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

一、对宋代科举的研究

（一）中国学者对宋代科举的研究

1929年，邓定人出版《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主要内容为科举考试史，实际上是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20年代后期至1937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科举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卢前《八股文小史》等。三四十年代还有不少科举研究论文发表，主要为制度史研究和考订，较具理论研究性质的有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科举研究受到冷落”，但近30年来，中国大陆对宋代科举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推出了大量成果，其中尤以张希清、何忠礼、龚延明、祖慧、朱瑞熙、穆朝庆、刘海峰等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专著方面。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对《宋史·选举志》中有关科举、铨选、学校等方面内容详加考订，还附录了“宋代科举一览表”等资料，颇具参考价值；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一书，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对宋代贡举改革、特奏名、殿试制度述论、类省试述论和锁厅试等问题进行了精到论述；朱瑞熙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对宋代科举制度的大量名词，做了精辟解释；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达500万字，历时十多年，辑录4万余人，臻于宋代登科总数的近半，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宋登科记考》的基础上，龚延明、祖慧编著了《宋代登科总录》，达800万字，4万余名登科者皆有小传和书证，不仅是一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宋代登科者总库，也是断代科举史研究的典范；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除对宋代科举考试程序、科目作全面铺叙外，重点考论了科举与文学的多方关系与互动影响；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系统翔实地论述了南宋的发解试、省试、殿试、制举和武举以及科举制度与社会之关系等问题；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三章论述了宋代科举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第三章论述了宋代科举社会的出现，刘海峰还在《科举学导论》一书中，对“科举学”这一专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架构，统计了2005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科举学著作”，视野十分开阔。

期刊方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东原发表《宋代科举与教育》，对后人影响较大；聂崇歧发表《宋代制举考略》，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宋代制举的沿革及科目。曾资生发表《宋辽金元的制举概略》，对宋代的制举源流作扼要回顾。80年代，穆朝庆分别发表《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宋代糊名法和誊录法的若干问题》和《论宋代的殿试制度》三篇文章，论述了宋代的封弥制、类省试、殿试和特奏名等，首开宋代科举改革之讨论先风，颇有价值；张希清发表《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首次对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进行了统计，并探讨了科举取士之多的原因及与冗官的关系；何忠礼发表《宋代封弥制考辨》、《状元、榜眼、探名称探源》等文章，具有独创观点。90年代，张希清发表《南宋科举类省试述论》、《宋代贡举科目述论》、《宋代科举锁厅试述论》等文章；龚延明对《宋大诏令集》7卷中有关科举诏令存目作了详尽的辑补，发表于《文献》1997年第2、3期，另外，中华书局《文史》第41辑收录了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21世纪以来，宋代科举研究更加注重从细微处着手，也愈加深入。祖慧发表《〈太平治迹统类·祖宗科举取人〉补正》、《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何忠礼发表《论南宋高宗朝的科举制度》、《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从王十朋夺魁看宋代科举》，龚延明发表《宋代科举考试内容考述》、《论宋代皇帝与科举》，龚延明、何平曼发表《宋代“殿试不黜落”考》，王善军发表《“尽有诸元”：科举与宋代浦城章氏家族的发展》，周佳、汪潇晨、平田茂树发表《〈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祝尚书发表《宋代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兼论科举的公正性问题》，李裕民发表《寻找唐宋科举制度变革的转折点》，张希清连续发表《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下）》两篇论文，穆朝庆发表《论宋代的“赐科名”》，马自力、朱玲芝发表《宋初翰林学士知贡举与科举制度及文风变革》等。

中国港澳台地区学者对宋代科举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如侯绍文、李正富、金中枢、刘伯骥、李新达、李弘祺、何冠环等人都有科举方面的论著问世。侯绍文的《唐宋考试制度史》、刘伯骥的《宋代政教史》、李新达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等著作，虽然不是宋代科举专著，但都对宋代科举有所涉及。专著有李正富《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虽稍嫌疏简，却是台湾地区系统研究宋代选举制度的第一部”；金中枢从20世纪60至80年代，先后发表《北宋科举制度研究》（上、下）、《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续》（上、下）和《北宋科举制度研究再续》（上、中、下）7篇文章，对科举考试办法、考试内容和程式、考试科目变化、制度沿革等，都做了详尽的阐述，“是国内外研究北宋科举制度用力最勤的学者之一”；原香港学者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是一部英文著作，在国外影响较大；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从单榜的“同年关系”这一小视角生动阐述科举同年与宋代政治的关系。

