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代际注意力配置

基因财富的保值增值需要资源的投入，注意力资源是亲代之间基本的人力资本投入，这里也存在着博弈。博弈论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博弈论将人们生活的追求归结为心理货币的收益，如愉悦、快乐、兴奋、刺激等。这些可以用一个专门的经济学术语归纳，就是“效用”。传统经济强调货币交易带来的效用，其实扎根在心理层面的效用与注意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人类的亲密关系中，一直在排斥货币交易，因为货币等价交换是去人格化的，而情感的效用和连接力量恰恰来自于非等价交换。亲人之间更在乎彼此牵挂和彼此关爱的互惠，爱是一种自然的注意力付出，注意力的流向往往也是经济资源的流向。

一、婴儿的博弈天赋

交易是一种博弈，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基因财富需要注意力来滋养，这就带来了代与代之间的注意力博弈。人类拥有惊人的天赋进行讨价还价。自2002年我出版专著《注意力经济学》以后，我每年都给我们学院新闻传播类专业开设注意力经济学课程。课堂上，我会向同学们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婴儿为什么要哭？第二个问题是，婴儿的哭声为什么比成年人还响而且更具有穿透力？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对哭声会感到厌烦？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孩子在寻求关注（attention seeking），心理学界早有这方面的探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婴儿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他必须用哭声取代行动能力的缺位，并且必须擅长这种工具的使用。第三个问题答案是，哭声带来的不安感或许是因为它会引来天敌，不安感可以促使父母去解决孩子的困境。可见，婴儿的哭声是求生与满足需要的强大工具，是讨价还价的手段。对父母而言，你要自己“爽”，就要让孩子“爽”，满足其需要，消除其哭声，也就解除了大人的焦虑和不安，这是基因又一个巧妙的设计。

哭声作为婴儿向父母讨价还价的手段，在儿童阶段一直被沿用下来。这种方法尽管令人讨厌，但是却往往能让孩子达到目的。这就不难理解在新媒体经济时代炒作行为盛行的原因——即使是令人厌恶的关注也会带来经济效益。如同孩子的哭闹，这种无良的行为是难以根治的，因为它有生存的进化根源与现实的经济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有时候父母与孩子的这种博弈是非常激烈的。在中国，有些孩子晚上哭闹太过强烈，祖辈不得不到电线杆上贴上乞求孩子安静的字符：“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啼郎……”极端的情况下，精神崩溃的母亲还会掐死自己的孩子。有时为了掩盖自己的极端自私，避免与父母的对立，孩子还会以“病”的形式来获得关注与照应，这种病或许是真病，或许是假病，或许是半真半假的“小病”装“大病”。

渴望关注根植于人类的天性。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有些病因仅仅是病人渴望关注，头痛、腹泻都可能是本能层面上获得关注的手段，病人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些孩子小毛病不断，其中就有可能希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照。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了“依恋”的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负责检测我们与照看者之间“亲密度”的依恋系统，当彼此拉开距离的时候，这个依恋系统就成为“报警器”，而且它会伴随我们终生。人类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如同对食物的需要，它们都具有重要的生理基础。

关于代与代之间的注意力博弈，还有一种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值得一提。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人们的无意识行为都隐藏着狡猾的目的，他们将动物本能视为无意识的核心。弗洛伊德本人也将自己看作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根据他的观点，儿子和父亲会为了获得母亲的宝贵时间和注意力而彼此争斗。即使是母子之间也会存在利益冲突，母亲的本能是拥有更多的子女，而子女则希望母亲将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给予自己，子女之间争宠是动物世界的常见现象。这也是罗伯特·特里弗斯亲子冲突理论所给出的一种解释。

获得关注是人类基本的生存能力，在网络时代，获得关注的能力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因为在这个时代注意力已经演化为新的重要财富。

二、家庭珍视的“财产”

基因是人类最为珍视的资产，作为基因的携带者，子女几乎可以说是史前时期“家庭”的唯一财产。自然界中，动物生命中的大量时间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繁衍，而长辈的关注也是孩子成长不可缺少的“基本养料”。现代社会在法律上规定了监护人的责任，并将“履行注意义务”作为监护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法律上也会规定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义务，但是，亲代之间注意力的流动是不对称的，长辈总是对晚辈付出更多的注意力。这种现象我们在这里称为“代际关注失衡”。“失衡”的自然进化动力是亲代之间基因财富繁衍价值的不同，越是具有繁衍潜力的个体，越易受到家庭的关注。当然，年幼的孩子也会得到哥哥姐姐的照料。

