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山海经》是一本奇书，约成书于4000年前，作者传说为夏禹、伯益。实际上，他是多位无名作者的集体创作。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共18卷， 3.1万字。《山海经》是中国任何类型的历史叙述都跨不过去的第一篇。神话学家袁珂认为《山海经》包罗万象，是一部全面展现古人生活状况的百科全书；地理学家则将《山海经》推举为中国第一部远古地理专著。此外，《山海经》还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新史学家认为《山海经》之中有许多宝贵的材料。他们指出，正统史学未必可信，而《山海经》和《楚辞》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古籍却因其未经史学家修订过而含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历史漫长的演进过程中，神话逐渐与历史、传说融合，《山海经》也因此成为具有时空穿透力的文化经典，极大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山海经》中的神、人、物、灵、兽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充满了浪漫瑰丽的想象，色彩斑斓而丰富，是孕育诗、文、曲、赋的精神之源。《山海经》研究意义与价值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夺目。

《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是经历了由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发展历程。

《山海经》兽形“神”属于古代神话发展的最初阶段，其神话原型主要源自自然界。这些自然界中的动物带有其不同于人类的特有的兽性与生存方式，在先民眼中被神化成为兽形“神”加以崇敬。此时萌生出依赖自然与崇敬自然的心态。同时，通过兽形“神”的神话原型解析可以看出依傍自然而形成的文化：五行文化与玉文化早在先秦就已经产生。文化中动物神话不仅出现在中原神话里，同样出现在少数民族神话里。这些文化中的动物神话伴随着文明的发展，逐渐成为文本中的“神”。以上就是兽形“神”由兽到“神”的发展过程。

《山海经》半人半兽形“神”比兽形“神”进步之处就是半人半兽形“神”逐渐符号化，拥有了更多人性化的职能。随着半人半兽形“神”诞生，先民的心智能力有所发展。人性化的符号逐渐注入神的外形，形成了半人半兽形“神”。但是思维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度仍然不高。这表现在先民对于自我与外界的认识还处在一个较模糊的境界，没有认识到人与兽本质上的区别。抑或企图通过将人的外形加入到神形中，从而将统治兽类甚至自然界的大权转移到人类手中。

《山海经》人形“神”的神话原型多是五行符号化的原型。在这一古代神话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形“神”突破了兽形“神”和半人半兽形“神”外形中的兽性，以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人类自我认知得到觉醒。通过人形“神”的神话原型分析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以及自然界万物的理解有深入的发展，这个阶段的人类对万物有了哲学化的思考与探究。同时，先秦五行学说比兽形“神”阶段更加系统化，影响更加广泛。

本书认为，从兽形“神”与原始山岳崇拜的上古巫术祭祀活动，到半人半兽形“神”与趋吉避凶的上古巫术祭祀活动，再到人形“神”与政教合一的上古巫术祭祀活动，是《山海经》三类“神”的产生过程。祭政合一的政权构建方式，影响了上古神话中“神”的产生及其特征。

《山海经》中的“神”有兽形“神”，有半人半兽形“神”，还有人形“神”。在原始先民强大的想象力的驱使下，兽形、半人半兽形、人形等不同的“神”形背后隐藏着远古先民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关系。兽形“神”来源于自然对先民的制约，体现出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半人半兽形“神”来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改造手法，这种改造自然体现出对自然的抗争，背后隐藏着对自然外物对抗的欲望。人形“神”来源于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尊重体现出远古先民人与自然共生。

《山海经》“神”符号形成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兽形“神”阶段，从表面的现象直观分析，是先民受制于自然外物。这一现象经分析发现，根本原因是基于远古先民生产水平与心智认知水平有限，由此产生的对自然敬畏的心理，及盲目崇拜自然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影响下，产生了第一种类型的“神”符号。

《山海经》“神”符号形成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半人半兽形“神”阶段，从表面的现象直观分析，是先民对自然对象的有意识改造。这一现象经分析可发现根本原因，是基于远古先民生产水平与心智认知水平逐渐上升，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由此产生的对自然对立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影响下，产生了第二种类型的“神”符号。

《山海经》中的“神”有兽形“神”，有半人半兽形“神”，还有人形“神”。在原始先民强大的想象力的驱使下，兽形、半人半兽形、人形等不同的“神”形背后隐藏着远古先民与自然之间不同的关系。兽形“神”来源于自然对先民的制约心态，这种模仿自然的手法体现出远古先民对自然的依赖。半人半兽形“神”来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改造手法，这种改造自然体现出对自然的抗争，背后隐藏着对自然外物对抗的欲望。人形“神”来源于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尊重体现出远古先民人与自然共生。

