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斯巴达

希腊的形势

让我们取阅一幅古希腊时代的世界地图，并借以了解当时希腊各邻接地区的情形。当我们提及希腊时，无论使用Greece或Hellas，均指古时使用希腊语民族所占领的地区。

我们可以从多数入侵者的路径——越过伊庇鲁斯的山岭和峡谷之地——开始。因为在这里，希腊的祖先们曾在多多纳（Dodona）为其伟大的天神宙斯建有神殿。迟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还在那里求教神谕，在大斧叮当或神圣橡树叶的沙沙声中宣读神旨，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他们一定在那里停留了很多年。在伊庇鲁斯南部有阿克伦（Acheron）河，谷渊深暗，因此，希腊诗人称之为“地狱之门”，或直接称之为“地狱”。在荷马时代，伊庇鲁斯居民大部分操希腊语，并遵从希腊生活习惯，但野蛮人不久自北方汹涌侵入，于是使其与希腊文明脱节。

自亚得里亚海向内进即为伊利里尔，由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所居住，他们人口稀少，贩卖牲畜和奴隶以交换食盐。在这个海岸的埃皮达姆努斯（Epidamnus）（罗马时代称迪拉基乌姆[Dyrrachium]，今日为都拉佐[Durazzo]），恺撒的军队曾在这里登陆追击庞培。跨过亚得里亚海，向外扩张中的希腊人又从当地部落民族中攫得了各沿海地区，将文明带入意大利（最后，这些土著部落向希腊人大肆反扑，其中一族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几乎还处于野蛮状态，终将希腊人连同其本土加以吞噬，建立空前大帝国）。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为高卢人，当时对希腊的马萨利亚城（Massalia，今日马赛）颇为友善。地中海西端为西班牙，当公元前550年希腊于恩波里厄姆（Emporium，今安朴里亚斯）建立其小殖民地时，业已半开化，并且已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充分开发。在非洲沿海，根据传说，于公元前813年由狄多（Dido）女王和腓尼基人所建立的具有侵略性的迦太基帝国，隔着西西里虎视眈眈。那并不是一个小村镇，而是一个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垄断了西地中海的商业，主宰着尤提卡（Utica）、希波（Hippo）及其他300个非洲城镇，并且控制着繁荣的土地、矿产，以及在西西里、撒丁与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一惊人富庶的城市注定了要自西方向东突击希腊，一如波斯自东攻击一样。

由非洲沿岸向东即为希腊的昔兰尼城，它面对着黑暗的利比亚内陆与埃及。大多数希腊人相信他们的许多文明因素来自埃及，在传统中他们也认为许多希腊城是由来自埃及的卡德摩斯及达诺斯（Danaus）等人所建立，或经由腓尼基或克里特输入埃及文明。在塞特（Saïte）诸王时代（公元前663——前525年），埃及商业和艺术再度复兴，尼罗河诸港口首次开放，与希腊进行贸易。自公元前7世纪起，很多著名的希腊人，例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梭伦、柏拉图及德谟克利特等陆续访问了埃及，并且对埃及文化的充实与历史悠久留有深刻印象。这里没有野蛮民族，并且远在特洛伊陷落前2000年已经有了成熟的文明和高度发展的艺术。一位埃及祭司曾向梭伦说过：“你们希腊人不过是一群幼儿，言多而自负，实则对历史一无所知。”当米利都（Miletus）的赫克特斯向诸埃及祭司夸耀他可以追溯他的祖先远至15代前的一位神明时，这些祭司静静地在神殿中向他展示了345座大祭司的塑像，每位大祭司都是前一位的儿子，自从诸神统治大地后，共计345代。许多希腊学者如希罗多德和普卢塔克都相信，希腊人死后接受其审判的奥菲厄斯信仰以及在埃莱夫西斯的德墨忒尔与珀耳塞福涅的复活仪节，都是根据埃及的崇拜伊西斯和奥赛里斯而来的。可能米利都的泰勒斯在埃及学到了几何，萨摩斯岛的罗尔库斯和狄奥多鲁斯在埃及习得了青铜的中空铸造术；希腊人也在埃及获得了陶瓷、纺织、金属品制造及象牙雕刻等技术；希腊雕刻家也从亚述人、腓尼基人及赫梯人那里学习从而奠定了他们的塑像的早期形态——丰腴的面庞、微倾的双目、握拳、肢直而坚挺。在萨卡拉（Sakkara）和贝尼——哈桑（Beni-Hasan）两村落的柱廊及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遗迹上，希腊建筑家发现了他们关于凹柱和其多利安式的部分灵感。希腊未长成时，谦卑地向埃及学习，而埃及枯竭时，希腊也随之而衰（或说它是死在埃及的“怀抱”中）。在亚历山大城，希腊人将自己的哲学、宗教仪式及诸神，与埃及、犹太的合并，以便他们能在罗马和基督教中寻得复苏的生命。

就影响希腊的文明而言，仅次于埃及的是腓尼基。泰尔和西顿两地积极进取的商人好像文化的巡回传播媒介，并且在科学、技术、艺术及埃及与近东的礼拜仪式上刺激了地中海的每一地区。他们精于造船，可能也训练了希腊人的造船技术；他们也在金属品制造、纺织及染色上以较佳方法教导希腊人；他们也与克里特及小亚细亚合作，共同将已在埃及、克里特和叙利亚发展的闪米特字母形式传授给希腊。再向东方，巴比伦把它的度量衡制，水钟及日晷，奥勃（obol）、米纳（mina）和塔伦等古币单位，天文原理、仪器、记录、计算、60分年制、圆周四象限（将一圆周自圆心区分，四象限共为360度，每度为60分，每分为60秒）等传授给希腊，而且可能由于希腊与巴比伦和埃及的天文学相接触，遂使泰勒斯得以预测日食。赫西俄德有关万物起源的混沌观念也可能是来自巴比伦。伊什塔尔与坦木兹两种传说也类似阿佛洛狄忒与阿多尼斯、德墨忒尔与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故事。

在维系古希腊世界商业关系的东端末处就是希腊最后敌人的所在地。就某些方面而言（虽然不多），波斯文明优于当时的希腊。波斯陶冶了一种除了在智力、慧敏与教育以外各方面均优于希腊的绅士型人民，同时，也发明了一种帝国式的行政组织，这种制度很自然地优于雅典与斯巴达式的松散霸权，只是缺乏希腊酷爱自由的热情。（伊奥尼亚的希腊人自亚述学得了一些动物塑像技术，他们的早期雕刻特征为形象肥壮、衣着平淡，建筑墙壁与天花板间腰线及器物铸造很注意装饰，偶尔也采用浮雕，令人喜爱的阿里斯蒂安石碑即是一例。）吕底亚和伊奥尼亚曾保持甚为亲密的关系，前者的辉煌首都萨迪斯曾经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诸沿海城市的货品与观念的交换场所。广泛贸易的需要刺激了银行的兴起，同时，使吕底亚政府约于公元前680年发行了由国家担保的币制。这种由贸易获得的恩赐迅即由希腊人加以模仿和改善，并且和文字的引入一样，产生了重大而永恒的影响。弗里吉亚的影响较早也较精妙。被弗里吉亚人尊为圣母的西芭莉女神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了希腊宗教，且其狂欢式的笛乐成了所谓的“弗里吉亚时尚”，在希腊民众中极为流行，使希腊的道德家大为困扰。这种狂乱音乐自弗里吉亚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色雷斯，并在狄奥尼索斯酒神的祭礼中演奏。这位酒神是色雷斯给予希腊的重要礼物，但是一个已经希腊化了的色雷斯城阿布德拉（Abdera），想给予希腊相等的贡献，因而给了希腊三位哲学家留基波（Leucippus）、德谟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崇拜天文学、艺术、科学等9位女神是自色雷斯传入希腊的。根据不太可靠的传说，希腊音乐的创始人——奥耳甫斯（Orpheus）、缪西尤斯（Musaeus）和泰米利斯（Thamyris）——也是色雷斯的歌唱家和自编自唱的游唱家。

从色雷斯向南到马其顿，我们对希腊文化的环游即终止。马其顿风景秀丽，矿产丰饶，平原肥沃，盛产谷物与水果，而且山区特性将人民培育成一个坚毅勇敢的民族，故已注定了要征服希腊。山地人与农夫是一种混血民族，主要为伊利里尔和色雷斯两族，可能与征服伯罗奔尼撒的多利安族有血统关系。统治阶级的贵族宣称他们属于希腊血统（自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本人起），并且操一种希腊方言。其较早期的首都埃德萨（Edessa），位于延至伊庇鲁斯的平原及迄爱琴海的山岭之间辽阔的高原上，再向东为培拉（Pella），即马其顿王（菲利普）与亚历山大大帝的未来首都；近海处为皮特娜，罗马人随后在这里征服了惯于征服他人的马其顿人，并且获得将希腊文明传播给西方世界的权利。

