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像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做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后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像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摊摊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褛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像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站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像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

“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着他。但是确切地说，这谈不上是敌意；只是一种警觉，暂时的僵化，像在看到不熟悉的野兽经过一样。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党员的蓝制服不可能是常见的。的确，让人看到自己出现在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碰上巡逻队，他们一定要查问的。“给我看一看你的证件。好呀，同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班的？这是你平时回家的路吗？”——如此等等。并不是说有什么规定不许走另一条路回家，但是如果思想警察知道了这件事，你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突然之间，整条街道骚动起来。四面八方都有报警的惊叫声。大家都像兔子一般窜进了门洞。有个年轻妇女在温斯顿前面不远的地方从一个门洞中窜了出来，一把拉起一个在水潭中嬉戏的孩子，用围裙把他围住，又窜了回去，这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与此同时，有个穿着一套像六角手风琴似的黑衣服的男子从一条小巷出来，他向温斯顿跑过来，一边紧张地指着天空：

“蒸汽机！”他嚷道。“小心，首长！头上有炸弹，快卧倒！”

“蒸汽机”是无产者不知为什么叫火箭炸弹的外号。温斯顿马上扑倒在地。碰到这种事情，无产者总是对的。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在好几秒钟之前能预知火箭射来，尽管火箭飞行的速度照说要比声音还快。温斯顿双臂抱住脑袋。这时一声轰隆，仿佛要把人行道掀起来似的，有什么东西像阵雨似的掉在他的背上。他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附近窗口飞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那颗炸弹把前面两百米外的一些房子炸掉了。空中高悬着一股黑烟柱，下面一片墙灰腾空而起，大家已经开始团团围住那堆瓦砾了。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堆墙灰，他可以看到中间有一道猩红色的东西。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污一片，那只手完全苍白，没有血色，像石膏制的一样。

他把它踢到边上，然后躲开人群，拐到右手的一条小巷里，三四分钟以后他就离开了挨炸的地方，附近街道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时已快到二十点了，无产者光顾的小酒店里挤满了顾客。黑黑的弹簧门不断地推开又关上，飘出来一阵阵尿臊臭、锯木屑、陈啤酒的味儿。有一所房子门口凸出的地方，角落里有三个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中间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份折叠好的报纸，其他两个人伸着脖子从他身后瞧那报纸。温斯顿还没有走近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全神贯注。他们显然是在看一条重要的新闻。他走到距他们只有几步远的时候，这三个人突然分了开来，其中两个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看上去他们几乎快要打了起来。

“你他妈的不能好好地听我说吗？我告诉你，一年零两个月以来，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

“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407，最后一个数目是7。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

“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米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像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已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像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儿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镖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像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钩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劳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杯子？”

“他妈的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按着柜台，身子向前靠。

“听他说的！亏他是个当酒保的，却不知道一品脱有多少！告诉你：一品脱是四分之一夸特，四夸特等于一加仑。再下去就得教你ABC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酒保忿忿地说。“一公升，半公升——我们是按这样计算的。你前面架子上的玻璃杯就是。”

“我要喝一品脱，”那个老头儿坚持说。“你给我倒一品脱还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可不用他妈的公升。”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住在树上。”那酒保瞥一眼旁人说。

接着是一阵哄笑，温斯顿进来时造成的不安之感似乎消失了。那老头儿尽是白胡子茬的脸顿时泛起了红色。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转过身去，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地搀住他的胳膊。

“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他问。

“你是个上等人，”那老头儿说，又挺起了腰板。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制服。“一品脱！”他气势汹汹地对酒保说。“一品脱啤酒！”

那酒保在柜台下面水桶里涮了两个厚玻璃杯，然后各倒了半公升的深褐色啤酒。在无产者酒店里你只能喝到啤酒。照理，无产者是不许喝杜松子酒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搞到。投镖游戏又开始了，在柜台前面的人又开始谈论起彩票来。温斯顿的出场给暂时忘却了。在窗户底下有一张松木板桌子，他和那个老头儿可以在那里说话不怕别人听到。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酒店里没有电幕，这是他一进来就弄清楚的。

“他满可以给我倒一品脱的，”那个老头拿着啤酒杯坐下后还嘟嘟囔囔地说。“半公升不够。不过瘾。一公升又太多。尽撒尿。更甭提钱了。”

“从你年轻时候起，你一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投镖板转到柜台，又从柜台转到厕所门，好像他是等待酒店里发生变化似的。

“那时啤酒可比现在好，”他最后说，“价钱也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咕噜——四便士一品脱。那当然是在战前。”

