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和社会学家贝尔等人关于信息化社会的理论

还在电视作为传媒领域的最新成员备受青睐之时，信息传播中新的变化，就在悄然发生。以电脑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传播中媒介层面的新突破。

一、传播新技术、新媒介

目前已在全球范围的信息传播中显示出其独特优势的计算机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即开始了其从主要用于数据处理及信息的储存和检索到用于包括各种层次的传播活动在内的信息处理工作的发展历程。尽管最早的计算机是一个操作复杂、不易搬动的庞然大物，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计算机的电子记忆及其处理储存数据的程序编制，“还是科学的奇迹”，但是计算机作为能帮助人脑工作的数字化机器，很快实现了微型化，并达到了能够全方位进行信息的存储、处理、检索、发送和接收等的境界。除了计算机技术外，有线电视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不但解决了偏僻的山区等地区电视信号接收中的困难问题，还给电视增添了非传统的发展新途径，促成了大量以特定受众群体为对象的频道的出现，也促成了设计成双向的有线电视系统的出现，推动了电视传播中的对象化和受众本位化。与此同时，诞生后很快就被运用于电视传播的卫星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此外，1970年，适合于长距离传播的光纤也问世了。光纤技术的应用使信息传输的速度和容量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除此之外，近半个世纪以来还涌现出了录像、多媒体、电脑网络等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

在迅速发展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中，电脑技术、卫星技术、光纤技术等的发展，对世界性的信息传播来说，意义尤为重大，而电脑技术尤其起着核心的、主导的作用。伴随着以电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产业一跃而成为社会中发展最为显著的产业，知识、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信息化动向。在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1956年首次出现了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蓝领工人的人数之现象，而白领工人是以从事信息处理工作为主的。社会的信息化走势，劳动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很快引起了一些思想、观察敏锐的社会科学理论家的注意，成为他们讨论的主要课题。

二、贝尔的理论

首先提出系统的有关信息社会的理论的，是以面向未来的研究著称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只是，贝尔并未使用“信息社会”的提法，而是使用了“后工业社会”的提法，来指称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贝尔并不认为信息化是美国社会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唯一特征。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这一名称更能反映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全貌。贝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研究美国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正是这方面的研究，为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于1959年首次使用了“后工业社会”的名称，但其“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初步形成及产生影响，则发生在三年之后。1962年，贝尔在题为《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以后的美国》的长篇论文中，探讨了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力技术和科学技术，提出了将社会发展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阶段的论点。这篇论文迅速引起了广泛注意，论文所阐述的思想，很快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得到传播，并在学术界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预测的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73年，贝尔出版了重要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初探》，系统地阐述了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思想。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包括五个方面，即五个要素：经济部门、职业分布、轴心原则、未来方向和决策。贝尔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后工业社会都有其截然不同于以往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

根据贝尔的观点，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形态从商品生产经济形态向服务性经济形态的转变。他按照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有关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部类的思想（第一类以农业为主，第二类为制造业，即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指出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标志，是这三者的组合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在后工业社会，服务业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服务业在劳动力结构中和国民生产总值中，都占有远远压倒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超过了农业和制造业两者的百分比的总和；服务业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超过了农业和制造业两者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和。贝尔依据各国经济形态的有关数据，指出美国当时是世界上服务业部类就业超过总就业半数并且其产值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半数的唯一国家。[26]他由此认为，美国率先完成了从商品生产向服务性经济形态的转变。

在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在职业分布中，专业和技术阶级占首位。在后工业社会，伴随着服务性经济的扩展，不但就业结构中出现了白领工人的数量稳步上升的现象，而且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就业增长率遥遥领先，专业和技术阶级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其中，被贝尔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团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尤为惊人。根据贝尔的研究，在美国，在从1940年起的三十多年间，专业/技术人员总体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

