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祯四年茅著刊164卷本

从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印本看，各家每卷卷首题“孙男闇叔著重订”，唯苏辙《文抄》首卷卷首题“男孝若维、孙男闇叔著重订”。书前卷端茅著《文钞跋》称茅坤为“先大父”，称参与校雠工作的吴毓醇为“舅氏”。“大父”即祖父，与“孙男”自称相合。“舅氏”是对母亲的兄弟的尊称。综合上述信息，茅著应该是茅坤幼子茅维（字孝若）之子，其妾吴氏所出。据茅维《徙葬皋亭圹砖记》，万历三十年（1602）娶妾吴氏。万历三十四年（1606），吴氏生子元喆，又二年生子元徽。茅著很可能是茅元喆或茅元徽的易名，至崇祯四年（1631）写作《文钞跋》时至少已23岁。茅著《文钞跋》自称“经岁纷驰，备尝无妄，幹蛊无才，终讼非志”，看来卷入了一场严重的官司。此时茅维尚健在，钱谦益说他“为乡人所构，几陷大僇”。“大僇”即大耻辱，与茅著所言“备尝无妄”事相合。由此看来，茅著即茅维子元喆或元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现存的崇祯四年（1631）茅著刊164卷本，有原板印本、挖改后印本和删节后印本三种。各印本所载茅著《文钞跋》皆署“岁在辛未仲秋之望，茅著闇叔甫跋于虎丘之卧石轩”。明末吴绍陵挖改后印本署“金阊簧玉堂梓”，明末龚太初删节后印本署“金阊龚太初梓”。“虎丘”、“金阊”皆在苏州，是苏州的标志。至于重刻缘起，按茅著的说法，一是“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糢糊”，二是“虽读父书，希绍祖业”。“虎林”，又称“武林”，即杭州。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本和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本皆刻于杭州，都可以称为“虎林本”。既云“行世既久”，当然只指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刻本。方应祥本虽已流行四年之久，而且其校刊成果为茅著本全部吸收，但茅著《文钞跋》只字不提。

茅著本共164卷，收文1450篇。其中韩愈十六卷，192篇；柳宗元十二卷，130篇；欧阳修五十二卷，353篇（含《五代史抄》二十卷，74篇）；苏洵十卷，60篇；苏轼二十八卷，251篇；苏辙二十卷，166篇；王安石十六卷，211篇；曾巩十卷，87篇。茅著本比方应祥本少二卷，其原因是未收《新唐书抄》二卷。除此之外，各家选文数量和篇数均与方应祥本相同。

总之，崇祯四年（1631），也就是在方应祥本刊刻四年以后，自称茅坤“孙男”的茅著复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重刊于苏州。此后书板在坊间数易其主，并多次挖改重印，但都没有离开苏州。

下面将对茅著刻本的三种不同印本分别加以考察。

（一）崇祯四年茅著初刻印本

1．实物鉴定

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本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SB/810.08/4445）为代表。此本各卷卷首均无“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字样，系未经挖改和删节的初刻印本。北大图书馆著录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164卷，崇祯四年（1631）茅著刻本”。附欧阳修《五代史钞》二十卷，无《新唐书钞》二卷，总计164卷。较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本多二十卷，较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少二卷。全书5函30册，依次为茅著《文钞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八大家文钞论例》、《八大家文钞凡例》、《韩文公文钞引》、《韩文公本传》、《唐大家韩文公文抄目录》、《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以下柳、欧、洵、轼、辙、曾、王各家均先《引》后《传》，然后是目录和正文。韩文卷一首页半叶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白鱼尾，有直格。版心题“韩文，卷一”。卷首题“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闇叔著重订”。苏辙文卷一题“宋大家苏文定公文抄卷之一，归安鹿门茅坤批评，男孝若维、孙男闇叔著重订”。版匡198×134毫米。有圈点、题下评、行间评、眉评和文后评。未见刻工。苏辙文卷十六首页钤“大学堂图书馆收藏记”方形篆字朱印。此为1907—1911年间“京师大学堂”所用藏书印。可见此书系清末京师大学堂所藏旧物。此书“校”字皆作“挍”或“较”，避天启皇帝朱由校讳，如茅坤《柳柳州文钞引》和韩文卷十《子产不毁乡校颂》。“玄”、“燁”等清帝名不缺末笔，“玄”亦不更为“元”，如茅坤《总叙》和韩文卷十一《南海神庙碑》评点。确系明崇祯刻本，而非万历刻本或清人改易之物。（见图1-08）

