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在略为发黄的文管会《工作人员登记表》上，笔者见到俞平伯当年在“对工作意见及希望”一栏中填下的这几句话：“继续学习、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服务。”此时是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6月16日，四十九岁的俞平伯身份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在1951年1月北大《教师及职员登记表》中，俞平伯如实地在“现在从事之研究工作”一栏中写了五个大字：整理《红楼梦》。

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引发了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该书编辑、九十岁的文怀沙谈起当年，依然唏嘘而叹：

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徐氏兄弟是自负盈亏，担心《红楼梦辨》当年只印五百本，现在能否畅销。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这是福，也留下祸。1954年大批判时，《人民日报》唱红脸，把《文艺报》弄成黑脸，戏是毛泽东布置的，意在打开一个缺口，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批判。

（1999年6月4日口述）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地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的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以展开了。”林默涵提到俞平伯时表示：“俞平伯是名人，把大家都吓倒了，因此就压迫了两个青年团员。”

林默涵在会上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预料的那么平和，在《人民日报》等单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识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北大教授游国恩说：“太凶了，好厉害！”王瑶表示：“俞的观点有问题，领导上早就知道，何必现在搞他一下子呢！”吴组缃觉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会一笑置之，因为该文既肯定俞在考据上的成绩，又否定了俞的结论。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谩骂，金岳霖说：“俞和胡应该分别看待，不然就会影响团结。”郑振铎在作协会上说：“林庚，你的问题也该搞搞吧！”林庚心里更觉不安。

处在旋涡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关方面观察的重点，具体情况层层上报：

俞平伯教授没有服气，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北京日报》办公室1954年11月5日编印《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俞平伯看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后，认为错误重点不是在他一人身上，《文艺报》和《文学遗产》都犯了错误，他们也将要作检讨。据余冠英谈，俞平伯准备要写检讨文章。

（《人民日报》文艺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反映》第一号）

俞平伯本人此刻尚还在消极抵抗中，情绪当然是很激动、不安的，他说：“我豁出去了。”这即是说一切都听天由命。

（陈翔鹤《关于〈红楼梦〉座谈会的报告》）

1954年10月24日，在中国作协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从上午九点三十分一直开到下午六点三十分，扣去午餐休息两个小时，共持续七个小时。俞平伯打乱会议原定议程，首先站起来要求发言。他简述了研究《红楼梦》文章的发表情形之后，木讷地表示道：“我觉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这有历来讲演可证……我是从兴趣出发，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鸡零狗碎。”会后，主持人陈翔鹤给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对这段话评价道：其自处之道是颇为聪明的，因这样便可避免被别人揭发。事实上，俞平伯没有躲掉那些熟识的学者作家揭发性的表态发言，整个会议的基调是一边倒。只有谈到考据问题时才有不同声音，吴恩裕认为：“李、蓝文章中没有给考据以适当的地位。”浦江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证）的劳绩我们是应该尊重的。”很快，这些话就被斥责为“同病相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曹道衡当年是《文学遗产》编委会秘书，他形容那时涌到编辑部的批判稿件似如挡不住的潮水：“稿子两三天就是一堆，不敢不看，还得仔细看，紧张得很。文章的观点基本一样，同意俞平伯文章的几乎没有。俞先生去反驳不大可能，但一些问题依然想不通，譬如，‘你们说贾宝玉是新人的萌芽，他踢丫环一脚，这怎么算新人？'‘说我是不可知论，可这里面就是有些弄不懂。’俞先生对大家的发言不是斤斤计较，老朋友也不是刺耳地骂他。”（1999年6月3日口述）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学，比俞大十岁。他派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承佩、副秘书长李毅来俞家劝说，当时的九三学社中央干部牟小东至今还记得许的苦心：

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作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

作为九三的中央委员，俞先生在九三学社的会上把检查同样念了一遍，念了有二三十分钟，有口吃。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他自己说了“敝帚自珍”，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1999年5月19日口述）

俞平伯的自宅老君堂很快门可罗雀，同单位老友王伯祥悄悄地上门看望。王伯祥的儿子王华告诉笔者：“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落，压抑得厉害。父亲冒着风险看他，并邀他一起逛什刹海，在烤肉季小饮。父亲没说几句安慰话，却让俞老感动，拿出家传的好笺纸，写下‘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颓废情调的诗句。”（1999年3月29日口述）

那时担任文学所总支书记的王平凡谈起那几年不平静的情形：

所长郑振铎当时有些紧张：“俞先生是我请来的，哎呀，没问题吗？”副所长何其芳请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错在哪里。所里调子起得不高，不像社会上那么凶。何其芳在会上还说：“我们还没成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

