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张爱玲“在传奇里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传奇”；闻一多用生命做了“最后一次的讲演”；冯雪峰撰写《鲁迅回忆录》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对言论的压迫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成为言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46年，上海各界知识分子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联名通电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全面停战。《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大公报》《新民报》等或联合发表声明，或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国民党迫害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式统治。付出的代价是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喋血街头。全国文化界奋起谴责当局的卑鄙暴行。

9月，储安平在上海奋起创办《观察》周刊。以其“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观察》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其七十多位撰稿人几乎都是进步的作家、教授、报人。储安平把“文人论政”推向高峰，他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其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悲壮地完成了民国清流的谢幕演出，“成为百年绝响”。

“雾里梅花江上烟”，老舍在美创作《四世同堂》

1

1945年8月15日，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以中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老舍激动得几近癫狂，在文艺界庆祝会上，他纵情把盏豪饮，甚至跳到酒桌上，划拳行令，狂欢忘形。那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对整整八年的奋斗和等待的恣肆释放。他们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付出了太多的智慧、心血和忠诚。

但是，当国家承认和嘉奖抗战有功人员时，似乎忘记了这些文化人。当时政府制作了“胜利纪念章”，党政工作人员、军人等相关者皆有份，唯文教界无此殊荣，老舍等人代表文协与有关方面协商，结果仍无望获得。在萧伯青写的《老舍在武汉、重庆》一文中，写出了文艺界的不满，老舍曾就此向萧表达对政府的愤慨：“你看他们这些人有多么笨！一个胜利章能值几文，对坚持抗战的作家每人发一个，皆大欢喜，岂不是比较好些，可他们偏不那样做，这倒真使纪念章不值半文了。”

老舍原本想胜利后，继续回到山东青岛生活工作，当年他在青岛教书时，依山傍海、山清水秀的幽静环境，给他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抗战快要胜利的5月，他曾在《民主世界》发表了《“住”的梦》，说他春天想住杭州，夏天想住青城山或者青岛，秋天住在北平，冬天住重庆或昆明，他甚至畅想，一旦自己有了钱，就在他喜欢住的这几座城市各盖一座中式三合院，就连宅名都已想好，叫“不会草堂”，“不会”者，即不再像在文协工作那样天天开会之意也。

日本一投降，老舍真的写信给在青岛的老朋友王统照，请他帮忙买一座带小院的房舍，自己将在那里种花写作，安度余生。他曾想，战争刚结束，青岛肯定有许多空房子待出售。但当他接到王统照的回信时，他深深地失望了。那些空房子早就被发国难财的巨贾收购，或被手中有权的小官员以“接收”的名义占有了。

其实，老舍对国民政府的官员，早就十分了解。他在抗战后期写的一个叫“残雾”的剧本，就揭露过他们的“好色、贪权、爱财”等丑态。该剧讲的是一位局长，被日本女间谍色诱利用的故事。该剧的结尾是局长被抓，正当探长奉命抓捕日本女间谍时，一个官太太却派人将女间谍救出，去参加她的宴会。

另一剧作《面子问题》，写国民政府“某机关”里的官僚的种种丑行丑态。一面是“世家出身，为官多年”，一向作威作福、死要面子的佟秘书被撤职；一面是不够精明却心地善良的赵姓后勤工友，意外地得到一笔遗产，突然成了财主，周围的人，要么讨好献媚，要么投井下石。该剧通过对官场人情世故的讽刺，抨击国民党官僚的贪婪无耻和堕落。

这些剧作，源于生活，但令老舍没想到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吏的腐败会变本加厉。这个政府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老舍的买房梦又成了一枕黄粱，1946年年关临近，友人纷纷离开重庆，在邻居忙于准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老舍望着重庆北碚这栋有些冷清、阴凉的小楼，心里突生一种凄苦。

夜晚，寒月一弯照进小屋，他忆起1941年所赋的七绝一首，很合现在游子思乡的心境，于是抄录下来遣闷，其诗是：

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

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

不久，这首诗发表在《神州日报》，其抒思乡之情，让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游子，备感凄苦。

2

寂寞清冷的老舍，突然交了好运，令他始料不及。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的中央社发布了一条消息：

美国国务院决定聘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近期内出国。

当时，以官方文化界代表出访国外者不少，但以民间文化人代表身份出访的，曹禺和老舍算是开先风者，故国内外较为重视。老舍更是喜出望外。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与中国文化交流，拟请中国作家访美。几乎就在这时，老舍写的《骆驼祥子》，因被翻译成《黄包车夫》在美出版后，荣获1945年全美最畅销的小说之一，老舍被美国文艺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的优秀作家。于是，美国国务院出面，邀请老舍到美访问、讲学，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系列项目之一。

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联络员威尔马和在重庆美国新闻处服务的费正清，对促成老舍访美之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坛的深刻了解，他们向美国政府郑重地推荐了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舍，他们还建议美国政府，最好再邀一位共产党人作家，并推荐了周扬、欧阳山等，但经他们多方联系，最终未获成功，便有了另一位作家曹禺和老舍同行的结果。

经历了八年艰苦而紧张的抗战，老舍积劳成疾，能有一次一年的访美之行，这对调养身心自然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令老舍沮丧的是，美国只邀请自己，而一直聚少离多的夫人和孩子不包括在内。老舍踌躇再三，最后考虑一年后全家再团聚，就下了决心去美“放青儿”，苦累了八年的“骆驼”，可在青青草地上，尽情地吃青草。孰料种种原因，此次骨肉分离，一别竟然有四年之久。