2．校刊得失

如前所论，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对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本作了七个方面的修订。详见前文。这些修订，除《新唐书》二卷不为茅著本附录外，其余内容皆为茅著本所吸收。从文字校刊来看，茅著本与方应祥本互有得失，但茅著本疏漏更多一些。例如，韩文卷七《送齐皥下第序》评点，桂本、方本作“大鬯己嫉时之论，而入齐生讒数语”, “讒”字显误，著本改为“纔”，甚是。柳文卷八《驳复仇议》评点，桂本、方本作“（唐荆川）又曰：理精而文正”，著本易“正”为“王”，亦是。苏轼文卷二十七《十八大阿罗汉颂》评语，桂本作“苏长公少悟禅宗”，方本“禅”为墨钉，著本复改为“禅”。但是，相较而言，误改之处更多。例如，韩文卷二《后廿九日复上书》评点，桂本、方本均作“当看虚字斡旋处”，著本易“斡”为“乾”。柳文卷二《答周君巢书》评点，桂本、方本均作“未必无可取者”，著本易“无可”为“何可”。柳文卷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评点，桂本、方本均作“子厚中所论文章之旨”，著本易“子厚”为“子原”，似不知“子厚”为柳宗元字；当然刻工因形致误的可能性也很大。茅坤《欧阳文忠公文钞引》，桂本、方本均作“厘为三十二卷”，著本作“厘为三十三”。欧文实有三十二卷（加上《五代史钞》，共五十二卷），著本误。欧阳文卷十一目录，桂本、方本均作“答吴充秀才书”，著本易“吴充”为“吴克”。均误。

著本的评点，与桂本和方本相较，又偶有增益者，如柳文卷七《永州铁炉步志》增“转处妙”三字，欧文卷三十一《祭吴尚书文》增“也字为韵，贯到篇末”八字。间有少量异文，如韩文卷七《送高闲上人序》评点，桂本、方本均作“行文、造语、叙述处，亦大类《庄子》”, “叙述”，著本作“叙实”；王文卷十一卷前评，桂本、方本均作“隽永迭出”, “迭”字，著本作“远”。著本还会简化目录，如柳文卷十一，桂本、方本作“唐故中散大夫捡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著本简为“唐故中散大夫张公墓志铭”。

总起来看，茅著本全面吸收了方应祥本的校刊成果，删去了方应祥序和《新唐书钞》二卷，并增加了一个新跋语，使其成为卷数与茅一桂本和方应祥本皆不相同的164卷本。

3．价值和影响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版本演进的基本规律，但也有例外。作为初刻，万历七年（1579）茅一桂本难免存在问题。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在万历时期茅一桂修订后印本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更为全面和彻底的修订，并首次附入《五代史钞》二十卷。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全面吸收了方应祥本的校刊成果，并纠正了方本中的若干错误，同时也滋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晚明的吴绍陵、龚太初等书坊主，出于射利目的，对茅著本的板片进行挖改和删节，对部分目录加以重刻，又滋生了更多的错误。无论从校刊，还是从雕版和刷印来看，茅著本的精善程度都没有超过方应祥本。方本优于桂本，符合版本演进的规律。著本劣于方本，是一个例外。这一例外的发生，是校刊者个人素质与商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是，茅著本成为后来的通行本。晚明时期被多次重印，同一套书板，经过挖改、删节、拼版等，花样不断翻新。有清一代被多次翻刻，既有坊刻，也有官刻，可见其流行程度。与此相反，更为精善的方应祥本却鲜为人知。这种逆淘汰现象在版本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例如，收诗文最多的《徐文长三集》并不流行，而由《徐文长三集》删选而来的《徐文长文集》则更为流行。李攀龙《古今诗删》的再选本《唐诗选》，十分流行，而更为接近原貌的《古今诗删》汪时元刻本和《唐诗广选》凌濛初刻本却很不流行。金圣叹的《才子必读古文》不太流行，而对其内容和评点加以抄袭的《古文观止》却能大行其道。版本的精善程度未必与其流行程度成正比。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一个版本是否流行的，主要不是学术因素，而是世俗因素。茅著本的流行，主要是靠了每卷卷首的“孙男闇叔著重订”七字。这七个字很容易使人想起“家学”、“正宗”等字眼，其可信度自非方应祥本所能比。至于这位“孙男”都做了些什么，其版本的来龙和精粗如何，则不仅一般读者懒得过问，就是版本家也未必肯搞清楚。例如，清人说：“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一句话有两处错误。茅著本序刊于崇祯四年（1631），并非“万历中”。“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者，并非茅著，而是更早的方应祥。

