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文化生态与现实语境

在进入文化现象与文学热点问题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其存在背景作一番介绍。这里所说的存在背景，重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近二十年，当然多少也涉及80年代中后期。道理很简单，因为进入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转型的特点，其“整体的边缘化与局部的热点化”的趋向似乎更为显见。转型不仅成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坛的文化生态，而且也成为催生和制造文学热点的宏观背景。

第一节　文学转型的历时演进及阶段性特征

转型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它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中的“生物演化论”的借鉴转用；而“生物演化论”在生物学中，则是特指一物种变为另一物种。我们这里所谓的转型，主要是强调历史过程的转化和质变。它一般是指从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和质变。借用不少西方学者的话来讲，主要指的是“Post-”，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伟大过渡”。而按哲学语言讲，则可叫作历史发展过程的渐进性中断，是实践本体（即人）自觉推进历史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和按照发展逻辑对原有平衡进行质向突破的一种理性转换，所以它与“转折”有所不同。

当然，这样界说主要着眼于转型的社会学内涵，具有它特定的语境。事实上，不同语境有不同的转型观。比如后现代的转型，是指局部、断裂、偶然及其非连续性的历史，也即被主流历史遗弃的大量历史信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历史只剩下了碎片，我们只能进行拼贴；而这种拼贴，则是偶然、随机的，它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后现代将历史与现实完全割断的观点，自然难以为我们所认同，但它对更客观、更全面地考察我们目前置身的这场伟大变革至少在认识论上是有启迪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非主流历史，注意偶然性历史。

文学是人学，它的中心是写人，因此我们谈转型不能离开人。那么从人学或人论层面上讲，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认为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就具体创作来看，催产深刻转型的最根本标志就是：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显然，这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八九十年代的文学，而是着重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来考察，将八九十年代文学看成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特定时段。从政治的角度研究近二十年来文学当然也可以，如反封建、反官僚、反现代迷信、反西方文化殖民等，这无疑属于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但文学现代性本身比这要宽广得多，丰富得多，它实际上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等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化，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这样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对转型时期文学思潮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世纪之交的八九十年代这段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然而同样是转型，近二十年文学也因时因境不同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5年以前的属于转型的发轫期，1985年以后的则可称之为转型的加速期。在转型期的发轫阶段，文学主要是继承五四传统，高度重视人的解放，为人与文的现代性做好艰难的观念转换和舆论准备。刘心武的《班主任》、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蝴蝶》、戴厚英的《人啊，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呼应着时代潮流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由此及彼，开始接触到了人性、人道以及异化问题。与之相应的，理论批评领域围绕朦胧诗，有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发出三次“崛起”的声音。在此期间，虽有反复甚至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但这种探索和讨论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反映了文学日趋现代性的趋势，而且在推进人与文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因这样，所以才有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创作方法”的概念提法，有了对《创业史》等“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再认识”的讨论，有了关于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艺术典型、批评标准、性格组合等问题的讨论。

而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商品因素的介入，在给文学带来新的内涵的同时也驱动着其转型步履的加快。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1985年。因为从转型这个角度看，“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个转折年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全新的起点”[1]。“这是奇迹迭出的一年”，“是民族主体精神和生命力度在艺术领域的又一次喷涌勃发”。[2]文学中产生的许多新质和出现的许多新变，包括延续到今天仍富有生命活力的精神指向，有不少就滥觞于此。理论上，这一年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除了提出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基础的新方法论外，还有文学的主体与本体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文学与文化问题、观念创新问题、20世纪文学问题，等等，可谓盛况空前。创作上，这一年也生机勃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涌现了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代表作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在这些作品中，彼此借鉴的文化资源尽管不同，艺术趣味也大相径庭，但都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艺术观的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不少作家特别是先锋作家都开始将目光冷峻地投向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叩问：他们不再把人视为单纯的理想、理性的精神载体，而是更多看到其原始的、非理性的一面。如《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酗酒、逃课、胡闹、怪叫、歇斯底里，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传统的理性原则的。这既反映了作家对人的自我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同时也流露出一种世纪末的感伤颓废的情绪。这就致使文学中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命题，及此逐渐游离脱节于思想解放运动，不期而然地与中国古代传统特别是与西方现代文化出现某种深层对接的趋向。