（二）海外学者对宋代科举的研究

在海外，对于中国宋代科举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以日本学者为最多，如宫崎市定、中岛敏、荒木敏一、近藤一成、平田茂树、高津荐等。日本最早研究中国科举的学者为宫崎市定，他分别于1946年、1963年出版《科举》和《科举——中华帝国的考试地狱》两书。荒木敏一于1963年出版《宋代科举制度研究》，“是海外学者全面而详尽地研究介绍宋代科举制度的第一人”。西方研究宋代科举的学者主要集中在美国，美国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贾志扬（Johh Chaffee）的《宋代科举》，但“有些论述和统计数字缺乏考订”。高津孝于2013年出版《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是其12篇论文的合集，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科举制度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视角较为独特。欧洲学者对中国宋代科举也日渐关注，比利时魏希德《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运用文化场域理论，着重研究科举规范在南宋的变迁，探讨不同群体围绕科举话语权展开的竞争。

二、对宋代温州科举的研究

（一）对宋代温州社会经济的研究

对于宋代温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学者们似尚乏关注，没有专门的论著出现，也较少研究的文章。笔者所见有周梦江的《宋代温州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和《宋代温州港的开辟及其原因》，前文论述了永嘉城市商品经济和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南宋后期城乡商品经济的衰落及其原因。专门研究宋代温州经济发展状况的还有李文涛的《南宋时期温州农业与商品经济发展研究》，重点研究了南宋时期温州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发，以及在人口压力之下，商品经济何以获得较快发展的问题。另外，陈丽霞的《温州人地关系研究：960—1840》，涉及宋代温州环境与人口增长、环境与人口迁移、环境与社会变迁、环境与文化震荡等问题，视角较新颖。

（二）对宋代温州历史文化的研究

对宋代温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永嘉学派是热点。对永嘉学派研究最用力、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周梦江，他发表论述永嘉学派的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本，成为永嘉事功学派研究专家。周梦江在1977年与徐规合作发表了首篇关于永嘉学派的论文——《陈亮永嘉之行及其和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三本专著分别为《叶适与永嘉学派》、《叶适年谱》和《叶适评传》，其中以《叶适与永嘉学派》影响最大，考察了南宋永嘉学派形成、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思想的源流关系，对叶适哲学思想及学派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周梦江的影响下，研究永嘉学派之风日盛，涌现出一批研究永嘉学派的温籍学者——胡雪冈、蔡克骄、陈安金、张洁、王宇等，他们从不同侧面对永嘉学派的思想作深入剖析。专著有陈安金、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论述了北宋后期制度转型与知识流动、高宗朝温州士大夫群体、薛季宣和制度新学的开创、陈傅良与永嘉学派科举之维的张扬等内容；孙金波《叶适事功思想研究》，对叶适的事功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蔡克骄《浙东史学研究》，有章节对叶适的史学思想进行了论述。陆敏珍《宋代永嘉学派的建构》，管窥道学运动与区域性学派间的种种关系，视点较为新颖；郄丙亮《南宋浙东永嘉事功学派的诗论与诗歌研究》，将事功学派的诗学理论与创作纳入其学术思想框架中，探索两者的诸多冲突与各自特色形成的原因。论文有胡雪冈《永嘉学派的开创者王开祖》、张洁《试论叶适的军事思想》、张家成《析叶适的富民论》、麻尧宾《从“中庸之德”看永嘉水心学的心性进路》、俞兆鹏《论陈傅良的民本思想》、张平《艮斋诗初论》、徐逸龙《从永嘉地方史研究看陈傅良作品的价值》，等等，主要是对叶适、薛季宣、陈傅良等永嘉学派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何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永嘉学派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其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中，“用‘道统’阐述了叶适与理学的分歧与统一”，在《叶适论道学与道统》一文中，何俊试图通过对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