老舍、曹禺离开重庆时，张治中将军为他们设宴饯行，周恩来、冯玉祥、冰心，还有从延安到重庆治病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也应邀到会。那位一年前在老舍创作十周年纪念会上，激情澎湃赋诗的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也赶来为老友送行。老舍记得那年郭沫若赋的诗是：

我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

交游肝胆露，富贵牛马风。

脱俗非关隐，逃名岂畏穷？

国家恒至上，德业善持中。

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

民间风广采，域外说宏通。

徒步谢公屐，高歌京洛钟。

更因豪饮歇，还颂万年松。

此诗后以《民国二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周年》，发在《扫荡报》（1944年4月6日）。这诗让老舍很感动。

在这次宴会上，记者请老舍谈谈对即将赴美有何感想，他的幽默天性，再次让在座的宾朋会心一笑。老舍笑曰：此次赴美，是去“放青儿”。其一直自喻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去吃青草，去换毛，然后回来进行负载更沉重、更遥远的跋涉。

老舍、曹禺到达上海等候乘船期间，文协上海分会的老朋友，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据当时《新华日报》的报道，茅盾、巴金、阳翰笙、胡风、潘梓年等文艺界名流，提前抵沪，送别老舍、曹禺。

宴会是热烈的，经历战火的淬砺，故友重逢，相谈甚欢，同时，在欢歌笑语中，也弥漫着一股忧虑的情绪，中华民族刚刚从日寇的蹂躏中解救出来，突然，又面临着同室操戈的危机。

老舍似乎还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双十协定》毕竟已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经过毛泽东和蒋介石四十三天的谈判，国共达成和平民主建国共识。签订《双十协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王若飞、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又在重庆召开，同一天，国共又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蒋介石分别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1月13日，军调部组成，中共代表为叶剑英、罗瑞卿，国民党代表为郑介石、蔡文治。军调部派三十八个小组，赴各冲突点调处。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军事三人（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小组签订。全国民众热烈拥护。老舍看到和平希望，他甚至说：“在我回国时，希望政治协商的决议多少实现一点，而‘文协’能自由地活动。”

有些史家说，当时的老舍已经投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其实不然，从他登上文坛，到抗日战争胜利，老舍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进步作家。以他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骆驼祥子》为例，这部小说比起左翼作家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内容和“战斗精神”，只是真实地描绘了故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的艰难的生活和悲剧命运。小说创作的缘起，是他听人讲起一个车夫买车卖车的三起三落的真实事件。他听后，觉得这事件很有典型意义，认为“这颇可以写成一篇小说”。辞去山东大学教职，当了专业作家的老舍，开始“入迷似的去搜集材料”。这位在北平穷苦胡同长大，熟悉北平底层生活的作家，太熟悉祥子这类苦力了，可以说，他听到关于人力车夫的故事伊始，一个鲜活的形象已在他脑海里活跃起来。他要做的，只是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和安排故事情节。他后来写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有更详细的介绍。

祥子来自农村，当了车夫后，就想凭着自己的年轻力壮，又能吃苦耐劳，不惜一身力气，立志买一辆自己的车，做独立的拉车人，省得受车夫老板的盘剥。他死命地拉车赚钱，三年里用血汗赚了一辆洋车。但好景不长，新车被军阀的乱兵抢走，接着不断经历磨难，但他挣扎着，执拗地想再下大力气来实现梦寐以求当独立劳动者的愿望。他与虎妞成亲后，好不容易用她的积蓄置办了洋车，又不得不为办理虎妞的丧事卖掉。他这买车的愿望，“像个鬼影，永远也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又经历了几次挫折后，特别是他喜爱的小福子自杀，让他最后的一朵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于是一直好强、正直、善良的祥子也堕落了。

《骆驼祥子》以清醒严谨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老舍怀着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无限同情，创作了这篇具有控诉力量和强烈批判精神的悲剧，唱出一曲美丽灵魂被无情毁灭的悲歌。祥子和鲁迅的阿Q、巴金的觉新等文学形象，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光辉耀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甚至有文学史家，称之为“光彩夺目的典型”，有溢美味道。

《骆驼祥子》，反映了老舍当时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新文学运动以来，胡适、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作家，都写过人力车夫。比较而言，老舍笔下的祥子，超越了他们。因为，对车夫的生活，老舍了解最深。他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一文中说：“我能描写大杂院，因为我住过大杂院；我能描写洋车夫，因为我有许多朋友是以拉车为生的。”又在《写与读》中说：“读了人力车夫的生活，我才能写出《骆驼祥子》。”熟悉洋车夫，对他们的生活体察入微，对这些人物内心世界也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笔下的祥子们才能写得活灵活现，而胡适、鲁迅等与车夫只是短时相遇、接触，并不了解他们的经历和灵魂，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悲悯。鲁迅《一件小事》中对车夫的歌颂，不过是为给清醒的自剖做陪衬。

关于《骆驼祥子》的结尾，值得一提。最早的《骆驼祥子》版本，在结尾时，作者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到了1949年后再版时，作者删去了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耐人寻味。

是年3月初，江南春早，老舍和曹禺启程赴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上海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酒会。除学者费正清等出席外，沪上各界名流如白杨等明星也到会表演助兴，酒会气氛热闹。据鲁海写的《老舍的美国之行》一文介绍，见友人真情相送，老舍很动情，放下酒杯，站起来，为大家即兴表演了他擅长的老生清唱，声情并茂，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3

太平洋浩瀚而苍茫，天空蔚蓝而明丽。

3月4日，老舍、曹禺登上了美国“史各脱将军”号邮轮，在众友人的依依送别中离开上海。经历了八年战乱，颠沛流离，热爱生活的老舍，在和煦的春风中凭栏远眺，背后是满目疮痍的祖国，老舍的心情应是很复杂的。

