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保守主义人文主义话语

深究新时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实质，除了上述反思文化激进主义、回归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力图重建新的文化价值观之外，还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因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负面效应的警觉与担忧，而倡导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正如我们在论述新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的背景时所认为的，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和问题，诸如因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和文化商业化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等等。这既构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产生的背景，同时，致力于对这些问题和情状进行制约、协调和纠偏也就成了这一思潮的实质和目的。

无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大大推进了人类的现代文明进程，而且仍然是人类所寻找到的最好发展路径。然而，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人们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工业化给现代人带来的灾难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几乎可以说，自现代化历程开始的那天起，就同时伴随有对这一进程和模式的质疑、反思与批判。西方就不用说了，一直以来，批判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偏颇的“反（批判）现代性”思想，试图从传统文化遗产中寻找解弊之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以及渴望超越现代化模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从未停止其反对的声音。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是被逼着进入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实现现代化一直以来是国人的首要目标，但同西方一样，自1840年（或者更早）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反（批判）现代性”的各种思想随之产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是主要代表。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社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各项事业的发展令国人倍感振奋。但几乎与此同时，尚未等人们为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欢呼，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扰又摆在面前：由于发展过快，社会转型过速，人们对现代化可能带来的种种弊害缺乏有效认识和及时纠正意识，因而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破坏、政治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等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精神和价值领域，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唯利是图、道德滑坡、精神沦丧等精神疾患普遍流行，“我们的生存似乎已没有任何秩序任何规范必须遵守，也没有一个神圣的终极凭依，我们面对的只是商业文化和肉体自娱的增殖，是价值坍塌、精神崩溃、真理缄默、理想褪色、良知逆变的文化危机，是一种人们心灵普遍找不到归依的忧虑和焦灼，生命正在被非生命的存在淹杀，精神也正在被非精神所挤兑，人类中心主义的梦想正在技术主义时代走向自我毁灭”。面对令人忧心的文化状况，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饱含忧患之心惊呼“道德沦丧”“文化没落”“人文精神缺失”，指出“人文精神”已遭遇严重危机，认为有责任和义务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开始倡导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呼吁人们警惕价值失范和精神虚无等现象，宣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力图帮助人们重新找寻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找到心灵栖息的家园。

这场波及学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王晓明等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的发表为标志，明确提出“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论题，此后，更扩大到各人文社科领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读书》杂志更是特意开辟“人文精神寻思录”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对话录，将这场论争推向高潮。这些对话录的议题和内容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梳理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会丧失“人文精神”，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探讨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及思潮热点，分析如何对当下文化进行批判性建构等。其他像《文汇报》《光明日报》《作家报》等也非常关注这一话题，陆续刊发了相关探讨和争鸣文章，虽然看起来在纵向的深度上并未拓展多少，但从横向看，无疑扩大了“人文精神”论争的影响力，特别是从参与主体看，从最初的仅限于文学从业领域的研究者、批评家和作家，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文化、历史、哲学甚至经济、法律等领域，使讨论的内容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以延伸，王晓明后来还在1996年把这些研究和争论文章择要编成了《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记录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社会转型时的困惑和焦灼，其引发的关于“人文精神失落”话题的讨论直到今天仍有价值和意义。

在究竟何谓“人文精神”，存不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一说等诸多问题上，参与讨论的学者、作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总的看来，除了作家王蒙等少数人因担心“虚假的人文倾向”会干扰市场经济的顺畅进行，而极力为市场经济辩护外，多数人都对中国在市场经济初起之时，人们狂热的拜金主义和物质欲望泯灭心灵追求的现状感到担忧，对滋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社会现象，诸如一味满足于世俗的物质和感官享受，无信仰、无情操，精神卑琐、道德沦丧，见利忘义、人性被物化和异化等感到忧愤，因而特别希望“用人的精神解放、自由、丰富来抗拒物欲的奴役和金钱的盘剥”，希望“从新旧杂陈、迷惘紊乱的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走出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道德、法律、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价值体系”。所以，对于“人文精神”的内涵，他们的理解和主张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在以人为本，思考人的存在意义，探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对道德伦理、情感价值以及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担当等方面是相同的。黄健指出：“现代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当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有学者更对其内涵作了详细概括：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汩没；4．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这可以说是对不同学者在“人文精神”内涵问题上认识和看法的一个总结，而且把其和源自西方的“人文主义”概念连在一起说了，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中所谈到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还是有着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人文主义”主要指的是人必须接受文明的熏陶，通过教养而脱离自然与野蛮的状态，并且能够自觉意识到动物及野蛮人的区别，从而感觉到自己的人格与尊严。而“人文精神”不但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所指，更包括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文明状态的描述和追求。如果深究起来，中国这一时期所提倡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追求恰好构成了对立：西方的人文主义是提倡世俗生活、反对宗教压抑；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则更强调对世俗价值观进行批评，注重精神理想的实现、人性道德的完善。