贝尔感到对于观察社会系统和结构来说，轴心原则极为重要；在任何社会中，必有一事物居于中心地位。他的理论认为，在轴心原则方面，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社会活动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变为以系统的理论知识为中心，社会对理论知识的依赖性日益增强，理论知识日益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贝尔写道，“工业社会是机器与人协作生产商品的社会，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目的是管理社会、指导创新与变化，这转而又导致了必须施以政治管理的新的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27]。当然，任何社会的运作都需要利用知识，但是，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中知识扮演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在形成社会决策和指导变化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理论知识而不再是经验或实验摸索，它通过被编成抽象的符号系统，可以用来说明各种不同领域的经验，发挥如同各种公理系统的作用。[28]

贝尔认为，对技术进行规划和控制，是后工业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事关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技术和技术创新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技术的进步中也隐伏着有害的副作用。因此，驾驭技术最终必然要求对技术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并实施合理的控制，把握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在后工业社会，伴随着技术预测手段和技术评估手段的开发和应用，人类对技术的驾驭达到了新的水平：有能力对其发展和未来进行科学的规划，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衡量、评估，以合理地控制技术的发展。

在决策方面，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新的“智力技术”的兴起及其成为制定决策的新型工具。在贝尔的笔下，技术指的是：运用科学知识以可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智力技术是这样一类技术：它们用规则系统代替直观判断来解决问题。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主要的智力和社会问题，是“有组织的复杂性”问题，即大规模系统的管理问题，这种系统拥有众多相互作用的变量。为了达到特定目标，必须使这些为数众多的相互作用的变量协调一致。大规模系统的管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决策的形成必须利用规则系统——统计技术和逻辑技术。这些规则系统可能包含在自动化装置中、电脑程序中以及依据统计或数学公式编写的指令中。新的智力技术的特点是，能够确定符合理性的行动，并能够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在后工业社会，计算机已成为智力技术的工具，该工具所具有的可同时分解大量方程式的能力，使之能在系统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29]

虽然贝尔是以“后工业社会”而不是“信息社会”来指称新的发展阶段的，但是，贝尔描述的后工业社会的五个特征，无一不同信息、信息处理工作、信息技术相联系。他在论及后工业社会同信息、知识的关系时，曾谈到社会正在转变为一个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贝尔的理论是一种关于信息社会的理论。

三、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的理论

继贝尔提出其有关信息社会的理论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等，也就社会的信息化动向著书立说。托夫勒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版了《未来的冲击》一书，论述了社会在包括组织机构和信息在内的五个领域出现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持久性的灭亡和短暂性、新奇性、多样性的兴起。日益加剧的变化带给社会强烈的冲击，托夫勒将之称为“未来的冲击”。[30]他指出，造成“未来的冲击”的一个条件是信息超载：“我们在加速社会中变化的普遍速度。我们在迫使人们适应新的生活步调，日益经常地面对新的形势并控制它们。我们在迫使他们在迅速倍增的选择可能性中做出抉择。换言之，我们是在迫使人们以一种远远快于缓慢演变的社会所必需的速度，来处理信息。我们正在使他们中的至少某些人经受认知上的过度刺激，这一点几乎是无疑的。”[31]《未来的冲击》很快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1980年，托夫勒的又一本关于信息社会的力作——《第三次浪潮》问世。他用三次浪潮来概括人类社会在经济形态方面的三次转变：第一次浪潮指的是随着农业的兴起，社会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和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指的是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即向以信息为基础的高度电子化的社会（托夫勒称之为“超工业社会”）的转变。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在能源上将依靠可以再生的能源基础，在技术上依靠多样化的技术基础，它来自生物、遗传、电子和材料等科学部门，在原料方面其产业的基本材料就是信息加上想象力。信息领域的革命和以电脑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环境的出现，是第三次浪潮的重要标志。根据托夫勒的观点，在第三次浪潮中，信息变得格外重要，“新的文明将改组教育，重新调整科学研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还要改组传播手段”[32]。他感到传统的大众传媒，不论是印刷还是电子传媒，都不能承担信息化社会的传播重任，也不能提供信息化社会生存所需的多种文化。因此，他极为重视非群体化的传播媒介。他观察到在包括电视在内的整个传媒领域，传媒业正在向非群体化转化，如细分读者市场的小型报刊的盛行、广播的专业分台、电视传播中的双向有线电视系统、电视游戏机、电视录像、利用卫星传输技术的小型专门节目电视网等，都具有将受众分散为很多受众群体的共同特点。[33]