对婴儿的关注是人类的天性，婴儿对注意力的吸引成为现代注意力竞争的重要手段。广告学中关于吸引的3B定律，将婴儿（baby）与美女（beauty）及野兽（beast）并列，作为注意力竞争的三大要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购买者一般都是女性。进入21世纪以后，当中年女性用“装嫩”来与年轻女性竞争时，年轻女性采取了“装萌”予以反击。所谓“萌”就是婴孩状态。男女恋人也会以婴儿状来增加对方的喜爱，尤其是女性，恋爱期间的行为似乎极易倒退到

婴幼时期。这种普遍的现象或许来自于本能而不是文化，女性装萌是对婴儿的模拟，是一种育婴游戏，其功能是激发男性的父爱，是一种婚前的培训，目的是造就未来合格的父亲。爱情虽然蒙住了理性的双眼，但本能却睁大了它的“眼睛”。

人类与许多低级动物不同，出生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生活自立，需要父母的关照，尤其是母亲的照应。因此，孩子往往成为母亲注意力的中心。这种天性和自然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在职场竞争中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性别歧视的存在，不仅是因为生孩子造成的女性几个月时间在身体上的工作缺位，更重要的是，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还会造成女性精神上的工作缺位。女性失眠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对孩子的关注需要有关，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更母亲也容易被婴儿的微小响动惊醒。这是一种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不过，过度关注会导致身份固化，有些母亲过分关注孩子，以至于“母亲”几乎成了她的唯一身份。

相对于母亲，父亲对孩子的关注似乎要小一些，这是因为存在着亲子焦虑。根据尹农（Einon）的观点，这种焦虑来自于“父权不确定性”。女性的不忠虽然不如男性普遍，但是因为在一些高级动物进化过程中，不忠不仅可以降低临近雄性杀婴的可能性，而且可以获得额外的抚养资源，所以这种现象还是会发生。因为人类男性的亲本投资潜藏着错投的风险，演化“设计”就让男性投入比女性少一些，以达到一种经济上的均衡。这样可以避免遭受父权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文化中，母亲及其血亲都会说新生儿像父亲，这已经被多项重复研究所证明。其中，有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母亲更容易指出新生儿和父亲的相似之处，而不是与自己的相似之处。而事实上，要求人们根据照片对新生儿与其父母做出匹配时，母亲和孩子的匹配度更高。这表明，母亲对父亲与孩子的相似度评论偏好并不依据于真实的相似性。这种偏好不管是不是因错觉所致，其功能都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增加父亲对亲子血缘关系的确定性。让父亲关注孩子与他的相似性，有利于父亲增加对孩子的投入。研究还发现，比起其他时间，当孩子的父亲在家的时候，母亲更喜欢对父亲与孩子的相似性作出评论。如果孩子被他人评论为不像父亲，则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利他行为和自我牺牲都是父母为下一代做出的，孩子已然成为父母最为珍视的资产。进化上的压力，迫使雄性个体略微减少对每个幼儿的投资，而与其他配偶生更多的子女。这也是父亲对孩子的关注不如母亲的重要原因之一。2004年7月29日的《钱江晚报》提供了一份这样的资料：根据《新科学家》公布的消息，法国语言学和史前人类研究联合会的科学家对“爸爸”一词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人类现在的14个语系中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词，而在71%的被研究语言中，“爸爸”一词的意思都是父亲或者父亲一方的亲属。研究者认为，对于“爸爸”在各种语言中的统一性，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爸爸”是人类祖先最早会说的一个词。这个词将孩子与其最先认识的人——父母联系在一起。所以，“爸爸”一词的含义基本相同。但是，在我看来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第一个词为什么不是“妈妈”而是“爸爸”。这可能是因为母亲要强化“父亲”与“初生儿”的联系，有意将婴儿发出的“第一个语言符号”分配给了负有养育责任的男性，同时也确认这位男性与孩子的血缘关系，并要求其对孩子的这一语言信号做出反应。

