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播技术的重大突破、现代大众传媒业的诞生与信息传播重要性的凸显

传播学科同其研究对象——人类传播现象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即巨大的时间差：人类传播活动自古就有，人类传播的发展史与人类历史同步，而研究它的传播学却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古往今来，信息传播始终是渗透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现象。传播的重要性，实在是由来已久。但研究它的传播学这门学科，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才经历了孕育过程，至于其开始确立，还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沿着历史的通道逆行向后回溯，就能发现，这一学科的诞生如此姗姗来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直到这段时间，传播技术的重大突破、以此为技术基础的大众传播业的诞生，及其与其他一系列社会因素、过程的复杂互动，才令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凸显。

一、符号层面的重大突破

作为以人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科，从学科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来看，的确因这一巨大的时间差而显得姗姗来迟。这就值得探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当然不可能诞生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远没有达到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境界的远古时代，但是，到了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传授一系列分门别类的知识的大学已在一些国家出现的近代社会，传播学为什么也还没有形成？甚至到了系统化的学科知识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播学的问世为何还是落在其他学科之后？从人类传播活动本身来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再到20世纪40年代，这段时间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令传播终于成为系统、科学的研究的对象，并令传播研究上升为具有自身理论的学科？

沿着历史的轨迹追溯，不难发现，人类传播活动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人类在其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活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发明和更新传播手段、技术，从而不断延伸传播的时空距离并扩大传播的规模。人类社会一经诞生，其生存和发展就须臾离不开信息传播活动。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传播，同今日人类走向知识社会时的传播活动，其频度、规模、手段的多样性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历史上很长的时期中，对于渗透到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中因而具有行为伴随性特点的传播活动，人们通常并未将其当作独立的活动予以研究。这种局面，在现代大众传媒业兴起并成为突出社会现象时，才得到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正是现代传媒手段相继登场的时期。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生存，离不开个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为实现个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人们必须通过交流信息、思想感情和经验，相互了解。这就需要不断进行传播活动。进行传播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工具。在人类诞生后的漫长时期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方式的简单，限制着复杂的信息传递，也限制着信息传递的范围等。因而，出于在生产劳动中和生活中更有效地进行传播的需要，人类先是形成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口头）语言，后又创造了使信息得以离开人脑的记忆储存下来从而使大规模的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口头）语言的诞生，大约发生在距今2万—2.5万年前。由于（口头）语言能系统、抽象地表达声音和客观事物、行为等的联系，人类把声音同它们所指的对象分离开来，所以它有助于人类更有效地利用信息，从事信息传播活动。于是，（口头）语言很快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然而（口头）语言转瞬即逝，其传递的信息无法离开人的记忆而被保存下来，而且（口头）语言将传播距离局限在声音所及的距离之内，将传播范围局限于能听得见声音的若干人。虽然口语传播有可能通过“接力赛”式的办法，使信息通过一道一道的传递而扩大传播范围，但是采取这一方法不但难以大规模地扩大传播范围，而且必然涉及“走样”的问题，因为每“接力”一道，就可能出现因为记忆有误等原因而造成的“走样”。也就是说，口头传播的时空局限性仍然很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人类交往的频繁程度也大大提高，进一步克服传播活动的时空局限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字作为抽象化、规范化的符号系统，又于约6000年前应运而生。人类发明了文字和书写工具后，就能把信息记录下来、保存下来。这为把信息传给远方、传给较多的人、传给后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为文化的世代传承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控制，提供了可能性。语言和文字的诞生，是人类传播手段、技术进化中的里程碑。二者都是符号系统，因此，它们的出现，同属符号层面的重大革命。但是，虽然同为符号系统，语言和文字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口头）语言依赖的“工具”是人体的发音器官，声音无法同发出声音的人分离；而文字用于传播离不开记载文字的工具（如早期的小刀是刻字的工具），也离不开承载文字符号的材料载体（如石头、兽骨、竹片、木片等都曾是早期的承载文字的载体）。因此，文字的发明便呼唤着媒介技术层面的革命。

二、从近代印刷术的诞生和推广到印刷传媒向大众化进军

出于文字传播的需要，人类渐渐发明了书写文字的笔墨纸砚。但是，刀刻、书写的耗时费事，极大地限制了记载、复制（抄写）信息的速度和规模，仅凭这些手段，显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捷的社会传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史上更重大的突破，有赖于能迅速地、大规模地复制信息的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即负载符号的载体——媒介技术层面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一般认为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较先进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以及以此为技术基础的近代印刷媒介中最早的媒介——近代印刷书籍的诞生。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最早发明的印刷术。事实上，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就包括印刷术。中国在隋唐时就发明了雕版印刷，后来又相继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木活字印刷等。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的这些技术发明未能随即转化为较大规模生产印刷品的技术应用。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将机械技术运用于印刷术的，是德国人谷登堡（J.Gutenberg）。媒介层面的这一重大突破，出现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激烈冲突、中世纪文化同近代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当时社会对信息传播活动的需要空前增加，印刷媒介的诞生，顺应了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随着印刷媒介的诞生，机器插入了人类传播过程并被用来大量复制信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分享信息的能力，使快速而大规模的信息传递成为可能。因此，西方学者常常把1450年谷登堡发明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和1456年他运用这种印刷机印制了200份《圣经》这两个事件，视为人类传播活动开始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标志。[5]