这就是当时希腊周围的形势：诸如埃及、克里特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给了希腊以技术、科学和艺术的要素，使其随后在历史上大放异彩；波斯和迦太基等帝国深感希腊商业扩张的威胁，势必联合起来与希腊作战，力图将它征服，使其陷于不足为害的臣属地位；在北方，好战的游牧民族养精蓄锐，不停地前进，迟早要突破山区障碍南下，仿效多利安民族的作为，即冲破西塞罗（Cicero）所称的穿着野蛮民族外袍的希腊边境，并且破坏他们所不能了解的文明。这些周围的国家很少重视当时希腊在人类生活（在为人、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中的重要性，除腓尼基人外每一民族都处在专制统治下，迷信极深，也鲜有自由刺激或理性生活的经验。这也就是希腊人将他们不分彼此，一律称为野蛮人的原因。所谓野蛮人，也就是一个人满足于盲信同时过度缺乏自由的生活。结果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东方的神秘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必将为希腊的身与灵而战。理性主义在伯里克利领导下自会胜利，一如以后在恺撒、里奥（Leo）十世及腓特烈领导下，但神秘主义每次仍会卷土重来。在历史巨轮下，这两种互补哲学的交互胜利，形成了西方文明的主要历史。

阿尔戈斯

在各国的环伺下，渺小的希腊逐渐扩展，其后裔几乎遍布每一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其向南部伸展进入海洋的势力异常微弱，仅是与我们有关的希腊人历史的一小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无法阻遏的希腊人伸入爱琴海中每一个小岛，伸入克里特、罗得斯及塞浦路斯，伸入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小亚细亚，伸入土耳其西北的马尔马拉海（Marmora）和黑海，伸入北爱琴海沿岸和半岛，伸入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这些希腊人在各地区建立独立而不尽相同的城邦，但均属希腊式：这些人操希腊语言，崇拜希腊诸神，读写希腊文学，对希腊的科学有所贡献，也依希腊贵族方式实施民主制。当他们自本国向外殖民时，并未将希腊抛诸脑后，甚至将希腊土壤携往各处。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他们把地中海变成了希腊内湖，同时也使其成为世界中心。

最令研究希腊古文明的史学家感到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将散处各地的希腊子民依据同一方式纳入同一历史。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旅行的方式试图达到此目的：我们手边展开一张地图，除想象力外，可以不需要任何费用，如此逐城巡视希腊世界，并于每一中心观察波斯战前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及政府方式、科学家及哲学家活动、诗歌成就与艺术创造。这种方式的研究计划也有很多缺点：地理顺序无法与历史顺序相切合，我们势必将自一个世纪跳入另一个世纪和自一个岛跳入另一个岛；我们也将会在聆听荷马与赫西俄德之前，先与泰勒斯和安纳西曼德（Anaximander）交谈。但是就伊奥尼亚怀疑论的实际背景来观察冒昧不敬的《伊利亚特》，或是在先访问他父亲所饱受困扰的阿托利亚殖民地后，再聆听赫西俄德的怨诉，并无任何坏处。当最后到达雅典时，我们将可明了它所承受的文明的丰厚，以及在马拉松为保存这个文明所表现出的英勇。

如果我们自阿尔戈斯开始，胜利的多利安人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政府，但我们却会发现置身于具有希腊特性的气氛中：一处不太肥沃的平原，一座狭小而异常拥挤的城市，城内充塞着砖和灰泥建筑的小型房屋，卫城内的一座神殿、山腹上的一座露天戏院、并不连续也不豪华的宫殿、窄巷和未铺平的街道，另外就是在远处有诱人但无情的海水。希腊是由山岭与海洋组成的国家，景色异常优美，希腊人置身其中，钟灵毓秀，但在其书册中却很少提及。冬季湿寒，夏季干热。希腊人在我们的秋季播种，在我们的春季收割，而造雨的宙斯是众神之神。河流短浅，春季湍急，在炎夏时则河床内满布圆滑的卵石。在整个希腊内类似阿尔戈斯的城市有上百个，类似而较小的有上千个；每一个城市都基于希腊人的好战特性，或由于危险的水隔，或因缺乏道路的山地，而与其他地区分离，拥有自己的主权。

阿尔戈斯人认为他们的城市是由佩拉斯吉族百眼巨人阿耳古斯所建，并将他们的首次繁荣归功于一位埃及人达诺斯，他率领一群部属前来，教导当地人用水井灌溉田地。这种命名方式，我们不必加以深究，因为希腊人喜爱这种无法作无穷尽追溯的神话传说，我们姑且以神秘视之，不必穷究。阿尔戈斯在泰曼努斯（Temenus，一位返回居住的赫拉克勒斯后裔）治理下，逐渐成长为希腊最为强盛的城市，使梯林斯、迈锡尼及所有阿戈利斯均隶属其统治下。到公元前680年，政府被诸多独裁者中的一位所攫得，这位独裁者在未来两个世纪中风靡了希腊各大城。这位独裁者可能是费顿（Pheidon），如同其他的独裁者一样，领导着正在兴起中的商人阶级，对抗拥有土地的贵族（与平民作短暂性的密切结合）。当埃伊纳受到埃皮达鲁斯（Epidaurus）和雅典的威胁时，费顿驰往救援，但随即乘机将之攫为己有。他采取了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可能经由腓尼基人传来），及吕底亚人由国家担保的货币制度，在埃伊纳建立了铸币厅。由此，埃伊纳“龟”（镌有该岛标志的硬币）成了希腊首批官定币制。

费顿的开明专制开创了一个昌盛时期，带给阿戈利斯许多艺术。在公元前6世纪时，阿尔戈斯的音乐家在希腊颇负盛名。赫尔米纳（Hermione）的拉苏斯（Lasus）在当时的抒情诗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将其诗歌修养传授给品达（Pindar）；阿尔戈斯人的雕刻学校也在那时奠立基础，而后这所学校向希腊贡献了波利克列特斯（Polycleitus）及其法典；戏剧也在那里取得地位，该处设有一座拥有2万个座位的剧场；建筑家也为阿尔戈斯最喜爱和最崇拜的新娘女神赫拉（每年恢复童贞一次）兴建了辉煌的神殿。但是费顿的后裔不能保持先人的成果，日益腐败，这也可能是专制的报应，加上与斯巴达一连串的长期战争，于是使阿尔戈斯的势力日蹙，最后被迫臣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的统治下。如今，阿尔戈斯是一座安静的小城，“遗失”在其周遭诸境域中。当地人依稀追思昔日光荣，并且以其悠久历史从未被遗弃而感到自豪。

拉哥尼亚

在阿尔戈斯城之南，离开海岸，便是帕瑙（Parnon）山脉的峰峦。这些山峰风景甚佳，但其中更令人赏心悦目的是蜿蜒各峰间的欧罗塔斯河（Eurotas）和位于西部较高、较暗然而戴有雪帽的泰格杜斯（Taygetus）山脉，这个常有地震的谷地，就是荷马所称的“拉西迪蒙”（Lacedaemon）凹地（古斯巴达）。这个平原四面环山，因此其首都斯巴达可以不需要城墙。在其极盛时期，斯巴达是5个村落的集合，拥有7万人口。如今，它仅是一个4000人口的小村，就是在它那很平凡的博物馆里，昔日胜迹也几乎荡然无存，使人对这个曾经蹂躏并统治希腊的城市，不禁兴起不胜今昔之感。

·斯巴达的扩张

自这个天然城堡，多利安人统治并奴役了南部的伯罗奔尼撒人。对蓄有长发的北方民族而言，因为生长在山地，自幼受山地环境影响，习于战事，所以其生活中除战争与奴役外再无其他。战争就是他们的职业，这些人也自战争中取得其所谓的诚实生活：不属于多利安族的土著，由于从事农业和享受和平，早已积弱，显然需要有人领导。因此，斯巴达诸王首先征服拉哥尼亚的土著居民，然后攻击麦西尼亚。这一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的土地，平坦而肥沃，当时是由一个爱好和平的部落耕种。我们可以自帕萨尼亚斯的著作中知悉，当时麦西尼亚王阿里斯托德谟斯（Aristodemus）在德尔菲就如何击败斯巴达一事请示神谕，阿波罗神如何命令他在其王族中选出一位童女做牺牲献予诸神，他如何将其亲生女儿杀死致祭，但最终仍战败。（可能是他会错意，以为神要他自己的女儿。）60年后，勇敢的阿里斯托德谟斯领导麦西尼亚人英勇地反抗斯巴达。在围城9年和连续攻击下，斯巴达人终于得逞。城陷落后，在屈辱的条件下，麦西尼亚每年必须向斯巴达贡献其全部收成的一半，并且有数千人被俘沦为奴隶（Helot）。

现在，我们要开始描述莱喀古斯以前拉哥尼亚社会的轮廓，这个社会也和其他古代社会一样，有三个阶层。最上层是居于统治阶层的多利安人，这一民族居于斯巴达大部分地区，以农产为生，虽然土地主权为其所有，实则由奴隶代其耕种。居住于周围，社会地位处于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的是皮里阿西（Perioeci）（也称“周围居民”），这一族是在山区或拉哥尼亚郊区100个村落中的自由居民，在各城镇以从事贸易与工业为生；有纳税及服兵役义务，但不能参加政府组织，也不能与统治阶层通婚。处于最低阶层也是人数最众多的是奴隶，根据斯特拉博的说法，奴隶是根据赫拉斯（Helus）城而命名，此城的居民最早为斯巴达人所奴役。仅由于对非多利安族的征服或运回战俘，斯巴达便使拉哥尼亚拥有22.4万名奴隶，12万名皮里阿西，以及3.2万名（包括男女老幼）公民阶层。