俞先生的检查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在《文艺报》发表，“文革”中有人说这篇文章是别人代笔，但俞先生对其内容是同意发表的。他承认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有旧思想的痕迹，也应有改造的任务。他没有反抗，接受这些也很自然。

1956年评职称，所里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平衡，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让我找俞先生谈话。俞先生听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应该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两条意见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问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问的肯定。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倘若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先生这样的人评为一级。

（1999年6月14日口述）

大批判告一段落后，有一次高层领导接见学部的学者，周扬把俞平伯介绍给邓小平：“他就是搞《红楼梦》的俞平伯。”事后俞对人说：“看周扬介绍时的语气、神情，不像是要彻底否定我。”

文学所古典组老同事们谈起俞平伯都津津乐道：

所里继续让他校勘《红楼梦》，配了助手王佩璋。俞先生在有顾虑的情况下写了序言，何其芳看了劝他：“你不必这样，还是按你的风格去写。”请他研究李白，社会上就传说由于俞先生挨批，所里不让他研究《红楼梦》。何其芳澄清说，俞先生对唐宋诗词很有研究，在大学里开过课，也是他的专长。我们几个年轻人到老君堂说起此事，俞先生咯咯地笑，觉得这传言有趣。他的特点是潇洒，不像一些老先生那么严肃。

（研究员邓绍基1999年6月1日口述）

我们古代组老先生说话结巴的多，越焦急越打手势。俞先生在政治上少说，业务上能高高兴兴地说几句。开会时，他坐沙发上抽烟很凶，烟叼在嘴唇上，烟灰落在胸前不拍不扫。

57年整风，北大学生冒尖，林希翎在食堂里演说，俞先生他们在食堂外听，不表态。何其芳是好领导，引不起所里的批评。后来所里定右派的，大多是从外单位调来、对外单位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研究员乔象钟1999年6月17日口述）

57年时刚毕业的大学生闹得厉害，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等老先生就劝他们：“我们老头都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这样说？你们一些话出格了，我们老头说不出来。”当时所里的小环境不错，大家心情愉快，老先生都有一套好房子，工资一二百元，对所里的领导提不出意见，因此反右时大多没事。

（研究员曹道衡1999年6月3日口述）

我们毕业刚到所时，觉得俞先生像民间工艺品的秃头寿星。他对后辈和蔼可亲，对所里的研究现状很关心。60年代初，他编造《唐宋词选》，历经几年，后来内部出版了一个绿色封面的征求意见本，印数不多。他选婉约词偏多，注解部分能当作散文来读，艺术分析很深入。在那样大环境中，选篇目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所里没有硬性规定，俞先生还是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可惜拿到书不久就赶上“四清”，大家没有来得及提意见，这本书就不了了之。

（研究员吴庚舜1999年6月23日口述）

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我们请老学者写文章。我去约平老写一篇，他同意了，很快交来谈《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描写的文章，发在当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外面很多人看后觉得惊讶。我对文章作了一些修改，他都同意了。我多心，有意帮他加了尾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思想水平，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做科学的研究。”

（研究员张白山1999年4月17日口述）

王平凡当时在文学所总支书记的位置上，对运动中的变幻有深切体会：“解放后在北大经过几次思想改造，大家变得很谨慎。整风时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先生看了不说话。年轻人上街贴大字报，后来遭殃的多。所里不愿意搞运动，也没积极动员老学者发言。1958年拔白旗，批郑振铎、批钱锺书《宋诗选》等，人发疯了，写大字报比赛谁写得长，而俞先生不写文章，不吭声。就在运动中，俞先生他们校勘的《红楼梦》大量出版了，到1962年《红楼梦》印数有十四万部，‘毛选’才五万部。俞先生那时说了这话：早先批判我考据烦琐，现在有些考据比我走得还远。这或许就是他对以前那些牵强附会的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答。”（1999年6月16日口述）

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介绍，1954年大批判之后，外公外婆绝口不谈政治，不谈《红楼梦》。1954年的详情更是很少提起，家人轻易不敢去碰这一禁区。只是外婆后来一次闲谈中说：“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但总算还好，过去了。”1958年8月12日，俞平伯在上交的一份自述中简而又简地带过一笔：“54年秋发生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同时使我进步很多。通过具体的事实校正我过去对古代文艺错误的看法，那老一套的研究方法必须彻底改变才行。因在《文艺报》上已有专文，不再详说。”（见1958年《自述》原稿）

俞平伯不涉政治是有名的，可有一次邓绍基却听到他臧否政治人物：

60年代初我在古代组常为老先生跑腿，有一天我送学习资料到老君堂，俞先生看学习资料中提到瞿秋白，便突然给我说了他与瞿秋白交往的一件小事：有一年在杭州，瞿秋白建议一块去黄龙洞见胡适，俞先生认为瞿是共产党人、无产者，不会坐轿子，而自己走不动那么长的路，需要坐轿子，便说分头去。等俞先生下了轿子回头一看，瞿秋白也坐了轿子来了，俞先生连说，好笑，好笑。