那个古老贫弱又经历了战争创伤苦难的祖国，老舍生于斯长于斯，祖国文化基因已渗透到他的骨子里、灵魂里，他是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他的短暂的离别，是为了休整和储备，如同骆驼要吃草，是为了肩负更沉重的使命。让他期待的是，他要用这一年在美国访问讲学之闲余，完成自己规模宏大，后来成为世纪经典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史各脱将军”号，要在海上航行十七天才能到达美国。旅程漫长，空间局促，老舍因有曹禺相伴并不寂寞。

算起来，老舍与曹禺相识很早，还是师生关系，曹禺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老舍也在那里任教。很巧的是，两个人都属狗，老舍大曹禺一个年轮，又算是忘年之交了。抗战时，二人都在重庆，也都创作戏剧。二人常常相互切磋。老舍很欣赏曹禺的戏剧天赋，曾说：“写戏，那得看曹禺。”这里并无恭维之意。早在曹禺在清华大学读书的1933年，二十三岁的曹禺就写出话剧《雷雨》，巴金读后，兴奋异常，拿到当时著名的《文学季刊》（1934年7月）发表。曹禺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老舍应该感谢曹禺，他把自己写的《秦氏三兄弟》改成《茶馆》，也成为戏剧经典，这里有曹禺的智慧。二人友谊相伴一生。老舍悲愤投湖之后十二年，曹禺作《怀念老舍先生》一文，惜念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老舍“是一位有很深的正义感的人，疾恶如仇”，“是一位非常勤奋，从未停笔的作家，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两位文学大师，有机会倾心交流艺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自然是一幸事。所谓文学交流，谈到紧要处无非是彼此坦露胸襟和灵魂而已。

半个多月漫长航行之后，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海平线有一片灿烂的灯火，那是美国的西雅图。

登上码头，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相关人员陪伴下，老舍和曹禺坐着小汽车，驶入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现代大城市。他们兴奋又茫然。

登上北美大陆，开始了快节奏的活动，他们二人被主人安排，沿着极具异国情调的西海岸，经芝加哥抵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报到后，确定讲学和访问日程，再到纽约。这一路上，主人安排颇为丰富，由老舍、曹禺作文化报告，观摩美国戏剧，参观游览，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在旅行沿途，他们看到了都市的高楼大厦，看到了广阔平原上的机械化作业，看到了农庄、牧场。眼前这个高度现代化、繁华而又强大的国度，让他们感到祖国太贫弱、太落后，心里便生出几分失落和酸楚。

4

美国的社会文明，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已给老舍和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访问美国，又亲身感受到中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成的友谊的热度。当然，老舍又对美国了解认识现代中国文化之浅薄，感到吃惊和失望。这让他在演讲中自觉尽量向美国人民介绍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现代中国及其历史悠久、灿烂的文化艺术。

《骆驼祥子》被译成《黄包车夫》，在美国畅销，引起美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但他们对老舍知之甚少。让老舍感到尴尬的是，每次来听他演讲的美国听众，虽然场场爆满，但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文学并不热衷，他们来到会场，只是想看看这位能写出在美国畅销的书的中国作家是什么模样。那时，老舍在美国的影响，远不如胡适。抗战伊始，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因到处发表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演说，赢得了美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深受美国人民敬重。在这之前，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师从美国学者杜威，成为中国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后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大幕，其声名早在美国远播。但作为小说家，老舍以《骆驼祥子》在美国享有声誉。中国剧作家曹禺到美，带给美国与百老汇不同的剧作，给美国带来一股中国文学的热潮。在这之前，1936年携全家赴美的林语堂，后接连被授予美国纽约爱米拉学院荣誉博士学位、新泽西州洛特格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和威斯康辛州贝洛爱特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后又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文组主任。林语堂于1935年在美国出版的《吾国与吾民》一书，被视为关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在当时极为畅销，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久居不下，远比后来老舍的《骆驼祥子》的影响要大。胡适、林语堂、老舍、曹禺以及旅美的中国文化学者牛满江、陈壤等人，给美国带去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影响深远。

在异乡美国，老舍、曹禺还与老校长张伯苓不期而遇，让他们惊喜不已。张伯苓于1904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成立“敬业中学堂”，后改名“私立第一中学”，1908年又改为天津“南开中学”。1917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学习，实地考察美国私立大学办学精神和组织管理方法，归国后创办了南开大学。1923年，又创办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形成一个系列完整的学府。七七事变后，他将南开大学南迁，在昆明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10月，重庆的南开中学举行庆祝建校四十周年和张伯苓七十寿辰“双庆”活动。各界友人、中共的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常委张厉生等南开中学校友，都来祝贺。由周恩来提议，他与张厉生用一乘滑竿，抬起老校长，围绕校园花圃转了一圈。周恩来与张厉生已年近半百，又都是政界重要人物。仍抬滑竿为老寿星贺寿，见者无不动容，也给中国教育史留下了一段佳话。第二天，南开的壁报就登出一首顺口溜：

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

师生情谊重，佳话山城扬。

这次是张伯苓来美治病。治病期间，老人收获了二喜：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授予他该校的毕业生名誉博士学位；二是在美国的南开校友，都纷纷从美国各地集中到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为老校长补办七十大寿祝寿活动。

老舍、曹禺参加了为老校长举行的祝寿大会。酒会上，事业、学术有成的各界南开校友，欢聚一堂，深情款款地为老校长祝寿的场景，让一直敬仰老校长教育事业成就卓著、文化人格高尚的老舍和曹禺激动不已。老舍与曹禺商量后，赋诗一首，作为贺礼，并在会上朗诵。诗写得较长，下面从《张伯苓图传》中，摘录一部分：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 ……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

