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关于将编委数量用作大学学科排名的研究综述

将大学所拥有的编委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应用于大学学科排名的研究大量集中于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用单一维度的“编委的绝对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对学科进行排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编委数量”这一指标呈现多维化趋势，出现了反映相对数量的“师均编委数量”指标、反映编委学术水平差异的“加权编委数量”指标、反映校友影响力的“编委毕业院校数量”指标等。同时，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经济学分支领域纳入到这种以编委数量为评价标准的学科排名体系中。

在整个管理学和商学领域，Kaufman最先将编委数量作为评价标准应用到学科排名中。Kaufman认为编委资格的获取取决于学者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杰出成就，编委资格是学术荣誉的象征，编委所在的系与大学也分享这种荣誉。一所大学的科系拥有这样优秀的人才越多，编委所在学科的实力也越强，并以此作为排名的理论基础对世界各大学的财政学学科进行了排名。他选取了10本财政学期刊，按期刊的质量差异分成三组，每组分别统计编委数量对各大学的财政学学科进行排名，并将三组的排名结果进行整合得到综合排名，将综合排名与本领域基于科研产出的学科排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大学既出现在以编委数量为标准的综合排名中，也出现在其他以科研产出为标准的学科排名中。

Kurtz和Boone将上述类似的排名方法应用到市场营销领域。他们选取了13本市场营销类的期刊作为样本源，通过统计美国大学在13本期刊中的编委数量，对美国大学的市场营销学科进行了排名。Kurtz和Boone认为如果一个学科的质量是以高级教师的声望来反映的话，编委数量比科研产出数量更合适，因为科研产出数量往往是年轻学者为了晋升而追求的目标，从编委角度对营销学科进行排名也是一种新的排名视角。

Gibbons选取14本统计学期刊作为期刊样本，通过统计美国各大学所拥有的编委数量以及编委所覆盖的期刊数量，分别对美国各大学的统计学学科进行排名。结果表明，在两个排名中，编委数量以及编委所覆盖的期刊数量在各个大学的分布较为均匀，没有出现在这两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大学。Gibbons也指出了编委只占各大学教师数量的一小部分，缺乏代表性是这一排名的缺陷。

时隔不久，Gibbons和Fish又用同样的方法对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学科进行了排名，将排名结果与本领域基于科研产出标准的学科排名进行比较发现，两种不同标准的排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指出以编委数量为标准的排名简单易行。同时在此次排名中，Gibbons和Fish考虑了经济学科中教师数量的规模大小，将师均编委数量作为评价指标单独进行了排名，使得编委数量由原来的绝对量指标拓展为相对量指标。

Chan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编委数量这一评价指标不断细化，不仅设置了师均编委数量这一相对量指标，而且考虑了编委所在期刊质量这一因素，提出“Editorial Board Index”（以下简称EBI指数）的概念，即将“编委数量”按编委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大小进行加权。Chan选取了16本财政学期刊按编委数量、加权期刊影响因子后的编委数量、师均编委数量等指标分别对世界各大学的财政学学科进行了排名，并与前述Kaufman的排名以及Borokhovich等人基于科研产出的学科排名分别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Chan认为尽管基于编委数量的排名并不完美，例如最好的研究者未必都在编委名单中，但是它仍然是基于科研产出排名的很好补充，而考虑师均编委数量及编委所在期刊质量等因素则为排名提供了新的视角。

此后不久，Chan等人将类似的方法应用于国际商学排名中，并进一步将EBI指数区分为基于2年期刊影响因子的EBI指数和基于5年期刊影响因子的EBI指数，分别作为指标对世界大学的国际商学学科排名，并将排名与同领域的其他学科排名进行比较发现，基于不同标准的排名相关性较低。

Urbancic在前述Kurtz和Boone的研究基础上对营销学期刊样本进行了筛选和增补，通过统计最新编委数据对世界大学的营销学科重新进行了排名。研究结果表明，约有半数的期刊编委集中在少数的25所大学中，且大部分在基于编委数量的排行榜中排名较高的学校在基于科研产出的排行榜中排名也很高，Urbancic因此认为可将基于编委数量的排名作为基于科研产出排名的替代方法。