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文学转型的加速主要是来自西方现代派的驱动，那么到了90年代促成其转型迅速发展的则无疑就是市场经济的“魔力”了。经济对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重要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而无须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重要决定性作用在打破大一统的“政治决定论”、强化作家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使他们异化为物的工具。但是从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它毕竟是一个进步，是人类走向现代性包括文学走向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环节。因为文学一俟置身于市场经济，就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而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最根本的就是优胜劣汰。因此，这有利于文学竞争和艺术民主化。同时，正是由于优胜劣汰，它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机会和可能，使之不再成为过去计划经济生产模式中被耳提面命的消极被动接受者。这在总体上无疑是与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命题相契合的。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谈论市场经济下文学的辉煌仍言过其实，即使仅仅是谈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辉煌也同样为时尚早。文学不同于经济，精神迥异于物质，更何况我们当前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实利原则驱使诱导下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式微，物化的倾向相当严重。所以这就给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它提醒我们，文学要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人文品格，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性阵地和对未来的终极关怀。是的，对当代中国作家来说，生逢这样一个“经济中心”的时代是一种幸运，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责无旁贷地负有用文学推进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历史使命。但是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一种超越物质和实利的追求之上的精神构建，这是一个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民族成员所达成的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对当前文学思潮中存在的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心存忧虑，另一方面又为近些年来文坛上出现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讨论感到由衷的慰藉。

而从前者出发，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确明显地呈现出了日趋“边缘化”的发展态势：纯文学大面积滑坡；80年代曾经辉煌红火的创作队伍日趋萎缩；知名文学期刊或停刊或大幅度改换办刊方向；阅读对象流失；文学空间越来越小。与此同时，与文化市场流行趋势相一致的大众通俗文学，在纯文学遭遇尴尬的情况下却一跃而成为当下最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这些杂志、书籍、影视作品以娱乐性为第一要旨，涵盖经济、法政、生活、休闲等多个方面，在文化市场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渠道和精神主餐。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涉及此项的经济、法政类书籍未卖先红，预定的数量往往当以万计。引领时尚潮流的生活休闲类读物，虽然价格昂贵，却仍拥有庞大的都市中青年消费群。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新周刊》《格调》《品位》《时尚》《瑞丽》等新兴时尚类刊物俨然成为必备的客厅读物。此外，电子文化尤其是电视、电影乃至网络元素（如flash作品），也借助于传媒的普及，不仅与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学争夺读者，而且正如日中天，安享着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全国数亿台电视机每年容纳数以万计的电视剧（集），其速度、信息量以及丰富的感官刺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更多人愿意把业余时间花在视觉化的消费活动上，而不愿在辛苦的工作后，再劳心费神地通过阅读来完成从形象呈示到意义领悟的过程。这就导致屏幕上历史剧热、琼瑶片热、戏说热、偶像剧热、贺岁片热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连带着产生了剧本文学热、明星自传热。所有这些，的确使人感到“忧虑”。

需要指出，就在纯文学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生存境遇日益艰危的今日，文学界大多反而冷静下来：人们有“忧虑”，但却不像先前那样惊慌失措。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还著文肯定它的必然性、重要性。人们开始对全球化、经济化、信息化下文学的生存境遇进行理性的分析。2001年年底，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新的时代环境不仅不会带来文学的毁灭，相反能使文学的传播、学理的研究突破封闭、垄断的格局，扫除非学术的人为阴影，树立真正客观的科学态度，也能将当代中国文学纳入更加开放的“全球一体化”轨道，缩短我国文化艺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时空差距。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作家在转型时期对自我身份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可视为是文学在整体观念思维上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未来文学的发展及其转型，也许就在这不断调整的动态的过程之中。

第二节　“经济中心”时代的文学定位及应对策略

其实严格地讲，在文学由“政治中心”走向“经济中心”那天起，不少作家或学人就从全球化范畴来观照生成于中外古今纵横交叉坐标体系上的当代中国文学，对此进行定位，并采取应对策略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尽管是初步的，存在着不少“夹生”的现象，但它毕竟有相当的成效。它不仅使文学由原来的单一僵硬走向现在的多元活跃，而且也为今天及将来文学的更大调整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粗略地探讨了文学经历转型的不同阶段之后，有必要对此作专门的分析。