…… ……

张校长！

今天，我们祝贺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

该诗的署名是“学生曹禺，后学老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受到弟子的爱戴和敬重，并被载入教史册，是名副其实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考试院长”，那是时代造成的，况且在1949年之后，已到垂暮之年的张伯苓对此已有悔恨表示：“一脚踩在臭水沟里。”我们何必苛求！

5

到美国后的大半年里，老舍走遍了大半个美国，后来又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魁北克。一路讲学游历，紧张却愉悦。但是虽是官费访美，旅费是定额的，路上的消费要从中支出。到了1947年下半年，美元贬值，物价上涨，老舍已感到囊中羞涩，不得不量入为出了。让老舍更为难受的是，曹禺的文化之旅到期，此时国内烽烟四起。先是东北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国共在四平开展激烈的争夺战；1946年6月内战爆发，中原的共产党军队突出重围，进入苏皖解放区，同华东新四军会合；9月，内战大火蔓延全国。国民党施行法西斯专政，老舍、曹禺的朋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国内血雨腥风，加上思念故乡，曹禺决定回国。

曹禺归国，老舍则结束漂泊生活，在纽约定居，住进八十三西街一一八号的两间公寓。老舍开始了在美两年半的写作翻译生涯。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剧本，同时组织有关方面积极翻译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

这两年，老舍不断从各方面获得国内消息，祖国正是国共决战时期，双方在东北、华北等广阔战线上，展开大规模厮杀，但在美国，这里一片歌舞升平，作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深刻认识国内战争的意义。他觉得一位受邀到美进行文化之旅的作家，是在美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和友谊，这是一个爱国书生责无旁贷的职责。作家的事业理所当然的是创作，用好作品传达世间的真、善、美，抨击社会上的假、恶、丑。把在美时期的老舍说成是“亲共”、思想“革命”的作家，或将之视为“反共”、思想“反动”的作家，似都无根据。

有一件事，偏偏让在美的老舍意外地陷入了一场政治是非的泥潭，是他始料不及的。

老舍曾应邀参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次会议，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的。会上，有人问老舍，当时苏联尚未拥有核武器，你认为是否应当也让他们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秘密？

老舍知道，美国在日本扔下两枚原子弹，无疑是最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要的手段，但造成日本人民极大的伤亡，是人所共知的。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战争将毁灭世界，是人类生存的极大威胁，似是常识。为了不造成人类灭绝的悲剧，掌握核武器的国家越少越好。因此，出于理性，他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经美报的宣传，老舍这一书生之见的非正式发言，传到了中国，竟一时令国内舆论大哗，甚至掀起一场政治风波。有批判的，有赞誉的，有愤怒的，有惊喜的，旧中国新闻自由，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都会各取所需地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利用新闻。对此老舍是深谙其道的，他不感到奇怪，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协的一些老朋友竟然也搬弄是非，起劲地攻击自己。

善良的老舍感到十分震惊。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战中，齐心协力、甘洒热血共赴国难，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文化人，怎么突然对朋友兵戈相向？清者自清，老舍不想为自己辩解。但他主动给文协正直的朋友叶圣陶和郑振铎写了一封信，表示辞去文协理事职务，同时退还了抗战期间在重庆做手术时文协给他的赞助费。此举，莫要视为老舍从此要与文协分道扬镳，老舍从不是小肚鸡肠的蝇营狗苟之辈。他这样做，只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尊严文人对人格委顿、世味已薄的态度。

这之后，他在美见到史沫特莱时，向她介绍了文协经费一直捉襟见肘的窘境，请求她帮助文协筹集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史沫特莱共募集了一千四百美元，按老舍的要求，汇给了大洋彼岸的文协。有了这笔当时可视为巨款的经费，文协自是欣喜若狂。后老舍从美国回到解放后的北京，用五百美元的稿费，在丰盛胡同十号（今丰富胡同十九号）购置了那座有名的“丹柿”小院。

老舍为已脱离的文协募集经费，这也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宽阔胸怀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价值取向的态度。他为人、为事、为文，一生都在努力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情感，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

6

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有个林木葱茏、池塘清澈、风光秀丽、空气清香的庄园，后由继承人将之作为公益事业，为文学艺术家营造并提供一处可以安心从事创作，名为“雅斗”的地方。老舍搬到了那里，与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日本女作家石垣绫子夫妇，还有史沫特莱女士为邻，各自住在散落在园林中的小木屋里。他们经常在茂密的弥漫着松叶清香的松林里散步，在春波荡漾的池塘畔看落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闭门创作。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文质彬彬的四十一岁的老舍，给大家展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风雅气度。特别是每天的清晨，在熹微的朝阳里，老舍总要打一套太极拳或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强身健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笔者在《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一书里，有详细介绍。在雅斗，老舍出神入化、飘逸又灵动的习武之姿，让作家们为之倾倒，击掌叫绝，这成了雅斗一景。

在雅斗的小木屋里，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的第三卷《饥荒》。

《四世同堂》共分三个部分：《惶惑》《偷生》和《饥荒》。其主旨是要表现刚结束的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持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寇，才有出路的过程。最后，他们以坚贞不屈和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最终赢得了胜利。

老舍放弃了出于战争需要的标语口号式的各种文体写作，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和拿手的幽默讽刺艺术。全书以老北平一条小胡同为舞台，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十七八户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场。而笔墨浓重地写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写得最出彩的是大杂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个体劳动者。《四世同堂》既无情地揭露了日寇残暴的血腥统治，又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特别是写出了普通底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小说在讴歌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的同时，对一些民族败类，对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欺压百姓的汉奸走狗的丑恶行径，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四世同堂》结构宏大，却极为匀称。人物众多，各个都栩栩如生。特别是操地道的北平话的对话，尤其传神。许多北平的风土人情和胡同巷陌的生活场景，都描绘得鲜明生动，出神入化。小说生动地描画出沦陷时期故都人民的苦难生存状态。