“哪一次战前？”温斯顿问道。

“不管哪一次战前，”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腰板。“祝你健康！”

他咕噜咕噜地喝着，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上下移动，速度惊人，一会儿后，啤酒就喝光了。温斯顿到柜台那里又拿回两杯半公升的啤酒来。老头儿似乎忘记了自己不愿喝足一公升的话。

“你的年龄比我大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有生下来，你一定已长大了。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对那时候，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而书本子里讲的不一定对。我很想听你说说。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吃苦受罪，那种日子你想也想象不出。在伦敦这里，很多的人一辈子没有吃饱过肚子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打赤脚，没有鞋子穿。他们一天做工十二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子睡十个人。但却有很少数人，只有少数几千人——他们叫资本家的——有钱又有势。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的。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啰，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走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像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艇赛的晚上——在划艇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在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枝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一九二五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你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像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像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像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像普通无产者那么侉。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么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卖快要完了，没有人再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货。家具、瓷器、玻璃器皿——全都慢慢破了。还有金属的东西也都回炉烧掉。我已多年没有看到黄铜烛台了。”

实际上，这家小小的铺子里到处塞满了东西，但是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什么价值的。铺子里陈列的面积有限，四面墙根都靠着许多积满尘土的相框画架。橱窗里放着一盘盘螺母螺钉、旧凿子、破扦刀，一眼望去就知道已经停了不走的旧手表，还有许许多多没用的废品。只有在墙角的一个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漆器鼻烟匣、玛瑙饰针等等——看上去好像还有什么引人发生兴趣的东西在里面。温斯顿在向桌子漫步过去时，他的眼光给一个圆形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在灯光下面发出淡淡的光辉，他把它拣了起来。

那是一块很厚的玻璃，一面成弧形，一面平滑，几乎像个半球形。不论在颜色或者质地上来说，这块玻璃都显得特别柔和，好像雨水一般。在中央，由于弧形的缘故，看上去像放大了一样，有一个奇怪的粉红色的蟠曲的东西，使人觉得像朵玫瑰花，又像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很有兴趣地问。

“那是珊瑚，”老头儿说。“这大概是从印度洋来的。他们往往把它嵌在玻璃里。这至少有一百年了。看上去还要更久一些。”

“很漂亮的东西，”温斯顿说。

“确是很漂亮的东西，”对方欣赏地说。“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识货了。”他咳嗽着。“如果你要，就算四元钱吧。我还记得那样的东西以前可以卖八镑，而八镑——唉，我也算不出来，但总是不少钱。可是现在碰到真正的古董，哪怕剩下不多了，有谁能识货？”

温斯顿马上付了四元钱，把这心爱的东西揣在口袋里。吸引他的倒不是那东西的美丽，而是因为它似乎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一个时代，而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柔和的、雨水般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玻璃。这件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尽管他可以猜得出来，以前一定是把它当作镇纸来用的。放在口袋里很沉，不过幸而还好，体积不大，没有显得鼓鼓囊囊的。一个党员手中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甚至容易招罪的。任何东西，只要是古旧的东西，尤其是美丽的东西，总容易招疑。那个老头儿收下了四元钱后显得很高兴。温斯顿意识到，要是给他三元，甚至两元钱，他也会收下的。

“楼上还有一间屋子你也许愿意瞧一瞧，”他说。“东西不多。只有几件。如果上楼，我就去掌一盏灯。”

他另外点了一盏灯，弯着腰，慢慢地走在前面，上了一道陡陡的磨光了的扶梯，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到了一间屋子里，那屋子不临街，窗口外面是个铺鹅卵石的院子和许许多多房顶的烟囱。温斯顿注意到，屋子里的陈设仍是要住人似的。地上有一条地毯，墙上有一两张画，壁炉前面有一把深陷的邋遢的安乐椅。炉架上面有一只老式的玻璃钟在滴答走着，钟面的数字还是按十二个小时分的。窗户下面是一张大床，几乎占了屋子四分之一的面积，上面仍旧放着一条床垫。

“我老伴死去以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老头儿有点歉然说。“我把家具一点儿一点儿卖掉了。这是一张很好的红木床，如果你能把臭虫搞掉的话。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觉得它太笨重。”