俞先生在北大读书时，张国焘也在法学院。俞先生告诉我，他对张印象极其不好，张在会上发言好大喜功，自高自大。

（1999年6月1日口述）

俞平伯淡泊了政治，对昆曲的兴致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来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1999年3月30日口述）

1956年8月19日，在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这两位老友的帮助下，北京昆曲研习社召开成立大会，俞平伯当选社委会主任。10月19日在老君堂商量如何填写民政局取回的表格，俞平伯高兴地指点夫人填表。成立伊始，曲社内部摩擦产生，闲言碎语传来传去，俞平伯为团结之事焦虑不安。这一情况在发起人之一张允和当年日记中多有记载，如“56—10—21，今天又是一个多么紧张的日子……今天这个会，是个团结斗争的会，（在俞宅）上午九时半一直开到下午近三点，可把我累坏了，但是的确解决不少问题”；“56—10—25，晚俞宅谈团结问题”；“56—11—22，晨去俞宅，谈了不少社里的事”等等。一生都不愿涉入事务性工作的俞平伯此时显出了不厌其烦事事过问的另外一面。第二年8月排练《牡丹亭》面临内部矛盾，俞平伯往往开一整天会，来协调、磨合人际关系，他希望大家都退一步，事就好办了。

1957年上半年，俞平伯和曲社的人们都显得十分忙碌，全国政协、文联、北大、北师大等纷纷邀请演出。俞平伯既要负责向北昆借演出行头，又要动手抄写幻灯字幕。九十岁的张允和回忆道：“那时在老君堂经常开社务会议，又要进行彩排。俞老兴致很高，他在讨论会上谈了对《牡丹亭》整个修改设想，甚至设计每段演出时间。他还打算收集二十出不常见的台本出版。”

1957年5月16日戏曲座谈会上不少艺人吐苦水，主持人孟超还称赞田汉放火烧官僚主义。俞平伯只是谈了对昆曲的担忧：“《十五贯》唱红之后，昆曲并没有脱离危险时期，电台广播极少，自身力量不够，政府支持不够，对群众联系太少……过去的悲观，现在的乐观全不对。”到会的康生认同俞平伯的意见，在讲话中几次提到俞的名字：“俞先生说了，要同群众见面，见面后才能有结果。”

曲社的老社员们讲述了难以忘怀的一件件往事：

1959年曲社参加国庆汇演，10月8日俞老和我应邀出席大会堂国宴，有五百桌客人，只有我们是业余演出团体，俞先生显得很高兴。

康生常来看我们演出，说：“你们的戏可真不错，为什么不公演？”谁的笛子吹错了，他都听得出来，很内行。有一次我们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说话。后来根据话剧改编《岗旗》，俞先生改词，写到“毛主席是太阳，咱就跟着走”、“共产党将咱挽救，险些儿掉进泥沟。立场须站稳，改过要从头”那几句时，不合工尺，四声不对，他就不高兴做了，让我续完。演现代戏我们觉得不行，没法排下去。

（张允和1999年6月2日口述）

曲社内部分工明确，这一套章程是俞先生定下的，很民主，选剧目等事都要投票表决。当时人们功利心不强，只有奉献业务。俞先生一直交代，保持在高品位，不要沾染不良习气。

63年别的剧团演现代戏，俞先生一开始也觉得是一个方向，比较热情，带头学唱毛主席诗词。后来气氛越来越厉害，大家忙于下去“四清”，很难再演下去。

（楼宇烈1999年4月2日口述）

每次排练，俞先生敲鼓两个小时，样子非常入戏。他们这些老先生生活节奏舒缓，酷爱昆曲，蝇头小楷抄曲谱，抄错了就重来，心多么静。上海的俞振飞说，在北京只有这几位老先生心里有东西。《牡丹亭》真是下了大功夫，跟俞先生的组织领导分不开，他从上海请来四位传字辈教师传授，十分讲究艺术。

（许淑春1999年5月7日口述）

俞先生排戏一直盯着，看得很细。谁唱得好，就大声夸奖，并会说一些典故：谁谁以前这段唱得不错。《牡丹亭》满台声势，各有各的身段，特别热闹。周总理看了两次，并到后台接见。