那么在“经济中心”时代，文学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作了哪些调整，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归纳一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进行了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交融，逐步改变文学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及其恐惧心态，对经济逐渐给予了理性的认同。报纸杂志上经常刊登文学与经济关系的文章，探讨经济全球化语境中文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家普遍增强了商品意识，部分文人下海，成为新儒商。一方面，文人从商改变了原有经济的结构，提升了经济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反过来，文学（文人）也因得到经济的支持而改变了以往简单狭窄的单维政治视角，并因有文化的介入作为中间环节而生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文学”形态。尽管也有人站在“抵抗”立场排拒经济，坚守“纯粹”其实不无封闭的创作观，把文学向经济开放看成“投降”，但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读者对此还是给予认同，并普遍增强了文学入“市”——文化市场的观念。特别可贵的是，作家也一改过去抑“经”扬“文”的思想，不仅按审美规律而且也按商品原则进行创作，追求艺术的民主化、大众化，将雅俗共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作为理想的创作目标。像过去那样只讲政治效用不讲市场效应的做法，已逐渐淡化。

（二）进行了中西跨文化交流。文学已从过去长时期的封闭隔绝中走出，更注意在全球化大交流、大冲撞、大融合中缩短彼此之间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迄今为止，我国已翻译出版了大量外来文学名著和理论。从尼采、卡夫卡、弗洛伊德、柏格森到海德格尔、詹姆逊、福柯、博尔赫斯，从后启蒙、后先锋、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到后乌托邦、后人道、后古典主义，各种各样的流派应有尽有，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西方那里的“新”主义刚刚出来，我们这里很快就流传开来。规模之大，模仿借鉴和研究的积极性之高，均是前所未有的。中西作家和学者有了更多机会直接对话，共叙一个话题。每年召开的各种研讨会，其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不可胜数。诸如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名词，对作家而言不仅耳熟能详，而且都有大量相应的文本尝试。尤其在年轻一代作家那里，更是比比皆是。早些时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原、余华、苏童、北村等十几位。他们不仅真正认识而且相当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并身体力行地贯彻于自己的文本实践之中。之后，就连原来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作的王安忆、史铁生、朱苏进等，也常常有意在其作品中尝试、借用西方各种流派的创作手法和策略。更为典型的，是90年代以来活跃于文坛的“新生代”作家，如韩东、朱文、李锐、邱华栋、阿来等新人。我们在惊异于他们对各种创作理念纯熟运用的同时，也不难发现这些作家对前卫又深奥的理论情有独钟的原因：一方面，在新的社会文化形态下，地球任何一端的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自由选择自己认同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迅速蔓延和权威话语的严重失语，使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只有在先锋文化中才能找到适合表达自我的理论依托。由此可见，在新的环境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自觉性加强了。置身世界文学主潮，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成为新一代作家急切的创作愿望。

（三）与上述两个调整相适应，作家自身的知识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80年代中期“新方法论”讨论和文化热的出现，对作家单一的人文知识有了革命性的冲击。90年代电脑的普及，以及纳米技术、克隆技术、生态学等的出现，更是将作家置身于一个无比宏阔又瞬息万变的崭新空间中：电脑网络等高科技的应用，使文学一改文字符号单元单维的创作渠道局限而变得立体生动起来；借助于网络和信息的高速传播，产生了新的文体形态，文学真正得以大众化，令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得到最大发挥，人人当作家的梦想成真。来自新事物的挑战和神秘魅力，让作家认识到自身知识结构调整的迫切，甚至产生深刻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学界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古今打通、中西融合。特别是90年代，随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明清及传统文化转移和“国学热”的兴起，加强古代文学修养，改善原有民族文化素养不足的状况，已成为文坛的共识。不少作家进入到对深层次文学史的成因关系、过程的清理和阐释工作中去。他们自觉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源头的文化语境、生产过程及其与古代文化传统的联系，并从民族精神、地域文化、传统审美意识乃至文体方面汲取营养，将其纳入知识体系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资源。

（四）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调整，文学界形成了一批颇具实力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与老年作家相比，他们固然有自身的局限，但由于成长在观念开放的新时代，知识体系和结构比较新颖，故往往有不俗的艺术成就，创作的起点相对也较高。只要能克服浮躁和较为强烈的名利意识，调整好心态和做好创作准备，会大有作为。这使人想起20世纪初沐浴欧风美雨又饱浸国学传统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家。西方的异质文化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确立了一种更加开放开阔、多元立体的文学价值观，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潜移默化亦成为其创作的源流。虽然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细节有所不同，但两代人面对外来信息的大量涌入，同样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同样都肩负着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引领向新世纪的责任，以全球化为参照，以民族化为底蕴，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书写当下生存境遇中个人存在与整体历史沟通的意义。从新一代作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不管环境如何改变，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情感，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而上述一系列的调整变化，正是文学主动向新的生活靠近的明证。