老舍是怀着饱满的爱国热情创作《四世同堂》的，诚如他在《〈四世同堂〉序》中所说：

设计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

可以说，这是老舍花费精力最大，写作时间最长，他自己也最满意的作品。

抗战期间，老舍在重庆北碚，共写了六十多段，大约六十万字，相当完成了原计划一百万字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只完成了三部曲的《惶惑》和《偷生》。《饥荒》就是在美完成的。

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破镜重圆——忆〈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中，写了老舍从美国归国，带回《饥荒》手稿的情景：

《饥荒》手稿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中，有硬的黑纸面，字是钢笔写的，很规整，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公分高……可惜，这批手稿全部毁于十年内乱，后十三段就包括其中。

“内乱”不仅“毁”了《饥荒》，更吞噬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的生命，为了人的尊严，他选择投太平湖自杀。一个默默的耕耘者，比起建功立业的斗士，或缺乏意志和斗志，然而老舍的那一跳，却是决绝地对“内乱”和命运的抗争。

似上苍尚眷顾老舍。三十年后，《饥荒》竟然真的有了一个“破镜重圆”的喜剧结局。

201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竟然发现了浦爱德（Ida Pruitt）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的原稿。比1982年马小弥译出的《饥荒》多出三段，还有更加充沛完整的情节。赵武平在认真研读了老舍的著作，体会了老舍的语言风格之后，又将《饥荒》遗失的原稿回译成中文，在2017年1月出版的《收获》杂志上发表，再由“活学文化”公司出版全本。诚如《收获》主编程永新所说：“赵武平先生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

读者终于可以见到这部堪称经典的巨著的全貌了，至此，《四世同堂》载着老舍先生对北京的遥远的乡愁，魂归故里。

在美期间，老舍还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该长篇是在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完成的。老舍以此书反映祖国正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以此书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鼓书艺人》写的是抗战期间，流落到陪都重庆的一群北平演唱大鼓的艺人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他们在社会底层被压迫、受欺凌的苦难中，奋起反抗，走向新生，昭示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书中写了三个青年妇女受到别人的欺骗和糟蹋，也有些人自甘堕落，沉沦潦倒。但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觉悟和反抗。方宝庆不仅对艺术持严肃态度，还对生活有美好的追求。在其影响下，养女秀莲产生对独立生活的渴望。他们父女还努力改革旧艺术，以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还力求表现这群艺人寻求自己解放和艺术的解放。

掌握自己命运，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主动性，这是老舍以前的小说中极为少见的高昂乐观的基调。小说还精心安排了一位革命作家孟良，在他的影响下，方家父女有了觉醒和进步。这是老舍有意地让读者看到一缕新时代的阳光，已穿透布满旧世界的阴霾，露出灿然的光辉。

当然，这是一位进步作家笔下的革命作家孟良和一群觉醒的艺人。用老舍写的小说结束语表述，便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证明祖国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对老舍已产生影响。但同时，从小说里，我们也读到老舍在十分陌生的新的社会变革到来之时的惶惑、矛盾和不安。1948年11月19日，老舍致信艾默森，信中说：

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他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我想我还是别写了。我的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

面对正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自由主义进步作家老舍，感到欣喜和期待是很自然的，但如何表现这一社会变革，老舍是力不从心的。因为他自己对这变革尚缺乏认识，自己的思想也并未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鼓书艺人》不可能表现出历史转折的深刻意义，小说中的明丽之色，是作者按自己的认识涂抹出来的。表现艺人的苦难和挣扎，老舍游刃有余；而表现他们的觉醒、斗争，则显得苍白乏力。故，有的评家认为在《鼓书艺人》中，“显示出老舍笔下的人物所少有的那种掌握命运，改变革命的历史主动性”，并说“以此表现了他自己正在经历的深刻的思想变化”云云，毫无根据，是很拙劣的溢美之词，是在拔高老舍，拔高《鼓书艺人》。也与老舍致艾默森信中的表达，以及他本人一直不愿意拿到国内发表，甚至连该书的手稿都没有带回国的事实相抵牾。

我们见到的《鼓书艺人》，是1980年，老舍逝世十五年后，其老朋友，复旦大学马宗融教授之女马小弥根据1952年在美出版的英文版翻译出版的。因为《鼓书艺人》之原稿老舍未带回国，至今也不知所终，无法评价英译与原稿在艺术上的差距。《老舍评传》认为《鼓书艺人》与原作之间在艺术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似站不住脚，既然连原稿已不知下落，那么又如何与英译后再译中的文本相比较？没有比较，又怎能轻易地下结论。

举凡由文学到人，拔高最易导致思想知识类型上的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也会导致以政治标准或某类“功用”取舍去代替文学本身的价值衡量，到头来，会把文学或作家的真面貌弄得面目全非，这样的教训，文学史上实在太多了。

“挥鞭依旧笑嘻嘻”，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狱中生活

1945年12月6日，一队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周宅。

冲进周宅大院的军警，将枪口对准消瘦脸上有着毛刷式胡子的院主人周作人时，他那两片紧咬的嘴唇嗫嚅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

经过一番搜查之后，周作人就被军警押走了，迈出大门时，院里传出他的妻子信子撕心裂肺的惨叫……

原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命军统局局长戴笠，以伪华北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名义，设宴诱捕伪临时政府众重要官员。偏偏周作人因小孙女美知患“一种流行感冒”（见周作人12月5日日记），未能出席宴会，故派军警进宅缉拿。