4．序跋选录

与桂本和方本相较，此本新增茅著《文钞跋》。兹录于下：

先大父鹿门公病今世之为文伪且剿也，特标八大家之文以楷模之。夫文贵传，传贵久。文不本于性情不传，不规于理道亦不传；纵传，暂也，亦不久。今之谈文者动谓镜中花，水底月，一洗粘滞态，便臻灵妙界；而驾诡凿空，偷取一世，何异于画西子之面美而不可悦者耶？八大家岂有意于传乎？而传矣！总之，本于性情，规于理道，各造其致，不相袭也，不相掩也。先大父具独往之神，秉笔删削。夫固炼神宅虚以入其微，攻古钩玄以含其润，遗得丧，忘岁月，以穷其变，文质彬彬，其《文钞》乎？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糢糊，而著也经岁纷驰，备尝无妄，幹蛊无才，终讼非志，虽读父书，希绍祖业。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较，精于杀青，总期八君子之性情与先大父之性情俱久传于弗替。若其详则首具总评，节备细参，夫已炳如日星，余小子何敢赘一辞。岁在辛未仲秋之望，茅著闇叔甫跋于虎丘之卧石轩。

（二）明末金阊龚太初后印本

龚太初為苏州书坊主，其重印的茅著本《唐宋八大家文抄》可分为144卷挖改本和103卷删节本两种。

1．金阊龚太初挖改144卷本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有藏有龚太初144卷本，不曾寓目，仅见今人著录云：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明茅坤编撰，明龚太初刻本。五十册。半叶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镌书名，中镌卷次。框高20.8厘米，宽14.7厘米。前有扉页，题：“唐宋八大家文钞。茅鹿门先生评，金阊龚太初梓行。”前有茅坤万历七年总序，崇祯四年茅闇跋，凡例，论例。各家之下分别有其文钞引、本传、目录。……是书包括：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钤印：“集恕堂”、“林足畹”、“兰如心藏书”。

同页附韩文卷一首页书影，此书影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印本韩文卷一首页笔画、行款、断版等完全相同，只是字迹略显模糊，断版也更严重，而且第二行“孙男闇叔著重订”的“重”字被剜掉，显系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板片的挖改后印本，非有二刻。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上文所谓“明龚太初刻本”系误判。“茅闇跋”亦误，当作“茅著跋”，或“茅闇叔跋”。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韩文卷一首页版框为198×134毫米，此本既系此版的后印本，版框尺寸应该大致相同，上文“框高20.8厘米，宽14.7厘米”信息差别较大，应当有误。

从各家卷数来看，此本各家卷数并无删节，总计144卷。只是未见欧阳修《五代史钞》二十卷的著录。是龚太初后印本原有《五代史钞》，多伦多大学藏本残缺，还是龚太初重印时即已略去《五代史钞》，尚不得而知。

2．金阊龚太初删节103卷本

龚太初对茅著初刻板片的删节重印，可以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693000/4445）为据可以考察。