当然，一些西方学者对于雕版印刷在中国出现于隋唐时代，比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机的发明早四个多世纪，也许并不知晓。我国发明的印刷术通过各国之间的交流逐渐传向亚洲其他国家和西方这一事实，时而被忽略。

应当承认，由于一系列社会条件的作用，发明后较快被转化为相对较大规模地生产印刷品的技术应用的，是金属活字印刷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其同近现代大众传媒中最早的印刷媒介的问世及大众传播活动的出现联系起来，有其理由。

同今天的情况相比，早期的印刷媒介的受众面还是很小的。这是由多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既有文化尚未普及、交通运输尚不发达等方面的原因，也由于印刷技术本身尚需不断完善。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迈向大众传播的飞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印刷技术本身而论，谷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机是手摇的，即它依然没有解决动力问题，这一点限制了复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要使文字信息的传递真正大规模地深入到社会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撇开文化的普及等其他因素不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尚需要解决驱动印刷机的动力设备的问题。这项任务后来在工业革命背景下通过动力工业的发展得以完成。在工业革命中，人类发明了蒸汽机，运用蒸汽动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速率。于是，19世纪初，以蒸汽机为动力的一种滚筒式印刷机（人称Koenig蒸汽印刷机，以发明者Fredrich Koenig的名字命名）问世了，它使印刷品的印制速率出现了飞跃，每小时的印数由此前的200多页增加到1100页。19世纪30年代初，这种印刷机又进一步得到改进，从而使每小时的印数进一步增加到几千页。19世纪40年代，轮转式印刷机（一种双滚筒印刷机，人称霍氏印刷机，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问世，使印刷速率一跃而达每小时双面18000张。

正是19世纪的一系列印刷技术革新，为印刷媒介真正向大众化进军提供了技术条件。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其他有关社会条件的改善，真正大规模发行的报刊得以诞生。于是，1833年，在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的美国，成为面向大众的廉价报最早的诞生地：是年，第一张成功的价格低廉的便士报（廉价报）《太阳报》在纽约创刊。这是一张面向平民百姓的报纸，采用商业经营手法。在技术上，它注意采用先进的印刷技术，从1837年起采用改进了的、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从而为报纸的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该报创刊3年后，发行量就达30000份。[6]以《太阳报》的问世为标志，美国报业开始了向大众化、现代化进军的过程。随后，纽约又出现了《先驱报》（1835年）、《论坛报》（1841年）、《纽约时报》（1951年）等价格低廉、发行量大、在美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报纸。美国当时已在大众传媒业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这在当时也代表着其他西方国家印刷报业发展的趋势。

三、现代大众传媒业的全面问世和（大众）传播学的孕育

鉴于廉价报的大众化倾向，可以说在严格的意义上，第一张成功的廉价报纽约《太阳报》的问世，才是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来临的标志。但是，在廉价报初兴时，在美国报坛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这种以平民百姓为传播对象的、以大众化为导向的报纸，而是政党报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廉价报的诞生拉开了报业大众化、现代化的序幕，然而报业大众化、现代化的整体实现，尚需一个过程。在美国，这个过程延续了几十年，它是面向大众的商业性报刊在报业中逐渐取代政党报刊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美国报业逐渐扩大传播规模、凸显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美国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步，其中包括：工业总产量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00年增长了7倍，跃居世界第一；城市人口增长了两倍，达到美国总人口的1/3；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初等教育基本普及，教育事业进步显著。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印刷技术也在继续进步，一些相关科技的发展，也为19世纪中叶后报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帮助。卷筒纸轮转铅印机、高速报刊印卷机等先后被发明并投入应用。1875年，《费城时报》开始采用高速报刊印卷机，该机印制报纸的速度达每分钟400张4页纸（400×4）。[7]1888年，整行铸排机技术投入使用。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推动美国报业大众化、现代化进程的力量。从1870年至1900年，美国报刊的数目和销售量增长显著。此外，报刊经营全面走上商业化轨道，从而形成一条“90年代的分水岭”。[8]至此，美国报业迈向现代化阶段的进程得以完成。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于1883年买下了纽约《世界报》，以现代化的办报方针、经营管理方法，将它办成了美国第一张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报纸，报社逐渐成为资金雄厚、职工人数逾千、每年赢利百万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普利策也由此确立了其作为美国现代报业奠基人的地位。美国报业进入现代化阶段后，发展迅速，报纸的发行覆盖整个社会。在报纸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是印刷传媒的杂志、书籍也在朝同一方向努力，同样成功地扩大了读者群，增加了社会影响。