当然，不必讳言，全球经济和信息一体化也给文学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在这之中，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科技的发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大肆推销他们的文化，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也许有必要引起注意。以中国电影为例，据零点公司近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厦门、重庆五大城市调查，钟情于国产影片的观众仅占调查人数的9.45%，而偏好欧美、港台“大片”的观众，占到了90.55%。这些“大片”通过高科技手段获得的视听奇观，强烈地冲击着观众的日常经验，无论是在艺术效果还是在市场效益的竞争中，都具有得天独厚的明显优势。随之而来的是，大片中充斥着的异质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乃至个体欲望宣泄、表达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的庞大观众群。当然，就中国文学自身来说，经济信息一体化带来的最突出的负面效应，主要还是文学的物化、商品化、模式化，从而造成其整体水准的下滑和下降。不少学者结合当下文坛的实际，对此做过分析，此处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是想指出：我们不能由此及彼地对经济持非理性的否定态度，用道德的愤怒来代替对历史的评定，将文学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这种情况，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曾程度不同地出现。这种观点比较突出的代表是张承志、张炜。他们认为在物质主义追求下精神普遍堕落，由体制造成的经济、利益矛盾构成了丧失精神品质的俗界和反人道的恶魔世界，因此高喊“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相信“穷人是美丽的人”，并认定苦难世界中的人性更加质朴、纯洁、健康，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最执著的理想主义追求，如果缺乏这些品质，那就要被开除出这个高尚纯洁世界之外，甚至成为敌人。这就太片面了，不足为信。

其实经济与文学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决然对立，它们还有互为激励、相互促进的另一面。且不说经济实力可为作家的人格独立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它也为文学对人性的深度揭示提供了很好的描写契机。巴尔扎克正是因此，才写出金钱对人性的异化，而成为大师的。可惜的是，我们的作家未能有效把握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嬗变及其矛盾痛苦，作好人性被经济、金钱异化这篇文章，不少认知观念尚停留在一般的对经济表示道德愤怒的层面上。这就未免太滞后，需要引起重视了。

第三节　一元与多样并存的总体格局

尽管转型时期的文坛纷纭复杂，充满了许多悖论性的东西，但就大的方面而言，不妨用“一元与多样并存的总体格局”这样的说法加以概括。

这里所说的“一元”，是指代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正统价值取向，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中心”地位的一类文学——不妨可称之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或曰主旋律文学。它的具体功能和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确立文化规范，进行正面引导；二是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纯洁性，使之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大合唱中保持领唱的地位。它的具体内涵，就是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概括的“四个提倡”，即：“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并通过文联、作协等官方或准官方的组织机构（中国作协和省作协的行政级别为省部级、厅局级），文学刊物、文学批评（包括主管部门领导人的非个人化、非纯文学的讲话）以及文学评奖、课题立项等带有导向作用的保障系统付诸实施。

从文化资源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苏联革命文学，以高尔基为代表，强调文学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突出文学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斗争中的“实践”意义，以此来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进行组织的调整。其次是延安“红色经典”，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它们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调，以社会革命的行动主体工农兵为价值实现对象，用明朗饱满的情绪和通俗易懂的形式，诗性地表达文学的政治功利目标，给广大民众以形上的“精神食粮”。再次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伟人、英雄的及时捕捉和形象化转换，如《周恩来》《孔繁森》《张鸣岐》《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对社会隐性期待的集体记忆的一种新的开发，一种富有意味的把握。

上述诸种，前两种是历史的传统，后一种主要是现实的新质。它们彼此汇总起来，就成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创作的主要模式和参照标本。显然，这样的文化资源虽不能说贫乏，但却带有浓厚的文学—政治一体化的色彩，在“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它的弊病和不适就突现出来了。因此，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不可回避的难点之所在。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目前之所以处于不尽人意的沮丧境地，较之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等其他形态文学要来得更加艰难严峻，都可从这里找到解释。