三、文化资产的获得

与生物基因对应，人类社会还有一种基因财富一直在传承与增值，这就是文化基因。注意力是获得文化财富的必要支付手段。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参与注意力经济活动的过程。进入少儿时期，人类开始发展出另外一种能力——专注力，从而开始了将自身注意力转化为能力的历程。注意与模仿是成长期的主要行为特征。人类通过模仿来习得文化，文化习得也是一个文化复制的过程，与基因复制不同的是，注意力成为文化基因复制的“性器官”。任何模仿首先都来自于精神的模仿，这是一个“神交”的过程。文化基因是不是存在，目前还有争论，这种被称为“模因”（meme）的文化基因指的是文化信息的基本单位。显然，如果文化基因存在，那么语言无疑是文化基因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化基因的核心。

成长期是一个人从依靠本能向依靠文化转化的过程，作为心理学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把人类的头脑分为两个系统——快速反应系统和慢速反应系统，前者被称为“系统1”，后者被称为“系统2”。两个系统轮番作业，配合默契，运行高效，代价小，效果好。在我看来，快速反应系统是本能，慢速反应系统是文化。本能是长期进化而来的固定反应模式，文化则是后天习得的对当下社会环境的反应模式，前者我们无法改变，后者却是能够通过学习加以调整的。本能反应不需要投入计算，因此几乎不会消耗注意力，而文化的反应系统在形成习惯之前相对慢，需要计算，因此消耗的注意力资源比较多，而习惯则是文化的本能化。成长期是个体的注意力经济活动转向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个人学会了慢思考，学会了复杂的计算，学会了专注力和注意力投向的效率分析。

我把系统1称为“基因系统”，把系统2称为“模因系统”。人类实行的也是“一身两制”：一种是基因的经济制度，一种是模因的经济制度。如果把注意力比作能源，那么本能的“系统1”就相当于是小功率汽车，而文化的“系统2”则相当于是大功率汽车。因为装载的信息货物不同，所选择的汽车也不同。

青少年时期，亲代之间也存在着注意力的博弈，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主导权的竞争。在代与代之间的注意力博弈中，晚辈往往是赢家，因为长辈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赋予下一代。但是也有例外，即“尊老”，也即代与代之间的逆向关注，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如果说尊老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它有没有进化上的来源呢？文化基因库存在于长者的头脑之中，文化知识是注意力资本化的结果。人类的文化资本推动人类不断发展进步，并在进化中形成独特的优势，这使得长者在群体中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模仿长者就是一种文化习得的过程。

四、“达尔文胡子”的价值

其实，大量的原始人不是老死，而是病死，或者因为缺少竞争力而饿死、冻死、被捕食者杀死。从进化的角度看，许多生物体是为基因繁衍服务的，既然已经完成繁衍，丧失繁衍能力的动物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因为它只会与新生命争夺资源。而让它消失的方法很多，上述方法就是自然的安排。即使到了今天，这种现象还存在着，比如一些老人会在年轻人的冷漠中死去。在某些国家的农村，一些老人为减轻家庭负担甚至会选择自杀。

在自然状态下，缺少子女的关照是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人类有没有采取进化上的策略加以改进来实现长寿呢？我的回答是“有”。老人得以生存的资源是知识的垄断，而胡子则是知识的象征。一些学者认为男人的胡子是为了防止冻伤，这种说法或许有一定理由，但还是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年轻人也会冻伤，但进化却没有让他们过早长出胡子。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则认为胡子是性激素的强烈信息，可以增加性的吸引力。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事实上，早期的人类并不是在其胡子最为茂盛的时候才获得伴侣的。对于胡子的重要进化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至今学界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达尔文200周年诞辰之际，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展品——达尔文的一缕胡子，由此引发了我对胡子进化问题的注意力经济学思考。

人类进入老年以后，个体用什么参与注意力竞争呢？我的观点是，用知识和经验促进“群体的”生存与繁衍，从而为自己赢得存续权。这也是成熟男人的魅力之所在。在哺乳类动物中，失去繁衍能力的个体很快会死去，因为其缺少竞争力。但是人类却非常独特，衰老的个体可以凭借知识的上升来弥补体力的下降。知识是注意力的结晶，我们能够找到知识的生物性象征吗？长期困惑着进化论学者的一个问题是“胡子”的价值。对于老鼠的“胡子”，进化论者已经搞清楚它的功能，它是用来探知外部世界的感受器，绝大多数老鼠的视力很差，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嘴巴上的胡子来弥补这种缺陷。它们用这种称为“鼻毛”的触须来充当拐杖，从而形成对周边环境的心理影像。但是对于人类的胡子，至今还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我的观点，胡子与年龄有关，年龄与经历有关，经历与知识有关，在没有文字和缺少变化的时代，人类的年长者就是知识的权威，他们的头脑就是部族的“图书馆”。胡子就是“学历证书”，甚至比学历证书更有价值，因为长长的胡子往往代表了部族的全部经验和知识（胡子里“长满”故事）。老者体能虽然退化，但是注意力积累形成的“知识资本”使得这些人还有机会获得食物，并受到保护。保护老人意味着保护部族的知识宝库，这有利于部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不能清晰标明和形成知识权威的族群，在竞争中则会处于劣势，甚至惨遭灭绝。

