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2．寻找|迷茫与彷徨

《皮绳上的魂》搁浅之后，我必须转而想别的事情，这时候就想拍《飞越老人院》。其实《飞越老人院》的创意早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把它变成剧本。

二〇〇五年五月，我和王要、刘奋斗开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开到湖南衡阳，采访当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背尸回家乡的农民的原型。然后，我们一路经广西、贵州到云南大理，开始创作《落叶归根》的剧本。没想到，到大理的第一天，我和大理的朋友们一起踢球时把腿踢断了，先是住进了医院，然后每天只能躺在MCA客栈的后院——我们自己的小客栈里静养。每天三个人围在一起聊剧本。在关于电影的创作思路上，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我希望拍一部荒诞的、充满黑色幽默的公路电影。而刘奋斗总想把我拉到别的路上去，我们一度争吵得很厉害，根本聊不下去了。这时候，刘奋斗说，他有另外一个故事：一帮老头老太太，从一座老人院里跑出来，一路狂奔，要到海边看大海的故事。我说，这想法好，这是我想拍的电影，你把这想法先给我留着，等拍完《落叶归根》，咱们再弄这个。

《皮绳上的魂》拍不了了，自然就把《飞越老人院》提到日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在风格上和《落叶归根》是有一种延续性的，我希望再做一部荒诞的黑色幽默的公路片。这可能跟我一向爱旅行有关系，我对公路片一向情有独钟，但我也知道，中国那时候根本没有汽车文化，而美国的公路片，真是基于汽车文化、公路文化，发展出的一种类型片，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地去模仿美国的公路片。因此，我就想，也许我们可以做中国式的公路片，中国式的故事，中国式的人物，中国式的公路特点。在这方面，《落叶归根》做了一次尝试，至于《飞越老人院》，我也想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挖掘。

从更大的范围上说，现在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其实也都是公路电影，中国式的公路电影。虽然这几部电影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各不相同，但一以贯之的都有“在路上”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导演在艺术创作和审美上有意无意的选择和探索。

二〇〇八年下半年，我开始写《飞越老人院》的剧本，二〇〇九年初在大理写完了第一稿，整体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公路的元素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在人物设定上，七位老人棱角分明，个性突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史和故事，同时，又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这里面有个老头甚至是吸毒成瘾的瘾君子。他们为了完成一个老人想要看一眼大海的遗愿，抱着他的骨灰盒，跑出了老人院，踏上了去往海边的漫漫长路。在路上，其实每个人都在解决自己对人生的纠结与困惑，当然，它的基调依然是充满荒诞和黑色幽默的。

但是过完春节，回北京开始推进这个项目时，在投资方的选择和操作方式上，我和刘奋斗产生了很大分歧。他是原创故事和制片人，我是编剧和导演，我们之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整个项目就很难往前推进。可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二十年的哥们儿，到这时候几乎决裂了。一直拉扯到五月一日也没有个结果，我赌气放弃了这个电影。

如果那时候可以拍《飞越老人院》，也许就不会有《无人驾驶》这部电影了。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那时候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拍电影了，自己做的项目不断遇到坎坷，内心非常焦虑彷徨，感觉一年又要荒废掉了。同时，在大理盖的一个新客栈也已经开工，催促工程款、材料款的电话不断。我两年多没有工作，自然也囊中羞涩，那时候，真的有些着急，感觉必须要为生活而去挣钱了。

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有个叫张翀的小兄弟拿着他写的剧本《无人驾驶》找到了我。从剧本上看，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并且有复杂的结构。当年拍《爱情麻辣烫》时，曾经有一稿剧本，是把五个故事完全打散，一环扣一环地环形讲故事。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结构，认为是非常前卫和牛逼的。但制片人罗异说太复杂了，观众看不懂。虽然我和刘奋斗据理力争，但终未达成愿望，只能变成五个小故事由一条线索串联起来的“糖葫芦”结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看到《无人驾驶》剧本的时候，我就想，也许可以用这个电影去完成当年那个设想。我拿着剧本找到星美的老板覃宏，他看完后，觉得还是挺有商业性的，当即决定投拍。五月八日定下来，九月份就开机了。

