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儿狗街没路灯
因为我家面对的街道没有路灯，旧楼的平台上也显得很黑。我希望平台上能盛满这座城市夜晚灯火的余光。我抬起头来看天，月亮就像一个度数很小的灯泡，悬在高高的屋顶上，等我用手接住它的微光时，我几乎看不见它了。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
有天晚上，我正坐在平台上玩，就听见巴儿狗街上传来一声惨叫，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摔倒了，他一边扶起自行车，一边骂：“这是什么地方？连个路灯都没有！”我一听就知道他没来过我们的巴儿狗街。我在平台上朝他喊道：“在前面朝右拐，再走两百米就有路灯了。”
那人在黑暗中问道：“你在哪里说话？我看不见你。”
爸爸在为我的安全担心的时候，常常会对我说：“我们不会等得太久，我们家也要搬到东区去了。”我问：“会很快搬家吗？”
爸爸说：“当然很快了。”
我追着问：“明天搬家？”
爸爸说：“不行。”
我说：“那就是下个月搬家了？”
爸爸说：“开玩笑。”
我说：“不会是明年再搬家吧？”
爸爸说：“你在做梦啊？”
我说：“那还叫什么很快？”
爸爸说：“三年就是很快了。这不是喝可口可乐，这是搬家。”
我质问爸爸：“你说得很快，就是三年吗？”
爸爸不回答我的话了，他嫌我像块粘皮糖粘着他了：“我要去卫生间，别跟着我。”爸爸一进卫生间，就把门在里边锁死了。
我直直地立在卫生间的门口，扯着大嗓门儿喊道：“我回家的街道上没有路灯！”
爸爸在里边说：“西区没灯的街道有的是，不只是你走的那条街上没灯。”
我说：“你一天到晚瞎忙，也不管管路灯的事。”
爸爸把门打开了，他正在冲凉，露出一个湿淋淋的愤怒的头：“傻瓜儿子，安不安路灯这事归市长管，不归我管。”
我说：“真归市长管？”
爸爸又把门关上了，声音没关住：“当然归市长管了。”
我回到自己的小屋里给市长写信，内容如下：
管路灯的市长：
我住的巴儿狗街没有路灯，太黑了，你快来安装路灯吧！
可来
巴儿狗街是这条街的土名，现在叫国望街。我站在这条街上撒第一泡尿的时候，我就叫它土名，因为叫土名大家都知道，你如果问路叫新名时，人家都会补充一句话：“你说的是巴儿狗街吧？”住在西城区的人，干脆都叫土名。
市长没给我回信。我原以为市长见到我的信，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给我打个电话的。我觉得世界上有两件头等的大事：一是男孩子们可以买到登上月球的飞船票；二是给巴儿狗街安装上路灯。一条街没有路灯是件多大的事啊！我在等待市长给我回电话的时间里，市长打给我的电话内容都被我想象过了。他坐在一张宽大明亮的桌子后边，那张大桌子足足可以睡下五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市长梳着一个分头，很亮，那道分开头发的印很直，像切西瓜的刀分出来的。他用像唐老鸭发出的声调说：“请问，是可来的家吗？”我说：“是的。”市长说：“你叫可来吗？”我说：“我是可来。”市长说：“你的来信我看过了，我马上派人调查一下，看看巴儿狗街是不是没有路灯。”我火了，火气很大，我有发火的理由：“不用调查，我天天晚上从这条街上走，只有月亮陪着我。您应该马上带人来安装路灯，而不是搞什么调查！根本不用调查了！”市长马上说道：“好的，好的，我亲自带人去安装路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要把市长的声音想象成唐老鸭的声调。也许唐老鸭身上有一种知错就改的优良作风吧。于是，我对唐老鸭市长充满了美好的畅想。
我一个人站在旧楼的平台上，把这一切都想象得很具体也很过瘾。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跟爸爸和妈妈说：“怎么没人安装路灯啊？”
爸爸问我：“什么路灯？给哪儿安装路灯？”
我说：“给巴儿狗街呀！”
妈妈也问我：“谁来安装路灯啊？这条街好多年都没有路灯了。”
我说：“也该来安装路灯了。我早晨刚刚给市长写了一封信。”
爸爸看看我：“你给市长写了信？”
我点头。
爸爸的表情看上去有点不相信我说过的话：“怎么写的？”
我说：“很简单，让他马上带人给巴儿狗街安装路灯啊！”
爸爸瞪着我说：“以后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别胡闹！”
没人给巴儿狗街安路灯。第三天，我那封信被退回来了。牛皮纸的信封上被邮局贴了一张白条子，上边写着：地址不详。
