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子”“畲客”与“棚客”的启迪价值

许怀林

客家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有的问题尚有认真探讨的必要，其中就包括“客家”名称的来源、“客家”的内涵这种基础性的问题。过去有人主张魏晋的“给客制度”、宋朝的“客户”“主户”类别，是客家名称的来源，深入研究发现，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后来有人提出，清朝嘉庆年间，徐旭曾《丰湖杂记》中对学生关于客家问题的解答，是最早宣传客家由中原迁来的开篇，徐氏也许是“南迁说”的开创者。这种认为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在历史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客家”名称通行于社会，是由于珠江中西部地区的土客大械斗，而开始出现是明朝后期。比徐旭曾早七八十年的福建漳浦人蓝鼎元，在雍正时期考察了迁往台湾的闽粤人生活，已经具体谈论“客子”“客庄”之事。明朝中后期开始迁往江西等地的棚民，也被人们称为“棚客”，官府在他们中编制“怀远都”，认为今日之棚民即他日之土著。我们从闽粤人迁往台湾、江西两边的演进事实中，可以得到有关客家的诸多启示。

一、闽粤人迁徙台湾垦种名曰“客丁”

清朝雍正末年，蓝鼎元一再说及闽粤人在台湾租佃开耕，称为“客子”，其聚居开垦之地称作“客庄”。他们不携带家眷，春去冬回，常年如此，人数多到几十万。每当出现动乱时期，这些“客丁”便被视为危险人群，因其没有妻儿老小在身边，行动自由，流徙无牵挂，参与争斗官府不易控制。为求削弱其勇于搏斗、难于羁縻的优势，蓝鼎元建议必须命他们来台要携带家属。这个时期的“客子”“客庄”之名，是指这批闽粤人在台湾岛居住的临时性。后来积渐成习，闽粤迁台的闽粤人皆被称作客子、客庄人，乃至客家。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自幼勤学诸子百家，研习诗文，尤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问。青年时期曾外出游历，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和港湾形势。康熙六十年（1721）夏，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蓝鼎元随堂兄南澳总兵蓝廷珍前往镇压。他襄赞军务，不少文移书檄出于其手。事平后，又与蓝廷珍一道招抚投降者和逃亡百姓，安顿原住民社区，历时一年有余。返归后，他撰写《平台纪略》，记述事件经过，并提出治台政策建议。雍正元年（1723），蓝鼎元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雍正六年（1728）冬，向雍正皇帝奏议经理台湾、河漕、黔蜀疆域等六件时务。之后被任为潮州普宁知县，不久摄潮阳知县。他在普宁、潮阳两地治绩斐然，却因秉性亢直，违逆了上司，遭革职回籍。后来，两广总督鄂弥达欣赏蓝鼎元才识，聘其入幕府，并具奏辨明蓝鼎元受诬始末，得到雍正召见，署为广州知府。到任一月，即病逝。

蓝鼎元见识广博，熟悉东南海疆形势，关注时政要务，故有关论述合符民情，政策建议切实可行。例如，他在平定朱一贵起义之后三年，应台湾府长官吴观察使的要求，写了二十四条治台政策建议，内容包含兵卫、海防、吏治、农垦、桑蚕、商船、教育、赋税、客庄、澎湖、“土番”等社会诸侧面，其中有两条涉及客家人事，他说：

广东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之人赴台佣雇佃田者，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数百人，谓之客庄。客庄居民朋比为党，睚眦小故，辄哗然起争，或殴杀人，匿灭其尸，健讼多盗窃，白昼掠人牛，铸铁印重烙，以乱其号（台牛皆烙号以防盗窃，买卖有牛契，将号样注明）。凡牛入客庄，莫敢向问，问则缚牛主为盗，易己牛赴官以实之，官莫能辨，多堕其计，此不可不知也。

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倾侧，无赖游手群萃其中，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无不逞也难矣。妇女渡台之禁既严，又不能驱之使去，可为隐忧。鄙意以为宜移文内地，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渡台完聚者，许具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凡客民无家眷者，在内地则不许渡台，在台有犯，务必革逐过水，递回原籍。有家属者虽犯，勿轻易逐水，则数年之内皆立室家，可消乱萌。

其中，蓝鼎元把大陆过去的“客子”“客庄”问题放在加强治理台湾全岛（包括澎湖）的政策体系之内，充分估量了其重要性。概括起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台湾岛上的“客子”“客庄”之人来自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二是客庄居民朋比为党的处世表现和盗牛伎俩的危害；三是客庄居民不带眷属的弊病，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朱一贵起义被镇压几年之后，他又写了《粤中风闻台湾事论》，其中说道：