后来周作人说，入宅逮捕他的军警，在查抄其家时，顺手偷走了一块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印章，还有一块Movado牌手表。

12月9日，华北大汉奸王克敏被捕，后在狱中自杀。

周作人被捕后，关进了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八道湾十一号大门从此紧紧关闭，“苦雨斋”在严寒的冬季凄凉地落幕了……

1

关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八二·监狱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需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

有关资料说，监狱规定每月可探监一次，送钱一回。比起每次送中储券二十万元的阔主，已败落的周作人家，每月仅能送来区区五千元，为同监之最少者。当时北平用的中储券，每百元合华北联合券十八元。周作人作为伪国府委员时，每月只拿二千中储券，他曾与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同僚沈启无诉说待遇太低。南京开会时，他向大汉奸陈公博反映，后经伪华北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同意，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委会委员，所领由三百六十元华北联合券，涨到二千元。

关于沈启无，似须多说几句。沈原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学生。在《周作人书信》中，俞平伯、废名及沈启无皆为主要收信人。在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时，周作人还为之写序，关系当属密切。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沈启无更是不离周作人左右，周作人下水出任北平伪督办，后又被黜，再重任伪国府委员及华北政委会委员，都与沈启无出大力有关。抑或说，在甘心当汉奸这条泥泞路上，师生二人是狼狈为奸的。自古文人大凡当了官僚，多被彻底官僚化，特别是当了汉奸、异族侵略者的奴才，彻底“堕入深渊”之后，其灵魂就再难干净。沈启无费了大劲儿把老师扶上了“周督办”和华北政委会委员之后，老师却仅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回报，并未让他登上心仪已久的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位置，心里便生出不满。

后来，沈启无想当《艺文杂志》与《文学集刊》两个刊物的主编，与也想把持这两个期刊的人发生矛盾冲突，于是又向老师周作人求援，只要他表个态，对手即可知趣而退，但老师非但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却着实批评教训了他一顿。翻阅周作人日记，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述：

启无来，至十时才去，哓哓论刊物事……虚浮之事无益徒有损，惨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这回，沈启无对周作人不仅不满，而且心怀怨怼，化名“童驼”，著文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1943年4月，已不是在职的教育督办的周作人应汪精卫之邀，以文人清客的身份，在长子丰一及弟子沈启无的陪同下，做了一次“江南之行”。到南京座谈、讲演之余，还到苏州游览，兴致不错，遂分别赋诗四首：

一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

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二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

忽闻一声擘破玉，浸对明灯搔白头。

三

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

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

四

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居况味不胜言。

开门偶共邻翁话，窥见庵中黑一团。

已当汉奸的周作人，一直混迹官场，仰日本人鼻息，失却独立人格，苟活而已，哪里还有诗情。

此次稍有闲情，触景生情，乘兴信口咏出几首小诗，却也较真实地吐露出自己尴尬的人生况味。身陷泥潭，行动不得自由，思想失去自主，附逆的精神阴影无时无刻不盘踞心头，使其备受煎熬。他将三、四两首诗，书赠给当地的两个汉奸警察署长，其举意味深长。

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讲演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著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牾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果然，周作人大讲“儒家文化中心论”，遭到日本军方和日本反动作家片冈铁兵等人的攻讦。1943年8月，周作人并未参加的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片冈铁兵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学之确立”的演说，指出“余在此指出之敌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破坏“建设大东亚之理想”。

周作人是后来从胡兰成发表在《中国周报》上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发现片冈铁兵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对自己的攻击言论的。

周作人“绍兴师爷”的老辣手段被激活了，他轻而易举地收拾了向日本提供自己演讲资料的内奸沈启无，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将沈启无逐出教门，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断然破门，逐出弟子沈启无，让人自然想起周作人当年“谢本师”一幕。

除掉内奸之后，周作人并不直接与片冈铁兵交锋，而是修书一封，直接给他的上司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攻击“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者片冈铁兵“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接着说：“如若所谓反动派老作家确实是鄙人，则鄙人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

周作人，原本一介书生，虽参伪政为期不长，但审时度势的能力并不差，他见到战争中日本人由攻势转入守势，已成强弩之末，为稳定局面，日本人尤其需要他这种人，故以辞官相威胁。为把事弄大，他将致久米正雄的信，同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果然轰动一时，震动了日伪政权。不久，《新中国》报发表了社论《所望于批评者》：

周先生在中国文坛素负重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萌生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中国文坛之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之前途……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

社论支持周作人之反击，其也妙在话中有话，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微词。兔死狐悲，也附逆的陶晶孙，在《新申报》上，发表《关于大东亚文学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声援周作人。在一片声援周作人声讨片冈铁兵的声浪中，日本舆论也公共表态，日文《大陆新报》于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也批评片冈铁兵“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指出其“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深感遗憾”。

各种对周作人的声援，对片冈铁兵的声讨，舆论重压，不能不引起日本军方的重视，在其默许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压力下，片冈铁兵不得不写长信，承认自己有“偏激之词”，并向周作人“深表歉意”。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也批评片冈铁兵“失言”，并表示愿与“东亚文坛之权威”周作文“合作”。

对此，周作人的抗争最终取得了“好结果”。

2

1946年5月26日，在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关了半年的周作人等，被带上飞机，押解到南京受审。