他把灯举得高高的，好照清整个屋子，在温暖的昏暗的灯光下，说来奇怪，这地方是很招人喜欢的。温斯顿心中不由得想，如果他敢冒险的话，大概很容易用几块钱一星期就把这屋子租下来。可是这念头完全是胡思乱想，一出现就马上得放弃。不过这屋子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怀旧的心情，一种古老的记忆。他觉得他完全知道坐在这样一间屋子里有什么滋味：在熊熊的炉火旁边坐在安乐椅中，双脚搁在炉架上，炉子上吊着一个水壶，孑然一身，安全无恙，没有人看着你、没有声音在你耳边聒噪，除了壶里的吱吱水声和时钟的滴答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没有电幕！”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

“啊，”老头儿说。“这种东西我从来没有置过。太贵了。反正，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有这种需要。那边角落里有一张很好的折叠桌。不过，你如要支起来，你得安上新铰链。”

另一角落里有一只小书架，温斯顿已经给吸引着向那边走去。架子上除了废物以外什么也没有。在无产者区，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搜书烧书也搞得一样彻底。大洋国不论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有一本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印的书。老头儿仍举着灯，站在壁炉旁边对着床的墙上挂着的用花梨木镜框镶的一幅画前面。

“要是你对以前的老画片有兴趣，”他开始委婉地说。

温斯顿过来看那幅画。这是一幅蚀刻版画，画的是个椭圆形的建筑，上面有长方形的窗户，前面有个小塔。建筑物周围有铁栏杆围着，后方似乎是个塑像。温斯顿凝视了片刻，那个建筑物看上去似曾相识，只是他记不起那个塑像了。

“画框是嵌镶在墙上的，”老头儿说。“不过，我可以把它卸下来。”

“我认识这所房子，”温斯顿终于说。“现在已经败落了。这是在正义宫外面的一条街上。”

“不错。就在法院外面。给炸掉了——唉，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原来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他带着歉意地微笑道，好像自己觉得说的话有点可笑，又补充说：“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那是什么？”温斯顿问。

“哦——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那是我小时候唱的一个歌谣。歌谣里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不过我还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有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有把斧子砍你脑袋。一边唱，一边跳舞。大家伸出胳膊，让你在下面钻过去，一唱到这里有把斧子砍你的脑袋，就突然放下手来，把你逮住。这支歌里尽是一些教堂的名字。伦敦的许多教堂都在里面——我是说主要的大教堂。”

温斯顿胡乱地想着，不知这个教堂属于哪一个世纪。要断定伦敦一所建筑的年代，总是很困难。凡是雄伟的大建筑，只要外表还新，就总是说是革命后修建的，看上去显然比这早的，就归于称为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期。资本主义的几个世纪一般都认为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从书本上固然学不到历史，从建筑上也学不到历史。雕塑、铭文、纪念碑、街道的名字——凡是可以说明过去情况的任何东西都统统改掉了。

“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个教堂，”他说。

“其实，留下来的还不少，”老头儿说，“不过都派了别的用场。噢，我记起来了，那支歌谣是怎么唱的！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可惜我只记得这两句了。一个铜板是最小的辅币，外表同一分钱差不多。”

“圣马丁教堂在哪里？”温斯顿问。

“圣马丁教堂？那还在。在胜利广场，画廊旁边。是座门廊呈三角形，前面有圆柱和很高的台阶的房子。”

温斯顿对那地方很熟悉。那是一所博物馆，用来陈列各种宣传品的——火箭弹和水上堡垒的模型、反映敌人暴行的蜡像等等。

“以前叫做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头儿补充说，“不过我已记不得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田野了。”

温斯顿没有把那幅画买下来。有这东西，比那玻璃镇纸还不合适，而且无法带回家，除非从画框上卸下来。不过他还是逗留了一些时候，同那个老头儿说着话，那个老头儿的名字不是叫维克斯——从店铺门前的招牌来看，你很可能认为他就是叫这个名字——却叫却林顿。却林顿先生年六十三岁，是个鳏夫，住在这家铺子里已有三十年了。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铺名改掉，可是总没有动手改。他们一边说着话，温斯顿的脑海里一边在哼着那忘了一半的歌谣：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很奇怪，你一边哼，一边就真的觉得听到了钟声，那是一个仍旧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但是有了伪装和被人遗忘的、失去了的伦敦的钟声。他似乎从一个个阴沉的尖塔中听到了钟声的传来。但是从他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在实际生活中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教堂的钟声。

他离开却林顿先生，独自下了楼，免得那个老头儿看到他在出门之前偷偷地看一眼街上有没有旁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隔开适当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月——以后，他要冒险到这家铺子再来一次。可能这并不比逃避邻里活动中心站更危险。真正严重的危险还是，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也不知道那个铺子老板是不是可靠，竟然又到这家铺子来。但是——！