我拿着这封被退回的信，气咻咻地问爸爸：“这个城市有几个市长？”爸爸反问我：“市长加上副市长，有七八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我说：“官最大的那个。”
爸爸就说：“那就是市长了。”
我说：“邮局的人连市长都不知道吗？”我一说这句话，爸爸就显得高兴起来：“信被退回来了？”
我说：“没有。”
爸爸说：“嘴硬！”
第二天，我背着所有人又写了一封信，仍然是寄给本市市长的，并在信封上聪明地写上了：市政府市长亲收。
大约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巴儿狗街的路灯亮了。我不知道市长接没接到我的信。我想，市长肯定是接到了我的信，才给巴儿狗街安装上路灯的。
爸爸那天回家后说：“怎么样？你给市长的信被退回来了，路灯也安装上了。”
我说：“那是因为我又给市长写了信。”
爸爸又朝我瞪着他的眼睛：“你又给市长写了信？”
我说：“当然写了。”
这一回，我听见爸爸说：“你小子真行。”
不幸的是，安装完路灯的第二天晚上回家时，我发现巴儿狗街的路灯又黑了两盏。第三天的晚上，又灭了两盏灯。
我急了。我怀疑是大鼻子那帮人干的坏事，是他们在深夜把路灯打坏的。我又给市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让市长快来救救巴儿狗街的路灯。我还给市长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市长守在巴儿狗街上，守到半夜，肯定能抓住砸毁路灯的人。我还在信的末尾嘱咐市长，半夜出来时，一定得多带些身强力壮的人，最好是都带上手枪。
我这种年龄的男孩子，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件事，我写给本市市长的信，怎会跑到我们校长的办公桌上。
那天早上第一节课前，巩老师让我跟在他后边，说校长找我有事。我就跟在巩老师后边走。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猜测是大错误，不然巩老师自己就能处理我了，干吗还要校长亲自来？
在校长的桌面儿上，我看见了自己写给市长的那封信。那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第一个跳入我脑袋里的傻念头就是，我把市政府的地址写成学校了。第二个傻念头是，校长是市长的姐姐，他们住在一起，让姐姐看见了我寄给她弟弟的信。
女校长的头发像是一个刚刚绕好的绵花糖，蓬松着，圆圆的。女校长的笑容也是圆圆的。我还没从梦里完全地醒过来。
校长见到我时就说了一句：“不错！”
我不知道校长说什么不错，她指的是什么。
校长说：“这就是可来了？”
我说：“是。”
校长问我：“平时有写信的爱好？”
我很纳闷儿，校长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怪。我说：“我只给市长写过信。”
校长把空着的椅子搬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我说：“坐吧。”
我坐下了。我抬头看校长蓬松的圆圆的头发时，觉得它们更像是棉花糖了。只不过是黑白交织着，没有真正的棉花糖白。
校长说：“除了这封关于巴儿狗街路灯的信，没再写过别的信了？”
我摇头。这时，我看见校长和巩老师在用一种很特殊的目光交流了一下。校长说：“可来，你还记得上个学期，在我们学校发生的豆奶中毒事件吗？”我知道那件事，但是，早已经忘记了。
校长说：“那次豆奶中毒的事，也是我们学校有人给报纸写信，才捅出去的，给我们学校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一直沉默不语的巩老师说话了：“校长，我看那次豆奶中毒的事，不像是可来捅出去的。”
校长用责怪的眼神望着巩老师说：“你身为班主任，要及时发现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苗头。不然，我这个当校长的太累了！”
在回教室的路上，巩老师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只跟在他后边。在我走进教室门的一瞬间，他摸了一下我的头，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那天晚上，我又给市长写了一封信。我的口气里充满了火药味和不客气：
市长：
有一件事我搞不懂，我写给你的信，怎么落在了我们校长的手里？请你解释一下！
可来
从那天开始，我没再得到一点点来自唐老鸭市长的回音。我觉得市长很没有礼貌，让我感到很遗憾，真的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