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世出身

邵廷采名行中，字允斯，后更名廷采，字念鲁。清顺治五年（1648）生于故乡余姚通德门之清风里，时余姚属绍兴。据廷采自述，余姚邵氏乃北宋名儒邵雍之后，北宋南迁时，邵雍之孙邵溥随宋室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邵溥玄孙邵淳又自临安迁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又到邵淳的曾孙邵忠时，复自会稽迁至廷采的出生地余姚清风里，余姚邵氏自此而始。而且在余姚，邵氏亦属当地大族望姓，并且诗书传家，盛于科举，“邵氏之在余姚，不能与孙、王、谢三姓齿，而科甲之目独盛于明，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虽然到廷采出生时，因为明清朝代更替、廷采曾祖早亡而人丁寥落等原因，邵氏家族已较没落，但仍然是一个书香门第。可以想见这种家世背景对邵廷采应该有很深刻的影响，廷采一生虽然屡遭困厄，并矢志于南明史学及人物的研究著述，但与此同时，在共六十几年的人生中他十次参加科举，且常以经世自励，这执着于科场的个中情由，恐怕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养家之难所致，复祖宗神采、重焕家门荣光，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邵氏一门不仅家学渊源深厚，且大都廉洁自守，为清白吏，秉承清正家风。“邵氏文章勋节不甚传而吏多清白，子孙慎守经术，以俭为师，虽累世贵宦而族无富室，此其家风其可称述者也。”邵廷采对自己祖上家风的这番陈述，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廷采据祖上行为事迹，作《五世行略》，记载了自五世祖邵远开始直至父亲邵贞显的家族繁衍及家风传承，清能吏治和清正家风于文中昭然可寻。如五世祖邵远（后改名甄）曾任固始县令，“在县七年，境无奸盗，百废修举”，后迁海州郡守，又修州城，废弊政，开水利，募民屯田以积谷备荒，是一个颇受海州人敬重的能吏。又如四世祖邵钦谕（后改名伯棠）任靖州郡守，“屏去察政，专用清静，缓税均徭，弛禁蠲赎，羁犷皆乐业”，也是一个颇有清名的循吏。因此可见，廷采对自己祖上家风的记述并非虚张夸大。不仅为官清正，邵氏一族还以孝悌传家，颇具孝义之风。如廷采五世祖邵远之学乃出自其兄邵培，后邵培死于杭州，邵远不顾倭患之乱，自南京兼程赶往杭州奔丧，且在日后将邵培三个儿子培育成人。四世祖钦谕也是“友孝笃诚”，尤其对母亲十分孝顺，“母孺人积岁病挛，抑搔扶持，靡有倦怠意”。廷采祖父邵曾可更是事母至孝，“作婴儿啼笑以娱乐焉”，又“一姐早寡，奉如奉母”。廷采之父贞显，也同样“奉大父教甚谨，晨夕动定，每事秉承”。廷采还记载家族的几代叔祖、伯祖之间，无不是和睦互处，以孝义当先。

不仅如此，邵氏的女性家族成员，自廷采的曾祖母翁氏夫人，祖母孙氏，至廷采的生母陈氏、继母章氏，无一不是贤孝恭良，倍有贤名。尤其是祖母孙氏，母家乃余姚大姓，世代以文章忠孝传家，被称为海内宗臣，其六世祖孙燧，明武宗时为副都御使巡抚江西，他察觉到宁王朱宸濠将会叛乱，因此提前修筑城池、调兵分守江西要塞，又准备兵器装备，为后来王阳明平叛胜利做了重大贡献。而且他面对朱宸濠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终惨遭朱宸濠杀害，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孙燧后人孙文融，是万历甲戌进士第一名，在当年的援朝之役中，孙文融以副都御使的身份巡抚山东，因而自登州、莱州的军饷转运不绝，保障大军的后勤供应。又进献防海图，反对议和，主张与日军决战，彻底断绝日本的侵扰后患，后又亲自督军直捣倭寇老巢，使明军军威大盛，最终官南京兵部尚书。又如其族兄孙嘉绩（文善常《邵廷采史学研究》以孙嘉绩为廷采祖母之胞兄，但廷采《孙氏世传》详载，孙嘉绩乃孙景贤之孙，祖母则是孙一之的孙女，文善常有误），在明朝沦陷后，招募乡勇，北上抗清，宁死不降。这种讲孝义、重廉耻，以忠孝传家的家世门风，对邵廷采的思想有极大影响，《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和《思复堂文集》中大量篇幅都是记载晚明的忠臣贤士、孝义贤良，这与邵廷采自小耳濡目染的家庭影响应该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