连日风闻台湾复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竖旗同谋，拒敌官兵，此异事也。南北路相去遥远，民番情性不相联属，何以北路土番不轨，而南路客子即肯竖旗遥应，或者起衅之处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竖旗，似因北路官兵讨逆，未先慰安无罪，讹传惶惑之所致也……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时闻强悍。然其志在力田谋生，不敢稍萌异念。往年渡禁稍宽，皆于岁终卖谷还粤，置产赡家，春初又复之台，岁以为常。辛丑朱一贵作乱，南路客子团结乡壮，奉大清皇帝万岁牌与贼拒战，蒙赐“义民”银两，功加职衔，墨渖未干，岂肯自为叛乱。愚意北路起衅，必系一二无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网难逃，诳诱土番混扰分罪，造出尽剿客子之谣言，传播煽惑，使在台客子畏死惶乱，群相响应，是以南路无知有竖旗同谋之举。

这份议论时政的文字，虽然是“风闻言事”，但并非捕风捉影，仍是平实可信的。其一，关于“客子”的来源，重申了已有的叙述，同时补充说明了他们春去冬归的流动方式。其二，介绍了客子在平定朱一贵动乱中忠实于清朝官军的行动，他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事，故能举出这桩台湾客家人的珍贵史实。在这两方面背景下，他对南路客子“竖旗”行为做出了客观解释，结论有说服力。

为什么粤东北地方民众大批到台湾岛耕作?蓝鼎元《镇平县图说》中有相关的解释。他分析道：

镇平作邑，为雈苻也。三省之交，山峒深阻。明季屡为贼巢，远迩生灵，横遭涂炭。崇祯六年，始割程乡之龟浆、松源，平远之石窟，得地四图，遂建镇平县治……田少山多，人稠地狭，虽有健耜肥牛，苦无可耕之地，群趋台湾垦辟成家。台中客子庄数十万众，皆程、大、平、镇人民。而镇平尤倚赖之，竞以台湾为外宅，如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之意。今台禁森严，宜留心防范，化导约束，无俾为非。查县志有禁圩之说，是益促其谋生之路，匪类要结，岂必圩期，苟平其政，何难稽查。

该文所说镇平的县情，实际是粤东北客家地区的普遍社情。粤闽赣三省交界大山区一百多年以前还处于“山峒深阻”状态，是破产逃亡者、反叛暴乱者结集的地方。为了强化国家统治，明朝崇祯六年（1633）割地增建镇平县，加强控制，国家管理严密了，但是山多田少、人多地狭的自然条件依旧，民众在“苦无可耕之地”面前，自必“群趋台湾垦辟成家”，于是形成“台中客子庄数十万众，皆程（乡）、大（埔）、平（远）、镇（平）人民，而镇平尤倚赖之”的局面。由此可知，客家人总体上说于明朝晚期开始迁徙台湾耕垦，到了清朝初期已经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名流传于岛内外，其事为朝野所关注。

闽、广沿海居民向海外谋生的社会趋势，是当地的普遍需求。蓝鼎元曾经对雍正皇帝坦言海禁之害：“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掠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闽广产米无多，福建不敷尤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吕宋米时常至厦（门）。”

蓝鼎元分析闽粤台三地社会民情，是在严肃的官方场合表达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见解，据实论事，不是凭空敷衍塞责。他指出闽粤人民大量迁往台湾垦种谋生，皆由本地人稠地狭，苦于无可耕之地，是为了温饱而去的，所以有春去冬回、不携家眷的前期方式。显然这不会是短期间的，而居留时间不固定，于是就产生了“客子”“客庄”的他称。还有一点应该看到，既有“客子”，又有“客庄”，这表明流移到台湾去的闽广人，不仅是分散的个体佃耕者，而且有了集群型的田庄村落，甚至是属于自己的耕地产业。经济上站稳脚跟，定居就会跟着出现，再加上有去台者必须带家眷的政策强制，客家人移民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客丁”与“畲客”相呼应

蓝鼎元陈述的台湾“客丁”事实，在同时代的地方志中有呼应。闽粤之间有众多“畲客”，与汉族民众共处，于交流中融合。同时存在的“客丁”与“畲客”，均是社会舆论的重大话题，二者可以互相发明，让我们见到其中的内在紧密联系。