自报业进入现代化阶段起，大众传媒业在全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因而，现代报业开始形成的19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人类传播活动发展中一段熠熠生辉的时期。而随后声像媒介尤其是靠电波传送信号的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的诞生，则是这段时间传播领域意义更为重大的突破。印刷传播虽然在克服时空限制方面比口语传播和书写文字传播更优越，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印刷传播所必经的实物（报纸、期刊、书籍）运输环节，使传播速度受到限制，也使信息的跨越空间受到束缚。此外，文字代码的相对复杂性使识字少的人和文盲无法成为传媒的受众；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活动图像/影像使印刷传播不够生动、亲切。这些缺陷，为随后诞生的声像媒介所克服。

声像媒介的问世，也是以一系列传播科技发明为技术基础的。1844年，美国人莫尔斯（S.Morse）成功地发送了第一个电报信号，揭开了电信时代的序幕。1865年和1873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尔（Max-well）在其著述中从理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73年，英国科学家约瑟夫·梅（Joseph May）发现了化学元素硒的“光电作用”，这预示了把光变成电信号发射出去的可能性。1876年，美国人贝尔（A.G.Bell）发明了电话。1884年，德国科学家尼普科夫（Nipkow）发明了光电机械扫描圆盘。1888年，赫兹（Hertz）发表了有关电磁波发生和接收的实验论文，以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ere Brothers）发明了电影摄影机，由此实现了图像信息从静止向活动的飞跃，标志着电影的诞生。同年，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G.Marconi）和俄国电气工程师波波夫（Popov）分别发明了无线电报技术。1901年，马可尼成功地进行了横越大西洋的远距离无线电信号传递。1906年，美国科学家德福雷斯特（Lee DeForest）研制成了真空三极管，使无线电技术获得了重大进展，无线电广播成为可能。同年，他和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费森登（Fessenden）在实验用无线电波传送人声方面，都获得了成功。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美国匹兹堡的KDKA电台成立开播，标志着无线电广播的诞生。1923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里金（Zworykin）发明了电子扫描装置光电摄像管，奠定了现代电视摄像的基础。1925年，英国发明家贝尔德（Baird）实验播送和接收画面获得成功。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市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正式进行电视广播，开创了电视时代。继英国之后，法国（1938年）、美国（1939年）、苏联（1939年）等相继开办了电视台，进行电视广播。

与印刷传媒相比，电子传媒在克服时空限制方面，又实现了一次飞跃。利用电波传递信号不但使传播速度瞬息万里，而且使传播范围空前扩大。这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就成了现代大众传媒业（尤其是狭义的大众传媒业，即新闻传媒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报业实现了现代化，面貌焕然一新，广播和电视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介先后诞生并且初显威力与潜能，进一步向人类显示了面向公众的信息传播的广阔前景。我们有理由这么说：正是在这段时间，现代大众传媒业（主要指新闻传媒业）形成了基本格局，人类社会传播全面进入了现代大众传播时代。职业化的大众传媒的全面登台，使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空前凸显。尤其是在处于大众传媒业领先地位的美国，大众传播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是非常突出。

这一切，令人们不得不对信息传播刮目相看并给予高度重视，学者们也开始认真地审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人们又开始担心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可能被滥用，从而引发一时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这种担心，促使人们对大众传媒倍加关注，促使学者致力于大众传播研究。一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不约而同地对传媒与大众传播现象进行讨论，从而使这段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大众）传播学的孕育期。在现代传媒业问世、发展较早的一些西方国家，从19世纪末起，许多知识分子围绕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影响，纷纷形成自己的观点、态度。其中，有的以乐观的态度赞叹大众传媒在提供信息和娱乐等方面的力量，赞叹它们在报道观点、促使意见流通和促进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方面的作用；有的则以悲观的眼光看待它们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悲叹大众传媒大量制造娱乐性的媒介产品，扼杀人类的原创力，以消遣取代文化，悲叹大众传媒体系受政治权威的操纵和控制，被运用于宣传政治主张等。这些探讨，显示了传播问题已开始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受到很大关注。以美国为例，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社会学家库利（C.H.Cooley）和帕克（Robert E.Park）等人都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加以探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