《山海经》造“神”体现出远古先民对美和艺术进行哲学思辨性的反省和思考，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神话最早的美学追求。《山海经》造“神”的美学追求可以从两个部分进行探究。首先，对“真”的美学追求；其次，对“善”的美学追求。《山海经》造“神”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本书的探究主要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山海经》中的‘神’及其产生过程”。首先，梳理出《山海经》所载的诸神，并依据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曾经将图腾崇拜分为了三个阶段将《山海经》诸神分为三类，包括：《山海经》中的兽形“神”;《山海经》中的半人半兽形“神”;《山海经》中的人形“神”。其次，对《山海经》三类“神”与上古巫术祭祀分别进行梳理研究。最后，对《山海经》三类“神”的神话学原型分别进行考释。

第二部分“《山海经》中三类‘神’不同的造‘神’心态与手法”。首先，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兽形“神”的“神”符号形成来源于先民对自然的模仿。经分析论证认为先民模仿自然是因为对自然的敬畏心理。接着通过分析敬畏自然与“神”符号的形成之间的关系，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山海经》“神”符号来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其次，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半人半兽形“神”的“神”符号形成来源于先民对自然对象的有意识改造。经分析论证认为先民改造自然过程即是远古先民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接着通过分析自我主体意识中表现出的“神”符号文化内涵，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山海经》“神”符号构建基于先民对自然的改造。最后，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山海经》“神”符号形成是基于先民对自然的包容。

第三部分“《山海经》造‘神’的美学追求”。首先，梳理分析《山海经》造“神”的动因，认为其一是《山海经》以造“神”解释人类起源，其二是《山海经》用造“神”规范伦理教化。其次，分析研究《山海经》造“神”中的审美追求，并分别通过分析“真”的审美文化传统与创作主体对“真”的追求；“善”的审美文化传统与创作主体对“善”的追求，继而总结得出造“神”的审美追求特点。

《山海经》内容丰富庞杂，是中国神话的摇篮，它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不是因为有了文字书写才开始认识和表现世界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找到大传统的再现方法，找到进入文字书写以前的世界的方法，就可以进行新的拓展研究。如今我们倡导用历时性的动态视野去看文化文本的生成，将文物和图像构成的大传统文化文本编码，算作一级编码，将文字小传统的萌生算作二级编码的出现，用文字书写成文本的早期经典则被确认为三级编码。经典时代以后的所有写作，无非都是再再编码，多不胜数，统称N级编码”。《山海经》的原始图画书稿是珍贵的一级编码，后人在图中做的注释是二级编码，《山海经》成书之后属于三级编码。而这本三级编码书要比其他三级编码的资料珍贵，原因就在于这个三级编码是紧密联系着二级编码以及原始的一级编码而形成的。这也是《山海经》一书意义重大之原因所在。

《山海经》代表了一个历时的思维以及一个共时群体性的思维。历时思维与公式思维的结合探析，有助于了解《山海经》“神”符号的形成过程。历时的思维是指《山海经》历经数千年传阅，数千年传抄，多次从图画到文本的转换。因此《山海经》原始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也已经难以考证。也正因为如此，现存本《山海经》的创作思维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也不属于某个小范围的创作群体，它是属于《山海经》版本因革过程中的一个历时创作的思维。例如《山海经》文本对“神”的记载即包含最原始朴素的“神”，也包含文明程度相对高的政治化的等级化的“神”。共时群体性思维是指，《山海经》在每一个时代所发生的改变都是该时代的作者融入了该时代的共性思维之后的再创作。例如《山海经》版本至汉代，受到汉代大一统文化共时群体性思维的影响，形成了《山海经》版图规模宏伟且有条不紊由中央辐射开来的思维模式。而这个背景也正是孕育了华夏子孙数千载的中华文明。“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他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历时思维与公式思维的结合探析，有助于了解《山海经》“神”符号的形成过程，以及还原先民生活情境之后，设身处地地去考虑“神”符号形成过程背后纷繁复杂的原因。

从文学的角度讨论《山海经》作者的造神心态及其所常用的造神文学手法，作者的审美追求，这不仅是本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对《山海经》自身潜在与自在价值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