紧邻广东大埔县的福建平和县，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剿灭了象湖山盗贼之后奏请设置的，隶属漳州府。正德十二年（1517）王守仁建议添设县治的奏疏中说：“看得开设县治，控制两省瑶寨，以奠数邑民居，实亦一劳永逸之图。”这个夹在闽广之间的平和县，辖区分别从南靖县和漳浦县割来，是“土人”与“畲客”聚居之地。康熙《平和县志》中很详细地追述了当地山区瑶族民众的社会生活情形。其中记载：

猺人猺种，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耕作深山之中，俗呼畲客。自结婚姻，不与外人通也……楚粤多有之。闽省凡深山穷谷之处，每多此种，错处汀、潮接壤之间。善射猎，以毒药傅弩矢，中兽立毙。居无常所，视其山之腴瘠，瘠则去焉。自称狗王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无文字。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短长以为验，亦有能通华文者。与土人交，有所不合，或侵负之，则出而詈殴、讼理。一人讼则众人随之，一山讼则众山随之。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明初设抚猺土官，使绥靖之，略赋山税，羁縻而已……若索取山兽皮张，使流离不安其生，遂为患矣。

康熙《平和县志》编者记述的瑶畲生活情况，与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所述完全吻合，充分体现了闽粤交界地区畲瑶和汉族杂居的历史延续性、社会对族群关系认识的持久一致性。仅就这篇简要的记述来看，畲瑶族人“居无常所”的游山生存方式，他们与当地土人（汉人）交往受“侵负”时的抗争表现，以及遭官府强制“索取”后的暴力反抗，都是非常突出的几个侧面。事实上，封闭而淳朴的山区畲瑶族民，正是在不断被欺侮的交往中，体味着山外先进“文明”，增长社会见识，提高生存能力，加快与汉民族的融合。随着“亦有能通华文者”人数增加，他们的原始落后面随之缩小，与外界交往、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也将改变。由此可知，经过历史长河的交融汇合，客家基地的“土著”民族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了汉族与畲瑶族两个族群，不可把“土著”看作只是汉人。

畲瑶族分布在汀、潮之间，民间称呼他们为“畲客”。“土人称之曰客”的事实，显然是历久成习而普遍存在着的，于我们理解“客家”群体的来源，十分紧要。远在宋明时代的古人所说之“畲”与“客”均是生活样式的描述代称，不是界定族群的专用术语，应是就其“居无常所”、视山之腴瘠而去留的居住形式，针对其“刀耕火耘”的山间耕种手段而言。在畲瑶和土人——汉人逐渐融合以后，“客家”之名出现，取代“畲客”，这是客家人的族群背景的生动证明。

畲瑶和汉族杂居而融合的见解，古人已有明确的表述。康熙《平和县志》编撰者在记录上述“猺獞”之后写按语指出：

盘古子孙盛于三楚，所谓五溪蛮是也。其散处于闽粤者间有之。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猺獞安在哉。盖传流渐远，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猺獞而化为齐民，亦相与忘其自来矣。

促使平和县畲瑶“化为齐民”的社会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自然生存环境改变，“木拔道通”，山区开发地域扩大，原始闭塞环境日益消失，对外联系趋于快捷便利；二是社会生存环境变化，这表现在国家管理与民众交流两个层面。官府从上而下的“声教日讫”，是政治制度的推行、思想灌输的深化，所谓“日讫”，即日益至于深山居民中；民间生活交流频繁起来，就是“言语相通，饮食衣服起居往来多与人同”，习俗趋同，差异减退。山区社会出现的这种变化进步，正是更多新县治建立，统治真空缩小以致消失，国家权力空前加强的效果。从宋代到明清几百年的“传流”，原始状态已经越流越远，自然就“忘其自来”。平和县畲瑶进化的历史轨迹，当然也是其他民族杂居地区所共有的发展大势。具体到闽粤这个地区的“齐民化”结果，就是畲汉相互融通，以“客家”名分登上了社会舞台。

三、“棚民”与“客家”的名称转换

无独有偶，在江西、浙江等地的棚民，也是明朝后期来自闽粤山区的劳动者，迁徙方式开始阶段也是春来冬回，人数多达几十万，因其在山区开垦种植，居住在就地取材的山棚中，故而被称作棚民。此种山棚以竖木竹为柱，编制茅草或剥杉树皮盖顶，制作简易快捷，无须什么成本。春来之时随意搭建，冬回时丢弃亦不可惜，与往返自便的流动生活相适应。

