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现代的西方学术界，政治哲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目前对于此学科的内容、研究对象、性质并没有比较公认的说法。然而，政治哲学又是非常古老的思想形态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虽无政治哲学之名，却有政治哲学之实。现代最为人们熟知的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至于“王道”理想，“华夷之辩”等问题，均可以纳入现代政治哲学的框架之内。
由于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的哲学学科来自西方，谈论哲学问题不可能不涉及西方人对哲学的看法。谈论政治哲学问题也是如此。现仅以列奥·斯特劳斯的观点为例，看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在斯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其学科的性质由哲学的学科性质来说明。
列奥·斯特劳斯继承了古希腊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因此，哲学反对“意见”。政治哲学既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当然它也是追求关于政治活动的真理的学问，因而也不是关于政治活动的“意见”。这样，政治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就有了区分。[1]
政治哲学也不同于政治科学。政治科学是关于政治活动技术与技巧的系统学问。政治科学属于社会科学门类。而社会科学领域里，自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就有一股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而孔德之后的新实证主义则进一步追求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的“价值中立”，排除价值倾向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干扰。这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事实上做不到。列奥·斯特劳斯对于“价值中立”的现代学术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列奥·斯特劳斯甚至提出了激进的说法，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而只有“政治哲学史”。[2]这一观点并不陌生，黑格尔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正如哲学界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定义一样，政治哲学领域里也很难有统一的政治哲学定义，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政治活动的性质做哲学的思考。
其实，每个历史时期，人们对政治活动性质的哲学思考，其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哲学主题。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哲学理论或观点基本上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代对政治活动性质的哲学思考，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成不变的政治哲学的主题。从比较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由于各民族的生存状况及其文化背景的差异，政治哲学的关注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能更多地思考了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的问题，而大约同时期的孟子则思考了诸侯政治的道德合法的根基及其政治活动中的义利之辨的问题。而从整个中国古典的儒家政治哲学来看，中国人对皇权来源及其使用的正当性，可能更多地思考了道义论问题，而西方的政治哲学则主要发展出了不同形式的正义理论。
依笔者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粗浅思考来看，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思考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政治权力行使的道德合理性以及政治活动的目的性，而对政治权力如何运用的方法论问题、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理想社会的建构问题，并没有做过多的思考。春秋战国时代有关禅让的讨论、尚贤的思想、君权神授的思想等，都是关于权力过渡、权力使用的主体以及权力来源的正当性等问题的思考。直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开篇的《原君》《原臣》两篇仍然是以新的方式在讨论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而《原法》篇则讨论了政治活动的目的问题以及制度建设的合理性基础问题。相对于前人而言，黄宗羲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权力的制约问题。他与同时代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约而同地讨论了最高权力的制约问题，开辟了中国政治哲学的新转向。
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政治权力行使的道德合理性以及政治活动的目的性这三个问题，在中国古典儒家的政治哲学史领域，可以统一放在“民本思想”的框架之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尚书》这部充满着政治哲学意味的历史著作第一次将神权政治巧妙地转化为具有世俗理性特征的民权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其实就是阐述立国的基础与根基问题。而“立君为民”的思想则是阐述了政治活动的目的性问题。至于其他一些说法，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的“水舟之喻”，《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更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激进表述方式。
民本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否相通？对此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3]根据笔者的理解，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导向现代的民主思想。所谓“可以导向”，不只是一种逻辑的学理分析，而是基于一种思想史的文本解读。本论文集中有关清代政治改革思想的分析，就意在阐述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当然，在传统的民本与现代的民主两种政治哲学理念之间，还涉及如何理解现代的民主概念的内涵问题。现代的民主基于个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基础之上，而这一观念又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基础之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能否具有人人平等与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观念，更进一步地说，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否能发展出类似现代西方的个人的观念，是儒家民本思想能否发展出现代民主思想的关键。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本论文集中的《从人道主义看儒家“仁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可能性》《民本与民主：中西政治思想之比较》两文初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可融通性。[4]
本论文集共分四编，绝大部分文字都曾经在国内外的专业学术杂志中发表过，只有少量部分属于未刊文字，此处是第一次发表。甲编主要讨论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中有关道义、法的形而上学基础、权力转移的过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及其新的人性基础等问题。乙编着重论述了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贵和”思想及其在古代国际政治实践中的诸表现，试图以儒家的“王道天下观”来应对当今国际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为永久国际和平提供中国人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丙编着重从对现代民主政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自由”的分析开始，考察了中国思想中“自由”一词的演变，儒家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可通约性，近代初期维新派人物、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后五四”时代中国哲学家对自由观念的理解，意在揭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可能的思想基础。丁编主要是立足比较政治哲学的视野，看中国政治哲学如何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华夷之辩”问题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为当代中国比较政治学揭示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民本”与“民主”问题，主要考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传统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如何现代化的更为具体的回答。此编中有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粗线条勾勒，旨在以现代美国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罗尔斯为例，思考现代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思想基础及其内在局限性。而最后一篇文章则主要思考了民主政治的普世性及其民族性的问题，特别思考了目前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形态——混合型政治的设想。
基于中国政治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年轻性的特质，以及笔者对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的初步理解，本论文集所讨论的中国政治哲学问题基本锁定在对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思考、政治权力行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的追问，以及政治活动的目的这三个主要问题上面。在西方政治哲学方面的涉及范围就更为狭窄，只涉及了正义问题，以及柏拉图、西塞罗、康德、马克思、罗尔斯等少数思想家的极小一部分的思想，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及其问题意识均未涉及。尤为遗憾的是，本论文集中对当代新儒家张君劢先生有关比较政治哲学的思想成果，和牟宗三先生关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系列论述均未能涉及，希望今后对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做更广泛、深入的涉猎。伴随着学术界和笔者对政治哲学思考与研究的深入，我将不断地调整我对政治哲学学科对象的描述，并进一步更新我对政治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讨论更多的政治哲学问题，尤其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深化并推进梁漱溟、费孝通、吴晗等前辈在此问题上所做的研究。这本论文集只是我近十年来对政治哲学思考的初步成果，其中很多观点还是探索性的。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出说一说的话，我认为时代给了我一个不同于前贤的思想起点：那就是站在比较政治哲学的视角思考中西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由于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要求加强，整个学术界都在悄悄地发生转向，重新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因此，学术界的很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理解成分正在增加。笔者当然也受到这种大的学术氛围的影响。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只有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有出路。只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当认真地清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文化的遗产，使之与现代社会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中国式的现代化国家，从而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成为全球化时代里人类的共同精神遗产。
我期望在今后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化、细化自己对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认识，写出更为系统的比较政治哲学的专著，回报这个伟大时代给予我的种种恩赐，回报曾经以各种方式帮助我成长的前辈与时贤，尤其是回报长眠于家乡田野之中的只字不识的农民父亲与母亲，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农民阶层。他们不仅在传统社会为中国文化的发育、成长做出了默默无闻的奉献，而且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城市及其他阶层对于整个中国的农民阶层无论给予多么大的回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