所见32册。开卷内封镌蓝字“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茅鹿门先生重订（右上），金阊龚太初梓（左下）”，左上钤“宏远斋”圆形朱印，左下“本衙藏板，不许翻刻”方形朱印，右下有二方形朱印。内封后为“韩文公文钞，茅衙藏板”。下为茅著《文钞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韩文公文钞引》、《唐大家韩文公文抄目录》、《韩文公本传》、《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以下各家均先引后传，然后是目录和正文。（见图1-09和图1-10）

细审此书，茅著《文钞跋》、茅坤《总叙》、韩文卷一首页笔画、行款、断版等与北大藏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印本完全相同，只是剜去了韩文卷一“孙男闇叔重订”的“重”字，以便与内封“茅鹿门先生重订”接铆。看来，龚太初是要抬出“茅坤重订”的招牌，压倒市面上流行的崇祯四年（1631）“茅著重订”本。毕竟，茅坤的影响更大。如前所论，茅著可能是茅维子的易名，就算是茅维长子，其出生也在茅坤去世五年之后（茅维长子元喆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茅坤卒于万历二十九年），哪里会有茅著先“订”、茅坤尔后又“重订”这样的怪事？龚太初书坊造假而罔顾事实，一至于此。

此书内封又称“金阊龚太初梓”，也不确切。龚太初购得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板片后所做的，一是挖改重印了完整的144卷本，有多伦多大学藏本为证，详情已如上述；一是推出了一个只有103卷的节本，有上海师大藏本为证。此本各家《文钞引》及目录皆系重刻。将其与北大藏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印本对比，可以看出其删节情况：

韩文（十二卷）：整卷删除卷十三至十六，共43篇。完整保留韩文卷一至卷十二，共146篇。将韩文由十六卷删至十二卷。但目录前《韩文公文钞引》仍作“厘为十六卷”，没有剜改。

柳文（七卷）：整卷删除卷八至卷十二，及卷七后6篇，共58篇。完整保留卷一至卷六，及卷七前11篇（自《游黄溪记》至《永州万石亭记》），共72篇。将柳文由十二卷删至七卷。将目录前《柳柳州文钞引》之“厘为十二卷”改为“厘为七卷”。

欧阳文（十二卷）：整卷删除卷一至卷二十一（卷十五中的三篇《志论》除外），共196篇。完整保留卷二十二至卷三十二，依次将各卷首页挖改为卷一至卷十一。从卷十五中摘取三篇（《礼乐志论》、《食货志论》、《艺文志论》），并从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本《新唐书钞》中摘取四篇（《历志论》、《地理志论》、《百官志论》、《刑法志论》）杂凑成卷十二，共存文87篇。目录后镌“八大家欧文目录终”。将欧阳文由三十二卷删至十二卷。目录前《欧阳文忠公文钞引》将“厘为三十二卷”改为“厘为十一卷”；目录实有十二卷。

苏洵文（十卷）：删除卷四全卷，将卷五析为卷四和卷五，其他卷中篇目亦时有删落。共删落9篇，保留52篇。仍为十卷，目录前《苏文公文钞引》也仍作“厘为十卷”。

苏轼文（二十八卷）：仍保留二十八卷卷数，但从各卷中零星删落21篇，共保留231篇。目录前《苏文忠公文钞引》仍作“厘为二十八卷”。

苏辙文（十九卷）：删除卷二十全卷和卷十九的最后两篇，共13篇。保留卷一至卷十九，共153篇。《苏文定公文钞引》仍作“厘为二十卷”，目录实有十九卷。

王文（五卷）：整卷删除卷六至卷十六，及卷五后七篇，共139篇。整卷保留卷一至卷四，及卷五前13篇，共72篇。将十六卷删为五卷。目录前《王文公文钞引》亦由“厘为十六卷”改为“厘为五卷”。