1．棚民的起伏发展形势

《清史稿》对棚民有一段笼统的介绍：“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这段叙述，说明了“棚民”的大概情况。艺麻，是种植苎麻。种箐，指栽种蓝靛，蓝草可以沤制天蓝色染料。炼铁、造纸、烘焙香菇，都是利用山区资源优势的手工业。所谓“向有民人”，意为清代以前早就有了。我们仅就江西省西北部地区棚民的来由与演变，补充一些具体资料。

赣西北的棚民主要来自闽广两省，从明朝中后期陆续过来，以垦山种麻为业居多。同治《义宁州志》卷十二载：“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产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义宁州，即今江西修水、铜鼓二县。来到此地的皆无产的农民，吸引他们“负耒而至”的原因是土地肥沃而田租很轻。

袁州府所属的宜春、萍乡、分宜、万载四县，在嘉靖、万历以来有大量福建农民涌入，到明末清初竟有数十万之多。道光《宜春县志》写道：“（棚民）万历末始至宜，初寥寥散处，冬归春集，迄崇祯，实繁有徒，群萃蓬处，形连势贯，接薮他治，依倚为奸。”萍乡县的棚民也是如此，《郑氏族谱》载：“据前辈传闻：吾祖国龙公，于万历时自龙岩与陈、张二姓入萍，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回闽。”顺治十三年（1656），袁州官府编查出来的四县棚民人口为2 443户，4 536丁口。实际上不止这些，民间的感觉远远超过这个规模。从嘉靖到崇祯约一百年间，福建移民走完了由“冬归春集”到“群萃蓬处”的路程，从人数少发展为繁多势众，蔓延至邻县。同治《宜春县志》编者说，宜春等地“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万”，引起时人震惊。人数众多的棚民不是同一时间来的，过来之后的生活也不是一个样，变异带来的处境很不相同。雍正二年（1724）三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裴幰度奏称：

窃查江省棚民，由来已久……有入籍年久，现在纳粮当差者；有入籍未久，去留无定者；有远在山箐，星散各居者；有土民雇其佣工，地主招其垦田者；有山主利其力作，曲为隐庇者；或种靛麻，或种茶烟，或佃耕、做纸，统名之曰棚民。要在因地制宜，顺情立法，地方官得人，方能有益。

裴巡抚列举的六种情况，可以归入两类，一类是从官府控制的户籍上看，时间长的已经编入户籍，有田产，在纳粮当差；时间不长的，处于去留未定之中，有的散处深山，这些人的“入籍”，应理解为居留当地。另一类从劳动生活方面上看，不外是受地主、山主雇佣，种植蓝靛、苎麻、茶叶、烟草，制造土纸等，在发展山区经济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许多棚民以租地种麻为主业，他们栖息的茅棚又称“麻棚”。顺治年间，驻守在袁州的湖西道长官施闰章写《麻棚谣》，序曰：“袁州民不艺麻，率赁地与闽楚流人，架棚聚族，立魁长，陵轹土著，吏不能禁，谓之麻棚。”歌曰：

山陬郁郁多白苎，问谁种者闽与楚。伐木作棚御风雨，缘冈蔽谷成俦伍。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尔隰原尔原，主人不种甘宴处。客子聚族恣凭陵，主人胆落不敢语。嗟彼远人来乐土，此邦之人为谁苦。

棚民赁地种苎麻日益兴旺，人数多起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于是聚族立长，与土著抗争，甚至使“主人胆落不敢语”。在官员们看来，袁州府本地人在与棚民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里已是棚民的乐土了。

事情发展到清前期，出现跌落后再振起的转折。“三藩之乱”诱发棚民跟着暴动、起义，棚民成为打击、驱逐的对象。袁州有朱益吾、李念松、朱永盛等领导的棚民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康熙十七年（1678）朱益吾等全都遭镇压，被杀三千余，一万余投降者被驱赶回原籍。棚民虽然受到挫折，损失惨重，但恢复也比较快。他们与移居地原有的关系就很密切，而且“所谓各散归籍，盖专指逆党，非统论棚民也”，留下来没回去的本就不少。另外，在袁州方面，棚民返归原籍使劳力缺乏的矛盾更突出，而闽粤之返归者失去田园，生计紧迫，仍然希图迁来。康熙中期以后，官府在重新招垦的同时，专立棚民户籍，实施保甲制度，强化治安管理。相关的法律规定：

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棚民在山种麻、种靛、开炉扇铁、造纸、做菇等项，责成山（主）地主并保甲长出具保结，造册送该州县官，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查，并酌拨官弁防守。该州县官于农隙时，务会同该营汛逐棚查点，毋得懈弛。如有窝匪奸盗等事，山地主并保甲长不行首告，照连坐律治罪，该管官失察，交部议处。

