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藏的缘分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还在中戏读书。那一年的暑假刚好和毕业实习连在一起，这让我有了三个月左右的空闲时间。我决定来一次背包旅行。

父母也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给了我三千元钱。我内心深处对于广袤、粗犷的边远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于是随身带了一个随身听、十几盘磁带和两本书就出发了。从甘肃到青海，再到新疆，最后从新疆进西藏，足足在外流浪了三个月。

那是一次非常随性的旅行。交通方式是坐长途客车、搭乘顺风车或者徒步。住的地方也都是最便宜的大车店，或者在小旅馆的多人间凑合一个床位。所去的地方同样是兴之所至，事先并无规划：可以在青海湖边随便找一个小旅馆住下；也可以在途经塔里木湖时，心血来潮地跳下长途客车，径直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里，跟他们同吃同住；更可以在天池边任性地搭个帐篷，等待第二天的日出。

旅途中当然也遇到过凶险。在敦煌月牙泉后边的鸣沙山上，就曾见到一具半风干的女尸，至今这场景都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勾起我对很多故事的联想。在伊犁街头闲逛时，曾跟两个醉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架，我的鼻梁骨都断了，当时也没在意，直到三天后，才在喀什的人民医院被医生用一根铁签子正了回来，疼得我浑身冒汗。

但一路上我收获更多的却是欣喜和感动，既饱览了很多壮观的美景，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结识了很多与人为善的陌生人：有无私相助的货车司机、热情好客的牧民、萍水相逢的旅伴，还有在西宁火车站，当我和一个叫安宾的兄弟身无分文，连张回北京的火车票钱都掏不起时，善意收留我们的列车长。

有些事更像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我在喀什的时候结识了一个香港女孩，她给了我一本香港人写的关于新疆旅游攻略的书。那是作者在新疆七进七出，几乎把新疆所有地方都跑遍之后写出来的，里面都是非常翔实而实用的内容。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类书籍，我自然是如获至宝。

后来从喀什往南疆走，经若羌时，晚上住在一个矿区的大车店里，竟然就在那里遇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自己刚去了可可西里的腹地——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除了美国的一支科考队和中国科学院科考队以外，他算是第三拨儿进到腹地的“外人”。因为里头还有几个村子，所以时不时会有卡车进去送粮食和收羊毛。巧合的是，大车店里刚好有一位姓朱的货车司机就是做这个的，第二天就要开车进去。

翌日清晨，我和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坐在卡车的后车斗里，裹着司机的军大衣，吃着馕和哈密瓜，一路上披星戴月，备尝艰难。在完全没有路的河床里走了三天后，终于到了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保护区腹地，我也是在那儿第一次有了高原反应。

我在途中见到了许多非常壮美的高原湖泊、沼泽、草原，也多次遇到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和藏牦牛。司机还随身携带着一把猎枪，他说路上有时候会碰到熊和豹子，虽然会有危险，但是国家立了法保护，这些动物都是不能打的。只有在见到野兔子的时候，才可以放上几枪。

从可可西里出来后，顾不上二十多天没洗澡，我赶忙日夜兼程奔向拉萨。因为之前已经和北京的哥们儿安宾约好了，九月十五日要在拉萨会和。那时通信不便，如不能及时赶到，两人可能就失联了。见到安宾时，我俩都已经囊中羞涩，住不起宾馆。那时候导演牟森的工作关系已经分到了西藏话剧团，但他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单位分的宿舍一直空着。我们就四处打探，找到了他的房子，然后破窗而入，堂而皇之地住了下来。

再后来，我们又换到八角街一位叫德钦卓嘎的老太太家里住。老人七十多岁，性格温和，非常慈祥，做的藏餐也极其美味。她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德钦卓嘎原来是贵族家的小姐，家庭成分本就不好，而到了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她丈夫又跑去了印度，这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她这一生可谓多舛，国内的政治运动全赶上了。

到“文革”的时候，德钦卓嘎被下放到某个农场劳改。她骑着马去报到，却阴差阳错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干部竟然莫名其妙地接收了她。她自己当然搞不清楚状况，就在那个地方稀里糊涂地住了下来，直到平反才知道弄错了。

她的这些真实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和荒诞的色彩。我当时就想，如果要拍关于“文革”的电影，就应该从这种角度出发，虽然看起来荒诞，但是挺写实的。