另一位以预测社会未来著称的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奈斯比特强调指出，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是美国社会变化的十大趋势中最重要的变化。关于信息社会的起始，奈斯比特认为1956年和1957年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实。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蓝领工人的人数，被认为是第一个标志，这意味着信息社会在美国的来临。第二个标志是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它开创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时代。在奈斯比特看来，技术知识成为新的财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是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他指出，发明电脑微处理机的英特尔公司的崛起和美国许多信息公司的巨大成功，都说明了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使知识的生产系统化，并且不断开发智力。信息社会“就像过去的社会大量生产汽车那样，正在大量生产信息”[34]。奈斯比特感到，所谓服务性经济主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绝大多数服务业工作者从事的都是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正在进入的新的社会并非不生产商品只提供服务，而是在生产什么这一问题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信息是新的社会的最重要的产品，知识产业已成为最主要的产业，它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的中心资源。[35]

奈斯比特还指出，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也意味着时间倾向性的变化。在工业社会，人们集中关注的是眼前和现在。在信息社会，由于变化极快，人们强调面向未来。作为佐证，奈斯比特列举了如下事实：未来研究成为专门的研究；专业的未来研究人员队伍成长壮大；研究未来的专门学会获得发展；有关未来研究的图书刊物大量增多。奈斯比特认为，在社会走向信息化的过程中，生活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农业社会的生活目标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工业社会的生活目标是人与人造自然（技术环境）的斗争；在正在进入的信息社会，生活目标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奈斯比特探讨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的五个重要问题[36]：信息社会究竟是一种真实的经济存在还是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的问题；有关信息流动的问题（包括信息泛滥成灾的问题）；技术的发明阶段问题；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脱节的问题；高技术和高情感/高感觉/高思维[37]的关系问题。其中，尤以最后一个问题成为他长期探索的问题。奈斯比特认为，新的信息时代的技术并不是绝对成功的，其成功与否取决于高技术和高情感/高感觉/高思维（人们对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反应）之间的平衡。[38]1999年，在以电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高新科技的发展把全球联入共享信息的巨网——因特（互联）网的新形势下，奈斯比特又出版了新作High Tech, High Touch：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该书中译本已于2000年5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思考。对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予以介绍。

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理论显然都深受贝尔的理论的影响。虽然三人在论及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时所用的提法/术语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却颇为相似。

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与理论，当然并非美国学者的专利。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化动向，已构成传播学的一大领域，并且吸引了世界各国传播学界和相关学科学术界大批学者参与研究。研究成果的发表自然也不仅限于美国学术界。例如，日本学者梅棹忠夫1963年发表了题为《信息产业论》的论文，把社会组织从农业社会经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产业的发展（农林渔牧→制造、建筑、交通→通信、大众传媒、教育、文化）同动物组织从内胚层器官（例如阿米巴类）到中胚层器官（例如哺乳类）再到外胚层器官（例如人类）的进化做了比较，认为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9]又如，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围绕“信息社会”（信息时代）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后改名为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在信息化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成果累累。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社会的信息化动向也予以很大关注。新闻传播教育界和研究界已有不少将“信息”一词包括在名称之内的机构。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发表也达到了颇大的数量。正是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使传播学研究中形成了有关信息化社会的许多课题和观点。贝尔、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有关理论，是其中颇具代表性、影响甚为广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