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代温州科举概况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温州的文教科举事业

在唐代，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上元二年（675），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温州之名始定。天宝元年（742），改为永嘉郡，统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四县，乾元元年（758），复为温州。在唐开元年间户数仅为37554户。北宋时期在外人看来，温州还是“僻远下州见闻最晚”。直到北宋末期至宋室南渡之后，温州经济才有了飞跃式发展。

和经济发展一样，温州的文化发展也具有逐步繁荣的特点。隋唐以前，温州的文化基本上是由南下避乱的名士豪族所创造，温州土著的文人学士似未有所闻。而在隋唐时期，温州开始出现土著的文化名人，最早的为盛唐时期的书画家、诗人张諲（713—756），永嘉人，官至刑部员外郎，王维、李颀等人对张諲的诗画予以高度评价。唐昭宗时的高僧辩光禅师，号草书僧，善古调诗，长草隶，名重一时，当时诗人吴融、司空图都对其推崇备至。玄觉（665—713），瑞安人，南禅宗的一代宗师，所著《证道歌》为我国佛教禅宗的一部重要经典。在唐代，受谢灵运永嘉山水诗影响，慕名来温的诗人很多，如李白、孟浩然、沈佺期。后来避乱来温的有顾况、张又新、杜荀鹤、崔道融、郭密之、罗隐、邱丹等。这些文人来到温州以后，追寻谢公足迹，历游永嘉山水，写下了众多诗篇。杜甫一生虽没到过温州，但其在《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中描绘了温州孤屿，流露出对温州江心屿和石门洞的向往。这些文人对唐代温州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两宋温州文化的兴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么与科举息息相关的温州教育事业在唐代状况如何呢？《弘治温州府志》在《学校》小叙开篇提到：“自谢康乐招学士讲经，而郡之有学旧矣。”说明永嘉自东晋置郡时已有学。府志又明确记载：“在华盖山之麓，汉武帝时永嘉为治县，有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晋太宁初，始立永嘉郡学于此”，“唐太宗诏州县皆立孔子庙，学在州治东南”。这表明，在唐代，温州又恢复了州学。

唐五代时期，温州有几人登科，谁又是温州最早的登科者呢？《弘治温州府志》卷13《科第》小叙云：“吾瓯登科者，始于唐吴畦、薛正明，而莫盛于有宋。”温州明清府志、县志均记载唐代温州登科者仅为吴畦、薛正明两人。吴畦登科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终官谏议大夫、润州刺史；薛正明登科在唐哀帝天祐三年（906），终文房院使，永嘉人。据《嘉庆瑞安县志》记载，吴畦籍贯山阴（今绍兴），由润州刺史退休卸任才迁居安固库村（今属泰顺），“畦登第时初非瑞人”，所以严格来说，吴畦并不能算是代表温州应试的举子。

据陈瑞赞考证，其实早于吴畦一个世纪，温州已有登科者，那就是李钧、李锷两兄弟。北宋初年官修的类书《册府元龟》有载：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李钧，钧弟京兆府法曹参军锷，并不守名教。配钧于施州，锷于辰州，纵会非常之赦，不在免限。钧、锷，温州人也。天宝中州举道举，咸赴京师。既升参第官，遂割贯长安，与乡里绝凡二十余载，母死不举。温州别驾、知州事嗣曹王皋具以事闻，下宪司讯问，钧等具伏罪。帝叹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于此。

上述材料记载了李钧、李锷兄弟因“母死不举”，被时任温州长史的李皋举报，遭到革职流放。这段文字明确提到，李钧、李锷两兄弟为温州人，登第时间在天宝年间（742—756）。唐代科举的名目繁多，除最常见的进士、明经两科之外，还有秀才、俊士、明法、明算、明书、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李钧、李锷既然是通过州举、道举而“升第参官”，那就应该是以乡贡举人身份参加省试，获得出身。遗憾的是，由于在现存的唐人登科记中找不到详细材料，李钧兄弟具体是哪一年、什么科目登第，已无从查考。

为什么温州方志对李钧、李锷没有一丝记载？是因为他们“割贯长安”，把户籍从偏远的温州改到长安，还是乡人因其母死也不回家奔丧这种道德败坏的行径而耻于提及？现已不得而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唐代温州登科者当为薛正明、李钧、李锷三人。考相关文献，五代时期，温州无登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