1964年现代戏很火，请示王昆仑后，就说曲社停止活动，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

（樊书培1999年3月31日口述）

64年俞先生对形势看出来了，嗅出来了。他说，不对，不对。曲社停办时，账目很清楚。他唱曲子五音不齐，谁要录音，他就说：“不能谬种流传。”但打节拍绝对准。那次演《牡丹亭》，幕没拉开，他在幕前只讲了一句：“纪念汤显祖，最好的纪念就是演《牡丹亭》。”他对曲社投入很深，当了八年主委，实际操作了八年。“文革”后恢复曲社，他因年老不同意挂职，对我说：“一辈子不担虚名。”

（王华1999年3月29日口述）

俞先生不是官场上的人。总理上台合影，找不到他，后来发现他上台了，可是他取了自家的三弦又下去了，大家笑他书呆子。文化部一位高官来看他，他不说话，只抽烟。人家问：“身体好吗？”“嗯。”“我们走了。”“嗯。”不善于应酬，他不要这些。

天津有一个学问好的外甥被打成右派，家人为他叫屈。有一回来北京过年，派出所来查户口，问：“你们家来客人⋯⋯”俞先生答：“来了一个小孩。”“多大？”“我不知道⋯⋯唔，四五十岁⋯⋯”“干吗？”“我不知道，我们家都是做官的。”他气呼呼地走了，吓得老太太在一旁说：“外甥犯一点错误，我们不晓得⋯⋯”

（陈颖1999年6月9日口述）

“文革”开始时，街道一些乌合之众冲击了老君堂，抄走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把衣服打包，廉价卖给街道积极分子。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寿材，他们逼俞平伯哭妈。后来集中到学部牛棚办学习班，把俞平伯的书挂在墙上批判，时常有劳动、外调之累。有人逗俞平伯在食堂唱个歌，他真的唱了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方……”他唱得认真，走调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打节拍，对曹道衡他们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工尺谱……”在河南干校劳累一天后，有时集中起来唱样板戏，俞平伯跟着众人张着嘴哼。熬过一年回京，老两口在黄昏时爬上一辆没有篷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蔡仪、乔象钟夫妇叮嘱他们，回去不要住老房子，将来不受街道欺负。

回京安排住在永安南里，他的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桥牌为主。朱复作为青年昆曲爱好者时常上俞家，他回忆道：“俞老每次约十来个人来家中，他报开场白，用老式录音机录下唱曲过程。我见他用毛笔敲打桌面，笔套敲飞了，竟没有察觉到。他自得其乐，度过了那段寂寞日子。”（1999年3月20日口述）

在邓绍基的眼里，俞平伯在“文革”中写东西依然从容，有一段他每天去所里，读恩格斯有关家庭的著作，联系到中国古典文学写笔记。乔象钟印象中，俞先生整日穿着简单的中式布衣服，回家路上经过饭馆，就买一点菜带回去。住在牛棚里，天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清代三角帽，敲锣走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在《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背后，他在家中用毛笔抄了不少曲谱。李希凡“文革”中把毛主席谈《红楼梦》的信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陈颖偶然知道后告诉俞平伯，他听后不置一语。

韦柰谈到外公的晚年处境颇有几分感伤：

7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那封谈《红楼梦》的信，外公外婆格外紧张，担心是否要升温。我安慰他们说，信里还讲团结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他，“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很大。

《红楼梦》的事情彻底把外公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1986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986年在近代史礼堂开纪念外公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调子很低，规模不大，连家属人数都要删减。各报没有什么报道。外公回家后不说，不是很兴奋。1990年10月15日外公去世，我跟单位说，要不要把消息告诉中央电视台一下，对方说不要。丧事依然很低调。

（1999年3月31日口述）

笔者在俞平伯二女儿俞欣家中，看到俞平伯最后几年在台历、纸片上顺手写下的不少随感，如“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两句切我生平。一九八九年试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静自然凉。丁卯十月四日记”、“梦见横额‘如归室’。己巳夏五月”、“人心似水，民动为烟”等等。俞欣动情地说：“父亲虽在重病中，但思路异常活跃，把自己的一生想得很透，想到哪写到哪，写了我就收下来。”

把俞平伯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同在一个告别室的是一位郊区老农妇遗体，众多的家人大哭大闹。而俞先生的亲友来得不多，情绪冷静，默默地送走这位一生追求平淡却不得宁静的老人。

张允和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故事：俞先生这一生恐怕仅有一次上台正式演昆曲，他扮的是丑角彩鹤，画了一个白鼻子。他在台上咳嗽一声，就说了这几句：“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俞先生念得音调铿锵，声音出奇地大。回味着“天下第一跌”这几个字，看着台上认真演戏的老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张允和又说，不过直到今天，我一想到俞先生当时演戏的神态，还要忍俊不禁的，因为俞先生带给大家更多的还是超脱、快乐和真挚，因为他是中国一位独特的好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