奴隶享有中古时期奴隶的一切自由，可随意结婚，任意生育，在田间依自己的方法耕作，在村中与邻居相处，因地主不在现场，所以可不受其干扰，唯一条件是定期向地主缴纳政府所规定的田租。他们与土地结为一体，但其本身与土地均不得出售。他们有时也进入城镇充作家仆；在战时可被征召伴随主人，有命令时也须为国作战，如在战斗中表现良好可获得自由。其经济状况通常并不比阿提卡以外其他希腊地区的村中农民或现代城市中的非熟练劳工恶劣。他们可从其住处、各种不同工作及田野树木的恬静中获得慰藉。但经常有遭受军法审判的可能，也常遭受秘密警察的秘密监视，也可能在任何时候不经审判而遭受秘密警察的杀害。

在拉哥尼亚，一如在其他地区，智慧低者须向智慧高者呈献贡物，此习惯基于“对以往有成就者须予尊敬，对未来有希望者须予鼓励”的原则。在大多数文明社会中，生活用品的分配通常是通过价格制度的和平行为达成，即智慧较高者能生产一种不易立即被仿造或复制的奢华产品，或提供一种他人不易提供的服务，因而使想要获得该项产品或服务的人付出较高代价，如智慧较低者不欲付出该项代价，当然只能获得容易获得的次级产品或服务，这也是一项较公平的交易。但在拉哥尼亚，财富的集中是通过一种令人愤怒的方法，使得奴隶义愤填膺，因此，在斯巴达历史上几乎每年都饱尝颠覆国家的革命威胁。

·斯巴达的黄金时期

斯巴达在莱喀古斯之前的暗淡时期，仅为希腊的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无异，但以歌唱与艺术著称（莱喀古斯以后，风尚即变）。音乐在该地异常普遍，并与古人相媲美。尽量追溯希腊历史，我们可以发觉希腊是一个歌唱的民族。斯巴达在战时，音乐也采取军事方式，即所谓强劲而简单的“多利安进行曲”；其他的曲子非但不予鼓励，而且如果多利安进行曲中有离谱时，还要依法律处罚。即使是特潘得，虽然曾赖他的歌声平息了一次叛乱，但只为了适合自己的声音，他竟敢在琴上另加一弦，因而遭到执政官的处罚，他的琴也被钉挂在墙上不得使用；到下一代，提摩修斯（Timotheus）将特潘得的七弦琴增为十一弦，然而直到执政官除去招致物议的各附加弦后方能参加竞赛。

斯巴达和英国一样，当从别的地方吸引来伟大的作曲家后，便使他们成为本国人。到公元前670年，可能是由阿波罗神谕的吩咐，将特潘得自莱斯博斯岛接到斯巴达，以筹划卡尼亚（Carneia）节日的合唱比赛。同样的，在公元前620年将泰拉塔斯自克里特招来，不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阿尔克曼（Alcman）及波利门斯吐斯（Polymnestus）也相继而来。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制作爱国歌曲，并训练群众合唱。斯巴达很少对个人教授音乐，特别注意群体精神，所以音乐也采取群体形式，在重大的歌舞节日举行团体比赛。这种合唱方式也使斯巴达人获得了另外一种纪律和集体行动的训练机会，因为每一个声音都需要与领导人和谐一致。在海厄辛西亚（Hyacinthia）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的宴会上，每个人都要按合唱指挥者指定的地点与时间歌唱；在吉姆诺皮狄亚（Gymnopedia）的节日，全体斯巴达人不分年龄性别，都要参加和谐舞蹈和对唱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无疑对其爱国情绪的激发有很大作用。

特潘得是诗人、音乐家中最杰出的，他在萨福之前一代揭开了莱斯博斯岛的伟大时代。传说中，特潘得发明了宴饮歌，并且将当时的弦琴从四弦增至七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七弦琴和米诺斯一样古老，据推断，人们在远古以前已在纵酒歌唱。诚然，特潘得曾经在莱斯博斯岛获得了基萨罗得斯（Kitharoedos，抒情音乐作曲家和歌唱家）的声誉。由于在争斗中他杀死了一个人而被放逐，后来发觉接受斯巴达的邀请可能会有很多便利，因而到了斯巴达。他似乎在那里靠教授音乐和训练合唱度过了余生。据说他死于一个宴会上，当他正在歌唱时（可能是正在唱他在音阶上所增列的一个音符时），一个听众向他投掷了一个无花果，恰好投入他口中并进入气管，因而窒息而死。

在第二次麦西尼亚战争时，提尔泰奥斯在斯巴达继续特潘得的工作。提尔泰奥斯来自阿菲德纳（Aphidna）——可能在拉西迪蒙，也可能在阿提卡。雅典人有一个关于斯巴达人的笑话，大意是当斯巴达人将要在第二次战争中失败的时候，一个跛足的阿提卡学校校长挽救了失败的厄运，这个校长的战歌唤醒了委顿的斯巴达人，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因而获得了胜利。显然，他是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奏笛唱出自己的歌声，设法将战场的失势转换为令人欣羡的胜利。我们在他的断简残篇的歌词中还可发现如下的记述：“勇者为国家奋战时，必勇敢争先，男儿当求战死于阵前……让我们每个人站稳脚步，脚踏实地，坚忍不拔……让我们齐步并肩，盾甲相连，豪气冲霄汉，壮士视死如归去，勇者马革裹尸还，所有枪剑齐指，奔向敌人，不胜誓不还。”斯巴达王里昂尼达斯（Leonidas）曾说：“提尔泰奥斯实在是激励青年的能手。”

阿尔克曼是提尔泰奥斯同时代的歌唱家，也是其朋友兼竞争对手，但阿尔克曼歌唱类别较广，且较为通俗。阿尔克曼来自遥远的吕底亚，有人说他曾经是一个奴隶，虽然如此，因为那时拉西迪蒙人还没有学会憎恨外来人（这种憎恨外来人后来成了《莱喀古斯法典》的一部分），所以依然欢迎他。而后的斯巴达人对于他给予爱情与食物的颂扬，以及他所罗列的拉哥尼亚酒名单感到惊异。传说他极为好古，同时对女人的追求永无餍足。在一首歌曲中，他告诉人们如何幸运地离开了萨迪斯（Sardis），因为在那里他可能成为一个被阉的西芭莉祭司，幸而来到斯巴达，可以与他的金发情妇自由相爱。他为我们揭开了情诗诗人时代（至诗人阿那克里翁达于极盛）的序幕，同时被亚历山大时代的批评家选为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并且高居首位。他可以谱出赞美诗歌，也可以写出醇酒美人的曲词，斯巴达人特别热爱他为女合唱团所作的处女之音。在遗留的残篇中，我们还不时可以体察出那些蕴含在诗歌中的想象力。有一段大意如下：

沉睡于山巅，沉睡于溪谷，在山涧，在肩部；虫类出自土壤，牲畜食于山麓，蜜蜂繁衍不息，巨怪出没海底深处；所有生命均安眠，仅有群鸟翱翔云端。

我们不难从上述各诗人而得知斯巴达人并非永久黩武好勇，在莱喀古斯以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与其他希腊人一样珍视诗歌及艺术。当雅典戏剧家编写剧中合唱抒情诗歌时，虽然对白是用阿提卡语，但诗歌是用多利安方言，足见合唱诗歌与斯巴达人关系之密切。在那个太平盛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艺术盛行于拉西迪蒙，很难判定，因为斯巴达人本身也疏于各事迹的记载与保存。拉哥尼亚陶瓷和铜器在公元前7世纪时颇负盛名，一些次要的艺术也为少数富人增添了若干享受。但这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却因各次麦西尼亚战争而终止。被征服的土地由斯巴达人瓜分，战俘的增加也使奴隶数字倍增。但3万公民如何能长久控制4倍于他们的皮里阿西和7倍于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放弃对艺术的热衷和追求，把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变为兵士，并且保持高度战备，以便随时可以扑灭叛乱或发动战争。《莱喀古斯法典》已达到此目的，但其所付出的代价甚大，除政治外，从各方面而言，竟使斯巴达退出文明历史。