在这之前一个多月，汪伪“第一夫人”，伪中央监察委员，大汉奸陈璧君接受公审。

陈璧君于1912年与汪精卫结婚后，一直追随汪进行政治活动。并曾助汪投敌，成为汉奸之魁首。陈于1945年8月22日，被军统于广州拘捕，与汉奸褚民谊等押往南京囚禁。公审时，法庭以五项罪状，宣判处以其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苏州看守所执行。

周作人等十四人押往南京前，《申报》这样报道：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着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每人许携物十五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谈龙集》……

钱理群之《周作人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据说他在飞机上曾将旧作一首抄示于人（也许是应对方之请吧），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布井闹盂兰。”这算不算他对自己在日伪时期的种种作为的一个历史的反思、总结呢？可能也是入狱这一段时间他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吧？还有说他在押解途中还写有诗两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其二曰：“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既自叹“日暮途穷”，又感慨“故园虽好已无家”，这凄凉、惆怅自是周作人的，但却联想起千年多前“一苇渡江”的达摩，是不是也决心“面壁十年”呢？那么，周作人仍然是于消极中有积极的。

《庄子·秋水》有：“庄子与惠王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王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周作人总是将自己的灵魂紧紧地包裹住，我们很难透彻地了解他，比如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宣布自己与陈独秀、钱玄同诸人，是同一“方向”的，而就在他当了伪督办，做了政客以后，他又是怎样积极鼓吹，要以“儒家人本主义”为“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产主义”来着。他心中一直有“两个鬼”争斗纠缠，一直在“学者文人”与“政治官僚”间角色转换，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

押到南京之后，南京高等法院即对周作人提出起诉，其列举罪证如下：

其任伪职期间，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敌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又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之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

周作人被允许写“自白书”，对起诉书做出下列辩护：

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读者读周作人之自我辩护，会发现，面对政府的指控，深谙“绍兴师爷”真传的周作人，实际上在巧妙地做无罪辩护。对自己的附逆罪行，完全不认账。

3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附逆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审理详情不得而知，但第二天的《申报》上，刊发了中央社的相关报道，可窥见公审的大概情形。标题为“京高院公审周逆作人供词支吾无确证”，该文曰：

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两旬钟，以证据尚在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一九）三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公审周作人，惩治汉奸，天经地义，但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一方面从理智上能够识其叛国本质而无情批判他，一方面在感情上又生出同情和痛惜。

的确，周作人背叛民族，当了令人不齿的汉奸，查之有据，已被坐实，罪不可赦，遭到谴责批判，罪有应得。但是“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力量”，没有周作人的新文学史，就有些黯然。

茅盾先生在周作人被公审后不久，有《周作人的“知惭愧”》一文，发表在《萌芽》一卷三期上。文章说：

周作人一向是个人主义者，他解释中国历史是唐以后便走上了衰败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优秀有为”的日本民族“亲善”而“筑立东亚的新秩序”不是什么可以“惭愧”的事情。他所引为“惭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顶着汉奸帽子，对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违反“本心”胡说一顿：做汉奸其实也是“曲线救国”云云。

周作人真正把灵魂卖给魔鬼，事例颇多，笔者在《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一卷多有叙述，此简举几例。

1941年，周作人与钱稻孙等汉奸一行到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先到皇宫“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然后又“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1941年4月15日《庸报》报道）。第二天又去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日本海军伤病人员，同时捐赠五百元……

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到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去讲话，云“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其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百姓大搞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灭绝人性地烧、杀、抢、掠，嗜血杀戮，制造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

1942年5月2日，周作人又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赴伪满访问，庆祝“满洲帝国”建国十周年。周作人在日记中记有“随主席进宫谒见……在嘉乐殿筵席”。

是年10月，周作人又赶往南京，为汪精卫祝寿，遍见“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周作人备受礼遇厚待……

此时的周作人，哪里还有民族尊严，哪里还有人格自尊，哪里还有文人的操守和灵魂？曾经嘲讽左翼作家“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周作人，如今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和宿命。

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身边曾有大批追随者的周作人被公审，总会有人为恩师说话，这很正常。如曾赠撰联“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给老师周作人，又被周作人视为“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人”的废名，就站出来为其说话，在他写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明明白白地加了一句：“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对此，废名振振有词曰：“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真是高师出高徒，废名的这番话，与周作人在法庭上的自辩，如出一辙。

从《胡适来往书信集》中，有一封俞平伯就周作人致胡适的一封信，其中有请求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情的文字：

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

俞平伯乃周作人之另一高足，其为老师减刑而请当时思想文化界重要人物胡适帮忙，其心情也可以理解，但胡适对事关周作人投敌变节这等重要问题，是不能不谨慎的，他没有去为周作人的附逆辩解。

南京高等法院经过三次公开审讯，于11月做出了如下判决：“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

周作人不服，以曾力推“儒家文化中心论”受到片冈铁兵攻击，“扫荡反动老作家”为据，要求最高法院复判。

1947年12月19日，南京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

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国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过当……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十年……

周作人有如此下场，确与其人格委顿、道德弱化有关涉，那种将“做人”同“做学问做文章”截然分开，是站不住脚的，像“义利之辩”本为文化人起码的良知，而周作人终究做了屈从于苟活本能的奴隶，终于把一种人生的复杂真相尴尬地暴露给世人看。选择，总有代价，“苦雨庵”的选择代价，付出的是灵魂。

世人皆知黄裳先生写有《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一书，誉满文坛。黄先生关注明末名妓柳如是，是在1946年南京龙蟠里看到黄尧圃旧藏《阳春白雪》的时候。与他同时关注“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的，还有陈寅恪。陈寅恪特为柳如是作“别传”。这里要提黄裳，是他在南京关注柳如是的时候，作为著名记者，他也关注在南京受审的周作人。在周作人最终宣判之前，黄裳特到老虎桥模范监狱专访了周作人，并写出《金陵五记·老虎桥边看“知堂”》的长篇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脸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作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