在旅游管理领域，Mason和Cameron选取了20本旅游学期刊作为样本，将基于编委数量与基于科研产出的两类学科排名进行散点图分析发现两类排名相关性较高。Law等人认为编委是学界的领导者，大学某一学科拥有的编委数量可以用来反映该学科的研究质量。他们在旅游管理领域选择了57本期刊作为样本，对该领域的大学按编委数量进行排名，发现该排名与该领域其他一些学科排名相关性较高：香港理工大学、英国萨里大学、中佛罗里达大学、弗尼吉亚理工大学等8所大学都出现在了这些学科排名中。

在经济学领域，Frey和Rost选取115本经济学期刊作为研究样本，按编委数量进行学科排名，并将排名与ESI数据库中被引最多的前100名院校进行了散点图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要好于两类排名在个人层面的相关性（如前所述，Frey和Rost也在个人层面检验了两者的相关性），但是院校层面的这两类排名的重合度仍然较小。Frey和Rost也将基于编委数量的学科排名与ARWU大学排名中前100名的大学进行对比，比较两者榜单的重合程度，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性较低，很多在编委数量学科排名中较高的大学并未出现在ARWU排名中。Frey和Rost认为编委排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应鼓励排名的多元化发展。

我国的邵娅芬同样在经济学科中按编委数量进行了学科排名，同样将基于编委数量的学科排名与ARWU经济学学科排名进行了比较。她选择了科睿唯安JCR数据库中的265本经济学期刊作为样本，对编委数量排名与ARWU经济学学科排名、IDEAS经济学学科排名分别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编委数量排名与这两个偏重学术成果的排名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得出了与Frey等人不同的结论。邵娅芬还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中的55所大学与编委数量排名进行了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17。她认为两者相关的原因在于一流大学中一流的科研实力、师资力量等因素与编委形成了良好互动，大学应鼓励学者积极参与编委的有关活动。

与以往研究相比，Musambira和Hastings考虑了编委毕业院校也即校友这一因素。他们选取8本传播学期刊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统计大学所拥有的编委数量与大学所拥有的编委校友数量两个排名，将这两个排名与该领域的其他一些学科排名进行了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6组相关分析中，仅有2组有显著的正相关性。Musambira和Hastings据此认为不应用编委数量排名取代科研产出等学科排名。

除上述研究外，将编委数量用于学科排名的还有Cherwitz和Daly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Boone等人在物流运输领域的研究、Volkan等人在会计学领域的研究、Urbancic在房地产领域、商学教育领域的研究。

较之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分支领域而言，Burgess和Shaw的研究所涉学科领域范围更加全面与综合化。Burgess和Shaw在《金融时报》提供的管理学类期刊基础上确定36本期刊为样本期刊，涵盖的分支学科领域包括会计学、财政学、经济学、中小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等等。他们将管理学作为一个整体领域对各大学的编委数量进行统计并排名。将排名结果与《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基于ESI数据库的总被引频次排名三个排行榜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以编委数量为基准的学科排名与前两个排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却与基于ESI数据库的总被引频次排名缺乏显著的相关关系。

Braun等在理工农医类的12个学科领域里将编委数量作为排名指标用于大学排名，并将该排名的前100位大学与ARWU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编委数量的排名与其他两个大学排名相关性较弱。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表明，从编委数量角度对大学学科进行排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排名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管理学和商学领域。涉及理工农医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仅有Braun等人的一次探索性研究。然而在这仅有的一次研究中，Braun等人将所有12个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大学编委总数与包括社会科学评价在内的ARWU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综合排名进行相关分析，且先不说在学科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分析是否合理，此次研究中，Braun并没有列出这12个学科领域中具体每个学科的排名情况，没有单独对这12个学科中的具体每个学科的编委数量排名与科研产出及其他学科排名进行相关分析，人们并不清楚具体每个学科领域内的编委数量及其与科研产出、学科排名的关系。

第二，评价指标不断细化，从单一的考虑绝对数量的编委人数指标逐步拓展出考虑相对数量的师均编委人数指标、考虑编委所在期刊质量的加权编委人数指标、考虑校友因素的编委毕业院校数量指标、考虑编委职位重要性的加权编委人数指标等等。

第三，学者们都将自己这种基于编委数量的排名与同领域的其他学科排名特别是基于科研产出的学科排名进行了比较。然而比较的结果却并不相同，一些学者发现基于编委数量的排名与其他标准的学科排名相关性较高，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显示相关性较低，各个学科之间尚无统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