曾文（十卷）：目录十卷，共87篇。卷数和篇数未有增减。

从目录看，龚太初删节本共103卷，存文900篇，删落479篇。

此本茅著《跋》、茅坤《总叙》，以及韩愈《文钞引》、目录及部分正文（如卷七至卷十二）等部分，尚由茅著初刻板片印出，还算不错。柳宗元以后，粗制滥造之迹甚明。其手段是重刻目录、挖改卷首或重刻首页，假借“茅坤重订”之名，以旧充新。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正文与目录多不合。各家正文卷首或题“孙男闇叔著订”，或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题“孙男闇叔著订”或“孙男闇叔著重订”者系茅著初刻板片重印，只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者，似为龚太初挖改以附会“茅著重订”四字。其新刻目录错误很多。如欧文卷十二“地理志论”刻成“比理志论”，欧文“目录”刻成“日录”，苏文卷十六“续欧阳子朋党论”刻成“读欧阳子朋党论”，苏文卷十九目录下无篇名等等，不胜枚举。

（三）明末金阊簧玉堂吴绍陵挖改后印本

明末兵荒马乱，书板易主也是常事。将金阊簧玉堂本与金阊龚太初本的茅著《文钞跋》首页和韩文卷一首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簧玉堂本与龚太初本皆由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板片刷印而来，但簧玉堂本的断版情况更加严重，其刷印时间应当晚于龚太初本。合理的解释是，龚太初弄出“茅坤重订”的笑话后，印出的书并不好卖，于是将书板卖给簧玉堂主。簧玉堂主请苏州府学生员吴绍陵加以重订，打出今人“重订”的招牌，显然更为靠谱。今见金阊簧玉堂本多卷卷首的“孙男闇叔重订”被挖改成“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可见吴绍陵，字玉绳，系苏州府学生员。李渔有《赠吴玉绳》诗，称吴“年老性弥辣，世圆尔独方”、“时以伯夷口，来倾柳下觞”。伯夷乃商朝遗民，入周不仕。李渔以吴氏比伯夷，以“伯夷口”赞其处约能守，不易其节。可见赠诗作于入清以后，此时吴玉绳已经“年老”。但李渔赠诗的吴玉绳是否即“重订”茅著本的“苏庠吴绍陵玉绳”，尚待进一步考证。

1．实物鉴定

茅著本的吴绍陵挖改后印本存世甚夥。湖南省图藏“金阊簧玉堂本”（索书号：411/14-3）较为完整，能够反映“金阊簧玉堂”与吴绍陵的关系。此书30册。半叶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上白鱼尾，竹纸，有直格。版匡197× 133毫米，书245×160毫米。内封题“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茅鹿门先生评选（右上），内附五代史（左上），金阊簧玉堂梓（左下）”。版心题“韩文，卷一”。卷首题“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闇叔著订”。评点方式与茅著初刻印本同。全书足本应为34册，现缺4册，即《五代史钞》部分。全书结构依次为茅著《文钞跋》、茅坤《总叙》、《八大家文钞凡例》、《韩文公文钞引》、《八大家文钞论例》、《韩文公本传》、《唐大家韩文公文抄目录》、《唐大家韩文公文抄卷之一》。韩愈以下各家均先《引》后《传》，然后是目录和正文。茅坤《总叙》五、六叶实为方应祥《重刻唐宋八大家文钞叙》“提右控者明法之巧”至“亦止于售于当”部分。如前所论，北师大藏崇祯元年（1628）方应祥刻本的茅、方二序错简，湖南省图藏簧玉堂本的错简情况完全相同。可见，吴绍陵的“重订”参考了方应祥本，结果将方应祥本中的错误也一并沿袭下来。

湖南省图簧玉堂本行款、版匡宽高以及正文每页断版情况与北大藏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本相同，二印本皆由茅著本板片刷印而来。不过，簧玉堂本断版情况更为严重，笔画也更为模糊，当系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的后印本。簧玉堂本在挖改重印时，仍然沿袭了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印本的避讳，相关方面未作任何改动。例如，“校”字仍皆作“挍”或“较”; “玄”、“燁”等不缺笔，不易字。避明帝讳，不避清帝讳，说明系明末或清初印本。上海图书馆亦有藏。（见图1-11）

