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追源溯流是讲故事人的一种权利，假设我们是在一八一五年，并且比本书第一部分所说的那些进攻还稍早一些的时候。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一晚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对拿破仑就成了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使滑铁卢成为奥斯特里茨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了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一个世界崩溃。

滑铁卢战争只有在十一点半开始，布吕歇尔才能从容赶到。为什么？因为地面湿了。炮队只有等到地面干一点，否则不能活动。

拿破仑是使炮的能手，他自己也这样觉得。他在向督政府报告阿布基尔战况的文件里说过：“我们的炮弹便这样打死了六个人。”这句话可以说明那位天才将领的特点。他的一切战争计划全建立在炮弹上。集中大炮火力于某一点，那便是他胜利的秘诀。他把敌军将领的战略，看成一个堡垒，加以迎头痛击。他用开花弹攻打敌人的弱点，挑战，解围，也全赖炮力。他的天才最善于使炮。攻陷方阵，粉碎联队，突破阵线，消灭和驱散密集队伍，那一切便是他的手法，打，打，不停地打，而他把那种打的工作交给炮弹。那种锐不可当的方法，加上他的天才，便使战场上的这位沉郁的挥拳好汉在十五年中所向披靡。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因为炮位占优势，他更寄希望于发挥炮的威力。威灵顿只有一百五十九尊火器，而拿破仑有二百四十尊。

假使地是干的，炮队易于行动，早晨六点便已开火了。战事在两点钟，比普鲁士军队的突然出现还早三个钟头就告结束，已经获得胜利了。

在那次战争的失败里拿破仑方面的错误占多少成分呢？中流失事便应归咎于舵工吗？

拿破仑体力上明显的变弱，那时难道已引起他精力的衰退？二十年的战争，难道像磨损剑鞘那样，也磨损了剑刃，像消耗体力那样，也消耗了精神吗？这位将领难道也已感到年龄的困累吗？简单地说，这位天才，确如许多优秀的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已经衰弱了吗？他是不是为了要掩饰自己的衰弱，才轻举妄动呢？他是不是在一场风险的困惑中，开始把握不住了呢？难道他犯了为将者的大忌，变成了不了解危险的人吗？在那些可以称作大活动家的钢筋铁骨的人杰里，果真存在着天才退化的时期吗？对精神活动方面的天才，老年是不起影响的，像但丁和米开朗琪罗这类人物，年岁越高，才气越盛；对汉尼拔^[1]和波拿巴这类人物，才气难道会随着岁月消逝吗？难道拿破仑对胜利已失去了他那种锐利的眼光吗？他竟到了认不清危险、猜不出陷阱、分辨不出坑谷边上的悬崖那种地步吗？对灾难他已失去嗅觉了吗？他从前素来洞悉一切走向成功的道路，手握雷电，发踪指使，难道现在竟昏愦到自投绝地，把手下的千军万马推入深渊吗？四十六岁，他便害了无可救药的狂病吗？那位掌握命运的怪杰难道已只是一条大莽汉了吗？

我们绝不那么想。

他的作战计划，众所周知是件杰作。直赴联军阵线中心，洞穿敌阵，把它截为两半，把不列颠的一半驱逐到阿尔，普鲁士的一半驱逐到潼格尔，使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不能首尾相应，夺取圣约翰山，占领布鲁塞尔，把德国人抛入莱茵河，英国人投入海中。那一切，在拿破仑看来，都是能在那次战争中实现的。至于以后的事，以后再看。

在此地我们当然没有写滑铁卢史的奢望，我们现在要谈的故事的伏线和那次战争有关，但是那段历史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况且那段历史是已经编好了的，洋洋洒洒地编好了的，一方面，有拿破仑的自述，另一方面，有史界七贤^[2]的著作。至于我们，尽可以让那些史学家去聚讼，我们只是一个事后的见证人，原野中的一个过客，一个在那血肉狼藉的地方俯首搜索的人，也许是一个把表面现象看作实际情况的人；对一般错综复杂、神妙莫测的事物，从科学观点考虑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没有军事上的经验和战略上的才干，不能成为一家之言；在我们看来，在滑铁卢，那两个将领被一连串偶然事故所支配。至于命运，这神秘的被告，我们和人民（这天真率直的评判者）一样，对它作出我们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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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尼拔（Hannibal，约前247—前183），杰出的迦太基统帅。

[2] 史界七贤，按此处法文原注只列举瓦尔特·斯高特（Walter Scott）、拉马丁（Lamartine）、沃拉贝尔（Vaulabelle）、夏拉（Charras）、基内（Quinet）、齐埃尔（Zhiers）等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