·莱喀古斯

希罗多德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均认定《斯巴达法典》是莱喀古斯所拟订，一如接受特洛伊之围与阿伽门农被杀是史实一样。由于现代学术界否认特洛伊和阿伽门农真有其事其人，因此，对于莱喀古斯其人真实性的承认，也颇感踌躇。以前历史学家判断他在世的时期约为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然而一个人如何能想出一套在整个历史中最令人厌恶且令人困惑的立法，于数年中不仅加诸被征服的臣民，且加诸自由意志与好战的统治阶层？虽然如此，如果一概拒绝所有希腊历史学家曾经接受的一种具有理论基础的传说，似乎有过于大胆之嫌。姑且不必论及约书亚（Josiah）在耶路撒冷圣殿发现摩西戒律（约公元前621年），公元前7世纪实为个人立法者的特殊世纪——如扎留库斯（Zaleucus）之于洛克利（Locris，约公元前660年），德拉科（Draco）之于雅典（公元前620年），及查罗达斯（Charondas）之于西西里的卡塔纳（Catana，约公元前610年）。可能在这些事例中，与其说是个人立法，倒不如说是将一些习惯加以调谐和阐述，制为法律，然后为方便起见，便以起草人或编纂人之名命名。同时，在大多数情形下均以文字记载，因此，我们并不太认同它是一种个人立法。然而，只要我们牢记在各方面都像是将一种变迁过程，即自习惯变为法律（这当然需要很多的执笔人和多年的时间）加以人格化并予以缩短精简，我们仍将这种传说列入记录。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莱喀古斯是斯巴达王查利劳斯（Charilaus）之叔及监护人，自德尔菲阿达那（Adana）神殿接奉敕谕，若干人认为这种敕谕就是莱喀古斯法律的本身，另有一些人说这是他所提议的法律经由神意的认可。显然是一些立法者认为如果要改变若干习惯，或建立新习惯，最安全妥善的方法是将其建议托诸神旨，这并不是首次出现一个国家将其基础托之于天意。传说中还有说莱喀古斯曾经旅行到克里特，对其制度倍加推崇，并决定在拉哥尼亚实行。诸王及大多数贵族勉强地接受了这些制度对他们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说法，但是一位叫阿尔坎特（Alcander）的青年贵族咆哮反对，并且击落了莱喀古斯的一只眼睛。普卢塔克曾以其简明而动人的惯用语调叙述其经过：

莱喀古斯对此意外事件非但毫无畏缩与恐惧，稍停片刻后，即将其面目全非的面容及被击落的眼睛出示于其同胞。国人睹此后深感惊恐与耻辱，于是即将阿尔坎特捕交莱喀古斯加以处罚……莱喀古斯对国人深致感谢，除留阿尔坎特外，将群众遣散，然后将其带返家中，既未予以严厉处置，也未深责，仅……嘱咐在餐桌边伺候。这位青年生性坦诚，胸无城府，即应命工作且未出怨言；莱喀古斯因此同意与其同住，阿尔坎特也获得机会对莱喀古斯作深入观察，他发现莱喀古斯除具有良好风度及从容严谨外，还极端冷静、孜孜不倦；因此自原先的敌视，一变而为其最热烈的崇拜者，并告知其亲友，莱喀古斯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阴沉与乖张之人，实为世界上一和蔼并具有良好风度的君子。

莱喀古斯在完成其立法后（根据有关其传说的结尾叙述），呼吁公民在其返回前勿对法律作任何修正或变更。“他认为一个政治家有一种死得其所的责任感，如可能，应认为其死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务”，随后他前往德尔菲退隐，并绝食而亡。

·古斯巴达法典

每当我们想要说明莱喀古斯的改革时，我们就会发觉传说的矛盾与混乱。也很难说《斯巴达法典》的哪一部分先于他，哪一部分是由他或他同代的人所创制，或哪一部分是在他之后所增列。普卢塔克和波利比奥斯（Polybius）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莱喀古斯曾经把拉哥尼亚的田地重新按照公民的数目平均分为30000块相等的土地；修昔底德则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分配。可能是旧的财产未予变动，新征服的土地曾予以平均分配。一如西塞昂（Sicyon）的克里斯提尼和雅典的克里斯提尼一样，莱喀古斯废弃了拉哥尼亚的血统社会组织，而代以地理区分，如此，旧式家庭的权力即行崩溃，而较宽广的贵族制度随即形成。因为商人阶层正在阿尔戈斯、西塞昂、科林斯、麦加拉和雅典逐渐获得领导地位，为防止这个阶层取代地主寡头专制，莱喀古斯禁止公民从事工业或贸易，禁止使用或输入金银，还命令只能使用铁作为钱币。他还决定斯巴达人（即拥有土地的公民）应不遭受其他拘束，以便随时能参与政府及从事战争。

古代的保守主义者都夸耀《莱喀古斯法典》之所以能实施甚久，是由于三种政府形态（专制、贵族及民主）融合在该法典中，且三者之比例配合，最终能互相制衡，任何一派都不易形成优势。斯巴达因为同时有两个王，所以它的专制政体其实是两头政治，而这种政治体制又是从入侵的赫拉克利特遗传下来的。这个奇异制度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两个家族势力相当，因此也就处于互相竞争的态势。同时为王算是一种折中方案，或者是为了保持社会秩序与国家声望，因为同时两家为王，可以避免皇族地位与特权心理使用的绝对主义。两个王家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他们执行国教的祭献，任司法首长，及在战时统帅军队。在所有事务上均须服从元老院，同时在普拉塔亚（Plataea）后其权力逐渐转移至民选的执政官。

法典主要的组成部分，表面和实际上就是元老集团；通常在60岁以下的人都被认为尚未成熟，不应担任这一职位。普卢塔克说元老院的人数共28人，同时也告诉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选举方式：在遇有空缺时，候选人逐一沉默着通过民众大会的前方，其获得喝彩声最高与最长者即被宣布当选。当时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实际而经济的，且更具充分民主程序的方式。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公民具有被选举的资格，可能权利是平等的，不妨假定他在拉哥尼亚拥有土地，曾经服过兵役，并向公共食堂提供其应分摊的食物。元老院制定法律，对死刑犯执行最高法院权力，同时拟定国家政策。

民众大会是斯巴达对民主的一种让步。显然年满30岁的男性都有参加的权利，在37.6万人民中约有8000男性拥有这种资格。大会在每次月圆日集会一次，所有重大公众问题均须向大会提出，非经大会的同意不能通过任何法律。但是在莱喀古斯制定的法典之外增列的法律很少，大会对这些提议增列的法律可以接受或拒绝，但不能讨论或修正。本质上这是一种古荷马式的群众集会，在敬畏的心情下聆听首领或元老会议或统帅军队的国王发言。理论上主权属于民众大会，但在莱喀古斯后，一条修正条款将权力交付给元老院，倘若元老院认为民众大会的决定有偏差时，当即将该项决定加以更正。从前有一位思想颇为进步的公民要求莱喀古斯建立民主政治，莱喀古斯当即答道：“朋友，请先在您的家庭开始。”

因斯巴达的5位民选长官（ephor，意即“监督者”）每年由民众大会选举，所以西塞罗曾将其比作罗马保民官（tribune），但因其所操行政权力只有在元老院的抗议下才能得以遏止，因此可以说与罗马的执政官（consul）更为相似。民选长官制在莱喀古斯之前就已存在，但在我们所获《莱喀古斯法典》的各项报告资料中都未提及。公元前6世纪中叶时，民选长官权力已与两王相埒；在波斯战争后，事实上其权力又凌驾于两王之上。他们接见外国大使，决定法律纷争，统帅军队，并对两王拥有指导、罢黜或惩罚的权力。

政府法令的贯彻与实施由军队及警察负责。习惯上，民选长官将某些斯巴达青年武装为特别及秘密警察，以侦察民众行动，对奴隶则可视情形自行杀戮。这一组织通常出其不意地行动，甚至被用来消灭在战时为国家勇敢作战的奴隶，因为作为主人的斯巴达人认为他们既然能勇敢为国，就是有能力的人，因此也就是危险人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8年后，公正的修昔底德曾有如下的报道：

斯巴达人通知奴隶选拔自认在对敌作战中表现优异的人员，以便他们使之获得自由；真正的目的是在试验他们，因为在斯巴达人看来，首先请求获得自由的也就是意志最昂扬和最容易反叛的。当2000人被选出后，这些人喜不自禁，于是群往神殿，以庆幸他们获得自由，但斯巴达人旋即消灭了这些人，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死亡的。

斯巴达最高的权力和荣誉都在军队手里，因为军队的勇毅、纪律和作战使斯巴达获得安全，同时贯彻其理想。每一个公民都接受作战训练，从20至60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更产生了斯巴达的重甲步兵——由公民组成、披重装甲、挥舞长矛的密集步兵部队，这种重步兵即使在雅典人看来也是一种恐怖，事实上直到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留克特拉（Leuctra）把他们击败为止，他们一直保持着常胜军的荣誉。在这支军队里，斯巴达人也建立了自己的道德守则：强健与勇敢才是良善；战死沙场才是最高荣誉与喜乐；战败而生，在母亲看来也是难以宽恕的耻辱。斯巴达的母亲在与出征的儿子道别时用语是“与你的盾牌同归或死在你的盾牌上”，携带着笨重的盾牌逃脱是不可能的事。

·斯巴达的体制

如果要想训练一个人接受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非常违背其血肉之躯的欲望，就必须要从出生起，同时也要有最严格的纪律。第一步便是无情的优生学：不仅每一个婴儿要面对父亲杀害婴儿的权力，同时每个婴儿也要送到一个叫作“邦检查团”的部门（state council of inspectors）检查。任何被认为有缺陷的婴儿都要从泰格杜斯山的悬崖掷下，死在悬崖下边的尖石山。进一步的淘汰可能就是斯巴达人对其婴儿艰苦与公开的锻炼。全国男女都受到警告，对结婚对象的健康程度与品性必须慎重考虑；纵然是阿克达莫斯王也因为娶了一个矮小的女人为妻而遭受罚款。丈夫鼓励将妻子借给不寻常的人，这样优秀的儿童可以倍增；如果丈夫因为年龄或疾病失掉了性能力，则必须邀请年轻力壮的人代他生育更活泼强健的儿童。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曾对嫉妒和性的独占加以嘲笑，并且认为人类尽各种能力并付出金钱代价以渴求其犬马能与良种相交，获得优生，而偏要将妻子关在家里只为他们生男育女，何况这些丈夫有的可能是愚蠢、无能和疾病患者，这种做法实属荒唐。根据古时的一般观点，在所有希腊人中，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强壮俊秀，女人比较健康可爱。