湖南省图又一藏本（索书号：善411.1/1），著录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万历七年徐笠山卢南桥圈点本”，误。此本实与上述金阊簧玉堂本（索书号：411/14-3）相同。所见36册，有《五代史钞》二十卷，无刊有“金阊簧玉堂”字样的内封。此本时有朱笔批校，如欧文卷三《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题下朱笔云：“笠山删本，南桥点本。”正文有删抹，甚至有改窜处。此文文后朱笔又曰：“余最喜读此等文，以其论事精详，而无饰辞、无游笔耳。徐退山云。”细观朱评，乃佚名过录各家评点，其中尤以徐笠山、卢南桥、方苞评点为多。过录者显系清人，不可能更早。此本当著录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164卷，崇祯四年（1631）茅著刻明末金阊簧玉堂挖改后印本”。

2．挖改细节

据湖南省图所见的上述两种簧玉堂本可以看出，金阊簧玉堂书坊对崇祯四年（1631）茅著初刻本的挖改，除增加内封外，还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部分卷首挖改“重订”人姓名。韩文卷一首页“孙男闇叔著重订”的“重”系龚太初所剜，簧玉堂本保留这个剜改，系为后面加入“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张本。但其余各家各卷仍作“孙男闇叔著重订”。苏辙卷一首页作“男孝若维、孙男闇叔著重订”，与茅著初刻本同。其最大的改动是将茅著初刻本部分卷首的“孙男闇叔著重订”七字挖改成“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九字。这样的改动共十七处，见于欧阳文卷一、卷三、卷四、卷十五、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九、卷三十二；苏洵文卷八；苏轼文卷八、卷九、卷十七、卷二十、卷二十一；苏辙文卷三、卷十六、卷十七。“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七字大都肥大稚拙，与周围字体不同，显系挖改。欧阳文卷二十一只作“闇叔著重订”, “孙男”二字被剜掉。

第二，在部分版心挖改鱼尾。茅著初刻本皆为白鱼尾（或者说线鱼尾），簧玉堂本则将部分白鱼尾改为黑鱼尾，从而造成了部分书叶鱼尾黑白相间的现象。例如，据湖南省图所见“善411.1/1”本，苏轼文卷五之第一、二、六、八页为白鱼尾，三、四、五、七、九页为黑鱼尾。

第三，在部分版心增刻八大家谥号。例如，苏轼文版心下端镌“忠”字，苏辙文镌“定”字，以示区别。

第四，重刻部分目录，但错误较多。例如，欧阳文卷三十目录，北大藏茅著初刻印本只有“石曼卿墓表”五字，湖南省图藏簧玉堂本重刻目录则为“石曼卿墓表十三首。以悲慨带叙事，欧阳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画得会哭会笑”，将茅评窜入目录中，可见其粗疏。同卷又一目录，北大藏茅著初刻印本作“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簧玉堂重刻目录则将“府司”改为“副使”，不知“司录”为官名而误改。苏洵卷十只作“记说引序共”，下脱“九首”二字。

金阊簧玉堂购得茅著本原板后加以挖改重印，是要造成此本已经茅著修订、又经吴绍陵重订因而更加精善的印象，以达到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目的。当然，茅著本既初刻于金阊簧玉堂书坊，书坊为了促销，再推出一个经时人“重订”的新版以吸引读者，这样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3．金阊簧玉堂的《三苏文钞选》单行本

金阊簧玉堂还将挖改过的茅著本板片的三苏部分单独刷印，单本发行，名曰《三苏文钞选》。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金阊簧玉堂梓《三苏文钞选》五十八卷，可以为证。此本在老苏卷首重镌了一个新的内封，题曰“三苏文钞选（中），茅鹿门先生评定（右上），金阊簧玉堂梓行（左下）”，右下钤“衙官屈宋”四字方形朱印，作为促销广告。苏辙卷三首页亦题“苏庠吴绍陵玉绳重订”。各家正文笔画、行款、版匡尺寸、断版等，与各地所见《唐宋八大家文抄》金阊簧玉堂挖改本一一吻合。（见图1-12和图1-13）

金阊簧玉堂书坊对崇祯四年（1631）茅著本板片的挖改重印，以及《三苏文钞选》的单本发行，表明书坊对《唐宋八大家文抄》这本书很下功夫。很下功夫是因为这本书能给书坊带来很大利润，由此可见茅著本在晚明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