那时候正是中国电影票房开始大跃进的时期，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聊市场票房、明星、商业植入等话题，也出现了所谓“亿元导演俱乐部”的概念，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会作用到你的内心。有时候，也想用一部电影证明一下自己，票房过个亿啥的。正是有了这方面的诉求，所以《无人驾驶》也是按比较商业的方法去操作的。我和投资人共同谈好了几个一线明星，希望从演员阵容上就是个商业片的卖相。同时，因为有很多追车、撞车的戏，我们也在谈一些汽车品牌的植入。那几年，好像商业植入成了降低电影投资风险的必经之路，尤其是现代都市电影。但为了植入广告，在剧本和拍摄过程中，你得不停地去考虑如何合情合理地把这个产品弄进去，有可能就会牺牲掉一些东西，这对于电影本身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没想到的是，电影临开拍了，演员却出了问题。原来答应好的演员，却临时变卦了，后边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不断地出状况。有的突然生病，有的对排名有意见退出了，我们只好边拍边换。中间好几次拍摄几乎都要停了，因为不知道第二天拍谁，只能到处打电话，幸亏有一些朋友愿意来救场。就这样坚持着，总算拍完了。但整个拍摄过程，我都处在极其崩溃的状态，根本没办法全身心投入创作，每天最重要的精力都花在了沟通演员上，那部电影对我打击很大。感觉电影受制于演员、受制于明星的成分太大了，拍电影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那时候我就想，以后甚至不敢再用明星了。

《无人驾驶》的票房最终是两千万，这和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当然，这里也有宣传、发行等多方面的问题，但最根本的是这部电影没有真正触及观众的内心，只是浮于一个好看的结构和故事，电影最质朴的内心表达其实是缺失的。

就像这部电影的片名一样，我好像也处在了一种无人驾驶的状态。

《无人驾驶》做完之后，我跟刘奋斗在《飞越老人院》上的分歧也得到了解决，他放弃了做制片人，完全交给我去做。我找到《落叶归根》的投资人王海峰，他之前一直对这个电影有兴趣，也一直希望继续和我合作。这样一个题材，他也知道商业上的难度，所以他的操作方式是要请两个大腕儿来演主角，而我希望找一帮真正七八十岁的老人来演。他也联系了两位很有实力的演员，他们对这个故事都很有兴趣。但五十多岁的演员去演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心里还是有些障碍。所以，他们当时提出，能不能改剧本，改到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一群人。我说，那这个故事其实就不成立了，这事后来就没谈成。对于我来说，要再一次跟明星合作，其实是心有余悸的，所以心想没成也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王海峰来说，没有了大腕儿的参与，这个电影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算不过账来。

我拿着剧本去找其他投资人，但发现这样一个老人题材，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大家都不太看好它的市场回报。这时候，我碰到了李力，他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进入电影领域，但已经开始参与一些电影的投资。我跟他聊了故事，他说很感兴趣，哪怕是为了我们的父辈，也应该去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在李力的主持下，又引进来几家新的投资方，大家都希望能把这样一部电影做好，但是却在电影的形态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一家投资方拿来非常多的关于孤寡老人的资料和各种案例，希望这个电影往感人、煽情、大众化的方向去走，这样才能赢得观众和市场。这和我希望的黑色幽默、荒诞的方向产生了很大分歧。我始终在和投资方进行博弈，后来甚至出现了换导演的声音，李力似乎也无能为力。当时，我处于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曾经有过真的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又觉得这个电影一波三折终于走到现在，又不愿就这么半途而废，还是得坚持做完它。但坚持做下去的结果，就是要选择妥协，妥协的结果自然就是改剧本，往感人和煽情的方向去改。改来改去实际上就是把原来比较荒诞的人物设置改成了中规中矩的人物设置，又回到了家庭、父子关系、老年人的社会问题等一系列非常传统的套路上来，甚至还加入一些鸡汤式的对白。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自己都相信了，只要大众化一些，这个电影还是能有票房的。所以，在影片的表现手法上，也尽量用比较常规的镜头语言，希望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就这样，原来想象应该很酷的一个故事，最后变成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电影上映以后，口碑也挺好，很多观众被感动了，但我自己特清楚，我要的那种口碑可能不是这样的口碑。我希望它是另一个概念上的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自己、对这部电影并不满意。记得戛纳“导演双周”的选片人和他的女朋友坐在洗印厂里看完了《飞越老人院》的时候，他女朋友感动得流泪满面。但选片人说，电影有点儿太满了，有点腻，他说他很喜欢《落叶归根》的黑色幽默，以为这部片子还是那个方向，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感觉。我说：明白了，什么也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自己最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影片上映的时候，我还要面对媒体不断地去说那些感人的故事，说我自己多么爱这部电影，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

《无人驾驶》和《飞越老人院》拍完，我突然有点找不到自己了，好像一直被各种因素左右着，把自己弄丢了。那段时间非常彷徨和迷茫，电影似乎没有给我带来愉快和成就感，而更多的是痛苦和不堪。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拍电影了，甚至开始有些厌倦这件事了。我想，必须要停下来，再这样拍下去，就把自己给拍没了。那时候，正好大理的房子也盖好了，我就把家搬到大理，远离了北京，远离了电影。我每天在那儿收拾院子，种花种草，购买家具，做些具体的工作，让自己在体力劳动中获得快乐，和双廊的朋友们聊最生活的话题，似乎电影离自己很遥远了。但当我一个人坐在洱海边，看着苍山落日的时候，电影依然会纠结我的内心。电影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该去拍什么样的电影，该怎么去拍电影，这些问题会不断地出现在脑子里。