与优生相比，训练可能是这一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修昔底德曾经使阿克达莫斯王作出如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指出生时）甚少，但在最严格的学校接受训练与生长者能获得优势。”斯巴达男童自7岁起即离开家，由国家抚养，送入一所学术和军事训练的学校，由一位儿童监督人负责训练。在一班中，由最有能力与最勇敢的儿童充任首领，其他儿童必须服从他，作为首领的儿童可对其他儿童加以处罚，其他儿童也需要设法在工作与纪律上与首领相埒，甚至设法超过他。其目的并非和雅典人一样着眼于体育或技能，而是在于军事性的激励与价值。所有的竞赛在长者与双方情人的注视下裸体举行。年长者设法在儿童间制造纠纷（各个或两个群体间），以便测验出其活力及坚忍力，并予以训练；一有怯懦的行为表现，即会招致多日的耻辱。每个人都需要忍受痛苦、困难及逆境而毫无怨言。每年都要在阿尔忒弥斯·奥西亚（Artemis Orthia）神的祭台前鞭笞精选的青年，一直到血溅台石为止。到12岁后，儿童就要被褫去内衣，整年只能穿一件衣服，他们不像雅典的青少年一样经常沐浴，因为他们认为水和软膏可使一个儿童变得软弱，而寒冷的气候与清洁的土地则可使其坚强和富有抵抗力。冬夏都要露天过夜，并且是睡在断残的欧罗塔斯河岸上。以至于到30岁他们都是和同伴生活，居住在营房内，不知家庭安适为何物。

对儿童也教授阅读和书写，但仅止于能阅读及书写；在斯巴达购买书籍的人很少，因此出版商尽可好整以暇。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莱喀古斯并不愿意儿童依书写或文字学习他的法典，而是依口授并且在成人的细心指导与良好榜样下自幼年起开始在行动上实施；他认为训练一个人能在不经意的习惯上成为好人，较之依赖理论的说服为佳；一个适当的教育必可导致一个良好的政府。但是这样的教育应当是道德性而非智慧性的，品性较诸智慧更为重要。斯巴达人训练他们的青年要随时保持清醒和冷静，同时强迫奴隶喝过量的酒，以便斯巴达青年可以看出酗酒和醉酒的愚蠢和丑态。他们要接受准备作战的训练，要能在战场上自行搜寻食物，或忍受饥饿，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偷窃，但是如果被侦知偷窃就成为应受鞭笞的罪行。但如果一个青年表现良好，就可获准参加公民的公共食堂，同时应当在那里细心听讲，以便了解或熟悉国家的问题，并学习能作愉快谈话的艺术。年满30岁后，倘若能圆满度过青年时代的艰苦训练，就会被承认具有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并与年长者共坐同膳。

至于女童，虽然留在家庭抚育成长，但也要遵守国家的规定。必须参加积极性的竞赛——赛跑、摔跤、扔铁圈、掷铁饼，以便长大后强壮健康，能很顺利地做一个完美的女性。女子必须裸体参加群众舞蹈及游行，甚至在男人面前也不例外，以激励其能对身体作适当爱护，同时发现并矫正身体缺点。道德观念很强烈的普卢塔克曾说：“少女裸体并没有什么羞耻，裸体使她们感觉质朴，并且可因此摒除淫荡。”当她们舞蹈的时候会一齐向作战表现勇敢者唱歌赞颂，而对怯懦者则尽量蔑视。这种理智性的教育对斯巴达少女并没有浪费。

至于恋爱观，每个青年都可以尽情恋爱，同时可以不必考虑性别。几乎每一个男童都有一个年长的男情人，从这个情人那里可以希望获得更多的教育，为报答这种教育，他应当献出热情并且要服从。这种“交换”往往发展为一种热情的友谊，而激励双方都能勇敢作战。青年在婚前有相当的自由，因此，娼妓在斯巴达很少，蓄妾也不多见。据说，在整个拉西迪蒙只有一座阿佛洛狄忒神殿，同时，这座神殿的女神头纱遮面、持剑，并戴脚镣，俨然象征为爱情而结婚是愚蠢之举，应将整个爱情献与战争，婚姻应由国家严格控制。

国家所指定的最佳婚姻年龄为男人30岁、女人20岁。在斯巴达独身是一种罪行，单身汉不得享受各种特权，也不得参观由青年男女裸体跳舞的游行行列。根据普卢塔克的说法，单身汉被迫在公众前游行，即在冬季也必须裸体，行进中必须歌唱，歌唱的意义在于其未服从国家法律，受此惩罚实属罪有应得。经常逃避婚姻的男人可在任何时间遭受一群女人的猛烈攻击，结婚而未能生育子女者遭受的羞辱不过仅轻于“极不光彩”而已。据知，不能做父亲的人就不能够享受斯巴达青年对年长者所表现的宗教式的尊敬。

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安排，但非买卖方式；经双方同意后，一般情形下须前往强力抢亲，而新娘也将抵抗。婚姻一词在当时用希腊词harpadzein表示，即强夺之意。如果在此项安排下仍有若干成年人未能结婚时，就将同数量的男女推进一暗室，使他们在黑暗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斯巴达人认为这样的选择较之经过恋爱所作的决定并不会更盲目。通常，新娘与其父母居住，新郎仍居住于营房内，仅在暗中与妻子幽会。普卢塔克说：“夫妇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很久，甚至妻子已经生育，而夫妇尚未能在白天晤面。”当他们已完成做父母的准备时，习惯上也准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爱情的培养和发展是在婚后而非婚前，夫妇间的情爱在斯巴达也和其他文明社会一样强烈。斯巴达人曾夸称他们之中没有私通，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因为他们在婚前有充分的自由，同时，很多丈夫可被说服与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兄弟共妻。离婚的情形很少。斯巴达的将军莱桑德曾经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妻子与一个较美丽的女人结婚而遭受处罚。

总之，斯巴达女人的地位较其他希腊社会要来得高。女人在斯巴达也比在其他地区较多地保存了她们的荷马式身份和早期所遗留下来的母系社会特权。普卢塔克曾说：“斯巴达的女人勇敢而强健，经常压制她们的丈夫，即使对最重要的事务也公开表达意见。”女人可以继承及遗赠财产，随着时间的演变，在斯巴达接近半数的不动产掌控在女人手里，足见其对男人影响之大。女人在家中享受奢侈和自由的生活，在连年战争中男人首当其冲，或在公共食堂里吞咽粗茶淡饭。

按照法典的特殊规定，所有的斯巴达男性，自30至60岁，都要在公共食堂用膳，公共食堂的膳食在品质上较差，在分量上也稍感不足。按照普卢塔克的说法，立法者的宗旨是预先磨炼他们以适应战时的匮乏，同时也使他们不致因享受和平而消沉堕落。他说：“他们不应当消磨其生命于家庭，躺睡在奢侈靠椅和坐在华丽的桌子上，把自己托付给商人和厨子，而自己躺在角落里像一个贪婪的野兽一样养尊处优，日益痴肥。这样不仅毁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还会毁灭他们的身体，身体如果因享受及食用过量而衰弱，则需要睡眠、热水浴和免于工作的自由。总而言之，如果他们长期享受和腐化，就需要较多的照顾。”为供应公共食堂所需要的食物，每位公民都需要定期向其所属食堂提供所指定数量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否则就会被取消公民资格。

在实施此项规范的最初几个世纪，通常对斯巴达青年所实施的简单与刻苦生活的训练都持续至人生的后期阶段。胖人在拉西迪蒙实属罕见。对于腹部的尺寸虽无法律规定，但倘若有人腹部过度凸出被认为不雅或妨碍战斗行动时，可能当众遭受斥责，或被从拉哥尼亚驱逐出境。在斯巴达并没有在雅典所盛行的狂饮或欢宴。人民有贫富之分，但隐而不见，无论贫富均穿着相同的简单服装，即一件毛质披肩外衣或外衫，该件衣物均仅悬于肩上，既不讲求美观，也不讲求款式。累积动产财富颇为困难，因为在当时要贮存相当于今天100美元的铁制钱币需要一大间贮藏室，要想搬运，至少需要一对壮牛。但人类的贪婪依然存在，官吏与公务人员的贪污也有门路。议员、民选长官、使节、将军及国王都可出资购得，所出价格与其地位相称。当萨摩斯岛派到斯巴达的使节展示其金盘子时，斯巴达王克莱奥梅尼（Cleomenes）一世立刻要求撤回该使节，深恐斯巴达人由于外国人的坏榜样而腐化了。