这种以贬斥物欲、弘扬精神为主要宗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领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学领域看，面对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领域都存在的一些拜金、媚俗、精神格调低下等不良现象，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作家秉承“人文精神”的基本理念，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学者孟繁华针对文坛普遍出现的认同现实、嘲讽理想、满足物欲、随波逐流的萎靡不振情状，勇敢地呼吁和提倡“新理想主义”，认为“一种功利的、务实的、实用的观念统治了文坛”，使得广大作家缺乏对世俗和物欲的超拔，缺乏精神的飞升，因此必须重建“乌托邦”理想，“在‘新理想主义’的空间寻找精神出路”。钱中文则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认为在以往理性精神原本是人文主义的支柱，但现在也已遭严重异化，其中的工具理性一偏独大、急剧膨胀，而相应的价值理性却日渐萎缩和缺席，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文学艺术领域大力提倡“新理性精神”，“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的意义，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作家张炜和张承志则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在实用主义、经验理性、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环境下，孤独而悲壮地高扬价值理性，提倡“清洁的精神”，呼告世人：当人们都沉溺于当下的物质满足、精神变得越来越平庸粗鄙时，仍有远比金钱更神圣、更崇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崇高的道德、高尚的精神。当然还有韩少功、王安忆、李锐、迟子建、刘庆邦等许多作家，他们始终坚守自己人类灵魂守护者的责任，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坚持传承和宣扬“人文精神”，通过富含人文精神的作品，启示人们去思考社会经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物质追求和精神提升等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从文化思潮领域看，这一时期也正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社会思潮的时期，而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等正是该思潮所秉持的主要理念，学界往往把其称作“保守主义人文主义”：它一方面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分；另一方面又特别崇尚传统文化中道德的、人性的东西，主张从道德和人伦的角度反思西方的启蒙叙事，对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进行制约和纠偏，希望能用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文明成果来弥补和纠正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这种价值取向其实正和当时人文学界所普遍呼吁和提倡的“人文精神”相一致，所以，可以说，一方面，证之于当时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困境的现实，更让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自己工作的必要和意义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其对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又拓展、丰富和深化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这种保守主义的人文主义，关注人文精神，主张“向后看”，寄望于道德乌托邦重建等价值取向，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能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起到一定的制约和协调作用，对避免因现代化过度地发展经济而带来价值意义迷失的危机，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像学者陈来所论述的，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核心，传统儒学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备受抨击而依然能在社会转型期每每处于焦点话题，是有原因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要想弥补“现代性”进程所造成的物质与精神、肉体与心灵、道德伦理与工具理性等的分裂，就必须多向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汲取资源，建立与现代化制度相配套的道德伦理人文价值，实现文化再造，端正中国人的精神方向。与此同时，去除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心理，充分考虑“如何与‘西方文化’——‘精神科学’研究的路向——联起手来，共同促进人类的价值关怀”。可以说，这种保守主义人文主义话语比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了在对待异己文化上的宽容心态和“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它是针对精神的贬值、人文的颓败而提出的，其核心要旨是探究如何在物欲泛滥、道德沦丧的社会转型期重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间的协调关系，使社会发展更加完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显出了非凡意义。

那么，如何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进行有效医治或根本避免？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借助了中西两种文化资源，使得它批判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重建人文精神，为现代化发展补弊救偏的目标更加理直气壮。先来看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许多文化守成主义知识分子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现代化，都存在必然的缺失，那就是一味强调工具理性，缺乏人文精神的有效制约，不可避免会带来许多危害和问题，“今日人类文化所表现的特色，一是心智活动以科技为主，二是经济生活以工业生产为主，三是社会一方面趋于高度的组织化，另一方面高度的个人化。这三个层面，都强烈呈现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而缺少目的性的关怀”，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恰恰就是人文精神，其在人之身心、人与人、个人与他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超越的“天”或“道”之间追求普遍和谐的思想理念恰好可以拿来补足这一缺失。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要健康和谐地发展，就需要改变以往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和批判的激进态度，纠正“把价值传统当作与现代完全对立必加去除的垃圾”的错误思想，学会主动积极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之与现代化相协调。

至于西方文化资源方面，各种各样的反思批判启蒙现代性的学说都得到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鸣，特别是力图超越现代发展模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和学说，很容易就被他们接受和拿来，作为其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西方启蒙思潮所鼓吹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人本位主义、物质主义，使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紧张，物质与精神相分裂，价值理想为工具理性所淹没。于是，在后工业社会的新的历史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它以批判启蒙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弊端为志职，主张对现代性和现代文化精神进行超越或消解，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恰恰在思想内涵、理论形态等方面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奇妙的暗合和相似，因此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在中国很有市场，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希望能通过“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子，融入后现代主义，以弥补现代性之不足。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虽然是古典性的、前现代性的东西，这些思想对当今社会来说可能存在着理论缺失和历史局限，但是其中仍然含有普遍适用于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后现代化东西，比如“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理念，“仁者爱人”“以和为贵”等处世原则，都具有一种超越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基因，能够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共时性地衔接。

虽然有学者强调，文化守成主义对当下文化现状的焦虑和人文精神的提倡只是一种“保守”心态的流露，且有失偏颇；另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负面现象，不能笼统地归因于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恰恰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积淀已久的文化心态在极大地阻碍着新的体制和新的价值观的建构；还有学者认为传统儒家文化中所谓“天人合一”、德性伦理等思想固然可以对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相分裂、人与人相异化之历史困境的人类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启示，但是这些思想毕竟只是前现代社会的产物，不具有充分的现代性，一旦把握不当就会误入歧途，成为妨碍中国现代性充分展开的负面因素……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承认，文化守成主义以价值理性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至上”“工具理性”，确实有利于加深对现代化本质的全面理解和思考。新时期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目光紧盯着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渴望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大旗为现代化补弊救偏，本身已具有现代性质素，而其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只要能保持一种开明、理性的立场和态度，也确实有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成为当今文化重要的一元，就像有学者所论述的：“如果我们不是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就中国本身而言，当中国已经扎扎实实地告别了‘前现代’，经过改造而属于‘后儒学’范畴的‘心性之学’渴望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