具体落实到袁州府，万载县“康熙时已奉文招徕，另归棚籍”。宜春县到了雍正年间，“承平日久，客民陆续仍来垦山，生齿日繁，买产立户，悉属纯朴良民”。发展至道光年间，宜春县征赋册内登录的“客民”2 414户，悉入“客图”。在义宁州，雍正四年（1726）“新编入籍棚民人丁”1 302丁。这些编入了户籍的棚民，参照义宁州的情况可知，都已经是自有产业、具备缴纳赋税资格的人户，尚属佣耕的贫穷者不在其中，而这部分人的数量当更多。

2．义宁州“怀远都”的设立

义宁州棚民的重新振起有代表性意义。雍正三年（1725）义宁州官府专门为本地安居下来的棚民设立“怀远都”，包含“四都八图，共八十甲”，正式编入其中的“已成滋生壮幼丁”共1 876丁。怀远都的人是置有产业的棚民，不包含没有土地的佃耕者；时间久远的老棚民也没有统计在内，先前已经归入土著看待。怀远都成员的子弟，开始有了入学读书、参加“考试”的资格。对于这些老的、新的棚民在义宁州安居落籍的演变历程，同治《义宁州志》编撰者有简要的概括叙述，文曰：

宁州从前流寓具归客户，是以创置田产有粮无丁。迨自康熙三十年（1691）后，国家生齿日繁，闽广诸省之人散处各方，分宁地广人稀，因而诸省之人扶老携幼，负耒而至。缘旷土之租甚轻，久荒之产（地?）极沃，而无产之人得土耕种，其力倍勤，故不数年家给人足，买田置产，歌适乐郊矣。至雍正元年（1723）有匪类蠢动，彼此响应，于是万载县有温上贵之扰，宁州有黄本习之警。虽旋就诛戮，而根荄滋蔓，当事者患之复为。善后之图，荷蒙上廑如天之仁，允臣工安辑棚民之请，耕山者概编保甲，有产者另立都图，以“怀远”为名，隐寓招携之义。其秀者令为义学课习五年，俱得一体考试，卷面令注“怀远”字样。其居宁最久之老客户，原有庐墓田产姻娅亲族之可征，迥与客民不同，又各援例改客为土，不在此列。夫人贵自立，土客何常之有，目今附籍之人，苟能安居乐业，渐摩奋兴，则今日之棚客即异日之土著也。

这段引文中值得重视的有五点：①“从前流寓具归客户”，意味着棚民统归纳在“客户”之列，有田产的只纳田赋，不统计人丁。然而，棚民人数从康熙中期以来发展很快。②官府鉴于万载温上贵、宁州（今修水）黄本习事件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对棚民的监管，“耕山者概编保甲”，有产者另立“怀远都”。③棚民争得了进学、科举的文化教育权利，怀远都子弟入学五年，可以和土著“一体考试”，开启了进入仕途的大门。④年月久远的“老客户”，有庐墓田产，与土著结下姻亲，可以“援例改客为土，不在此列”，即名分高于怀远都人，完全超脱了棚民界限。“援例”，则是在雍正三年以前就已有改客为土的先例。⑤编者的总体看法，也即对棚民的总政策是：土客无常，处在变异之中，只要安家立业了，“则今日之棚客即异日之土著”，转化的关键是经济地位上升。这里出现的称呼，有客户、棚民、客民、棚客多种，都有不同的指向，而共同点是都就其迁居不久和耕山劳作而言。

怀远都登录的户口迁出地和到达义宁州的时间，据光绪年间怀远都编撰的《全善局志》所载“雍正年间开都丁粮册”，保存下来的只有三都一图、四都二图，“两图共计55户239人，分由福建上杭、武平，广东长乐、和平、程乡、镇平、平远、连平、龙川，湖广桂阳，江西崇义、安远、兴国、会昌、长宁四省十五县迁来。迁来时间最早的是康熙三十年，最晚的是康熙五十五年，90%以上是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间迁入的”。这个数字在怀远都“四都八图”总数中约占四分之一，他们到来的时间表明，他们是棚民入赣的第二个高潮中来的，而出发地主要是粤闽赣交界山区县，即从客家大本营里面出来的。如果说这两个图的情况反映了八个图的概貌，那么义宁州棚民的总体形象也就是如此。大同是基本的，小异则不可避免，换句话说，棚民不等同于客家，但主要是客家是可信的。