斯巴达深恐国人遭受外国人的污染，所以对外国人表现出空前的冷淡，外国人很少是受欢迎的。通常对外国人均设法使其明了访问必须短暂，如停留时间过长，即由警察护送至边境，强行遣出。斯巴达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国，为压制斯巴达人的好奇心，特施以“夜郎自大”的训练，并使其深信他国实无可供“借鉴”之处。因为要保护自身，所以它的制度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三分之二的人是奴隶，所有的主人也等于奴隶，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如果能呼吸到一点自由、奢华、文学和艺术的空气，就足以使这个奇异的社会崩溃。

·对斯巴达人的评价

这样一个体制究竟产生了何种类型的人和何种方式的文明？最重要的是培养强壮的身体，能极度忍受艰苦和匮乏。一位酷爱奢侈享乐的锡巴里斯人曾对斯巴达人做过如下的评语：“斯巴达人在战时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并非可称赞之事，因为只有如此，才可免除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在斯巴达，健康是最主要的德行，疾病是罪恶。柏拉图在发现这样一片没有医药也没有民主的土地后一定会心情愉快。在这里充满勇毅坚强，在无惧与胜利的纪录上，只有罗马人才可与斯巴达人相比。当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投降的时候，希腊人几乎不敢相信，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巴达人不战至最后一人，纵然是斯巴达的普通士兵，在许多情形下也是宁可自杀而不愿战败后苟且偷生。当斯巴达在留克特拉的灾难消息（其影响之大实际上是结束了斯巴达历史）送达主持吉姆诺皮狄亚竞技大会的各长官时，这些长官未发一言，仅仅把这些新烈士的名字增列到那个竞技会所尊敬的先烈的名单下（那个竞技会是为缅怀先烈而举行的）。克己、节制、对顺境与逆境处之泰然（雅典人曾把这些品性写出，但甚少实施），被每一个斯巴达公民视为自然。

倘若服从法律是一种德行的话，那么斯巴达人的德行是超过大多数人的。斯巴达国王德马拉托斯（Demaratus）曾经告诉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说：“虽然拉西迪蒙人是自由了，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事务上都获得自由，因为在他们上面有了法律，他们恐惧法律甚于你的人民恐惧你。”很少有民族（恐怕除罗马人及中世纪的犹太民族外）曾经像斯巴达人那样因尊敬法律而加强团结的。斯巴达在《莱喀古斯法典》的治理下，至少历经两个世纪之久，始终保持强盛的地位。斯巴达虽然未能征服阿尔戈斯或阿卡狄亚，但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除阿尔戈斯和阿哈伊亚外，它均能说服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接受其领导，而这个联盟在几乎两个世纪中（公元前560——前380年）维持了这个半岛的和平。全希腊都称赞斯巴达的政府和军队，在想废除横征暴敛的虐政时都向它求助。色诺芬（Xenophon）曾经告诉他人：“当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各邦的杰出地位时不胜诧异，因为它的人口稀少，同时却享受着特殊的权力和社会声望。我对这个事实异常困惑。而后当我考虑到斯巴达的各种特殊制度时，我的怀疑随即消逝。”如同柏拉图和普卢塔克一样，色诺芬乐此不疲地称赞斯巴达的各种制度与习尚。当然，柏拉图在这里发现了他的乌托邦的轮廓。（因为人们对于理想的一种奇异冷漠，其乌托邦的轮廓于是遭到污玷蒙蔽。）由于许多希腊思想家对于民主的庸俗和混乱感觉厌倦和恐惧，因而逃避现实，转向于对斯巴达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崇拜。

因为他们并不居住在斯巴达，所以不妨对其尽量赞颂。他们也无法感觉出自私、冷酷和残忍等斯巴达特性；他们不能就所见的精选绅士或所赞扬的远处英雄，看出斯巴达体制除产生优秀战士外一无是处；更不能体会处在斯巴达的制度下，对于事物的思考力已被抹杀，以至于仅有肉体上的强壮与残酷存留着。由于这种体制、规范和风尚的胜利，使得在它崛起之前一度兴盛的艺术文物毁于一旦。因为自公元前550年后，我们就无法知悉斯巴达有什么诗人、雕刻家或建筑家。只有群体的合唱和舞蹈仍旧保存，因为借此可以发扬斯巴达的纪律，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消失在群体中。在商业上，斯巴达与世界隔绝，禁止人民旅行，忽视成长中的希腊的科学、文学及哲学。斯巴达变成了一个优秀的重甲步兵国，人人只愿终身做一个步兵。希腊的旅行家对于这样简单和朴实的生活、非常有限的公民特权，对于每种习惯和迷信的牢执固守，对于坚毅和纪律的颂扬与限制，气质如此高贵，目的如此卑贱，而效果又如此渺小等情形，异常惊异。同时，雅典人正在从以往千百次的不当与错误中，建立一个范围宽广但行动积极的文明。这个文明可容纳每一个新观念，急于与世界交往，且具忍耐、变化、复杂、丰美、革新、怀疑、想象、诗意、狂烈及自由等特性。这和斯巴达文明恰成鲜明对比，这个文明不仅使希腊文明多彩多姿，同时也几乎描绘出整个希腊历史的轮廓。

结果，斯巴达的狭隘意识和精神甚至背叛了它的内在力量，它不惜一切以求达成斯巴达的目的，到最后竟向征服者屈服到底，甚至将雅典在马拉松为希腊所获得的自由出卖给波斯。它沉湎于军国主义中，一度使它极为荣耀，也成为各邻邦痛恨的恐怖者。等它一旦倒下去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感觉惊异，但是没有人哀悼。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像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被遗忘的各邦

自斯巴达再向北是欧罗塔斯谷地，跨越拉哥尼亚边疆可以到达阿卡狄亚崎岖的山脉。如果不是过度险峻，当然会更加吸引人。这些山峦起伏的山地对于那些傍山凿石所筑成的狭路并不欢迎，因为这些山路会给阿卡狄亚的静谧带来干扰。由于形势险峻，交通状况不良，难怪胜利推进中的多利安人和斯巴达人都在这里望而却步，使阿卡狄亚一如埃里斯和阿哈伊亚一样，仍为阿哈伊亚和佩拉斯吉人所有。旅行家到了这个平原或高原后，不时发现一些繁荣的新城镇，如特利波利斯（Tripolis）、奥科玛那斯（Orchomenos）、麦加罗波利（Megalopolis）、泰吉亚（Tegea）和曼提尼亚（Mantinea）等古城残迹。伊巴密浓达在那里获得胜利，而后也死在那里。但这里大部分是农民和牧人散居的土地，这些农民和牧人与他们的畜群住在贫瘠的山地，且经常迁徙。虽然在马拉松战役后这些城市对文明和艺术有所觉醒，但一直到波斯战争前几乎未能进入世界历史。在这些垂直的森林中，曾经是希腊伟大牧神潘（Pan）的游巡之地。

在阿卡狄亚南部，欧罗塔斯谷地几乎与一条颇为著名的河流相交。阿尔菲（Alpheus）河湍急地流经帕拔西亚（Parrhasian）山脉，再悠闲地蜿蜒而入埃里斯平原，并自此将旅行家导入奥林匹亚。根据帕萨尼亚斯的记载，埃里斯族系出自阿托利亚或佩拉斯吉系，自埃托利亚跨越海湾而来。他们的第一个王埃特利俄斯（Aethlius），是月神所宠爱的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之父，这位少年的俊美，使月神情不自禁，于是她闭上双目永远沉睡，与他纵情欢乐，因而生了半百女儿。阿尔菲河在这里与来自北方的克拉迪斯（Cladeus）河会流，这个会流处也就是希腊世界圣城所在地，因为它的神圣，所以很少被战争所干扰，埃里斯在这里有很光荣的历史，在此战争被竞技所取代。在两河会流的角落是阿尔底斯（Altis），或奥林匹亚山宙斯神的圣地。所有的入侵者驻足此处并朝拜它，而后，他们的代表又定期回来向它求助，同时增饰它的神殿；在战胜波斯后，把希腊所有最伟大的雕刻家和建筑家集合一起，用无限感恩的心情修复并朝拜它们，宙斯和赫拉神殿的财富和声名日益增高。赫拉神殿可回溯至公元前1000年，目前它的废墟是希腊最古远的神殿遗迹。20根多利安柱头的残体显示出那些石柱如何经常用不同的形式来更换。在最初的时候，那些柱子毫无疑问是用木材制成，当帕萨尼亚斯到达时，还有一根橡木柱竖在那里，这是在安托尼尼斯（Antonines）时期。

自奥林匹亚可以经过古都多利安的所在地进入阿哈伊亚。当多利安族攻占阿尔戈斯和迈锡尼时，许多阿哈伊亚人逃难至此。这里和阿卡狄亚一样也是山地，随着季节的转移，有耐性的牧人在山坡上下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西海岸是目前仍欣欣向荣的帕特拉斯（Patras）港，据帕萨尼亚斯说，当时那里的女人比男人多一倍，同时，只要是女人就会对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异常虔敬。沿着科林斯湾面对诸山的许多城市，如爱吉姆（Aegium）、赫利刻（Helice）、埃吉拉（Aegira）、佩来纳（Pellene），目前几乎已被人淡忘了，但它们曾活在无数男女和儿童的脑海里，并且每个城市也都曾是世界的中心。

