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是在业师王永兴先生的文书课上。记得王先生在上课之前，就拿着几份复印的吐鲁番文书抄件底稿分发给我们——上他课的几个研究生，我和张小舟分到的是关于高昌县车坊的文书。由于事前完全一无所知，更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知先生口中一再重复的“做”文书为何物。但是先生说，你们不但要“做”出来，而且还要在北大新办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发表。所以“做”自然就是要研究，要写出文章来。老师说做文书比写毕业论文更重要，如果学会了，论文也就不难了。这在当时听了，都是似懂非懂，其中的用意是在后来才得以领会。

先生的话令大家都很兴奋，于是各自动起手来。但是真正做起来，却是犯了难。对着前后残缺、没头没脑的文书，可以说根本读不懂。80年代初，敦煌知识没有普及，不要说做，就是知道有文书的人也不多。而我们的训练，就是从认字、解词、搜集相关材料开始。根据王先生教导的程序，文书先是要录文，然后认字、标点、校勘（结合其他文书和史料），再挑出不懂的词（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作注释，然后才是全卷的说明和问题研究。我和杨宝玉先生直到后来做归义军研究，还是采取这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一种基础性训练，宝玉那样做，应当也是她的导师白化文先生教导的。

对于我一个未经本科而直接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这些在当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由于唐史知识有限，往往不知道应当向哪个方面努力。就以注释而言，费尽千辛万苦才搞懂的词汇往往是前人不屑一顾的常识，或者早由前人解释过了。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开始对专业熟悉起来，不但熟悉了文书，而且熟悉了唐史，逐渐分清了自己应当掌握的知识和问题。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资料的搜集既少且慢。就车坊这个问题而言，史料不多，研究者更少，只有日本的加藤繁、日野开三郎等一二人进行过一些探讨，可参考的不多。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出现，可说对研究车坊乃至于唐代的厩牧制度和交通都有很大的补充。不过我在当时并没意识到车坊资料的珍贵性，只是在老师指导下逐渐进入状态，将写出的文本不断修改。也许是这些修改都没有抓住要害，当改到八九遍之际终由老师帮助重新调整提纲，决定论述重点，才将论文完成——当然今天看来还是很浅薄，发表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集上，可以说这是我在研究生期间为之努力最多也耗时最长的一件事。

现在回忆第一次“做”文书真是痛苦的过程，但我由此知道如何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研究进而写出论文。之后果然像先生所说，一旦进入硕士论文的写作，我并没有费太大的劲就为自己找到了当时在国内尚无人关注过的题目，并完全独立完成。说也奇怪，先生并没有像文书那样要我一遍遍改，甚至也没有提出太多不同意见。写成后我只改了一遍就过关，并且顺利地通过答辩，其中的主要内容，后来还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拜先生所赐，试想如果没有文书课的训练和实习，我是不可能顺利找到研究对象和路径的。

尽管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然对文书有畏难情绪，虽然又已写了一二篇，但多是为应付开会，也完全不成气候，没能继续深入，后来的一些年更是几乎完全脱离了文书。想起来，还是当时对文书没有感觉，也没有体会到其中的乐趣。我的师兄、师弟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于敦煌文书上都取得了成就，且差不多都成了执掌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执意脱离文书做唐史，这就错过了研究文书的最佳时机。结果唐史和文书都一文莫名，现在想起来也许那时的放弃是最大的失误。

直到1998年张弓先生主持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课题启动，我分工书仪部分，这才有了重新与文书打交道的机会。而在我之先，由于赵和平师兄已经将大部分文书做了分类整理，且借给我很多他用过的资料和前人论著，这使我能够比较轻易地了解了各类书仪的现存状态及内容特色，也从中找到了对文书的感觉。总之，经过多年以后，这一次的印象完全不同。也许是赵师兄将最难做的开发工作做完了，而将一座存有各种宝物的富矿留给了我，当那五光十色的藏室在眼前突然被打开后，我确实被其中的丰富内容深深吸引了。这之后的事情，自然是紧紧抓住书仪中的那些瑰宝，一个个认识、解剖。而理解、追踪它们的过程，也就像在海边捡拾美丽的贝壳，当你的发现越来越多时，你对大海的深邃和博大也会有着越来越难以描摹的感觉。

总之，也许是书仪本身距离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最近，其丰富的内容使我接收到诸多鲜活的信息，感受到其中特殊的魅力。并且可以说，书仪与以前我见到的那些文书不同，所反映的层次和内容是多重的，它们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洞察世界的窗扉。不断的观察和发现也使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和出口，我感到问题基本上可以分做两方面，即一方面是对各类书仪分类和内容、事件的理解，从这方面你可以感受到书仪自身的制作变化与社会生活、历史沿革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另一方面，就是书仪层次、方面不同而无处不在的礼法和制度。当发现礼仪这一造就书仪的核心内容，也就认识到了书仪的主体和灵魂。从这里开始，我发现了足以开拓思路、走向中国民众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深处的一条路径，那就是通过作为中国国家形成基础的礼。礼的研究可以从小到大，从书仪扩充到中古礼制的诸多方面，使你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及特色有一深刻全面的认识。可以说，对敦煌书仪的研究，拓展了我研究学问的格局和境界，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于书仪的研究，无疑增加了我的自信。我想就做学问而言，我是幸运的。而我个人的经历，也证明了敦煌吐鲁番文书对于认识历史的宝贵。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文书需要一定的基础，而唐史就是我研究文书的另一臂膀。值得庆幸的是，王先生当年在开设文书课的同时，也开设了唐史与唐朝制度史，而我多年在唐史方面的努力也不能说是白费。之前成果少，是因为没有将两者沟通。而在进行书仪和礼仪研究的同时，我发现如果结合唐史，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视野及结论。例如在《朋友书仪》的研究中，以前的研究都指出书仪的所在地域是甘肃、宁夏，而作者是长期滞留边州、远戍从役的官员或者藩镇掌书记一类。但我是依据经济史中西北六城水运使的建立及水运路线在唐五代延续的历史进一步解决了书仪的来源问题，认为书仪的描写实际上是代表水运官吏或运卒（官健）的身份和立场。过去多认为曹氏归义军始次朝贡成功是在后梁，且已形成定论。而我和杨宝玉先生重新解读书仪“别纸”的内涵，结合后梁自身的政治形势、统治地域以及梁廷的开国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曹议金的通使成功绝不是在后梁而是在后唐。至于后来我对《新集杂别纸》的研究更是建立在对河北藩镇及梁唐地缘政治分析的基础上，由此证明了后唐明宗时期的统治格局与书仪制作传播的关系。这样不仅文书研究得益于唐史，唐史研究也因文书而深入。以我个人的经验，这样的结合是不可少的。

当前，敦煌吐鲁番研究仍在吸引着年轻的学子，研究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不是这里所能涵盖的。本书旨在提供个人的一些心得，其中也大都是我结合文书和唐史的实践，相信今后的研究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而文书研究作为敦煌吐鲁番研究的一部分，始终期待着人们更多的发现，也始终是值得学者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