这两部电影，看似都有些客观的外部因素左右着我，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但静下心来想，其实，这些和投资人、演员、宣传发行，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己出了问题，是“我”出了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喧嚣的商业电影大潮里，自己变得浮躁了，想的东西太多，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拍电影变得没那么单纯了，很多东西都会影响我，混淆我的视听，自己不自觉地就着急了起来，生怕跟不上节奏就会被时代抛弃了一样。按说当时《飞越老人院》出问题了，我应该坚持下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为了挣钱或是必须拍个电影去匆忙上阵拍《无人驾驶》。那时候是想走捷径去复制《爱情麻辣烫》的成功，但电影是不能复制的，哪怕复制自己，都是一种倒退。电影更没有什么捷径，如果要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要在艺术上走得更远，你就必须受得了寂寞，顶得住压力，受得了清贫。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自己始终没有想清楚——那就是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我一直被认为是商业和艺术结合得比较好的导演，这也给了我一种错觉，总想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和尝试。但经过这两部电影，我越来越发现，商业和艺术是很难结合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商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就要求电影尽量满足大众的口味，而艺术往往指向更加个人化、极端化、实验性的东西。它们的诉求本身就指向两个方向，要想结合它们，就得两方面妥协，结果就有可能两方面什么都不是。当然，也存在着一种电影叫通俗文艺片，它似乎就是这种中和的产物。我的一些电影，其实就是这种电影的注脚。而我自己似乎并不满足于一直在做这种电影，我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走得更远一些，我也知道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潜力，至于能走到哪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周围很多投资人朋友一直在劝说我去拍商业片，他们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也愿意给我投资，甚至有上亿的项目摆在我的面前，我知道他们都是真的喜欢我，真的为我好，真的想让我有好的成绩，但我都推掉了。我并不排斥商业片，也一样尊重好的商业片导演，我只是很清楚自己骨子里不是这个方向的人，商业片也不是我做电影的初衷。电影对我来说，不是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如果想要挣钱，可以去拍广告，拍城市宣传片，即使就当个客栈老板，生活也可以无忧无虑。电影对我来说，始终还是关乎个人的表达，如果失去了这种表达，只是去完成一个技术性工作，似乎也就失去了拍电影的意义。也有投资人跟我说，你先拍个商业的，把自己先弄成个三四亿票房的导演，再回头拍你的艺术片，都不耽误呀！但我非常清楚，一旦进入了商业的轨道，再想回头是非常困难的。从投资上说，拍了五千万的，再往下就是八千万、一个亿、两个亿。从票房上说，卖了两个亿，就想还能卖五个亿、十个亿，人的欲望总是没有止境的。而当你的投资上去了，习惯了大剧组、大制作之后，就很难回到小成本、小制作了，你已经被架在了上边，你会不自觉地被商业裹挟着往前走，很难脱身。

现在是时候慢下来去想清楚这些事了。这些年我做电影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习惯性地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不断丧失自己的初衷，丧失自己的棱角，虽然还没有到丧失底线的程度，但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我。当然，电影始终不是个人的产物，它是所有人合作的结晶，你需要尊重每一个合作者，去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但电影归根结底又是一个导演的艺术。你自己不想清楚，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所以，如果要再去拍电影，不能再这样轻易地妥协，要去坚持自己的想法。一个导演的创作生命是有限的，如果你还想拍出几部自己满意的好电影，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再左右摇摆了，要对自己狠一点，想清楚未来的路，就一条道走到黑了。

那我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当脑子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西藏的两个电影就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了。这是多年以来内心一直牵挂的东西，是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加上二〇一四年是马年，是冈仁波齐神山的本命年，朝圣这件事更加意义非凡，这对我是难得的机会。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一年把朝圣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拍出来。

《冈仁波齐》没有剧本，只是这个想法已经在我脑海里生长了十几年，现在终于确定了拍摄方案，就是用一年的时间，跟着一组朝圣的队伍拍摄。用一种苦行僧的方式，跟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也不事先规定剧情，就从他们本身的生活里挖掘故事和人物。我相信这里面一定能拍出有意思的东西。同时，这种拍摄方式可以让我有机会去重新认识电影，这正是我这个阶段最需要去面对的东西。这是我有意识要去经历的一次自我蜕变，它意味着我必须忘掉以前所会的东西，摒弃那些驾轻就熟的实用技巧，让自己回到最初，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用纯真的眼光去发现，用最笨拙的方式去寻找。这个过程肯定充满无数的艰辛与挑战，但我必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