科林斯

再过几道山后，旅行家就可再进入西塞昂，也就是多利安族的定居地。公元前676年，西塞昂暴君奥塞格拉斯（Orthagaras）教给了世界若干世纪后仍可应用的政治权术。他向农民解释他们是佩拉斯吉或阿哈伊亚血统，而剥削他们的地主贵族则是入侵的多利安族的后裔。他呼吁被剥夺的人要振起种族荣誉，进而领导他们革命并且获得了成功，自己做了独裁者，同时使得制造业和贸易两个阶层得势。而后，在他的两位能力非常卓越的继承人迈伦和克里斯提尼的领导下，制造业和贸易阶层使西塞昂成了一个半工业城市，虽然它仍按照附近所种植的胡瓜命名，但是它却以它所生产的鞋和陶器而著名。

更向东的一个城市，依其地理位置及经济迹象，应当是希腊最富庶和文化水准最高的中心。因为科林斯地处海峡要冲，占尽地利，其位置之重要，多数城市无法企及。它可以关闭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陆上门户，可以夺取希腊南北间的陆上贸易，也拥有通往沙罗尼克（Saronic）和科林斯湾的港口和航运。在两海之间建有一条收益很好的木质滑行道，在这个滑行道上，船只借滚轴之利在陆上拖行滑动4英里。阿克罗柯里苏斯是它坚不可破的要塞，设在2000英尺的山顶上，具有永不枯竭的水源。斯特拉博曾经将站在城寨上瞭望到的令人兴奋的景色，作如下描述：“城市本身延展在下面两处明亮的梯层上，可以展望到露天剧场、广大的公众浴场、有柱廊的市场、辉煌的神殿，护墙一直延伸到北部海湾的拉克留姆港。在最高的山顶上建有阿佛洛狄忒神殿，俨然象征着这是一个工业城市。”

科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甚至在荷马时代，就以富庶著称。在被多利安族征服后，由历代名王统治，然后由一个以巴齐亚达伊（Bacchiadae）家族为主的贵族统治。但是这里也和阿尔戈斯、西塞昂、麦加拉、莱斯博斯岛、米利都、萨摩斯岛、西西里和雅典一样，凡是希腊贸易繁盛的地方，商业阶层都通过革命或阴谋，攫得政治权力。这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爆发专制或独裁的真正意义。大约在公元前655年，塞普色鲁斯（Cypselus）夺取了政权。他曾向宙斯许诺，如果他获得成功，就奉献整个科林斯的财富，因此在当权后，每年对所有财产征税10%，然后将这项所得献给神殿，10年后他实现了他的诺言，而这个城市仍然像以前一样的富庶。他受人欢迎而睿智的统治持续30年，因而奠定了科林斯繁荣的基础。

他那位残酷的儿子佩里安德，在经过希腊历史上最长的独裁（公元前625——前585年）后，建立了秩序和纪律，遏止了剥削，鼓励了商业，赞助文学和艺术，并使科林斯一度成为希腊的第一城。他通过创制一种国币以刺激贸易，降低捐税以振兴工业。他因发动广大的公共建设工程而解决失业危机，并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他保护小商业使其不至于被大商业的竞争所毁灭，限制一个人雇用奴隶的最高数量，并禁止继续输入奴隶。他强迫富有者把剩余的黄金捐出，铸造一座巨大的塑像作为城市的装饰。他邀请科林斯城里全体贵妇参加饮宴，剥夺了她们昂贵的礼服和首饰，将她们半数装饰收归国有后遣回。他的敌人众多而强悍，除非在强大的保护下，否则他不敢随便外出，这种恐惧和隐居使他阴沉而残酷。为巩固其本身不被叛乱推翻，他按照与他同时代实施独裁的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的秘密建议，定期整肃地位最高和最强的人物。他的姬妾们向他控诉他的妻子，在震怒下，他将怀孕的妻子掷下楼摔死。他也因此深为苦痛，然后他又把那些姬妾活活烧死。他的儿子里科弗洛（Lycophron）因悲母之死不与其交谈，被他放逐到科孚。等科孚人将他的儿子里科弗洛处死后，佩里安德又将该地贵族的少年捕捉了300人送往吕底亚王阿尔雅底斯（Alyattes）处，以便在那里将他们阉作宦官。但当运送这批少年的船只停靠在萨摩斯岛的时候，萨摩斯岛人不顾佩里安德的愤怒而将这批少年释放。这个独裁者得享高寿而终，在他死后，有些人把他列入古希腊七哲人之林。

在他死后数十年，斯巴达人推翻了科林斯的独裁，并建立一个贵族政体——这并不是因为斯巴达人爱好自由，而是因为斯巴达人赞成地主而反对商人阶层。虽然如此，科林斯的财富仍然是基于贸易，并不时得助于阿佛洛狄忒的虔敬者和潘希勒尼克（Panhellenic）地峡竞技大会。在这个城里，娼妓数目异常众多，因此希腊人须常使用Corinthiazomai一语以表示娼妓。在科林斯城内，妇女将自己献身阿佛洛狄忒神殿，充作娼妓，然后将卖淫所得奉献给祭司，是非常普通的事。一位名叫色诺芬（Xenophon）的人（非“万人”领袖色诺芬将军）曾向女神许愿，如果她能帮他在奥林匹克竞技大会上获胜，就奉献50名娼妓。虔诚的品达人在庆祝他的胜利时，毫不退缩地提及这个誓言。斯特拉博曾说：“阿佛洛狄忒神殿曾拥有千名以上的奴隶和娼妓，这些奴隶和娼妓都是由一些男女献给女神的。也是由于这些女人，所以城里挤满了人，并且财富也因而日增，例如来自各地的船长都在这里恣意挥霍。”科林斯城对这些女人很感激，认为这些“对人亲切”的女人使大众俱蒙其惠。文法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曾引证一位早期作家的话说：“按照古时科林斯的习惯，凡是在向阿佛洛狄忒祈祷时，要尽量使多数的娼妓参加。”这些娼妓也有自己的宗教庆典，称作阿佛洛狄西亚（Aphrodisia），她们以虔诚及壮丽的场面庆祝。圣保罗在《科林斯前书》里，对这些女人公开指责，可见她们在圣保罗时代仍然在那里从事原始的交易。

在公元前480年，科林斯有5万公民和6万奴隶——自由人与奴隶的比例很不寻常。追求享乐和黄金吸引了各阶层的人，因此，很少人有精力去从事文学和艺术。我们虽然听说公元前8世纪有一个诗人欧梅路斯（Eumelus），但是科林斯人的名字很少使希腊的文学增添光辉。伯利安达在他的宫廷内对诗人很礼遇，他从莱斯博斯岛请来了诗人阿利昂（Arion）在科林斯组织音乐活动。在公元前8世纪时，科林斯的青铜和陶器很著名；在公元前6世纪，它的陶瓷绘画家在这一行业上傲视全希腊。帕萨尼亚斯告诉我们有一个西洋杉木箱，科林斯暴君塞普色鲁斯曾藏在这个箱子里从巴齐亚达伊逃出，在这个箱子上雕刻家刻有精美的浮雕，箱内镶有象牙和黄金。可能是在伯利安达时代，科林斯为阿波罗神建造了一座多利安式神殿，这座神殿以7根独石柱而著名，其中5根迄今尚存，可能是科林斯人爱美不止一点。可能是时间和机会都对这个城市没有好感，而它的历史或年鉴是由一些其他信仰所写。如果科林斯人死而复生，一定会对后代的历史学家关于他们的记载扼腕叹息。

麦加拉

麦加拉和科林斯一样喜爱黄金，也同样因商业而繁荣。但麦加拉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描绘古城市生活，而他所叙述的历次革命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革命。这座城是通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门户，港口雄踞海湾两侧，因其地位重要，很适合与入侵之敌周旋，也适于对贸易商征收税捐。在那里建有很繁忙的纺织工业，工人包括男女，如果用当时很诚实的称呼，所谓工人实际上就是奴隶。麦加拉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最为繁荣，当时正与科林斯进行地峡的商业竞争，也是在那个时期向外殖民（作为贸易前哨），当时殖民地远及博斯普鲁斯的拜占庭和西西里的麦加拉希布来亚（Megara Hyblaea）。财富日益增加，但聪明人获得这种财富也很不容易，仅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地勉强到手，因为普通大众（在富人中间的奴隶）随时可以听从许诺他们较好生活的鼓动而采取行动。大约在公元前630年，西阿根尼（Theagenes）决定成为一个独裁者，颂扬穷人而谴责富有者，领导一群饥饿的暴民进入富有者的牧场，在那里众人决定他可以拥有随身卫士，并将卫士人数扩大，就用这些卫士推翻了政府。西阿根尼统治麦加拉达30年，释放奴隶，贬抑权势者，并奖励艺术。到公元前600年时，富有者又把他推翻，但是又发生了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又重建了民主，没收了贵族的财产，夺占了富人的家产，取消了所有债务，并且通过了一个命令，使富有者退还所有债务人所付出的利息。