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时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不久，文学形态也比较单一，所以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在文坛处于绝对的强势，而且还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与广大作家组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后来随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运动的结束，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开始凸现，于是就戏剧性地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既分化又互渗、紧张与缓和交替发展的特殊景观。1981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6年的“清污”，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曾几何时，一度引起文坛紧张，惊动了政府最高决策人物（如邓小平、胡耀邦）出面来干预、调节。90年代市场经济的提出，使得经济取代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这将以政治宣谕为职能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置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恪守其职，也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在对大众文学采取既吸纳又批判、规范的手段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对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所处的窘境。

但这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不能作过分夸饰的评价。究其原因，除了其自身的局限以及在文学与政治、思想与艺术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之外，还与其他形态文学所作的“多样化”的探索密切相关。如精英文学，它的基于相对独立知识分子立场的异质性和前卫性的探索，即对既成权力叙事和主流话语表现出某种叛逆性，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表现出破坏和变异性，对当代文学的变革的确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先是刘索拉、陈村，后是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北村等一批极度张扬个性自我和调侃“意义世界”的作家，没有80年代中期的刘索拉、高行健、莫言和90年代的余华、苏童、格非等充满叛逆和变异的作家的大胆探索，文坛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同样道理，如果没有武侠小说、言情文学、警探文学、社会文学、类型文学（早期往往是先从港台或海外引进，嗣后是自办刊物，在渐成气候的基础上再推出自己的作家作品）这一带有现代文化工业性质，高度重视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等精神需求的大众消费文学的应运而生，并在我国文坛的迅速蔓延，那么文学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又将是怎样一种状况？文学的一元与多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中国语境中更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有利于文学的竞争，使文坛在“一”与“多”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呈现丰富活跃的态势。

在过去文学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时代，自然不会有这样一种一元与多样的矛盾关系。那时文学是一元的也是单纯的，它稍微游离于主流中心意识形态，就会被斥为异端。这实际上是以一概多，以一当多。只有在从政治一体化藩篱中解放出来的今天，在既歧异又互补的各种不同文学主张和观念的支撑下，文学才能从多方面展示自己，实现多种可能性，从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学景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无论怎样高度评价“多样化”都不过分，这是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本书所说的“文学热点”的潜在基础。

当然，文学的多样化建立在作家个性的基础之上。没有艺术个性的林立和作家永不停顿的探索，也就不可能形成整体文坛多样活跃的态势。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对近二十年来文学中出现的多样化现象喜忧参半。喜，是因为多样的探索毕竟是文学蓬蓬勃勃、富有生机活力的表现，它可以因此强烈地刺激作家相互间的对比意识和竞争欲望，而使文学呈现一种散射的动态，各种观点争奇斗艳，各类佳作翻新出异，各路新人层出不穷，大大加快了文学的新变。忧，是因为过于求新求变，就必然使文学的发展既活跃又仓促匆忙，这样往往就使作品缺乏典型性，不同的发展阶段缺乏自足性，艺术观念和手法缺乏相应的稳定性。似乎过程便是一切，模仿和重复太多，旋生旋灭，真正留下的东西太少。从作家角度来看，过于多变，无意培植了他们“恐落后”的异常心理，使其容易心态浮躁，产生跟着感觉、时尚走的思维观念，难以安下心来进行创作，更谈不上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杨义先生在1986年就曾敏锐地指出此种多样探索“给作家造成极不稳定的文学声誉和艺术命运，在高频率的跃进和大幅度升沉中，作家往往不易自知和难于把握自我，他可能在今天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明天就发生令人忧虑的倾斜。创新的喜悦、蜕变的痛苦和探索的迷误形成三股螺旋式的力量，不时在他心灵深处形成一根难以解开的麻花”[3]。这种情况自90年代以来尤为强烈，特别是一批以“新”或“后”命名的文学，使得这种情况更加突出。这样就使得文坛速生丰产，耸动视听的影响要大于实践的成果，明显缺乏大手笔或大家风度，缺乏气势恢宏的精品杰作。可见“多样性”还有一个层次和境界的问题。如果仅仅停留于一般的颂扬所谓的“众声喧哗”“多元并存”，那是不够的；要紧的是，要根据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实际，合目的合逻辑地将它与“高远的旨趣”（黑格尔语）的追求结合起来。因为我们所讲的文学多样，并非以“多”为鹄的，而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精神创作的自由和宽容的公众空间，寻求文学变革的动力和可能，达到一种新的“历史重构”。不然，多样的文学就很容易在整体上滑向平庸肤浅的炫奇斗巧，多则多，但质量平平，缺乏应有的深度。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吴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