后来他提到最近没有再审的消息，大约是在收集证据吧？有一位律师愿为他辩护。他自己写过一篇自白书，两篇《答辩状》，所说的话大约都在那里了。我即发问，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绝口不言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这次法庭上又说了那么许多不免于“俗”的话？这很使他有些嗫嚅了。最后他说，有许多事，在个人方面的确是不说的好，愈声明而愈糟，不过这次是国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为一个国民，他也不能不答“辩”云云。他重复说，现在想说的只是一点。起诉书中说他“通谋敌国”，而日本人也说他“反动”，是“大东亚思想之敌”，事实上绝对没有在两方面都是“敌”的人，除了这点以外，其余的都可不说……

他又说文人报国的方法，也只有写写文章，不误人便好。他又说其实也可以上前线去一刀一枪的，本来是海军出身，还是武人哩……

我又问他是否还有许多集外文没有收集，他说没有了。我又记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华日报》上剪了下来的《参拜汤岛圣堂纪念》的文章。他就说这些应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还有许多在外面。我不禁又想起那穿了军装检阅童子军的照片来，问了他，他好像觉得无所谓，马上答说，他“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态云云。

最后话题转到苦雨斋的藏书，我问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虽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问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

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

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

为友人题画梅 知堂

读这诗颇使我“有感”。正如他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是在说别人，也难免不涉及自己。这里“笔下神情费估量”，正是写《自白书》时的写照吧？居然“风貌不寻常”，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来，只觉得这个“老人”的愈盖丑恶而已。很奇怪，这诗没有衰飒之音，而反倒颇有“火气”，岂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浓一番”乎？

时间拖得太长也不太好，只好请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长说希望看一下他们的狱中生活，就又由一个狱吏陪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面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板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璟、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秦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刚刚那首诗，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不过这儿我没有嘲讽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够凄惨的了。

读黄裳笔下的周作人，不禁让人想起杭州岳坟旁的秦桧，历史要他永远地跪在那儿，“白铁无辜铸佞臣”，那般光景，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

据龙顺宜（龙榆生女儿）在《知堂老人在南京》（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3月号）一文中介绍，1946年初夏时分，周作人被押解至老虎桥后，周作人的儿媳张英芳致函她，希望尽力照顾周作人。此后每星期她便给周作人送些熟肉或饼干之类。她的生活也拮据，有时会十多天去一次，她还在每年冬季后，给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甚是殷勤照料。文中还说，周作人的学生废名曾寄给她百元，托她交给老师。

废名于1946年，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京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抗战期间，他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糊口，此时他醉心佛学，写出《阿赖耶识论》。到北大刚有了收入的废名，便拿出工资的一多半汇给周作人。后来，解放军开进北平。周作人从监狱返回八道湾，生活困顿，许多旧交都怕惹麻烦，不敢接济周作人，废名却热情为老师奔走呼吁，甚至组织北大学生为乃师募捐。冬天，废名给周作人送去一大车煤，为此北大中文系开会批判废名，说他立场有问题。而废名对鲁迅，却一向刻薄。

关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忠”字舍里的周作人，“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知堂回想录·一三七·琐屑的因缘》）。但也有令他感到难耐的，那就是监狱里不能读书写作。他后来写的《读书》一诗，幽默中含辛酸：

读书五十年，如饮掺水酒。

偶得陶然趣，水味还在口。

终年不快意，长令吾腹负。

久久亦有得，一呷识好丑。

冥想架上书，累累如瓦缶。

酸甜留舌本，指愿辨良否。

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

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

后来，龙顺宜姐弟二人给周作人送来英国劳斯所著原版《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一书，让周作人喜不自禁。于是周作人开始重操旧业，在“忠”字舍里译起书来。把一本板置于饼干盒上即为桌，每天伏“桌”而译。夏季的南京，堪为火炉，而周作人却有“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之乐。不料同室的汉奸、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突被押去处决了。这令周作人心惊肉跳，寝食难安，便吟诗道：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恸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

兔死狐悲，内心“凡大哀极乐”的复杂，皆在诗中，正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让他悲哀的是，此刻无友人可倾诉，“哀怨虽刻骨，旁人哪得知”。

1947年夏，周作人被狱吏带出“忠”字舍，移居于东独居。监里的环境大大改善。最让周作人喜出望外的是，商人黄焕之被放出监时，留赠他折叠木炕桌。比起那用木板搭成的小“桌”，真有天壤之别，他终于有了条件安心写作了。丁亥年（1947年）他竟然写了杂诗三十首，儿童诗七十二首，还有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一百首。对周作人而言，这些创作，“虽是游戏所作，亦须兴会乃能成就”。他还将此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有擦火柴，必须发热到某程度，才会发出火焰来。”（《知堂杂诗抄·儿童诗与补遇》）

在寂寞中，转眼到了戊子年（1948年）。年初，周作人在他的自编诗稿之后，写了一首五言题诗：

寒暑多作诗，有似发疟疾。

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

转眼严冬来，已过大寒节。

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风雪。

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

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

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

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

从前，周作人作五十自寿绝句。而今又在狱中多写五言诗，已与当年境遇大不相同。但若细读，读者会发现，周作人的诗并无大变化，往昔他荣显时，无得意之状，当今入监为囚，也无愧疚之态。

沉默的高墙里，周作人正在吟诵：

书房小鬼忒顽皮，扫帚拖来当马骑。

额角撞墙梅子大，挥鞭依旧笑嘻嘻。

（《知堂杂诗抄·甲之十·书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