他又想，是啊，他是要再来的。他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小东西。他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蚀刻版画，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塞在蓝制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去。他要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把那首歌谣全部都挖出来。甚至把楼上房间租下来这个疯狂的念头，也一度又在他脑海中闪过。大概有五秒钟之久，他兴高采烈得忘乎所以，他事先也没有从玻璃窗里看一眼外面街上，就走了出去。他甚至临时编了一个小调哼了起来——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

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屁滚尿流。前面人行道上，不到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那是小说司的那个黑头发姑娘。路灯很暗，但是不难看出是她。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就装得好像没有见到他一样很快地走开了。

温斯顿一时吓得动弹不得，好像瘫了一样。然后他向右转弯，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也不知道走错了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有什么疑问，那个姑娘是在侦察他。她一定跟着他到了这里，因为她完全不可能是偶然正好在同一个晚上到这同一条不知名的小街上来散步的，这条街距离党员住的任何地方都有好几公里远。这不可能是巧合。她究竟是不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那没有关系。光是她在监视他这一点就已经够了。她大概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店。

现在走路也很费劲。他口袋里那块玻璃，在他每走一步的时候就碰一下他的大腿，他简直要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痛。他好几分钟都觉得，如果不赶紧找个厕所他就憋不住了。可是在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公共厕所的。接着肚痛过去了，只留下一阵麻木的感觉。

这条街道是条死胡同。温斯顿停下步来，站了几秒钟，不知怎么才好，然后又转过身来往回走。他转身的时候想起那姑娘碰到他还只有三分钟，他跑上去可能还赶得上她。他可以跟着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然后用一块石头猛击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那块玻璃也够沉的，可以干这个事儿。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使这样的念头也教他受不了。他不能跑，他不能动手打人。何况，她年纪轻、力气大，一定会自卫。他又想到赶紧到活动中心站去，一直呆到关门，这样可以有人作旁证，证明他那天晚上在那里，但是这也办不到。他全身酸软无力。他一心只想快些回家，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他回家已二十二点了。到二十三点三十分电门总闸就要关掉。他到厨房去，喝了足足一茶匙的杜松子酒。然后到壁龛前的桌边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日记。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来。电幕上一个低沉的女人声音在唱一支爱国歌曲。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徒劳无功地要想把那歌声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

他们是在夜里来逮你的，总是在夜里。应该在他们逮到你之前就自杀。没有疑问，有人这样做。许多失踪的人实际上是自杀了。但是在一个完全弄不到枪械、或者随便哪种能够迅速致命的毒物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奇怪地发现，痛楚和恐惧在生物学上完全无用，人体不可捉摸，因为总是在需要它作特别的努力的时候，它却僵化不动了。他当初要是动作迅速，本来是可以把那黑发姑娘灭口的；但是正是由于他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想到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付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到现在，尽管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也使他不可能有条理地思索。他想，在所有从外表看来似乎是英雄或悲剧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的。在战场上，在刑房里，在沉船上，你要为之奋斗的原则，往往被忘掉了，因为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宇宙，即使你没有吓得瘫痪不动或者痛得大声号叫，生命也不过是对饥饿、寒冷、失眠，对肚子痛或牙齿痛的一场暂时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必须写下几句话来。电幕上那个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好像碎玻璃片一样刺进他的脑海。他努力想奥勃良，这本日记就是为他，或者对他写的，但是他开始想到的却是思想警察把他带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要是马上杀你，那倒没有关系。被杀，是你预料到的。但是在死前(没有人说这种事情，但是人人都知道)却有例行的逼供要过场；趴在地上求饶，折断骨头，打掉牙齿，头发结成血块。既然下场总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吃这苦呢？为什么不可能早几天，早几个星期送命呢？从来没有人能逃脱侦察，也从来没有人不招供的。你一旦犯了思想罪，可以肯定到一定日子你就得死。既然这种恐怖反正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放在前面等着你呢？

他要想起奥勃良的形象来，现在比刚才略为有些成功。奥勃良对他说，“我们将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自以为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暗的地方是想象中的未来，你永远看不到，只是由于预知先见而神秘地能够分享。但是由于电幕上的声音在他耳旁聒噪不休，他无法再照这个思路想下去。他把一支香烟放在嘴里，一半烟丝就掉在舌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老大哥的脸，代替了奥勃良的脸。正如他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辅币来瞧。辅币上的脸也看着他，线条粗犷，神色镇静，令人宽心，但是藏在那黑胡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容？像沉闷的钟声一样，那几句话又在他耳边响起：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