工程的修建。那时候不比现在,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农村并没有太多现代化的机械,而由数以亿计的农民以体力劳动来完成。

以“学大寨”的源头、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大寨村为例,它原本是一个小山村,因处于太行山土石山区,土壤贫瘠、自然条件恶劣,1953年,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5—198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带领下,大寨村民开始——用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辟出了大片梯田,通过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秸秆还田、增施农家肥等改良土壤的办法,使每亩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237斤增至1962年的774斤,改变了村民们靠天吃饭的状况。

站在环保主义者的立场,以“大寨”为榜样的那个改造自然时代,有着诸多不可取之处,但历史没有假设,将自己置身于那样一个亟待通过工业化推动国家振兴,同时又内外交困、温饱尚未解决的农业国家情境中去仔细体味,那么多农民只能自力更生。

而人类从远祖智人开始,他们走出非洲,跨过白令海峡,学会制造工具和武器,驯化植物和动物,步入农耕和工业社会,建立城市和巡航大江大海发展国际贸易,又仰望星空发射火箭,踏上星辰大海的浩瀚新征途——这一路,智人也只能自力更生。

经历过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土改,培养了解放区第一批拖拉机手的韩丁,晚年忆起与他缘分深深、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张庄村最早时的境况说:


1954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种了250000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阴凉得像公园:错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对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农村景观的变化,韩丁写道:


1978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


1983年夏天,韩丁从北京飞往上海,他看到了变化的华北平原:


我向下看看,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

这不是土改前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到了另一个人的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