四、几点启示

“客家”之名称，是从“客”字的本源意义延伸而得。“客”字概指临时到达、短暂居留之人，如称来宾、旅居他乡者。《古诗十九首》有“客从远方来”。杜甫《去蜀》诗曰：“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居留时间相对短暂的尺度，连接到生产劳作领域，宾客的含义便扩展开来。在台湾垦种的闽粤农民春去冬回，故称作“客丁”，其田庄称“客庄”。在江西、浙江等处的闽粤流民，山中有丰富的木料建筑住房，却只搭棚而居，仍然适应冬归春来的活动方式，所以称作“棚民”。明朝编制赋役黄册、鱼鳞图册，严密控制人口、耕地，以便征田赋，派劳役，那些流民在外府他乡，暂时“差役不当，税粮不纳”，自然被视为客民、客家。官府强化统治之后，首先就是把他们编入当地户籍，与土著同等交粮服役。“怀远都”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客家”作为一个民系，是在和畲瑶族共处交流、相互融合中形成的。闽粤赣交界山区素来是畲瑶聚居之地，其因游山耕作的生活方式被称作“畲客”，在广东又称“輋民”，“輋”即山中棚居之意。后来的客家大本营地区，古史早有南蛮、山越、畲、瑶等族事迹的记载，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畲》是描述畲族社会实情的典型文献。站在官府立场看，首先被注意到的是畲族人没有户籍，是“无籍民”，“不入版图，无丁赋差役”。明代中期以后国家权力在客家基地显著加强，儒学主流文化强力灌输于畲乡，畲汉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加速，范围扩大，一个特具个性的人群受到社会关注，这就是客家人。民族史学研究发现，畲族与客家的历史渊源关系紧密，风俗习尚中的共性很多，遗存有不少彼此渗透融合的实证。

从棚民发展为怀远都人，再进而改客为土，他们依然保留了闽粤客家人的名号，以客家身份立于当地人之中，和睦共处，其原籍的文化习俗并未因融入当地而消失退净，比如继续操客家方言，就生动地说明客家人的山区土著特质。事实是，他们已然是一个共同群体，却没有“客家”名号，由于群体性的外迁而面世，是他们山区繁盛、人地矛盾突出的结果，也给社会广泛认知他们提供了机会，各处都以其新来而称之为“客民”，并无不良恶意，他们遂默认接受，“他称”便悄然地成了“自称”。这个客观事实，是历史的偶然，也蕴含历史发展的必然。“客家”的问世不是由外地民众迁入闽粤赣交界山区所致，而是该地居民自然发育的结果。他们在自家基地上是土著，待其迁居到别地就是客民。明清时代客家人外迁带去的是南方山区的气息；虽然都先后入乡随俗、改客为土了，却没有在任何落籍地化生出一个民系来。

不论是“客子”“客庄”“棚民”还是“客图”，不管是迁居台湾还是赣西北的闽粤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存竞争，在开始阶段处于弱势地位，却没有人提及什么中原移民，或者是贵胄之后裔，借以加重竞争分量，即使后来买田置业，团聚在怀远都之内了，也看不到任何中原南迁之类的神话。朝廷与府县衙门文书，官绅人士的各种议论，尤其是谈论地方利弊的政论文章中，依然找不到所谓客家从中原南迁而来的蛛丝马迹。试想，畲族、瑶族人的生活情状，素来受到官府和士大夫的关注，为何就不会去强调所谓中原人的不断进入?更何况所谓的“衣冠大族”“带来先进文化”“传入客家方言”“兴建起特具价值的围屋”等，这许多关联全局的大事象，为什么竟然长期没有进入社会视野，他们自身也没有自我推荐?我认为，这不是由于古人的愚顽不敏，而是后人的瞎猜臆测，甚至是出于某种需求的演绎加工。

当今媒体中的关于“南迁说”的宣传文辞，不乏随声附和，人云亦云，遂至陈陈相因，彼此激荡，风靡于世。也许有人认为，此等事情无须费力深究，顺着竹竿爬就是了，反正于人无伤，于己无害，何必自讨苦吃。殊不知“事惟其真”“理惟其是”，史学是考察社会的科学，以客观事实为基点，它不描摹理想天堂，只致力剖析现实世界。史学工作者追求言必有据，去伪存真，秉笔直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事论事，辨析是非，揭示真相。尽管会受到多种条件限制，难以达到目的，但标准必须坚持，道路总不改变，究竟能够走多远，顺其自然，在所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