在宋代温州历史文化方面，除了对永嘉学派的研究之外，也取得了其他一些成果。戈悟觉主编《瓯越文化丛书》共12册，其中包括蔡克骄《瓯越文化史》、徐顺平《王十朋评传》、殷惠中《温州历史人物》、潘猛补《温州历代文选》等著作。洪振宁编著的《宋元明清温州文化编年纪事：960—1911》，是一部断代温州文化编年史，记述了宋、元、明、清时期温州的文化历史和文化成就。徐顺平《温州历史概述》，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系统地论述温州地方历史、文化的第一部著述。此外，学界对温州南宋诗歌创作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如赵平的《南宋诗人群体的兴起与温州本土诗风的传承》，认为南宋温州作家群体占据晚宋诗坛重要一席，把温州本土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钱志熙《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尝试从两宋时期温州地域士大夫文化与诗歌创作的背景中研究“四灵”，在一般的大的文学史格局之外，对其成因与特点做近距离考察；杨万里《地域文化自觉与南宋温州诗歌创作》，认为“四灵”学晚唐而能扬弃晚唐怪异、幽冷的诗风，得力于地方隐逸传统中与生俱来的旷达、乐观精神；张一平、张胜南《温州诗歌史：先秦至两宋时期》，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温州先秦至两宋时期诗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演变规律的专著，其中大篇幅论述了宋代温州的诗歌特征及典型诗人。

（三）对宋代温州科举的研究

学界专门对宋代温州科举的研究涉及甚少。日本学者冈元司近年来致力于宋代温州与永嘉学派研究，其中涉及宋代温州科举的文章有三篇：《南宋期科举试官的地域性——以浙东出身者士大夫为中心》、《南宋温州士大夫的相互关系》和《南宋时期温州的思想家和日常空间——东南沿海社会地域文化的多层性》。《南宋期科举试官的地域性——以浙东出身者士大夫为中心》对南宋疆域内所有路、州（府、军）的进士数和试官数都进行了统计，并详细列出了温州、明州出身的试官名单，试图证明众多浙东出身的科举试官保证了温州士人在科场的优势；《南宋温州士大夫的相互关系》借鉴韩明士（Robert Hymes）对宋代抚州士人的研究模式和法国学者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culture reproduction），以图表方式举例描绘了宋代温州成功的科举家族，以及这些家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南宋时期温州的思想家和日常空间——东南沿海社会地域文化的多层性》从日常空间的观点分析温州南宋思想家的地域性活动以及进士及第人数的变化。这些研究视角都比较独特，拓展了宋代科举温州科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王宇以科举与永嘉学派的关系为切入点，发表了两篇文章：《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和《论南宋后期科场中的朱子学和永嘉学》。在《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中，分析了从南宋前期到中后期，《春秋》一经在科场地位的变化，认为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陈傅良和他的时文，进而推论，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崛起与科场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论南宋后期科场中的朱子学和永嘉学》中，描述了朱子学向温州的传播，在朱子学的垄断地位越来越稳固的形势下，永嘉学者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叶适、陈傅良的时文仍然受到追捧，在科场的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可永嘉学派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却被历史所淘汰。

朱海滨《宋代温州科举的兴盛及其背景》认为温州科举虽然起步较晚，但北宋末以来崭露头角，至南宋时其地进士数量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宋代温州科举繁盛是人地压力、扩充太学及其解额、漕试制度的实行、福建移民的大量流入、重视人脉关系的传统等多种因素叠加效应的结果。

曹丽萍《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详尽分析了陈傅良试论的特色。黄明光《温州古代科举鼎甲考》，对温州古代科举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的特点及为官后的政绩进行了探讨，认为南宋温州鼎甲多，鼎甲产生县份的不均衡是温州鼎甲的两大特点。陈安金《论北宋中后期制度转型与温州士子的机遇》，认为元丰太学法改革和州县学三舍法改革，拓宽了温州士子的仕进之路。卢良秋《温州瑞安曹村进士数考证》，考证了瑞安曹村有进士82人，为名副其实的“中华进士第一村”。以上研究以小视角折射了温州科举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