也有人提出：“人类为什么不用秃顶来代替胡子的知识象征功能呢？”谢顶既与雄性荷尔蒙旺盛有关，又会随着年龄增长愈演愈烈。显而易见，“它是人类男性用来彰显自身资历和优越地位的标志。它昭示着主人精力旺盛……”我想，秃顶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也不是聪明人的“专利”。更为重要的，它也是身体状况不良的一个信号。没有迹象表明，女性对“秃顶”男人会产生特别的兴趣。而且，从宗教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秃顶”降低性竞争力的证据。罗马式的“神父头”就被认为是模仿了“秃顶式”，这恰恰是为了远离性的诱惑。

古埃及法老都会戴上假胡子，以显示权威与英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长胡子、大耳垂都是智慧的象征，耳朵大也是老人的特点，佛陀与寿星的耳朵都非常大。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胡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演化成了身份的象征。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政府要求蓄胡子的人交税，这样，胡子就不只是知识的象征，它也成为经济实力的体现，一种上层阶级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的标志。在现代文明社会之前，祖先要比后代更受到尊重，这是与知识受尊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后代只是祖先和长辈的模仿者。中国历代王朝也都强调“祖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当时，“岁月”是真正的财富，它可以作为权威和权力进行交换。

这里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女性没有胡子是不是意味着女性在群体进化中的知识贡献无关紧要呢？当然不是。老年妇女在养育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这也曾是丧失繁衍能力以后女性的生存价值所在。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原始人类的知识生产主要还是来自男性，因为打猎需要合作、谋略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女性主义进化论学者或许会提出采集知识主要来自女性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即使在食物知识的获得上，男人的贡献也必定非常重要。因为男性在狩猎时往往需要长途跋涉，会遭遇各种新情况，携带食物不足甚至耗尽是经常发生的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在狩猎过程中一路寻找食物，而熟悉的食物却不总是会有，这样就不得不对新的果实和食物进行冒险性试食，从而扩展了食物资源。男性的经济活动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冒险性、探索性和创新性。

或许，女性没有胡子有利于其掩盖年龄的真相，有助于其以虚假的年轻来吸引异性，获得经济资源。女性总是设法将自己打扮得年轻漂亮。男人不喜欢讨论家庭，甚至进化出一种潜意识——“谈家庭不够男人”，其潜在的功能是掩饰自己的婚姻。与此类似，女性避免谈论自己的年龄，是为了在男人面前掩饰自己青春的流逝。

人类与基因是不同层级的生命形态，彼此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博弈，这种博弈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开始加剧。从人生的理念来看，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多子”，而道家文化崇尚的是“长生”。前者体现了基因利益优先，后者体现了个体生命优先。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价值取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多子是一种荣耀。而现代人的文化自觉，则使自然状态下由基因竞争和基因利益垄断的传统经济，转向以文化竞争和个人自由为取向的新经济——单身主义、同性恋文化、避孕行为都是对基因利益的反叛。当前的主流文化既不是多子的繁衍最大化追求，也非无后的极端行为，而是个体利益与基因利益的平衡，即“少子女家庭模式”，以便留下更多的资源供自己享受人生。这种关注平衡点的转移，意味着对基因经济垄断的打破和人本经济的兴起。但是，基因并没有打算退出“垄断市场”，独生子女并没有减少父母对子代的关注，反而增加了亲代投入的精力。这种现象似乎向我们显示，对子代的注意力投入是一个恒定值。我把自己的这一猜想定义为“基因利益关注常数”。如果没有后代，就会出现基因替代性关注，把注意力转向与自己基因相近的人群，如亲戚的子女、族群的后代，或者成为民族主义者等，甚至转向对大自然生命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