很多人以为这里山高皇帝远，运动的风暴不太会波及过来，但事实上，这里的形势比内地更加严峻。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很多行为常常会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很多寺庙都在“文革”中被捣毁殆尽，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甘丹寺。我们还专门跑过去参观。

那时候对拉萨的深刻印象有两个：一个是要饭的特别多。饭店门口经常围着四五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嘴里“咕叽咕叽”地向你伸出手来。你不给钱还好，要是一出手就完蛋了——给了一个人，就会围上来更多的人，一直寸步不离地黏着你要钱。

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野狗特别多，到处流窜，满大街都是狗粪。藏族人信佛，首先是不能打狗，再加上心怀善念，家家户户都会放些食物在门口。所以这些野狗就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白天转悠到熟悉的人家门口找食物，吃饱了就窝在墙角晒太阳。

到了夜里，外边会传来若远若近的狗叫声。一开始还算平静，但常常在你快要入睡时，突然间几百只野狗像炸了锅似的，一起声嘶力竭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又成群结队地在街上狂奔，地动山摇，声势震天。那个时候，仿佛它们才是城市的统治者，我们这些人只能战战兢兢地躲在屋里，猜测外边出了什么大事。而实际上，无非就是野狗们为了各自的地盘在示威和争战罢了。

后来经过几次打狗运动，城镇的野狗就慢慢绝迹了，我入藏的时候再也没见过那么多野狗。直到这次拍片选景的时候，去过一个叫桑桑的小镇，镇子不大，但野狗四处流窜，像极了一九九一年的拉萨。

在拉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去了周边一些地方。在萨迦寺时，我曾住在寺庙旁边的一个藏式小旅馆里，和来自英国、瑞士、南斯拉夫、泰国和日本的五个背包客住一间房。我们六个人，五男一女，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晚上睡在卡垫上，大家一起聊天，他们见我随身带的磁带正是他们也都很喜欢的摇滚乐，自然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我英语不好，这个时候只能逼着自己绞尽脑汁地边说边练。其实日本人的英语比我更差，不过大家都能明白对方想表达的意思，倒是相谈甚欢。

早上起床，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晨光中的萨迦寺，庄严肃穆。英国人还用自带的野外炉具煮了咖啡，又做了特别美味的布丁给大家当早餐。当时我就特别羡慕人家的随身装备，就算在旅途中，也能把生活细节照顾得很好。

后来瑞士人和南斯拉夫人要去珠穆朗玛峰，我跟他们同去。到了定日县过检查站时，我因为没经验，不知道要提前办边防证，所以哨兵就不让过。苦苦哀求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用，只好和旅伴们道别。他们答应会给我寄他们在珠峰的照片。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一个人悻悻而归，却在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个过沐浴节的藏族姑娘，她们正在河里洗澡，我也高兴地下到河里，加入了她们。

一九九一年的这趟旅行对我非常重要，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不仅见到了许多无比壮美的自然景观，而且遇到了跟我之前生活中所见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这些都让我非常震撼和迷恋。所以从拉萨回来，我买了十几本关于西藏人文习俗和信仰方面的书，厚厚的一大堆，背回北京研究。

那三个月的旅行十分孤独，但恰恰是这种孤独，让我感到自由、清醒、无拘无束。同时，这孤独会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和自己对话。在那些颠簸的长途车上，我经常听着Led Zeppelin的音乐，心里就和自己聊了起来。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些看似很大的问题，在和自己的对话中，逐渐清晰了起来。这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是一个人旅行最重要的收获，它让我成长了很多。而这次旅行，也成了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因为它让我变野了，在城市中再也待不住了，心里总是向往着那些充满神奇的土地。

大学毕业后，我拍了两年关于自然和人文的纪录片。当时就主动选择去拍云南的怒江、甘南的藏族、青海的长江和黄河源头，以及缅甸的瓦邦。后面的日子里，等自己有了车，就找机会开着车再去这些地方。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城市里待上几个月就要找机会往外跑。而现在，则干脆把家都搬到了云南的大理。在这些边远的土地上，我的内心总能找到一种平静，感觉有了归属。我也知道终有一天，我肯定会拍摄和这些土地有关的电影。