诗人西奥格尼斯（Theognis）曾经目睹了这几次革命，他在诗中对这些革命予以严厉的攻击，这也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战争的呼声。他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权威），他出生于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家庭。因为他曾是一位名叫西努斯（Cyrnus）的青年的导师和情人，这个青年后来成了贵族党的一位领袖人物，因此，可以判知诗人西奥格尼斯一定是在一个很安乐的环境中长大。他给予西努斯很多建议和辅导，唯一要求的报酬就是爱情。他也和其他的情人一样，抱怨爱情次数和程度的不足，在他现存最佳的诗中提醒西努斯，他只有通过西奥格尼斯的诗才能永垂不朽：

看哪，我已经给了你赖以飞翔的双翼

飞越无边的海洋和大地；

诚然，你的未来将寄托于众口的毁誉，

还有他们饮宴和欢乐中的伴侣。

爱河中的青年将对你赞誉

他们银笛中奏出和谐的歌曲；

当你夜暗履危

一直要看到地狱的哀凄，

噢，且勿在荣耀之途裹足不前，

但要徘徊，寻求永垂青史，

西努斯，要渡过许多岛屿走上大陆，

跨越希腊的海洋之岸深入腹地。

你不需骏马，有时姑可轻骑，

缪斯神的紫罗兰荣冠终将归你。

天地既永存，人类将永续，

后世歌声将为你的荣耀谱出新曲。

我给了你飞翔的双翼，但你的回报，

却是令我愤懑的蔑视。

他另外一首诗是警告西努斯，说贵族的不公正可能激起革命：

我们的邦国如妊娠待产，不久添丁，

又像长期滥权，复仇屠户的粗野蛮横。

百姓一直头脑冷静，

主政者则颟顸无能。

治国精神高洁勇毅，

和平康乐慎勿危害。

高傲和自大的虚饰，

狭隘和脆弱的无礼。

正义、真理、法律弃如敝屣，

代以诡谲的高傲和贪恣。

这将是我们的毁灭，西努斯！慎勿作他想

（表面上或将宁静无乱）。

为了邦国未来的和平与保障，

流血和暴乱终将此仆彼继。

革命终于到来，西奥格尼斯被胜利的民主政体列入被驱逐者之列，同时他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把妻子和子女交给朋友照顾，自己则漂泊于埃彼亚岛、底比斯、斯巴达和西西里。最初，因为他的诗受到欢迎而颇受礼遇，然而，随即他沉入痛苦和未曾经历的贫困。由于心情愤怒难平，他致诗给宙斯神，而其内容恐怕正是约伯（Job）应当询问耶和华的：

万福和至高的天神！我的困惑似海深

按照你的旨意观察世界，难见纯真……

如无是非，福祚灾祸同降

如何使你的子民信服，感觉良善者始获庇荫？

你的恩赐究竟洒向邪恶或洒向善良？

你的戒律如何使人明了？使人体认？

他对民主政体领袖异常憎恨，他向这个不可思议的宙斯神祈祷，求神恩赐他能喝到他们的血。他首先使用这个比喻：他把麦加拉城邦比作一艘船，可是这个船上的舵手已由混乱和不熟练的水手所取代。他认为有些人天生比他人能力优越，因此，某种方式的贵族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人们早已发觉大多数人是没有治理邦国的才能的。他认为善仅是贵族的同义语，而在另一方面则用恶、卑劣及无用等词形容大众。他认为这种天生的区别是无法铲除的，他也使用“没有任何教育能使一个坏人变为好人”一语（虽然在这里他的真正意思是“没有任何训练能使一个平民变为贵族”）。他也和所有其他善良的保守分子一样，强烈地主张优生学：世界的罪恶并非由于“善良者”的贪婪，而是由于身份不相称者的通婚和贵族的不育。

他与西努斯策划另一场革命。他主张纵然是已经对新政府曾经宣誓效忠的人也可以刺杀暴君。他公开宣示他将与他的朋友奋斗到底，直到他们能对其仇敌实施彻底的报复。虽然如此，在他多年的放逐生活和孤单之后，他贿赂了一个官吏而得以归返麦加拉。他因为这种口是心非而遭受嫌弃，同时写下了千百首希腊人都会引用的绝望诗：

永勿再生厌见天

尘间那堪再留恋

只愿此身速死去

荒丘野冢伴草眠

最后，我们发现他已回到麦加拉，老迈贫困，且为安全原因，允诺永不再执笔评政。他以酒和忠贞的妻子自慰，最后尽量学习“任何合乎自然的都是可宽恕的”教训：

西努斯，要学习敞开你的胸襟；

心扉打开，迁就他人。

人性不一，多如其面；

见怪不怪，遇事容忍。

人间事永远善恶同行，

欲求更高的境界殆不可能。

至善的事并非白璧无瑕，其余的，

为一般用途，亦可如至善者。

如果除此以外另有天意

工商百业如何能有收益？

埃伊纳岛和埃皮达鲁斯城

从麦加拉和科林斯跨过海湾，便是它们早期工业和贸易的竞争对手——埃伊纳岛（因地震而形成）。在迈锡尼时期那里发展了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它的坟墓里埋葬了许多黄金。入侵的多利安人发现这块土地过于贫瘠，不适合耕作，但其地位特别适于商业。当波斯人来到的时候，岛上这些从事贸易的贵族只知道急于脱售他们工厂所生产的美丽花瓶和铜器，来换取他们需要在工厂工作或在希腊城市出售的大量奴隶。在大约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计算埃伊纳岛有50万人口，其中有47万的奴隶。在这里铸制了希腊最早的货币，同时它的度量衡直到被罗马征服前一直作为希腊的标准。

像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从追求财富逐渐转变到探索艺术上去，是在1811年由一个旅行家发现的。这个旅行家在大堆的废物中发现用来装饰阿菲亚神殿三角墙的雕刻品，这件雕刻品非常生动精美。神殿内仍有22根多利安直柱竖立在那里，承托着楣梁。这座神殿可能是埃伊纳人在波斯人入侵之前刚刚建造的，因为虽然它的建筑是古典式，但它的塑像在很多迹象上都表现出已经颓废的半东方色彩。塑像也可能是在萨拉米斯之役以后塑制的，因为塑像代表埃伊纳人对抗特洛伊人，可以象征希腊与东方的长期冲突，以及希腊舰队最近在萨拉米斯所赢得的胜利。这个小岛对那次获得胜利的舰队提供了30艘船，其中一艘因作战英勇由希腊人颁予最高奖励。

自埃伊纳到埃皮达鲁斯可以乘船前往，并且这是一次愉快的航行，目前这个地方只有500名居民，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希腊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因为这里——或更准确一点说是在阿戈利斯最高山岭的峡谷之外10英里——是专司医疗的英雄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主庙所在地。阿波罗神自己在德尔菲的神谕中曾说：“阿斯克勒庇俄斯呀！你的诞生使所有人欣悦，你是可爱的科洛尼斯（Coronis）在多石的埃皮达鲁斯为我所生的爱子。”阿斯克勒庇俄斯治愈了无数的人（甚至使一个死人复活），于是冥府之神普卢托向宙斯神抱怨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死亡；如果没有死亡，宙斯神几乎不知道如何管理人类，于是用雷电毁灭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但是在西萨利和希腊，人们都把他当救世主来朝拜。人们在埃皮达鲁斯为他建造最大的一座神殿，在这座神殿里的医生祭司（因着他的名被称为阿斯克勒庇俄斯）成立了一所疗养院，以其对疾病治疗的成功驰名全希腊。埃皮达鲁斯成了希腊的卢尔德（Lourdes）。朝圣者自地中海世界各地涌来，在这里觅求希腊人所谓最大的恩赐——健康。这些朝圣者睡在神殿里，满怀着希望的心情执行所规定的养生术，把他们认为非常神奇的医方记录下来刻在石板上，现在这些石板在神圣的丛林废墟中还随处可见。埃皮达鲁斯人用这些病患者所交的费用和礼物建造了一座剧场，看台的座位和出口仍旧在邻近各山的山脚下，它那可爱的圆环形柱廊建筑残迹，至今仍然保存在小型博物馆里，在希腊最精美的大理石雕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今日类似的病患者则到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忒诺斯（Tenos），在那里希腊正教的祭司如2500年前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治疗病患者一样来医疗他们。从前是埃皮达鲁斯人用牺牲来奉献宙斯和赫拉的阴暗山巅，现在却是圣伊莱亚斯（St. Elias）的圣山。神灵也会死亡，但人类的虔诚长存。

学者热切地在埃皮达鲁斯寻求的，并不是已经倒塌了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殿废墟。这个地区现在已树木遍地，在道路急转弯后，延伸至山腰巨大的扇形石处才能看出整个剧场面目。波留克列特斯之子在公元前4世纪建筑了这个剧场，但时至今日仍然保存良好。当旅行者站在跳舞位置的中心（一个用石板敷设的大圆场），可以看到逐次升起1.4万个座位，其设计之精巧令人咋舌，因为感觉到每一个座位都是直接对着自己。当观察者自舞台向上展望，向200英尺以外最远和最高座位上的朋友低声谈话时，会发觉到每个字都是清晰可闻：这时就可以闭目而思，用思想上的双目观察昔日埃皮达鲁斯的繁荣，好像一批批的观众自庙堂、自城市随意来到这个地方，倾听和观赏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作品的演出，同时也可以感觉到古希腊人那种精力充沛和潇洒爽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